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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莉·狄金森與她的文學導師:“你不知道是你拯救了我的生命”
來源:文藝報 | 楊 靖  2023年08月04日08:46

熾熱友誼的開篇

“1862年在美國文學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美國當代著名文學評論家溫尼艾普爾(Brenda Wineapple)在《熾熱的友誼》(White Heat:The Friendship of Emily Dickinson and 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一書中宣稱,因為當年4月,隱士詩人艾米莉·狄金森(1830-1886)遇上了她的“文學導師”希金森(1823-1911)。

照詩人家鄉(xiāng)阿默斯特居民的看法,狄金森是“一襲白衣的小鎮(zhèn)奇人”:若干年來,她深居簡出,人們很難見到她的身影,但她會偶爾讓小孩子到她房中,送他們一些糕點、糖果或精巧小玩意。當然,“更多時候,她把糖果用繩子從窗戶外吊下去送給孩子們”。除了書信和寫詩,她的生活似乎缺乏其他樂趣。

在詩人上千封存世書信中,有數封“導師書信” (Master letters) ——收信人被尊為導師,而詩人自稱學生——尤其引人注目。百余年來,學界對此作出種種推測,最終將目標鎖定以下三人:當紅作家霍蘭德(Josiah G. Holland)、報刊名編鮑爾斯(Samuel Bowles)、以及長老會牧師沃茲沃斯(Charles Wadsworth) 。

在當地文學界,霍蘭德最初以著作和演講著稱,后赴紐約創(chuàng)辦《斯克里布納月刊》(Scribner's Monthly),成就斐然,該刊不久便成為與《大西洋月刊》齊名的主流文學刊物。即便在離開阿默斯特后,霍蘭德也一直與詩人保持書信往來。不過相比而言,作為狄金森家多年的老友,《春田共和報》主編鮑爾斯與詩人關系顯然更為密切。狄金森生前公開發(fā)表的詩作寥寥無幾,其中一多半刊發(fā)于他主持的報刊。但平心而論,鮑爾斯缺乏文學“慧眼”,比如他曾選登狄金森詩作《草地里一個瘦長的家伙》——原因據說是他不無欣喜地發(fā)現,該詩“表達出玉米不能生長于沼澤地的科學真理”。最后一位沃茲沃斯牧師學識淵博,布道親切感人,二人會面后彼此留下美好印象(或說詩人對牧師單方面產生依戀之情)。1882年,牧師病逝。在致女友書信中,狄金森寫道,“所有其他的驚喜最終都是單調的,但所愛之人的死亡都是瞬間——現在——愛只有一個日期——‘四月一日’/‘昨天,今天’,永遠?!薄八脑乱蝗铡?,恰好是牧師逝世紀念日。

自上個世紀以來,考證詩人和上述三位導師“關系”的著作層出不窮,但由于其中許多重要往來書信根據詩人遺愿被銷毀,因此得出的結論往往難以令人信服。詩人生前不愿公開發(fā)表自己的詩作——因為她不愿“拍賣自己的思想”,當然更不愿公開披露自己的隱私。出于尊重,或許最好的方法便是停止猜測,正如她最崇拜的作家夏洛蒂·勃朗特所說,“人的內心隱藏著寶藏,/秘密地保存著,在沉默中密封著;——/思想、希望、夢想、快樂,/如果它們的魅力被打破,一切終將揭曉”。

事實上,根據評論家的觀點,狄金森真正的“文學導師”非希金森莫屬。據考證,大約在沃茲沃斯牧師離開東海岸前往舊金山之際,詩人在《大西洋月刊》讀到希金森“致年輕投稿人的一封信”,備受鼓舞。詩人主動給后者寫信,并附上四首詩,詢問他的看法——它們是否“活著”(alive)。隨后的通信持續(xù)二十余年,直至死亡將他們分開。詩人給這位文學導師寄來了更多詩作,懇請他批評指正。而這位導師也欣然命筆,相與論文,并曾兩度造訪詩人之家,留下了一段恒久流傳的文壇佳話。

來自年輕詩人的信

希金森出身名門,13歲入哈佛學院,16歲入選優(yōu)等生榮譽學會(Phi Beta Kappa),好友梭羅盛贊他為“哈佛最杰出的優(yōu)等生”。希金森于1841年畢業(yè),隨后入哈佛神學院深造,半途退學,跟隨超驗主義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西奧多·帕克牧師致力于廢奴運動。希金森強烈反對美國發(fā)動的墨西哥戰(zhàn)爭,認為戰(zhàn)爭只是擴張奴隸制的借口。在此期間,他寫出大量反戰(zhàn)詩篇,并挨家挨戶征集反戰(zhàn)請愿書。1847年,從神學院畢業(yè)后,希金森被任命為馬薩諸塞州紐伯里波特第一教堂牧師。在任期間,他一方面為當地棉花工廠工人的惡劣待遇大聲疾呼,一方面又邀請?zhí)油雠`在教堂演講,譴責北方對奴隸制的冷漠無情。不久,他又擅自做主,邀請愛默生在紐伯里波特學院就廢奴問題發(fā)表演講,令學院董事會成員大為不快,隨后被迫辭職。

