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2021年是魯迅誕辰一百四十周年，當年九月，七十八卷本《魯迅手稿全集》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聯(lián)合出版。無疑，這是近年魯迅研究界的一件大事。該出版項目2017年6月啟動，至完成出版，歷時四年多。編委會的編輯方針是“全、精、真、新”四個大字，其實最重要的是“全”與“真”?，F(xiàn)在，“全”與“真”成了這套大書的突出特征。所謂“全”，是指魯迅親筆書寫的幾乎所有文字全被收錄（《生理學》講義除外）。從創(chuàng)作、翻譯、書信、日記，到課堂筆記、剪貼、收據(jù)、便條、批注，以及魯迅書寫的古人詩句（如“瀟湘何事等閑回”“風號大樹中天立”等）。名曰“手稿全集”，實為“手跡全集”，因此才會有七十八卷的宏大規(guī)模（第78冊為總目錄索引）。按照現(xiàn)代手稿學的解釋，“手稿”并不單指詩文原稿，而是指作家親筆書寫的全部文字?？梢姡@套“手稿全集”是基于十分開放的“手稿”理念編成的。所謂“真”，是指印刷出來的手稿最大限度地呈現(xiàn)了手稿原件的面貌。這套手稿全集中，魯迅手稿幾乎全部是按照原尺寸印刷（書法作品等原尺寸太大的手稿除外），而且是高精度掃描，彩印，原件上的污漬、折痕、局部風化變色、排版標記等等，都清清楚楚。

《魯迅手稿全集》（78冊），文物出版社、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21年9月

這套手稿全集的出版，是為了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四十周年，而更主要的是為了滿足魯迅研究的需要。魯迅研究的日益深化，需要這樣一套完整的手稿全集。早在十多年前，王錫榮、黃喬生等魯迅研究專家就開始用魯迅手稿研究項目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這套手稿全集呈現(xiàn)的魯迅更多面，更具原生性，我在閱讀過程中有若干新思考，這里與讀者朋友分享三個問題。

一、信封與信箋

這套手稿全集的“書信編”共八冊（總第10-17冊），收錄了現(xiàn)存的全部魯迅書信手跡。不僅是信，信封同樣收錄。我閱讀“書信編”，再一次意識到，后人編印的印刷體魯迅書信集，由于不包含筆跡、信箋、信封等元素，因此難以充分、完整地呈現(xiàn)魯迅的個性、趣味乃至與收信人的關系。一封信，信的內容當然是主要的，但信封、信箋同樣有可能包含某種信息。

魯迅1918年7月5日致錢玄同信的信封正面

魯訊1934年3月3日致鄭振鐸信的信封背面

關于信封，先看看魯迅寫給許壽裳的兩封信。1911年2月6日那封信的信封上，寫的是“許老爺季黻啟”。讀這封信，如果不看信封上的“許老爺”這個稱謂，大概難于準確把握魯迅寫信時的心態(tài)與信中的某些表述。這封信是寄往“北京前門外西河沿中間路北”的，而1918年3月10日寫給許壽裳、寄往“江西南昌城內教育廳”的信，信封上寫的則是“許季黻先生臺啟”，很正規(guī)?！霸S老爺季黻啟”與“許季黻先生臺啟”，二者莊諧分明。何以如此？大概與收信場所不同有關。前者的收信地址當為許壽裳的住處，因此可以開玩笑，而后者的收信地址是職場，因此寫得正規(guī)?？梢?，魯迅的“場合意識”很強，與許壽裳的關系是多層面的。1918年7月5日寫給錢玄同的那封信，信封上寄信人地址處寫著“唐緘”兩個大字，“唐緘”下面是“七月五日”四個小字（兩行豎寫）。為何不寫“周緘”而寫“唐緘”？大概是因為魯迅剛用了“唐俟”這個筆名。魯迅受錢玄同等人的鼓動，兩個月之前的1918年5月，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上用“魯迅”的筆名發(fā)表了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同時用“唐俟”的筆名發(fā)表了《夢》《愛之神》《桃花》三首新詩。魯迅在7月5日這封信的信封上署“唐緘”，大概是向錢玄同強調自己的《新青年》作者身份，同時開個小玩笑。這封信談及《新青年》的編輯工作，抨擊國粹主義者，多憤激、笑罵之語。這種躁動的情緒也體現(xiàn)在書寫形式上——字跡潦草，整張信箋寫得滿滿當當。魯迅1934年年初的某些信的信封背面，居然貼著官方的封條。封條較大，約占信封面積的三分之一，一圈花邊當中，赫然印著“當?shù)毓匍L委員檢查重封”一行字。1月23日、25日、2月20日寫給姚克的信，3月3日寫給鄭振鐸的信，都是如此。由此可見魯迅當時身處的社會環(huán)境，這種環(huán)境勢必影響他的某些表述。

