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1.遇見儺

據(jù)《禹貢》載，人們早在夏代就知道長江沿岸有四個大沼澤，“可收水草之利”。即云夢澤，今洞庭湖一帶；彭蠡澤，今鄱陽湖一帶；丹陽大澤，今高淳的固城湖、石臼湖一帶；震澤，今太湖一帶。這四大沼澤，像長江在奔騰中濺出江岸的四朵水花，被吳、楚急忙捧在掌心里。

壬寅仲夏，訪高淳。

友人載著我，離開燈火輝煌的金陵城，一路往南而去。約莫一小時后，到達了高淳地界，而后又上山。山野漆黑，夏蟲的鳴唱裹著花草的清香，如水般從窗外涌進來。車在狹窄的山道上盤旋了許久，才看見一處亮燈的房舍。一下車，即被一種豐沛的水澤之氣包圍。

高淳的朋友說，明日是全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日，高淳老街上跳五猖，這是一種儺舞。儺，是上古文化的活化石。早知道蘇南地區(qū)有儺遺存，此次竟然遇上了。

表演場地設(shè)在高淳老街的戲臺前。觀眾已密密匝匝地圍了好幾圈，場上有六七匹高頭“大馬”在興高采烈地歡騰跳躍。這么高大的“馬燈”還是第一次見。在這江南水澤之地，怎么會有如此熱烈粗獷的異域之“馬”呢？

在場地的邊上，幾位臉色黑紅的村民，穿著戲袍，背著靠旗，手捧面具，一團錦繡地站在那兒候場。儀仗隊的彩額上繡著“高淳椏溪跳五猖”幾個字，可知這支跳五猖的隊伍是從高淳椏溪來的。

跳五猖要開始了。

鼓，這遠古時期的發(fā)明，聲音雄渾，宏大，神秘，籠罩著在場的所有事物。繁華的屋宇退去，鼎沸的人聲退去，甚至太陽也退去，仿佛置身于遙遠時空中的原野。

他們的右手擎起面具，左手托住，頭揚起，這一瞬仿佛等待神諭，然后謹慎地覆上，那張人臉霎時隱沒，取而代之的是面具——粗野、怪誕、夸張、扭曲、變形、獰厲，超凡入魔，又超凡入圣，人間哪里找得到這樣的臉？

道士、和尚、土地、判官在前引導(dǎo)，五位猖神手執(zhí)雙刀跟隨其后。他們舒臂抬腿，朝拜四方，變換隊形，動作粗獷凝重，甚至可以說是笨拙。有關(guān)專家分析說，這是一種保持人的身體重心的動作，是遠古舞蹈的遺風(fēng)。后來據(jù)介紹，他們表演的是“雙龍出水”“滿天星”“五角星”和“天下太平”等陣法。

面具是儺的象征符號。仔細看五位猖神的面具——寬大扁平的鼻子，眼睛梭形斜飛入額，大黑眼珠鼓在眼眶外，大嘴咧開露出顆顆牙齒，面頰聳起如山，眉形菱狀倒立?；y裝飾加劇了面具的獰厲——兩邊上嘴角各伸出一條分叉的蛇芯子，又似火苗，下嘴角長出獠牙，鼻子上布滿金色的顆粒，或是水波紋，眉心則是云紋、水波紋、鳳紋和圓點的組合。面具用色遵循了戲曲的色彩程式——“紅忠，紫孝，黑正，粉老，黃狠，灰殘，藍兇，綠暴，水白奸邪，油白狂傲，神佛精靈，金銀普照”。從這些儺面上甚至能感知到商周青銅器上獸紋的那種韻律。我相信文明是有記憶的。

五位猖神的面具因大面積使用了五種較高純度的色彩，又能清晰地區(qū)分出五色——青、紅、白、黑、黃，五位猖神的衣服、盔頭、雉尾，都與面具的五色相配。五色是一種符號，分別對應(yīng)著東、南、西、北、中五個方位，代表著五方的神靈。這是人們把復(fù)雜抽象的陰陽五行之理，化為簡單的形式融入了表演，同時把浩瀚無垠的宇宙微縮為一個相對狹小如芥子的空間。

