黃庭堅與“張懷素獄”
一
1105年11月8日，徽宗崇寧四年九月三十日，詩人、書法家黃庭堅病逝于宜州貶所，享年六十一歲。在晚年日記《宜州乙酉家乘》中，黃庭堅記載了他和一個叫范廖的人朝夕相處、時相游從的最后時光。
宜州，今廣西河池，乙酉，即崇寧四年。是年三月十五日，范廖抵達(dá)宜州；次日，初謁黃庭堅；五月七日，兩人徙居南樓；直至九月三十日溘然長逝，黃庭堅的余生都是和范廖一起度過的。
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今江西修水人。彌留之際，“子弟無一人在側(cè)”，陪伴黃庭堅的只有范廖，料理完黃庭堅后事，范廖遠(yuǎn)赴都城汴京告變，隨后，釀就一起震動朝野的驚天大案，史稱“張懷素獄”，“坐累者百余數(shù)”。
王安石有首題名《贈外孫》的詩，南宋李壁做注時，引《四朝國史》載，張懷素，舒州（今安徽潛山）人，“以幻術(shù)游公卿間”，元祐六年（1091），他煽動吳儲“福似姚興，可為關(guān)中一國主”。（王安石著，李壁箋注，《王荊文公詩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第1140頁）姚興，羌人，后秦第二代國主，《晉書》（卷117）有傳。
最初，吳儲不以為意，但崇寧四年（1105），吳儲將張懷素所言透露給堂弟吳侔，是年八月，徽宗取消給予吳儲的推恩，吳儲因此含憤，準(zhǔn)備重拾舊夢，而吳侔即王安石題贈的對象。
案發(fā)后，吳儲、吳侔及張懷素遭凌遲，吳儲父親吳安詩、吳侔母親王氏及吳侔弟吳僎被流放，陸續(xù)被株連的，還有吳侔的姊夫鄧洵武以及蔡卞、安惇、呂惠卿父子、張商英的女婿等，和張懷素往來更為密切的蔡京卻全身而退。
宋人筆記認(rèn)為，范廖是“張懷素獄”的告密者，王明清更進(jìn)一步指出，范廖告發(fā)張懷素謀反案的動機，很可能源于黃庭堅授意和慫恿，“廖每對客言，其告變實魯直縱臾之。”（王明清，《揮塵后錄》，卷八，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140頁）而其消息來源為“舅氏曾宏父云”。
曾惇，字宏父，曾紆長子。（汪藻，《浮溪集》，卷28，《右中大夫、直寶文閣、知衢州曾公（紆）墓志銘》）曾紆，字公袞，徽宗初年宰相曾布第四子，正是王明清的外祖父。
黃庭堅赴宜州貶所前，曾在永州逗留，而曾紆正編管永州，黃、曾同登太平寺慈氏閣，后來，黃庭堅將家人寄居永州，自然少不了曾紆的周濟和照顧，流放宜州期間，黃、曾時有書信往來，散見于《宜州乙酉家乘》和《山谷詩集》，今存《山谷詩集》最后兩首詩，分別寫給范廖和曾紆。
曾紆是黃庭堅最后往來的友人，范廖“護其喪還”，（劉宰，《京口耆舊傳》，卷五）很可能先假道永州，和寄寓永州的黃氏家人會合，并因此和曾紆相識甚至議及此事，而曾紆之子曾惇是該事件的知情者，毫不意外。
二
范廖，字信中，四川成都人，北宋名臣范鎮(zhèn)族孫，和范祖禹為兄弟行。范祖禹是范鎮(zhèn)侄孫，和黃庭堅是國史院同僚，后來，和黃庭堅一起因修《神宗實錄》被徽宗打入“元祐奸黨”，二人俱貶死嶺南。
