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馬識途

中華讀書報：您發(fā)蒙很早吧？早年的讀書是什么情況？

馬識途：我六歲時被送去上小學。當時，我們平沙壩馬氏家族辦了一個小學叫“茂陵學堂”，每人發(fā)了一本國文讀本，老師教我們認字。我還記得，我們最先讀的教本是以“山、水、田、狗、牛、羊”開頭的，后來改為上海新出版的以“大狗叫，小狗跳”開頭的教本。父親對中國文化典籍十分看重，告訴我們學新學也不能丟了四書五經、古文詩詞。后來，他順應幾家長輩的意見，在馬氏宗祠里辦了一個私塾，讓大院里幾戶殷實人家的子弟大約七八人就讀。父親并不主張請原來那三家村學究似的老夫子，認為太過古板，而是請來一位對國學有很深的根底的中年塾師，不過，我們還是尊稱他為老夫子。

因為我們已經讀了幾年小學，識了不少字，所以老夫子一開課，就讓我們讀朱熹批注的四書。開始第一篇就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夫子不主張多講解，他說讀多了自然明白。因此，課程的安排一般就是上午上新課，背新書，下午則是背舊書。每天背書時，我們輪流捧著教本放到夫子面前，然后轉過身背了起來。有時背不上來，夫子會提醒一兩句，夫子雖然較和善，可是要求嚴格，有時他也會叫我們“吃竹筍”或者用手指拐敲我們的腦袋（我們叫作“吃板栗”），教訓道：“怎么這么不爭氣……”老夫子開的課程，除開四書外，還有《古文觀止》。一年以后，他又教我們學作詩詞，嚴格要求我們必須遵守詩詞的格律。他的這些嚴格的訓練，給我們打下了較好的國學基礎，至今受益。

除了我們熟讀的四書、古文、詩詞外，夫子還為我們開了幾門課，一門是讀歷史，如我父親讀過的《綱鑒易知錄》。另一門是輿地，讓我們讀《圣輿紀要》。還有一門沒有教本，都是他隨口講，什么文史遺事、趣聞以及鬼狐故事，我們聽得津津有味，后來才知道，那些鬼狐故事，可能是他從《聊齋志異》上看來的。

中華讀書報：您很早就發(fā)表了作品？

馬識途：中學畢業(yè)后，我報考了當時在上海也算好學校的浦東中學，被錄取到高中二年級做插班生。這個學校出過不少名人和專家學者，像張聞天、范文瀾、王淦昌等，聽說蔣經國也在這個學校讀過。這個學校注重理科，數(shù)理化教材用英文原版，老師也用英文上課，當時的我正迷戀工業(yè)救國，感到滿意。

不過，我也喜歡語文，我入校寫的第一篇作文就受語文課章老師看重。他還叫我訂由葉圣陶主編的《中學生》雜志。我認真閱讀，受益匪淺。有一次，《中學生》雜志刊出征文啟事，章老師要我參加這個征文競賽。我寫的征文竟然入選并在《中學生》上刊出。當我突然收到六元錢的稿酬匯單時，真是喜出望外。這是我發(fā)表的第一篇作品。章老師鼓勵我繼續(xù)寫下去，可以成為作家。但我告訴他我的志向是將來當個工程師，實現(xiàn)自己工業(yè)救國的理想。

中華讀書報：您在西南聯(lián)大就讀時，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嗎？

馬識途：我在西南聯(lián)大印象最深的，就是學校經常舉行各類學科的學術系統(tǒng)講演，而且動輒就是十講八講。這些學術專題講演都是著名教授主講的，雖然沒有列為正式課程，但因觀點出新，很多見解往往和法定的教科書不一樣，受到學生們的歡迎。這些權威教授的講演，可謂真正的百家爭鳴。我就曾見到過在府甬道南北兩個大教室里，不同觀點的兩位教授同時講演，南邊的教授聽到北邊的教授對他的批評，不能接受，跑到北邊教室去登臺當面和那位教授爭論起來，雖然面紅耳赤，卻很有風度。爭完后互相握手，一笑置之。更有教授在講演時，容許與他持相反意見的同學直接上臺闡述自己的觀點，講演的教授并不覺得自己丟了面子。

中華讀書報：這樣的學習氛圍，一定非常受益。

馬識途：西南聯(lián)大不僅在學術上有很大的自由空間，在思想意識及管理方面，也比較放得開。學校民主墻上琳瑯滿目的學術和時事壁報，讓人嘆為觀止。

在這樣一種學術自由的環(huán)境里，自然會有更多新的發(fā)現(xiàn)和發(fā)明。而學生在這樣思想開放、管理科學的氛圍中學習，個人的潛質得到很好的發(fā)揮。所以西南聯(lián)大才會人才輩出，蜚聲海內外。

中華讀書報：您和哪些名師有過接觸？

馬識途：聞一多是我們西南聯(lián)大中文系有全國影響的著名教授。他的有名不僅僅是在學術界，他更是一個真誠的民主斗士，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我認識和了解聞一多，不只是在課堂上，更多地是在作為崇敬他的學生護送他回家途中和在他家的小樓上的談話中。我們在護送聞一多回家的路上，常看到有國民黨軍官押送的用繩索捆綁著的骨瘦如柴的“壯丁”走過，聞一多曾向這些押送人對“壯丁”的虐待提出過抗議，但無濟于事。

1944年魯迅逝世八周年紀念日時，昆明文藝界決定要開一次紀念晚會，想請聞一多參加并講話。這個紀念會實質上也是昆明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如果聞一多不參加，就會帶來負面影響。但聞一多曾是魯迅斥責過的“新月派”詩人，他會愿意參加嗎？結果當我去請聞一多時，他毫不猶豫地同意了，而且還動員了大學里一些搞文藝的老師一起參加。更關鍵的是，他在會上講話時，居然向魯迅的畫像鞠躬，稱贊魯迅是硬骨頭，說：“魯迅對，我們錯了?！北硎疽螋斞笇W習，站在民主運動的最前線。