在高淳，跳五猖是祭祀祠山神的主要活動。高淳的祠山廟有上百座，幾乎村村都供奉祠山神。相傳祠山神原名張渤，西漢時吳興或武陵人，他效仿大禹治水，在江南筑堤壩開河道，有“禹后一人”之稱譽，是老百姓心目中的治水英雄。農(nóng)歷二月初八是張渤的生日，高淳人在這一天舉行盛大的祭祀張渤的活動。農(nóng)歷二月初七，扮演五猖神的村民會將神面執(zhí)于右胸前，在鑼鼓嗩吶中將神面送到祠山神像前的供案上，民眾攜帶香燭參拜神面，晚間邀請戲班唱戲，舊日都演目連戲。二月初八上午，扮演五猖神的村民戴上神面，穿上神衣，抬著神剎游鄉(xiāng)，巡游的隊伍旌旗招展，鑼鼓喧天，浩浩蕩蕩穿過田野，穿過大街小巷，在所經(jīng)的村莊里跳五猖，祈福禳災(zāi)。

江南神祇多如野花，天真地開遍山川大地。民間有五通神、五路神、五顯神等，似乎與五猖神雷同。魯迅在《朝花夕拾·五猖會》中也有質(zhì)疑，只是也沒有區(qū)分。這些神祇，在后世的不斷流變中，附著的東西因繁雜而顯出民俗的瑰麗風(fēng)情來。五猖神的來歷，也是傳說眾多。據(jù)《清人筆記》載：朱元璋征陳友諒，夢陣亡士卒請求撫恤，乃命江南百姓家“造五尺小廟”，命陣亡士卒“五人受伍”而受供。此乃一說。高淳椏溪韓橋村的祠山殿保存著一張《祠山神譜系圖》，圖中有66位神仙，最上面是祠山大帝，最底是五猖神、道士、土地、和尚、判官。由此可見，五猖神在祠山大帝的麾下。這也只是其中一類起源。

場上突然鼓聲大作。黃面猖神居中，青、紅、白、黑猖神圍聚。鑼的聲音如刀鋒，又似閃電，瞬間撕開時間深重的帷幕，動作也由緩入急，變得相對粗獷奔放。面具上的線條和色彩，仿佛幻化為風(fēng)、水、火、閃電、雷聲、霧氣、烏云、猛獸、蟲蛇……突然大悟：大自然變化無狀，因而這些“臉”沒有具象，指向萬物的奧秘，指向不可預(yù)知的力量。

這些猙獰的“臉”迎面而來，心不由得縮緊，汗毛頓時悚立。時間沒有流逝，眼前的儺面依然具有恒久的聯(lián)想和威懾力。這一瞬間，我吸入了上古的蒼茫之氣。

2.腳踏荊棘，也身披月光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天風(fēng)浩蕩，大地蒼茫。土臺前，戴著羽冠、身披獸皮的伊耆氏（傳說就是神農(nóng)氏），帶領(lǐng)部落里的人，一起呼號，并手舞足蹈，把狩獵來的禽獸獻給神靈，把新收的五谷撒向大地，感謝眾神靈一年來對農(nóng)作物的福佑，祈求來年的豐收。他們祝禱的聲音在天地間回蕩，一場雪即將撲向大地，抹去舊歲。

這首記錄在《禮記·郊特牲》的蠟祭禱辭，按今天的語言就是：土啊，請回到原處吧，不要流失；水啊，請回到溝壑吧，不要泛濫成災(zāi)；昆蟲啊，請不要繁殖，成為災(zāi)害；草木啊，請回到沼澤，不要長在田園里。這是禱辭，也是咒語，是祈愿，也是命令。人類思想的微光還無法照亮濃霧深鎖的大自然。先民們相信萬物有靈，祈禱萬物有序。