在《風(fēng)流天子と「君主獨裁制」：北宋徽宗朝政治史の研究》中，日本學(xué)者藤本猛將“張懷素獄”和蔡京第二次執(zhí)政聯(lián)系起來，認(rèn)為“張懷素代表了對蔡京不滿的勢力”。國內(nèi)學(xué)者方誠峰批藤本猛“求之過深”，認(rèn)為“張懷素案與朝中高層政治沒有太大的關(guān)系”，“不是針對高層政壇的”，理由是“此案的核心成員除了張懷素，其他都是中低級官僚”。（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第246頁）
吳儲、吳侔出自蒲城吳氏，祖父吳充是神宗朝宰相，伯祖吳育官至參知政事，吳侔外祖父王安石也是神宗朝宰相，只是吳儲、吳侔俱非高官顯宦，但僅此并不足以構(gòu)成否定“張懷素獄”和高層政治有關(guān)的充分理據(jù)，畢竟，浮出水面的只是冰山一角，隱沒的或許另有其人。
南宋費袞《梁溪漫志》（卷十）載，“（范廖）徑走京師上變。時蔡元長、趙正夫當(dāng)國，其狀只稱右仆射，而不及司空、左仆射，蓋范本欲并告蔡也。是日，趙相偶謁告，蔡當(dāng)筆，據(jù)案問曰：‘何故忘了司空邪？’”
由此可見，范廖準(zhǔn)備投告的對象是趙挺之，偶因趙挺之告假，陰差陽錯，才誤投蔡京，蔡京恰是范廖要揭發(fā)的對象，甚至是首要目標(biāo)。蔡京，字元長，福建仙游人，《宋史》將其列入《奸臣傳》；趙挺之，字正夫，山東諸城人，《宋史》（卷351）有傳。熙寧三年（1070），蔡京、趙挺之同時考中進(jìn)士，趙挺之另一為人所知的身份，是北宋女詞人李清照的公公。
“謁告”，即告假，“當(dāng)筆”，指批閱公文，是北宋宰相處理日常政務(wù)的主要形式?！端某瘒贰穼⒎读胃孀儠r間系于崇寧四年（1105），吳侔等被誅在大觀元年（1107）五月?！短藉居钣洝?，“（宜州）北至東京（即汴京）五千里?！背鐚幦昵?，范廖“發(fā)金陵（今江蘇南京）”，四年三月十四日“始達(dá)宜州”，耗時半年之久，以宜州與汴京之間的道路里程計，且范廖“仍護其喪還”，恐難在崇寧四年內(nèi)抵京，即使趕在崇寧四年告變，此案也不太可能久拖至大觀元年五月始決，反觀徽宗朝上一次謀反案，即趙諗案，自事發(fā)至趙諗伏誅，前后不足五個月。
另考《宋史·徽宗本紀(jì)》、《宋史·宰輔表》及《宋宰輔編年錄》，蔡京、趙挺之并相，僅在以下兩個時間段：其一、崇寧四年三月甲辰至六月戊子，此時，黃庭堅尚在世，范廖同在宜州，不可能赴京告變；其二、大觀元年正月甲午至三月丁酉，是范廖可能告變的時間，也僅有這段時間和負(fù)責(zé)審理案件的余深、林?jǐn)d當(dāng)時仕履、職任吻合。
據(jù)《皇宋十朝綱要校正》（卷17），“（大觀元年）五月，先是，妖僧張懷素結(jié)知和州吳儲、監(jiān)潤州酒務(wù)吳侔等謀反事，詔御史中丞余深、汴京尹林?jǐn)d鞫之，至是獄具。”余深任御史中丞不可能早于大觀元年，（刁忠民，《兩宋御史中丞考》，巴蜀書社，1995年11月第1版，第159頁）林?jǐn)d任汴京尹大約也在這一時期。（李之亮，《北宋〈開封府題名記〉續(xù)考》，《文獻(xiàn)》，1990年第2期）因此，范廖告變很可能在大觀元年初，而非崇寧四年。
黃庭堅晚年日記《宜州乙酉家乘》或許透露些“張懷素獄”的蛛絲馬跡，但考慮到日記由當(dāng)事人之一范廖最終于南宋紹興三年刊行，同期，蔡京余黨尚在，出于事件敏感性，范廖或?qū)θ沼涀鲞^刪修，況且今存版本缺失崇寧四年五月二十日至六月二十四日記事，因此，事實真相已不可考。