魯迅等六名同學1904年春寫給歸國同學沈瓞民的信

魯迅的許多信是用彩印信箋寫的，信箋上印的，有格言警語，有各種圖案（花草、飛禽走獸），還有世相圖畫——如1929年3月22日寫給李霽野的信，信箋上的紅色邊框內是藍色線描畫：三腳架支起的照相機，攝影師正將腦袋鉆在遮光的布罩內給人照相。就是說，魯迅的許多信函包含著美術元素。魯迅與信箋的關系，信箋的選擇是否與收信人和信的內容有關，值得研究。這方面，我注意到的是1904年春天魯迅與弘文學院的劉乃弼、張邦華、陳衡恪等五名同學聯(lián)名寫給沈瓞民的那封信。那是手稿全集“書信編”收錄的第一封信，信上的文字與六人的署名筆跡相同，均為劉乃弼所書，但魯迅是六位署名人之一。沈瓞民在《回憶魯迅早年在弘文學院的片段》（1961年）一文中完整地引錄了這封信，但對信箋沒有說明。其實這封信的信箋很重要。信共三頁，信箋為紅色，信箋上半部分中央是“心聲”（豎寫）兩個字，字體是線描筆畫邊緣的鏤空字，“心聲”下面，即信箋下半部分中央，是兩行小字（豎寫），右為“日本神護寺鍾銘字”，左為“即曾為九華堂□”（□字難于辨讀）。這種信箋，應當是寫信人用心選擇的——從東京寫給留學歸國的同學沈瓞民的信，表達的是六名寫信人的“心聲”。意味深長的是，在魯迅留日時期的文學論、文化論中，“心”與“聲”都是關鍵字。相關問題，郜元寶、汪暉、黃子平等魯迅研究名家均有論述。而且，魯迅留日時期籌辦而未辦成的雜志《新生》，名稱亦與“心聲”諧音。不能說這封信的信箋對留日初期的魯迅產(chǎn)生過多大影響，但至少這種一致性、共通性是存在的。

眾所周知，魯迅晚年（1933）和鄭振鐸一起編印了《北平箋譜》。結合上述事實來看，可以說，《北平箋譜》的編印，不僅是魯迅熱愛美術、倡導新興版畫的結果，而且是其個人寫信史、信箋使用史的結果。

二、詩人周福清

魯迅祖父周福清（字介孚），1893年秋賄考犯案、牽連全家，而且性情乖戾。這在幼年魯迅的心靈上留下了創(chuàng)傷。關于這種創(chuàng)傷及其在魯迅作品中的印記，王培元的論文《家族哀史與魯迅小說的骨骼和血肉》（《文學評論》2023年第1期）做了細致、深入的分析。周建人在《魯迅故家的敗落》中披露，1919年12月魯迅返回紹興、賣掉老家的房子遷居北京的時候，燒掉了祖父幾十年間的全部日記。不過，查魯迅當時的返鄉(xiāng)日記，卻看不到處理祖父日記的記載。也許，魯迅是要將祖父從自己的記憶中徹底剔除出去——連剔除的過程都不留痕跡。這大概是他在自傳中寫及父母而不提祖父、祖父在其公開發(fā)表的文字中缺席的原因。然而，周福清指導以少年魯迅為首的“諸孫”學詩的短信卻保留下來了，青年魯迅手抄的祖父詩集《桐華閣詩鈔》，也和他手抄的祖父所書《恒訓》一樣保留下來了?！锻┤A閣詩鈔》被收入《魯迅手稿全集》“輯校古籍編”的第五冊（總第27冊），從中可以看到周福清的精湛詩藝與豪邁詩情。這里引錄詩集所收《秋興四首》的第二首。曰：

投筆從戎懷往事，玉門今已老班超。倚樓遺韻傳長笛，橫槊豪情付洞簫。馬當風乘牛渚月，廣陵濤接浙江潮。關山極目漸蕭條，千古興衰酒一瓢。

可見，周福清不僅是高官、是封建大家長，而且是詩人，詩詞修養(yǎng)深厚。因此，他指導孫輩學詩的短信（當稱為“帖”，現(xiàn)藏北京魯迅博物館）才能寫得言簡意賅，一語中的。曰：