太陽落下，月亮升起。先民們在日月的循環(huán)往復(fù)中覺知著一滴雨、一縷風(fēng)、一粒種子、一朵花的律動，分出春、夏、秋、冬四季，和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節(jié)。把自己納入這個系統(tǒng)，像樹木花草似的，與自然合拍。但饑饉、旱澇、蝗災(zāi)仍然不斷發(fā)生，痢疾、霍亂、鼠疫等傳染性疾病，不斷讓人失去生命力。人們認為這是疫鬼作怪，而且疫鬼十分恐怖可怕，必須要比疫鬼更加兇猛可怖才能“驚驅(qū)疫癘之鬼”，于是借來了自然、野獸、祖先，甚至想象中鬼的特征，通過假面塑造了一個超能量的具體形象來驅(qū)除疫鬼，謂之儺神。

蔡邕在《獨斷》中寫出了疫鬼的履歷，說帝顓頊有三個兒子，死后成為疫鬼：一個居江水，為瘧鬼；一個居若水，為魍魎；一個居人宮室樞隅，善驚小兒，于是命方相氏武力驅(qū)除。

在方相氏之前，驅(qū)鬼逐疫的是各氏族的酋長，或巫師。到了周朝，儺祭納入國家“禮”的范疇，驅(qū)鬼逐疫的巫師有了一個編制——方相氏，一個沒有官職的武夫。最早記錄方相氏行儺驅(qū)疫的文獻是《周禮·夏官·方相氏》，書云：“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zhí)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儺），以索室毆疫。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

漢畫像石中的方相氏人身獸足，似熊非熊，瞠目張口，赤身裸體，下蹲，做奔走狀。從方相氏的形象上，更多的是看到了獸形，也看到了人的卑微弱小。那時人們還不是處在世界的中心，面對自然是那么的無力而茫然。

古人在一年里有三次行儺驅(qū)疫：春季“國人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御佐疾，以通秋氣”；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三次行儺，都與農(nóng)事節(jié)氣緊密相關(guān)，但主要還是驅(qū)除疫癘，保護人的身體健康。

《后漢書·禮儀志》記載：“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睗h代這一場宮廷大儺儀，牽動了朝野上下。

——選出10歲以上、12歲以下的貴族子弟120人，作為侲子，戴上紅色的頭巾，穿上黑色的衣服，手里拿著撥浪鼓；選12個人扮演12種神獸；方相氏則戴上有四只眼睛的黃金面具，掌蒙熊皮，穿上黑色的上衣和紅色的衫褲，一手執(zhí)戈一手執(zhí)盾。夜間時刻，朝中大臣們也都戴上紅色的頭巾，護衛(wèi)天子乘輿到御前殿，然后黃門傳令：侲子已備齊，請逐疫。于是，120名侲子唱《十二獸吃鬼歌》，曰：“甲作食雜，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兇，赫女軀，拉女干，節(jié)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后者為糧?！苯又较嗍吓c十二神獸斗，鎮(zhèn)服十二神獸，讓它們改惡從善，然后方相氏率領(lǐng)十二神獸和侲子，在宮中一間一間趕鬼，侲子手搖撥浪鼓，鼓聲與人的呼號聲，驚天動地，然后持火炬，送疫鬼出門，門外騎士傳火炬出宮，而后棄于洛水中。在這場大儺儀中，人借助了獸力，其中的《十二獸吃鬼歌》可謂恐怖。

美國歷史學(xué)家威爾·杜蘭特在他的《東方的遺產(chǎn)》中說：“如果沒有死亡的話，大概就不會有神靈?！弊诮滩皇菫榱似鹚阑厣侵敢说男撵`，更好地面對死亡這一歸宿，反之，也是更好地面對生這一命題。儺，作為心靈的產(chǎn)物，自然而然隨著人心的變化而變化。

看大唐。在這個開放度極高的朝代，隨著空間和視野的打開，人的能量也被極大限度地宣揚開來。人對自然的神圣敬畏，開始轉(zhuǎn)變?yōu)槔寺南胂?。李白的“舉杯邀明月”，王維的“山月照彈琴”，就是唐人的靈魂和肉體與自然相契的最好例子。