范廖告變，即便非黃庭堅臨終授意，也應(yīng)該和“游俠”范廖耳聞目睹黃庭堅諸人遭際有關(guān)，他想為黃庭堅及所屬“元祐黨人”鳴不平，這恰好吻合范廖“慷慨好俠”、“豪縱不羈”的個性。
但范廖應(yīng)該不會晚至大觀元年初始抵達(dá)汴京，為何等到此時告變？這或許和崇寧五年正月以來廟堂的時局變幻和人事動蕩有關(guān)，這一時期，正是徽宗朝“國是”第一次遭遇挫敗和動搖的時候，也是徽宗和蔡京漸生嫌隙的關(guān)鍵時期。
三
徽宗即位第二年，建中靖國元年（1101）十一月庚辰，初“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宣布改第二年為崇寧元年。“崇寧者，崇熙寧也?！保ú虠l，《鐵圍山叢談》，卷一，中華書局，1983年9月第1版，第12頁）熙寧是徽宗父皇神宗第一個年號，熙寧年間，神宗拜王安石為相，實行變法，而徽宗改元崇寧，就意在“繼志述事”，即“上述父兄之志”，尊崇和延續(xù)神考功烈，并將其奉為“國是”，不容置疑。
崇寧元年六月丙申（十二日），蔡京56歲，甫入國門，便除尚書左丞；七月戊子（五日），“超拜”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第一次拜相；十一日，徽宗差蔡京“提舉講議司”，研擬各種改革事項，由此，成就蔡京雄心勃勃、銳意革新的時代。
“（崇寧元年）八月，置安濟坊。以處民之有疾病而無告者”，“仍令諸郡縣并置?！本旁拢爸镁羽B(yǎng)院。以處鰥寡孤獨，仍以戶絕財產(chǎn)給養(yǎng)”，“遺棄小兒仍雇人乳養(yǎng)?！薄俺鐚幦甓露∥?，置漏澤園?！薄耙怨俚卦峥莨恰！绷?，“置書、畫、算（醫(yī)）學(xué)?！薄扒锲咴拢瑥?fù)方田法”，以均平稅負(fù)。
以上僅略舉一二。當(dāng)然，宋人對蔡京崇寧政事始終聚訟不已，但不容否認(rèn)的是，蔡京集團在社會教育和福利、救助方面的創(chuàng)設(shè)和革新及其推廣、普及范圍之廣，都遠(yuǎn)超王安石時代，即便放眼傳統(tǒng)中國社會，也堪稱“空前絕后”、“登峰造極”，甚至有學(xué)者認(rèn)為，這些堪比西方現(xiàn)代福利政策，“宋代實在為重倫理、崇人道之福利社會，即現(xiàn)代標(biāo)榜福利社會諸邦，亦難企及?！保◤埑手?，《宋代社會福利史研究的整體回顧與理論反思——以“蔡京悖論”為中心的討論》，《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3期）
教育方面，蔡京改革同樣令人矚目。首先，“詔天下興學(xué)”，并將官學(xué)分為縣學(xué)、州學(xué)和太學(xué)三級，每級官學(xué)都分外舍、中舍和內(nèi)舍，學(xué)生按照考試成績和道德品質(zhì)先在本級官學(xué)內(nèi)依次由外舍升入中、上舍，再依次由縣、州學(xué)升至太學(xué)，一旦太學(xué)上舍及第，即授予進(jìn)士和官職，最終將由“三舍升貢法”徹底取代，乃至廢除科舉；其次，“州縣學(xué)并置小學(xué)，十歲以上皆聽入學(xué)?！薄敖裉煜鲁衅?，修養(yǎng)日久，垂髫幼稚，在所養(yǎng)育。仰學(xué)事司、州縣長吏多方勸諭，令入小學(xué)，依大學(xué)例量合支數(shù)，破與飲食?！保钪倭?