還有一次是紀念五四運動的示威游行。當大家在云南大學操場集合時，忽然天降驟雨，許多人離開操場到四周避雨去了。這時，我請求聞一多上臺去號召一下，聞一多馬上冒雨登臺。他向四散的人群講了周武王伐紂時天降大雨的“天洗兵”的典故，告訴大家說我們這也是天洗兵。他大聲疾呼道：“不怯懦的人回來，勇敢的人走進來！”在聞一多的鼓動下，避雨的人群都冒雨回到了操場集合。1945年8月，抗戰(zhàn)勝利的消息傳來，我也從西南聯(lián)大畢業(yè)了。1946年7月15日，聞一多被國民黨特務刺殺身亡。聽到這個噩耗后，我匆匆趕回昆明到他的靈前和遇刺的地方憑吊，寫下“哲人其萎，我復何言”的挽聯(lián)。

中華讀書報：您是從什么時候起意當作家的？

馬識途：“一二·九”學生運動中，我在報紙副刊發(fā)過短文，參加革命后，在武漢的《戰(zhàn)時青年》發(fā)過文章，在黨報《新華日報》上發(fā)表過報告文學。1941年我考入西南聯(lián)大，在中文系受到許多文學大師的教誨，受到科班訓練，耳濡目染，作為習作和課業(yè)，不免又寫起文章來。散文、詩詞、小說都有習作。還和當時在昆明的張光年一起辦過文學刊物《新地》，也主編過《大路周刊》，甚至寫過一個長篇小說《第一年》，是描寫農民參加抗戰(zhàn)的故事，還專門請教過王士菁。興之所至，我開始寫《夜譚十記》的第一篇，試學果戈里《欽差大臣》的風格，寫出小說《視察委員來了》。同時還寫出兩本詩集，一本是短詩匯集，一本是描寫史迪威公路（滇緬公路）上一對青年男女戀愛故事的一千五百行長詩《路》。似乎我真要走上文學創(chuàng)作之路了。但是當時這和我的職業(yè)革命家的生涯是不相容的。我調離昆明時，為保安全，遵守黨的秘密工作的紀律，忍痛將一切文字性的東西一火而焚之，并且下決心和文學絕緣，投入出生入死的地下斗爭中去了。

中華讀書報：有時候很多事情的走向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您還是和文學結緣了。

馬識途：1959年國慶十周年紀念時，《四川文學》的主編、老作家沙汀找到我，說國慶十周年紀念，一定要我寫一篇紀念文章，回憶錄也行。難以推卻，我便寫一篇回憶性文章《老三姐》，在《四川文學》登出以后，被《人民文學》發(fā)現(xiàn)了，馬上修改轉載，引起中國作家協(xié)會的領導注意。

我被全國作協(xié)黨組書記邵荃麟請到北京。他請我在華僑飯店吃飯，有作協(xié)書記處的張光年、嚴文井、郭小川和《文藝報》主編侯金鏡作陪。邵荃麟開門見山對我說：“看你是個老革命，有豐富的革命斗爭生活積累，看你的文筆能夠寫文學作品，且有自己的特色，老同志又能寫作品的人不多，我們要求你參加進作家的隊伍里來?！蔽彝普f我的工作很忙，邵荃麟說：“你寫革命文學作品，對青年很有教育作用，你多做一份工作，等于你的生命延長一倍，貢獻更大，何樂不為？”這一點倒真的打動了我。我能做兩份工作，確是好事。談的結果是他們介紹我加入作協(xié)為會員，于是我懷揣著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證，回到成都，便這樣成為作家了。

中華讀書報：從什么時候起轉向有意識地自覺性創(chuàng)作？

馬識途：我的工作實在忙，沒有時間寫，革命生活的許多素材倒不斷涌向我的腦際，甚至那些犧牲了的老朋友，常來夢中相見。往事如云，紛紛擾擾。這時，陳白塵就派編輯周明到成都來找我，我還是推說忙。他看我的確忙，便不催交稿而是要求聽我擺龍門陣。我能擺的龍門陣很多，隨便一擺就是一兩個。周明說：“好，就是這一個，把你口說的寫下來就行。”這么簡單，我倒好辦。就這么著，《找紅軍》《小交通員》《接關系》等革命文學作品一篇一篇地流進《人民文學》《解放軍文藝》《四川文藝》等刊物發(fā)表出來了。于是大家就說我真是一個作家了。

開始的時候，我的確是被動地寫作，是業(yè)余寫作，后來便慢慢地主動想寫作品了。因為打開了我的革命斗爭記憶的閘門，過去斗爭生活的許多同伴朋友便常來夢中打擾我，呼吁他們出生的權利，愿意來充當我想寫的作品的什么人物，這就逼著我寫，甚至在陳白塵這位諷刺作家的鼓動下，學他寫起諷刺小說《最有辦法的人》來。他拿去好像是發(fā)了頭條，聽說茅盾看到了，說諷刺小說本來是文學的重要部分，大家不愿寫，現(xiàn)在開始有人寫了。這個信息真假如何，我不得而知，卻刺激我的四川人的幽默諷刺風格，接連又寫了《挑女婿》等諷刺小說。

中華讀書報：從上個世紀60年代成為作家到現(xiàn)在，已經六十多個年頭了。

馬識途：我這個業(yè)余作家，在這六十幾年里，先后出版了二十多本書，在報刊雜志上發(fā)表的文章就更多了，加上我已過百歲，可以說，我是一個真正的老作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