而帝國則把驅(qū)儺儀式納入了樂部，宮廷行儺“用方相氏四人，侲子五百”，依然有“十二神獸”，發(fā)出“儺儺之聲”驅(qū)趕（《樂府雜錄》），其規(guī)模、聲勢遠超前朝。同時，肅穆的儺儀在民間開始松綁，從封閉走向開放，從神圣走向世俗。人神開始替代獸行驅(qū)疫。劉禹錫有詩曰：“三千三百西江水，自古如今要路津……行到南朝征戰(zhàn)詩，古來名將盡為神?！蹦切┲页剂紝⒌墓廨x事跡被編成儺戲、儺舞，既是酬神，又可化人，還有娛樂的興味。李卓在《秦鐘歲時記》中寫道：“歲除日進儺，皆作鬼神狀，內(nèi)有二老兒，其名皆作儺公、儺母?！眱?，猶如荊棘枝頭上那一顆緊緊包裹著的玄色花苞，開始露出一點嫣紅，那是戲。儺的宗教色彩被沖淡了，后世宗教活動娛神又娛人的序幕從此開啟。

當濃烈張揚的“唐三彩”隱入了時間的深處，“雨過天青云破處”的宋瓷浮了上來。在這高古清雅的宋朝之外，還有一個活字印刷、指南針、火藥的宋朝。人對世界的探索，其實就是對自身的認識。這個時代反映在儺上，就是與世俗生活更貼近了。

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中這樣追憶汴京的宮廷儺儀：“至除日，禁中呈大儺儀，并用皇城親事官，諸班值戴假面，繡面色衣，執(zhí)金槍龍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偉，貫全副金鍍銅甲裝將軍，用鎮(zhèn)殿將軍二人，亦介胄，裝門神，教坊南河炭丑惡魁肥，裝判官。又裝鐘馗、小妹、土地、灶神之類，共千余人，自禁中驅(qū)崇出南熏門外轉(zhuǎn)龍灣，謂之‘埋崇’而罷。”

北宋宮廷的儺儀已然一掃森嚴恐怖的氛圍，方相氏、十二神獸、侲子等全被皇城親事官、教坊伶人取而代之，還出現(xiàn)了將軍、門神、判官、鐘馗之類的俗神，人數(shù)達到千余人。這跟宋朝信奉道教也許有關(guān)。陸游在《老學(xué)庵筆記》中記述：“政和中大儺，下桂府進面具，比進到，稱一副，初訝其少，乃是以八百枚為一副，老少妍陋，無一相似者，乃大驚。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p>

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宗教，沒有嚴格的教義典章。人們隨心設(shè)置儺神，千姿百態(tài)，滿足自己的各類訴求。想象一下，這千余人戴著各自的儺面——猙獰，慈悲，簡陋，嫵媚……亦莊亦邪，亦魔亦鬼，亦神亦人，手舞足蹈，唱和追逐，更像一場大型的假面舞會。此時，人是神，神也是人。

南宋溫州人周去非在《鄰?fù)鈱Υ稹芬粫?，記錄了他在桂林做靜江府通判時看到的桂林儺的情景：“桂林儺隊，自承平時，名聞京師，曰靜江諸軍儺。而所在的坊巷村落，又自有百姓儺。眼身之具甚怖，咸有可觀，視中州裝對仗，似優(yōu)也。推其所以然，蓋桂人善刻戲面，佳者一值萬錢，他州貴之。如此，宜其聞矣。”

宋時已出現(xiàn)了專業(yè)的行儺隊伍，儺面與戲面也已不分。這些現(xiàn)象的背后，是兩宋期間各種人文藝術(shù)形式的蓬勃興起，歌舞、雜劇、百戲、南戲，粉墨登場，儺也形成多元的地方色彩。特別是南戲的興起，各種“路歧人”介入儺事活動，對后世的儺事活動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南宋詩人劉鏜暮年隱居在江西南豐鄉(xiāng)野，他的《觀儺》詩寫得非常精彩。當?shù)卮迕裨凇肮穆暅Y淵管聲脆”中，“鬼神變化供劇戲”，扮神的“自夸搜捕無遺藏”，扮鬼的“五方點隊亂紛紜”。其中扮演儺神的細細數(shù)來有十幾個角色，有“夜叉蓬頭鐵骨朵”“紅裳姹女掩蕉扇”，“綠綬髯翁握蒲劍”“牛冠箝卷試閱檢”等。這一場鄉(xiāng)間的儺事，戲劇色彩已如亂花迷人眼的春天。