初學先誦白居易詩。取其明白易曉。味淡而永。再誦陸游詩。志高詞壯。且多越事。再誦蘇詩。筆力雄健。辭足達意。再誦李白詩。思致清逸。如杜之艱深。韓之奇崛。不能學亦不必學也。 示樟壽諸孫

短信最后的“示樟壽諸孫”，表明了樟壽（少年魯迅）在周福清心中的地位。在魯迅抄錄的《桐華閣詩鈔》原稿上，第一頁的第一行為“會稽周福清介孚著 長孫樟壽錄 光緒戊戌以前”，第二行才是詩集總題“桐華閣詩鈔”?！伴L孫樟壽”這種署名是少年魯迅對自己在大家庭中身份的確認，也是對自己與祖父關系的確認，表達了對祖父的尊重。這與他在稍后抄錄《恒訓》時“己亥十月上浣孫樟壽謹抄于江南陸師學堂”的自署一致。抄錄、保存《桐華閣詩鈔》并且保存祖父談詩的短信，至少可以理解為魯迅對作為詩人和詩論者的祖父的認可。

魯迅抄《桐華閣詩鈔》是在“光緒戊戌以前”，即1898年之前，比1899年年末抄《恒訓》早了至少一年多。魯迅“走異路，逃異地”去南京求學是在1898年5月，抄《桐華閣詩鈔》的時候還在紹興。那么，《桐華閣詩鈔》是否給了十六七歲的魯迅以某種影響呢？影響是應當存在的——文學層面的影響與思想觀念層面的影響?！锻┤A閣詩鈔》中存在著多種現(xiàn)代元素，所收《洋場雜詠十首》《水月電鐙》等詩作，都寫及上海開埠期的國際通商、洋房、自鳴鐘、路燈、鐵路等等。詩集中的最后一組作品是《電氣燈》，共三首，且錄第一首于此：

三百由旬泡影速，傳燈慧解讓西方。線傳日報千盤曲，車走雷聲萬里長。不夜有城因電白，通明無殿奈昏黃。智能燭理辨微茫，積氣成天即化光。

這里有對現(xiàn)代科技的精彩描繪，有詩人開放的文化心態(tài)。詩中的“智能”“西方”等詞，在一百二十余年過去的今天已經(jīng)成為時髦詞匯。也許，《桐華閣詩鈔》中的相關內容曾經(jīng)激發(fā)青年魯迅對“現(xiàn)代世界”的想象，成為引導青年魯迅“走異路，逃異地”的因素之一。至少，抄錄《桐華閣詩鈔》時的青年魯迅已經(jīng)與詩中的諸種現(xiàn)代元素相遇。

祖父周福清在魯迅心目中的身份是多重的——乖戾的大家長，詩人，《恒訓》體現(xiàn)的倫理主義者。因此魯迅對祖父的態(tài)度也是復雜的。燒其日記，將其排除在書寫范圍之外，也許恰恰證明祖父是魯迅內心深處的一個巨大存在，巨大到魯迅難以接受、努力回避。1912年5月魯迅進京、住入紹興會館半年之后，9月21日的日記中出現(xiàn)了“季市搜清殿試策，得先祖父卷，見歸”的記載?？吹阶娓傅目季?，他應當是感慨萬千的。他應當意識到自己是和祖父一樣進京為官，并且同樣住進了紹興會館。會館里的“老長班”（管理人）給他講祖父的往事，則給他帶來不快（見周作人《知堂回想錄》第109節(jié)《補樹書屋的生活》）。

青年魯迅抄錄《桐華閣詩鈔》的同時，還抄錄了本家叔祖周兆藍的《鏡湖竹枝詞百首》。《鏡湖竹枝詞百首》手抄稿共十六頁，末頁最后寫著“姪孫樟謹錄”五個字，“謹錄”二字上蓋著小印章（印章字跡難于辨認）?！皧O”這個自署和上述“長孫”的自署一樣，確認了魯迅在周氏家族中的位置。周兆藍號玉田，周作人《魯迅的故家》一書中的《玉田》一篇，對周兆藍及其《鏡湖竹枝詞百首》、其與魯迅的關系有簡要介紹。周福清、周兆藍的詩構成了周氏家族的文學傳統(tǒng)，而魯迅用抄錄的方式傳承了這個傳統(tǒng)。這一事實是探討魯迅文學起源的時候必須考慮的。魯迅1906年年初在仙臺棄醫(yī)從文，前提是對于他來說“文學”已經(jīng)存在，他已經(jīng)懷有成熟的“文學”的觀念。