，《通鑒長編紀(jì)事本末》，卷126，《勸諭幼稚入小學(xué)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2122頁）在全國推廣、普及“小學(xué)”義務(wù)教育。因此，《宋朝科舉》一書作者、美國漢學(xué)家賈志揚認(rèn)為，“作為三舍法的創(chuàng)立者，他（指蔡京）足以側(cè)身于中國歷史上杰出的教育改革家之列。”（賈志揚，《天潢貴胄：宋代宗室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第2版，第105-106頁）
但與此同時，為杜絕“異論”干擾，減少改革阻力，徽宗和蔡京打壓反對派同樣不遺余力。崇寧元年七月，蔡京拜相，“（9月）己亥，籍元佑及元符末宰相文彥博等、侍從蘇軾等、余官秦觀等”，“凡百有二十人，御書刻石端禮門?！背鐚幦炅?，“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笨傊?，“元祐黨籍碑”，是中國歷史上禁錮和打壓“異論”的極端事件，徽宗刊石立碑的目的就在于對入籍官員的羞辱以及對天下官民的警示，官僚士大夫一旦被劃入“黨籍”，除本人永不錄用外，子弟亦不得入京師，并參加科舉。（羅昌繁，《元祐黨籍碑的立毀與版本源流——兼論元祐黨籍名錄的變更》，《北京社會科學(xué)》，2018年第11期）
除蘇軾、蘇轍及“二蘇”門人秦觀、黃庭堅、晁補之、張耒外，黃庭堅岳父孫覺、外甥洪羽、洪芻及蘇軾族子蘇迥都在被打擊范圍之內(nèi)，其他舊黨人士，諸如上文提及的范祖禹，無論在世與否，都無一例外地被打入“元祐奸黨”。除了舊黨人士之外，蔡京還借此名目進(jìn)一步排斥和打壓異己，將昔日政敵、同為新黨人士的前宰執(zhí)章惇、曾布、張商英一網(wǎng)打盡，曾布弟曾肇、子曾紆、婿吳則禮、侄婿葉濤，都概莫能外。
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這些人即使曾經(jīng)宿怨重重，如今俱被放逐在外，甚至貶過嶺海，子弟仕途隨之?dāng)嘟^，被逐出權(quán)力中心乃至政治流放的相同境遇和命運，以及有朝一日可以重返朝廷，抑或從容歸隱的愿望，最終，使這些人逐漸匯聚成同一類人——“在野的士大夫”，（姜斐德，《宋代詩畫中的政治隱情》，中華書局，2009年10月第1版，第146頁）何況彼此之間的姻親關(guān)系早已是盤根錯節(jié)，難分彼此。
如今，“元祐黨人”相繼死于貶所，蔡京被視為這一切的始作俑者，但廟堂之上，仍不乏章惇、曾布、劉摯以及蘇軾的門生和親舊，他們正伺機而動，只為等待一個不期而然的機會，準(zhǔn)備給予蔡京致命一擊，而范廖適逢其會，他懷揣的秘密，正是趙挺之和劉逵不期然而然的那一記重拳。
四
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鄧洵武獻(xiàn)《愛莫助之圖》，將趙挺之列為侍從中“助紹述者”第一人。（《宋史》，卷329，《鄧洵武傳》，第10600頁）次日，徽宗宣告改元崇寧。崇寧元年六月丙申，趙挺之除尚書右丞；八月乙卯，再遷尚書左丞；四年三月甲辰，趙挺之登庸，趙挺之發(fā)跡離不開劉摯、章惇、曾布的接續(xù)栽培和提攜。