朝代更換，就像大地上的莊稼，割了一茬，又長了一茬。宋以后至晚清，宮廷歲末的儺儀，皆由梨園子弟扮裝演示了。從原始的巫師，到方相氏，到官員，到優(yōu)伶，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宮廷里的儺儀遂絕。儺依附民間廟會、宗教信仰傳承了下來。然而，時代的風(fēng)吹啊吹，吹銹了犁耙，吹散了漁歌，儺像失去土壤的花樹四下里凋零。

可是大地何其遼闊，總有一隅依然野花爛漫，人們依舊戴上假面，在大地上跳著舞，與天地交流，就如眼前跳五猖的高淳人。這些行儺的村人，仿佛從遙遠的時空而來，他們腳踏荊棘，也身披月光，散發(fā)著神秘的氣息和蓬勃的生命力。

3.水是母體，也是命門

儺，是一朵原始的思維之花，寄托著先民對生命的美好訴求，有一種超越物理力量的精神之美。這種精神之美是形而上的高蹈，卻根植于形而下的土壤。

當農(nóng)耕社會逝去，儺的生長土壤愈加貧瘠稀薄，因而顯得彌足珍貴。高淳幾日，我一直在尋找根植儺文化的那一方“土壤”。

打開地圖，高淳的地理位置一目了然。高淳在蘇皖交界處，地勢西高東低。它的北面是秦淮河與南京城，東面的茅山和天目山余脈是與太湖流域的分水嶺，南面挨著皖南山地，長江從西面，像手臂似的攬過來。

長江，這看得見的偉大造物主，從青藏高原出發(fā)，輾轉(zhuǎn)數(shù)千里，經(jīng)蕪湖，由西南向北邊的南京奔流而去?；蛟S是大海在望，穿過蕪湖的時候，興奮地濺出三朵水花，分別是石臼湖、固城湖、南漪湖。而蜿蜒的長江支流——青弋江、水陽江、胥河等，恰似連著這三朵花的枝干，搖曳漫卷，生機蓬勃。

這一方聚水之地，就是上古的丹陽大澤。從“丹陽大澤”四個字里，已看到了林木蔥蘢，湖水恣意，水草豐美。高淳的先民們就棲居在大澤中的小島上，或是瀕水的低山丘陵中。距今約6300年至5000年的薛城遺址，就在石臼湖南岸的一處島形的臺地上。離固城湖不遠的一處叫“朝墩頭”的高地上，在距今約5000年至2800年的時間里，先后有三批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創(chuàng)造出燦爛的高淳古代文明。

“朝墩頭”遺址曾出土了一件人像玉飾。這個距今5000多年前的“南京人先祖”，方臉、菱形眼、寬鼻闊嘴、一字胡、長耳，長發(fā)上束盤成大髻，身穿筒衣，方領(lǐng)，兩臂相交平置在胸前。高淳先民們留在這片水澤之地的骨骸，以及所有的物品，在“他”的眉目間獲得了溫度和靈魂?？梢韵胂?，“他”，也是“他們”，在丹陽大澤中種植水稻，追捕野獸，獵殺鱷魚，用紅砂陶罐汲水，在酋長或巫師的帶領(lǐng)下舉行盛大的報功祭，祝禱萬物有序。

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種迷茫。這種迷茫曾在高淳跳五猖的儺舞中見過——藏在獰厲變形的面具里，被舞動的肢體帶出來的一種龐大的水汽。突然明白了，這種迷茫來自蒼茫的丹陽大澤。