三、關于“鈔古碑”

魯迅1912年5月5日隨民國教育部到北京，次日住進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時稱“山會邑館”）。至1919年11月21日遷居八道灣，在會館住了七年半之久。此間，他輯錄、校訂了大量中國古代典籍。在《魯迅手稿全集》中，魯迅輯校的典籍被編為“輯校古籍編”和“輯校金石編”。前者多達二十六卷（總第23至第48冊），上述《桐華閣詩鈔》與《鏡湖竹枝詞百首》均在其中，后者亦多達十五卷（總第49至第63冊），二者相加共四十一冊，分量超過七十八冊手稿全集的一半。從內容來看，紹興會館時期魯迅輯校的典籍大致可以分為四類。一是文史類，如《嵇康集》《沈下賢文集》《古小說鉤沉》《漢孝武故事》《后漢書》等。二是金石類，即碑銘、造像等，如《史晨饗孔子廟碑》《曹全碑》《瘞鶴銘》《淮陰金石僅存錄》等。三是佛教典籍，如《法顯傳》《出三藏記集十五卷》《百喻經(jīng)》等。四是博物類，如《云谷雜記》《竹譜》等。典籍內容的豐富，字跡的工整，工作狀態(tài)的高效，表明魯迅對此項工作懷有巨大熱情。《沈下賢文集》十二卷，魯迅用四十八天（1914年4月6日至5月24日）就校定、抄清了?！冻鋈赜浖饭彩寰恚斞?914年9月13至27日抄校了卷二至卷五，翌年7月25日又抄校了卷一。抄羅振玉的《淮陰金石僅存錄》，只用了兩周多的時間。魯迅1918年10月15日日記記有“夜寫《淮陰金石僅存錄》起”，11月3日日記即記有“夜鈔《淮陰金石僅存錄》并訖，總計八十九葉。”必須注意，魯迅是教育部官員，平時必須上班，上述工作是他在節(jié)假日和下班時間完成的。

結合上述事實和紹興會館時期魯迅的生活狀態(tài)來看，會發(fā)現(xiàn)，《﹤吶喊﹥自序》有關“鈔古碑”的敘述是片面的、選擇性的，因而是修辭性的。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說：“S會館里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xiàn)在槐樹已經(jīng)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辉S多年，我便寓在這屋里鈔古碑?！边@段敘述與事實之間存在著多種差異。其一，紹興會館作為旅京紹興人的公共空間，客來客往，熱鬧非凡。當時魯迅本人與同鄉(xiāng)、同事的交往也很多。而這段文字，卻通過三間空屋、縊死的女人、古碑等的組合，制造了一個寂靜、肅殺甚至有幾分鬼氣的環(huán)境。實際上，魯迅搬進會館內院子里縊死過女人的補樹書屋，是在1916年5月6日。魯迅當天的日記中記有“下午以避喧移入補樹書屋住?！贝藭r他已經(jīng)有五年的輯校典籍的歷史。不知是魯迅的刻意選擇還是偶然的巧合，這一天正是魯迅入住紹興會館五周年。其二，“許多年寓在這屋里鈔古碑”的事情不曾有。因為這種敘述將“鈔古碑”職業(yè)化了，似乎敘述者住在這里就是為了“鈔古碑”。實際上，魯迅作為教育部的僉事、科長，要正常上班，完成本職工作，“鈔古碑”只能是業(yè)余。其三，“古碑”只是魯迅所抄之物中的一小部分，而這里只說了“鈔古碑”。對于《﹤吶喊﹥自序》中的“鈔古碑”，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魯迅全集》做了一條注釋，曰：“作者寓居紹興會館時，在教育部任職，常于工余搜集、研究中國古代的造像和墓志等金石拓本，后來輯有《六朝造像目錄》和《六朝墓名目錄》兩種（后者未完成）。”1990年，葉淑穗先生在《魯迅的校碑及成果》一文中，就指出這條注釋“對魯迅在這一時期里從事研究中國古代金石的成就，由于缺乏深入的了解，因而做出的評語是不夠全面的?！笨上?，這條注釋在2005年版《魯迅全集》中并無變化。同類的問題是，魯迅的“鈔古碑”之說本身已經(jīng)簡化了他在紹興會館時期的古籍輯校工作。