先是元祐元年（1086），劉摯除御史中丞，首薦趙挺之“博學(xué)有守”，“可充臺諫之任”。（劉摯，《忠肅集》，卷六，《薦人才疏》，中華書局，2002年9月第1版，第128-129頁）元祐六年（1091）八月，御史中丞鄭雍彈劾劉摯結(jié)黨，明確將趙挺之、曾肇列為“劉摯黨人”。（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六七，第11152頁）紹圣、元符間，趙挺之再“因章惇進(jìn)”?；兆诩次恢螅w挺之復(fù)“諂事曾布，出入門下”。（《宋史全文》，中華書局，2016年1月第1版，第923頁）
徽宗之所以兩次拜趙挺之為相，可以從趙挺之兩次拜相和罷相的制書中一窺端倪，“方時紛更，獨陳讜論。逮予總攬，首建忠言?！薄稗q國是于群邪復(fù)熾之秋，昭先烈于眾訕愈盈之日。雖朕之素定，在汝言之實難?！薄皣且远?，爾猷尤多?！薄按柙L落之初，力排符祐之邪說；方朕有為之日，協(xié)成制作之事功?！保ㄐ熳悦鳎端卧纵o編年校補》，中華書局，1986年12月第1版，第721、727、738頁）
一言以蔽之，徽宗感念趙挺之率先力贊自己“紹述”，而這是徽宗一生所做最重要的決定，具體而言，就是從曾布主導(dǎo)的調(diào)和元祐、紹圣兩黨的“建中靖國”，轉(zhuǎn)向徽宗一意紹述熙豐新政的“崇寧”，“內(nèi)則講修憲章，興熙豐既墜之典；外則攘卻戎狄，復(fù)版圖已棄之疆?！保ā端未笤t令集》，卷149，中華書局，1962年10月第1版，第553頁）徽宗十分清楚，每當(dāng)“國是”之變，勢必激起政事和人事的激烈紛爭，前車之鑒，更歷歷在目。
元豐八年，神宗病逝，哲宗沖齡即位，祖母宣仁太后垂簾，司馬光、劉摯、蘇轍、蘇軾等舊黨入朝，“必欲一變熙寧、元豐之法度為元祐之法而后已”，并盡逐神宗顧命大臣蔡確、章惇等新黨人士，史稱“元祐更化”。同時，借“看詳訴理所”，對蔡確、章惇予以清算，并羅織文字獄，釀成“車蓋亭詩案”，致蔡確貶死。但元祐八年，宣仁太后病逝，哲宗親政，次年改元紹圣，章惇、蔡卞入朝，二人效尤“元祐看詳訴理所”，開始“編類元祐臣僚章疏”，借以打擊和報復(fù)元祐黨人，劉摯、蘇軾、范祖禹等人貶謫嶺表。元符三年，哲宗早逝，弟弟徽宗即位，曾布“以元祐兼紹圣而行”，結(jié)果，元祐黨人還朝，“又復(fù)紛然”，“岑象求輩揚言，云軾、轍不相不已”，這讓徽宗大失所望，于是，“意有所向矣”，遂決意“紹述”。
這一年，徽宗年僅19歲，他內(nèi)心的忐忑和猶疑可想而知。此時，作為最早贊襄徽宗“紹述”的近臣，趙挺之的精神支持，絕不亞于雪中送炭般的溫暖，因此，徽宗始終念念不忘，多年之后，仍不厭其煩地一再重申和強調(diào)。
但趙挺之能夠準(zhǔn)確把握時機，是因為曾布預(yù)先洞悉徽宗的意向，并授意趙挺之有意迎合的，“時曾布與挺之俱在太后陵下，布諭挺之建議紹述，以合上意。”（黃以周，《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拾補》，第625頁）同一時期，諸子中，曾紆對曾布政事介入最深，必然和趙挺之往來頻密。
果不其然，蔡京還朝、拜相之后，進(jìn)一步炮制“元祐黨籍碑”，對“異論”和政敵的傾軋和報復(fù)有過之而無不及，曾紆首當(dāng)其沖，被蔡京黨羽羅織入獄，并流放永州，而且，蔡京擅權(quán)自恣，廣植黨羽，這些勢必都激起趙挺之、劉逵和其他宰執(zhí)的不滿，“（趙挺之）既相，與京爭權(quán)，屢陳其奸惡?！薄埃▌ⅲ╁尤樵v學(xué)術(shù)者”，（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27，691頁）“與趙挺之同心”。（《宋史》，卷351，《趙挺之、劉逵傳》、第11093、11109頁）