沿著高淳歷史的大河而下，發(fā)現(xiàn)水不僅是高淳的母體，也是高淳的命門。

遠古時期，長江的一條支流從今蕪湖東經(jīng)高淳東壩、溧陽至宜興，通太湖，這條水道叫中江，是吳楚的咽喉要道。橫貫東西的中江，就如掌心里那條生命線，左右著高淳的命運。

周景王四年（前541），吳國在“吳頭楚尾”的瀨水之濱設(shè)置邊邑，稱為瀨渚邑，并筑固城以抵御強楚東侵。其間一度被楚國占領(lǐng)，固城也成了楚王的行宮。瀨水，就是中江，也稱瀨江、溧水。瀨渚邑是高淳最早的行政建置。

周景王二十三年（前522），伍子胥為報父兄之仇，發(fā)誓滅楚，經(jīng)宋、鄭等國，出昭關(guān)（今安徽和縣境內(nèi)）奔吳。約周敬王十四年（前506）之前，吳王闔閭為伐楚采納伍子胥建議，將現(xiàn)今東壩至下壩之間的十里岡阜鑿穿，溝通太湖流域至蕪湖的水道，以資軍運，這條水道是中江的一段，后世叫胥河。東流水道的打通，使高淳湖區(qū)水位下降，圍湖造圩興起，高淳進入有史以來土地開發(fā)利用的第一次高潮。

胥河湯湯。這條軍事要道，同時也是一條文化和商貿(mào)的通道。吳俗信鬼，楚俗信巫。“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倆，璆鏘鳴兮琳瑯……”楚大夫屈原那充滿著吳、楚、越民間祭祀歌謠風(fēng)的《九歌》，勢必隨著長江水，沿著胥河而來。巫風(fēng)儺舞，吳水楚韻，在丹陽大澤間流蕩。

來自黃河流域的中原文明隨著北方戰(zhàn)亂的移民進入這片南方水澤。固城檀村出土了兩座東漢晚期磚室墓，其墓磚上刻著青龍、白虎、車馬出行、舞熊、方相氏、飲宴、孔子見老子、荊軻刺秦王等精美的圖案，其中赫然出現(xiàn)方相氏?？梢韵胂?，方相氏“黃金四目”，掌蒙熊皮，帶領(lǐng)十二神獸和100多個侲子，執(zhí)行著周禮，在固城中行使儺儀的情狀。

“驅(qū)儺擊鼓吹長笛，瘦鬼染面惟齒白。暗中崒崒拽茅鞭，裸足朱褲行戚戚。相顧笑聲沖庭燎，桃弧射矢時獨叫。”在孟郊的《弦歌行》中可一睹當?shù)氐泥l(xiāng)儺風(fēng)貌。孟郊曾為溧陽縣尉。高淳、溧陽以及宜興，都在中江流域上。秦漢南北朝時期，高淳、溧陽都屬溧陽縣。隋唐時，高淳才從溧陽析出，歸入溧水縣。有意思的是，詩中可見，當?shù)仳?qū)儺除了戴假面，還出現(xiàn)了“染面”，這是大唐的浪漫自由在這片南方水澤中的個性表達。

看“儺”之余，如若細聽，似乎還可以聽到詩中傳來雞犬相聞和春蠶桑盡時的機杼之聲。好一個江南魚米之鄉(xiāng)！

時間推動著歷史，也記錄著歷史。明初，又一件與胥河有關(guān)的重要事件發(fā)生了。此時距伍子胥鑿穿胥河，已過去了2000年之久。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溧陽鄉(xiāng)紳陳蒿九，向朝廷上疏，建議修筑東壩。陳在奏折中寫道：“念蘇松等處，朝廷股肱之郡，賦稅所出甲江南，每遇春秋水溢，則泛濫無所國稅多虧，于上江要害之地，筑隉壅水，以防民患……”

于是——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胥河建石閘啟閉，命名廣通鎮(zhèn)，并設(shè)巡檢司。