那么，魯迅為何要制造這種寂寞、灰暗、沉重的“鈔古碑”的話語？結合《﹤吶喊﹥自序》的結構與文脈來看，可以知道，他這樣做是為講述自己與金心異就“鐵屋子”進行對話、創(chuàng)作《狂人日記》的故事做鋪墊。由此可以重新認識《﹤吶喊﹥自序》的敘事策略。本質上，《﹤吶喊﹥自序》是一個文學啟蒙主義文本。在這個文本中，魯迅基于其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文學啟蒙主義觀念重構了自己的個人史，進而解釋自己的作品。實際上，紹興會館時期的古代典籍整理與1918年之后的新文學創(chuàng)作各有其獨立性、目的性、主體性，后者并不構成對前者的否定。魯迅在《﹤吶喊﹥自序》中制造的對立、否定關系是修辭性的。事實上，魯迅抄錄羅振玉的《淮陰金石僅存錄》是在他創(chuàng)作《狂人日記》之后，他在紹興會館時期輯校過的《初學記》，1925年年初又出現(xiàn)在他的散文詩《好的故事》中。

上述魯迅抄校的典籍，一色工整的楷書。有的手稿如《嵇中散集》《長恨歌傳》，字跡規(guī)整，美觀大方，似可作為練習楷書的字帖。能夠在無格的紙上把字寫得那么勻稱、整齊，幾乎沒有涂改，確實下了功夫。書寫者魯迅曾經(jīng)專心致志、進入心靜如水乃至走火入魔的狀態(tài)。我想了解那些毛筆字的書寫水平，曾拍了兩張手稿照片請書法家朋友評判。擔心評判受“魯迅”這個名字的干擾，我沒有說是魯迅寫的，只問“看看這些字寫得怎么樣”。朋友的基本評價是：“熟練的抄工。與一般的抄工相比，又寫出了一點自己的性情?！倍遥笥芽闯鰰鴮懻呦逻^碑學的功夫。魯迅并非專業(yè)抄書人，這種評價應當說已經(jīng)比較高。事實上，魯迅在抄錄某些典籍時有自覺的書法意識。抄錄典籍是學習知識，也有練字的意義。魯迅1927年1月上旬在廈門，曾將司馬相如《大人賦》中的一段話抄寫在冊頁（斗方）上送給友人川島（章延謙）。據(jù)川島在《關于魯迅手書司馬相如﹤大人賦﹥》一文中的記述，魯迅把這副字送給他的時候說：“不要因為我寫的字不怎么好看就說字不好，因為我看過許多碑帖，寫出來的字沒有什么毛病?！笨梢?，魯迅對字是否好看有自覺的意識，對自己的字也有信心，而這與他“看過許多碑帖”有關?？幢墙B興會館時期的事情。在這個意義上，紹興會館時期魯迅對《曹全碑》《瘞鶴銘》的摹寫就應當重新解釋?！恫苋贰动廁Q銘》均為書法經(jīng)典，后者被奉為“大字之祖”。據(jù)魯迅日記，1914年12月27日他曾購入兩種版本的《瘞鶴銘》（《匋齋藏瘞鶴銘》與《水前拓本瘞鶴銘》），同日購入的還有書法珍品《明拓漢隸四種》。關于魯迅的字，郭沫若在1960年為《魯迅詩稿》影印本寫的序中說：“魯迅先生亦無心作書家，所遺手跡，自成風格。融冶篆隸于一爐，聽任心腕之交應，樸質而不拘攣，灑脫而有法度。遠逾宋唐，直攀魏晉?！边@里高度評價了魯迅書法作品的風格與成就，但說魯迅“無心作書家”，恐有違事實。事實是，魯迅有心作書家，紹興會館時期即有自覺的書法意識和長期的書寫練習?！奥犎涡耐笾粦笔墙?jīng)過長期訓練才能達到的境界。后來時常將自己寫的字作為禮物送給友人的魯迅，內心深處應當是以書法家自居的。從結字、運筆的整體風格來看，魯迅書法的底色還是正楷。

上述三個問題涉及對魯迅的整體認識，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我在這里只是略陳己見?！遏斞甘指迦芬?guī)模宏大，內容豐富，不同的讀者會有不同的發(fā)現(xiàn)。我相信，這套手稿全集的出版將推動魯迅研究全面深化，魯迅的多元主體性將得到更全面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