劉逵，字公路，湖北隨縣人，是章惇族兄章楶的女婿。崇寧四年二月甲寅，劉逵同知樞密院事；五年正月甲辰，劉逵加中書侍郎，這一時期，“劉逵引致朋邪”，“翟汝文之徒，朝夕造請”。翟汝文，字公巽，元祐三年進(jìn)士，是年，蘇軾權(quán)知貢舉，黃庭堅參詳，翟汝文和蘇、黃有座主、門生之誼，因此，史稱“（翟汝文）少從蘇軾、黃庭堅游”，進(jìn)士及第前，翟汝文“年十四”，“以書謁南豐曾鞏子固”，（翟汝文，《忠惠集》，附錄，《孫繁重刊翟氏公巽埋銘》）曾鞏是曾紆伯父，因此，翟汝文很可能還和曾紆往來。紹圣年間，章惇引翟汝文之父翟思“居要地，任言責(zé)，協(xié)謀朋奸”，可見，翟思出入章惇門下，而劉逵是章惇侄婿，引翟汝文為黨，順理成章。
范廖和翟汝文父子同樣頗有淵源，追隨黃庭堅之前，范廖做過翟思書吏，和翟氏父子過從甚久，范廖料理黃庭堅后事時，“費皆出翟氏”。（《京口耆舊傳》，卷五）試想范廖此行很可能初入京師，入京之后，人生地不熟，先投靠故交翟汝文更符合人情常理，且范廖從未入仕，他對朝廷政事及宰相日常治事等官場規(guī)則未必清楚，卻準(zhǔn)備徑赴趙挺之告變，背后像是經(jīng)人指點，此人很可能就是翟汝文。
元豐改制后，宰相分工以“輪日當(dāng)筆”為主，也就是輪流“當(dāng)筆”。（張祎，《宋代的宰相“”當(dāng)筆》，《文史》，2022年第4期）但范廖不拘小節(jié)，《梁溪漫志》稱其“歸輒大醉”，關(guān)鍵時刻，搞錯趙挺之“謁告”和“當(dāng)筆”的具體時日，因而錯投蔡京，不足為奇，這卻給了蔡京反戈一擊的先機，最終，翟汝文、范廖等人的計劃功虧一簣。
五
選擇在大觀元年初告變，同樣頗有深意。崇寧四年之后，徽宗和蔡京之間的猜嫌加深，趙挺之、劉逵等人欲取而代之。（李兆宇，《論崇寧年間宋徽宗與蔡京的矛盾和妥協(xié)》，《保定學(xué)院學(xué)報》，2021年第5期）與此同時，前宰執(zhí)張商英改知鄧州，呂惠卿起知青州，兩人虎視眈眈，隨時有還朝、入都之勢，這些都給蔡京造成切實威脅。
恰在此時，發(fā)生了讓徽宗“憂懼”、“恐甚”的星變，“崇寧五年正月甲午（戊戌）朔，彗出西方，由奎貫胃、昂、畢，至戊午沒?！睂Υ?，《黃帝占》曰：“（彗星）見則天下兵起，臣謀其主，必有亡國，期不出三年。”《荊州占》亦曰：“彗星出胃、昂之間，大國起兵?！毙亲兪录?，無疑加深了徽宗對蔡京及其作為的猜忌。
于是，徽宗復(fù)相趙挺之，罷蔡京，“上深覺蔡京之奸，由是，旬日之間，凡京所為者，一切罷之?！保ā端问啡摹罚?34頁）不過，“宋徽宗之初衷是蔡京必罷但紹述必存，”但趙挺之、劉逵不僅意在將蔡京逐出朝廷，也要將蔡京的改革事業(yè)連根拔起，史稱“自星變作，上憂甚，委政于挺之與逵，凡崇寧所行事，（挺之與逵）盡罷之?！倍笆录冉圆怀鲇谏希椿兆冢保吧嫌X逵專，后星沒，稍悔更張之暴?！保ā痘仕问V要校正》，第456頁）徽宗不滿于趙挺之、劉逵借機大肆更張，這給了蔡京集團乘勢反擊的契機，于是，“京黨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逵專恣反覆”，“引用邪黨”。（《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拾補》，第879頁）