明永樂元年（1403），改東壩石閘為土壩。

明正德七年（1512），加高東壩三丈，徹底截斷胥河?xùn)|流之水。

從此，世界上最早的運河斷航。這一事件成為高淳歷史的分界點。滋養(yǎng)高淳幾千年的水，成了高淳人的災(zāi)難。雨季，長江水，皖南山區(qū)的水，在高淳境內(nèi)外泄受阻，全縣80多座圩垾沉沒，10萬余畝良田淪為澤國，其里甲之數(shù)減損近半，由72里減編為41里，人口更較建縣之初大為減少，至萬歷年間（1573—1620）一度僅余8000多人。

在高淳的歷史間行走，只見濁浪洪水，哀鴻遍野，疫癘如影隨形。今天站在時間之外看這些簡單的文字，仍然觸目驚心。摘錄幾條：

正德七年（1512），自春至夏，疫癘大作，死者相枕于道。

嘉靖十年（1531），大水，淹沒民居。

嘉靖三十五年（1556），又在與東壩（或稱上壩）相對的胥河下游增筑下壩。

萬歷二年（1574），秋大水，九月圩破，谷熟無收。

萬歷十五年（1587），六月，大水連月，圩垾盡潰，民舍蕩沒，哭聲遍野。

道光二十九年（1849），較上年大水六七尺，一望汪洋，民舍傾圮，存者寥寥，民不堪苦，乘水勢蜂擁開東壩，希圖泄水，未幾官督造土埂止水。

咸豐元年（1851），下壩、東壩先后從土壩改筑為石壩，作為太湖地區(qū)防洪屏障的胥河兩壩愈加牢固。

清代河道總督勒輔言：“江南之蘇、松、常、鎮(zhèn)，浙江之杭、嘉、湖等府，在唐漢之前，不過一澤國耳。”筑東壩之后，高淳變成了“洪水之地”“洪水走廊”。500多年之間，高淳發(fā)生了140次水災(zāi)。而高淳以下的太湖流域，水退良田出，稻花飄香。

1987年，高淳開始動工建設(shè)下壩船閘，至2015年，完成了從一線船閘到二線船閘，從單線船閘到復(fù)線船閘的治水工程。通航的蕪申運河，上接長江下通太湖，從安徽蕪湖始，經(jīng)馬鞍山、當涂、宣城至江蘇高淳、溧陽、宜興，入太湖，經(jīng)太浦口在吳江進入上海，千噸級船舶暢通無阻。歷時30年，中江，或者說胥河，這條古老的運河完成了蛻變，重新煥發(fā)出生命力。

高淳人說：“我擋三江水，確保蘇錫常?！痹捓餄M溢著一種悲情。其實，苦難往往孕育著希望，毀滅往往預(yù)示著新生。千百年來，高淳人經(jīng)歷著洪水的洗禮，一種精神已如青山屹立。我以為，這是一種危機中求生、災(zāi)難中求活的樂生精神，與儺的原始精神一脈相承。

此時，那個答案已找到——水才是滋養(yǎng)高淳儺文化的土壤，是物質(zhì)的，也是精神的。

4.樂生精神的集體表達

去看固城湖。

固城湖在中江流域上，是胥河的重要部分，湖因“固城”而得名。固城曾作楚王行宮，也曾為溧陽縣治。

“湖天一望水湯湯，白骨儡然古戰(zhàn)場。若使平陵終楚天，誰知瀨渚是吳疆？”這是明代詩人邢繼鯤看固城湖發(fā)出的感慨。幾千年彈指一揮間，固城已不在。而大湖蒼茫，仍是上古丹陽大澤的底色，也是歷史的風(fēng)云沉淀于此吧。

近看，湖水輕輕拍打著堤岸，親吻著岸邊的青草野花，溫柔而恬靜。一些廢棄的圩埂長滿水草，半截露在湖面，半截沒入湖中，圩田的樣子依稀可見。這是人類的創(chuàng)造，被大湖收回，隱入自然的浩瀚。舊日圍湖造圩的人在湖邊的村子里。