崇寧五年十二月戊午（初一），劉逵出知亳州。作為政治同盟的劉逵突遭罷免，蔡京隨時有復(fù)相之虞，趙挺之不安于位，此時入京投奔翟汝文而來的范廖，掌握著蔡京、蔡卞兄弟和張懷素往來頻密的證據(jù)，一旦事發(fā)，或許不僅能阻止蔡京復(fù)相，甚至還可以扳回一局，將蔡京徹底逐出朝廷，這或許就是“張懷素獄”此時出籠的政治背景，也間接地證實了藤本猛將“張懷素獄”和蔡京第二次執(zhí)政聯(lián)系起來的論述，而趙挺之、劉逵、翟汝文、范廖和“元祐奸黨”群體之間的種種聯(lián)系，也讓“張懷素獄”客觀上像是那些被打入“元祐奸黨”的“在野的士大夫”門生和親舊的一次不謀而合，甚至是共謀。
但無論如何，蔡京黨羽及其勢力根深蒂固，結(jié)果，“張懷素妖事覺，（林）攄與御史中丞余深及內(nèi)侍雜治，得民士交關(guān)書疏數(shù)百，攄請悉焚蕩，以安反側(cè)，眾稱為長者，而（蔡）京與懷素游最密，攄實為京地也?！保ā端问贰罚?51，《林?jǐn)d傳》，第11110頁）因為黨羽林?jǐn)d、余深的居中運作，蔡京不僅確保自身無虞，轉(zhuǎn)而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借機除掉始終覬覦相位的呂惠卿，“懷素獄起，蔡京欲因其傅致惠卿之罪，下其子淵于獄，拷笞數(shù)千，欲因令招伏與懷素謀反，淵卒不服，得免”，呂惠卿遭流放，最后郁郁而終，而鄧洵武因為和吳侔的關(guān)系也遭罷免，隨后被株連的，還有張商英的女婿王溈之。
大觀元年正月甲午，蔡京復(fù)相；五月，“張懷素獄”定讞。迫于形勢，趙挺之已在大觀元年三月自行請罷，五個月后，趙挺之病逝。同年九月，蔡京黨羽開始對趙挺之政治盟友劉逵斬草除根，羅織了史上著名的“蘇州錢獄”，“蔡京復(fù)相，思有以中傷劉逵，而言官與京為地，因論其妻兄章綖奸濫敗官，倚逵勢盜鑄”，“綖敢冒法無忌者，逵蔽之也。”（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中華書局，2006年12月第1版，第692頁）
蔡京打擊、報復(fù)劉逵、章綖，最終也招致自身及家族覆亡?；兆谛湍┠辏仁菍O覿的彈劾，導(dǎo)致蔡京父子仕途終結(jié)；欽宗靖康初年，“侍御史孫覿等始極疏其奸惡”，繼續(xù)對蔡京及黨人李綱等窮追猛打，結(jié)果，蔡京被流放，死于潭州，諸子中蔡攸、蔡翛被殺，蔡條“流白州死”，“余子及諸孫皆分徙遠(yuǎn)惡郡”。（《宋史》，卷472，《蔡京傳》，第13727頁）
孫覿對蔡京父子及其黨羽大加撻伐，或許和孫覿是章綖侄婿有關(guān)。（孫覿，《鴻慶居士集》，卷33，《宋故左朝奉大夫提點杭州洞霄宮章公墓志銘》）當(dāng)蔡京父子失勢，幾成眾矢之的，孫覿此舉不免落井下石、公報私仇之嫌。不僅如此，元朝官修《宋史》，將蔡京兄弟、父子俱列入《奸臣傳》，《宋史·蔡京傳》依據(jù)的是宋朝國史，原始材料出自孫覿等人之手，孫覿也成為“制造蔡京”的關(guān)鍵人物。（蔡涵墨：《〈宋史·蔡京傳〉的文本史》，《歷史的嚴(yán)妝》，中華書局，2016年4月第1版，第17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