固城湖的東岸是吳家村。這個臨湖的村子，白墻紅瓦，像水澤中開出的一串穗狀的野花。微風(fēng)拂面，云彩低垂，遙想先民們在上古大澤中生活的情狀，不禁思緒萬千。

村子的西頭臨著固城湖，蓊郁的林木掩映著一座素樸的徽派建筑，門楣上寫著“保賢局”三個字，以為是村里的藏書樓。本地學(xué)者魏云龍先生說，這是神廟，也是一個水上救生慈善機構(gòu)，除了保賢局，還有仁濟局、崇仁局、救生局，圍繞著固城湖。一個湖的四周有四大救生慈善機構(gòu)，這聞所未聞。

保賢局，有“江南第一局”之譽。保賢局原名龍盛庵，始建于清光緒年間，因年久失修，村民捐資重建，易名為“球瑯庵”。“保賢局”是高淳知事劉春堂取的。民國八年（1919），劉春堂乘舟經(jīng)固城湖，突遇風(fēng)暴，船隨時可能沉沒于湖心。危急之際，劉春堂面朝“球瑯庵”，跪求神靈庇護。世上總有湊巧的事。劉春堂脫險后，募資重修廟宇，將“球瑯庵”改名為“保賢局”。這名字好啊，“?！笔潜４?，“賢”是賢良，是德行。

保賢局門前的廣場中央，一根約20米的木質(zhì)標桿直插云霄，上面飄著一面紅色的幡旗，當?shù)厝私小岸ㄐ臈U”。這里又有一個故事。民國十一年（1922），高淳縣第三警察分駐所所長唐焜，在固城湖上遇風(fēng)暴，危急中向保賢局呼救，村民聽到呼救聲，駕著救援的紅船，將唐焜一行救上岸。唐焜于是出資捐建了一塊八面旗桿石，每個面都雕刻著佛像，村人稱“八面佛”。這根“定心桿”白天升紅旗，晚上掛紅燈，成為湖上舟船辨別方位的地標。據(jù)說，這樣的“定心桿”，固城湖的東、西、北各有一根，呈鼎足之勢，守護著固城湖。

在保賢局的南邊是“崇本濟孤祠”。舊時的保賢局除了對湖中遇險實施救援之責(zé)，還設(shè)有濟孤祠，收養(yǎng)棄嬰、施棺施藥，為孤老和湖難無人認領(lǐng)的死者供奉牌位。而保賢局的北邊是祠山廟。祠山大帝端坐在神龕上，兩側(cè)供奉著五猖神。廟里有一塊祠山大帝的“抬剎”，方形，上下六層，排列著數(shù)十位神祇，最上面是祠山大帝，最底部就是五猖神。每逢祠山大帝巡游時，就把“抬剎”綁在祠山神的座椅上以代神像，出游祀神。

有意思的是，吳家村跳五猖稱為“武五猖”。與在高淳老街上看到的椏溪“文五猖”不同的是，武五猖的五位猖神手中執(zhí)不同的兵器——青臉使雙棍，紅臉執(zhí)雙刀，白臉拿牌，黑臉雙手握八角拳，黃臉左手捉雞右手持刀，儺舞的動作剛勁勇猛，令人望而生畏。

在吳家村，看到了高淳人與水相依守望的溫情——保賢局，定心桿，救孤祠，祠山廟，圣德樓，構(gòu)成了一個完整的民間精神空間。這是一個因水而生的精神空間，溫暖，廣大，厚重，高蹈。

農(nóng)歷二月初八，也是春氣回升、萬物復(fù)蘇之時，高淳人熱熱鬧鬧地紀念治水英雄張渤。這何嘗不是人們樂生精神的一次集體表達？儺舞跳五猖，附著在祠山廟會上，傳遞著高淳人美好的生活愿望，也提醒著人與自然相處這一古老命題。

想起昨日跳五猖的儀仗隊浩浩蕩蕩從高淳老街穿過時，卷起了一股喜氣，也是一股生氣，一股正大之氣。我站在屋檐下目送著他們沿著這條千年老街遠去。3000年前，孔子看到鄉(xiāng)儺從自家的門前經(jīng)過，也是這樣恭恭敬敬地站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