1850年,《逃亡奴隸法案》在國會獲得通過,希金森益發(fā)義憤填膺,他慨然加入旨在保護逃亡奴隸的組織——波士頓警戒委員會。在題為“哀悼中的馬薩諸塞州”的布道中,希金森要求會眾不惜一切代價結束奴隸制帶來的災難:“你們必須參與政治……這個國家要么被拯救,要么被分裂?!?859年,在約翰·布朗襲擊哈珀斯渡口之前,希金森與一群知名人士一道組成“秘密六人組”,為這次襲擊提供經濟和道義支持。

內戰(zhàn)爆發(fā)后,希金森在南卡羅來納州第一軍團擔任上校,率領黑人征戰(zhàn)疆場。后來他在《陸軍生活》(Army Life in a Black Regiment)一書中描述了這一段經歷。與此同時,通過抄寫他在軍團篝火旁聽到的方言詩句和樂曲,他為保存黑人“圣歌”做出了重大貢獻。美國著名歷史學家麥克弗森 (James M. McPherson) 在《用劍繪制》(Drawn With the Sword)一書中對此給予高度評價。

內戰(zhàn)結束后,希金森重新將大部分時間投入到他深愛的文學事業(yè)中。他的作品文筆清新,真誠樸實,表現出對自然、藝術和人文的深切熱愛。以前述《陸軍生活》為例,著名文學批評家埃德蒙·威爾遜認為此書條理清晰,毫不做作,堪與格蘭特將軍的《回憶錄》相媲美。此外,希金森模仿梭羅《瓦爾登湖》所作的《卡塔丁山游記》也深受好評。

正如同時代小說家亨利·詹姆斯所說,希金森先生 “對新英格蘭空氣——它的種種騷動——幾乎全部做出了回應……他為所有人代言,尤其是黑人和婦女”。在希金森的《婦女常識》(1881)和《女人與男人》(1888)中,他主張男女機會平等和權利平等。事實上,早在1853年,他便在馬薩諸塞州議會發(fā)表題為“女人和她的愿望”的演講,要求婦女享有同等選舉權。同時,作為《婦女雜志》創(chuàng)刊者之一,他為之撰寫頭版專欄長達14年,影響深遠。希金森平生交游廣泛,與超驗主義俱樂部關系密切(他的妻子是超驗主義詩人錢寧之妹),后為愛默生、瑪格麗特·富勒、朗費羅、惠蒂爾等友人一一撰寫傳記。不僅如此,他還是古典翻譯名家,曾翻譯斯多葛派哲學家愛比克泰德著作,其譯本在學界甚受推崇,“位列史上最佳”。他也曾計劃將阿里斯托芬戲劇《鳥》從希臘語翻譯成英語,可惜最終未能如愿。

即使在戎馬倥傯之際,希金森也不輟著述。解甲之后,他在《大西洋月刊》等報刊上大作迭出,使得他 “很快成為文學圈的高層代言人”?!洞笪餮笤驴返木庉媹F隊包括著名詩人洛厄爾 (James Russell Lowell) 和小說家豪威爾斯 (William Dean Howells) ,其最活躍的撰稿人名單則囊括愛默生、梭羅、霍桑、亨利·詹姆斯,以及當時廣受關注的女作家如斯托夫人等一眾名人。毫無疑問,它也成為希金森大顯身手的一方舞臺——他于1859 年發(fā)表的雄文“婦女是否應該學習字母表 ?”日后成為美國婦女高等教育發(fā)展的一個動因——正是在這里,他贏得了艾米莉·狄金森的關注和崇敬。

在“致年輕投稿人的一封信”中,作者滿懷熱忱代表期刊編輯向投稿人保證,他們“向一切文學新手開放,包括婦女和移民”,前提是,文學新人必須意識到語言的神秘力量——“有時,一個詞語就足以說出堆積如山的書卷殫精竭慮卻未能表達的一切:經年積聚的情感或許就系于一個詞語,半生就系于一個句子。”因此,他要求投稿人語言的表達必須精益求精:“如果在寫作中,你發(fā)現你的任務玄妙深奧,那就要竭力讓你的表述清晰且引人入勝,猶如你的文學生命就寄托于此……要為你的觀念穿上衣服……直到你發(fā)現某個詞語不僅莊嚴宏偉而且清澈明晰?!彼Z重心長地告誡投稿人: “你謀求實踐的藝術如此莊嚴宏偉,讓它蒙羞之前你至少得花些時間掂量一下……對你自己的個性要保持足夠的信心,執(zhí)著地堅持下去”。像愛默生在《美國學者》中呼吁的那樣,作者堅信“如果人人都能盡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們的美國文學將同樣成為經典”——并將徹底擺脫文學“學徒”的身份。最后,他奉勸雄心勃勃的年輕作家不要急于發(fā)表,因為“文章千古事”,必須慎之又慎。

這一番懇切言辭顯然打動了年輕的詩人。她在信中寫道:“我拜讀了您在《大西洋》上的大作,為您深感榮耀?!痹陔S信附寄的四首詩背后,詩人怯生生地問道:“您是否因為太忙而無法判斷我的詩是否還活著?” ——或許真的因為“太忙”,希金森一開始對這封古怪的“匿名信”并未太過在意。在回信中,他承認詩作中展現出才情和靈氣,但建議詩人“推遲發(fā)表”,因為其形式和風格“不合常規(guī)”。與夏洛蒂·勃朗特收到大詩人騷塞(Robert Southey)回復(“文學不能成為女人一生的事業(yè),也不應該是”)后憤懣沮喪的態(tài)度不同,狄金森對于希金森的“建議”不僅沒有感到被冒犯,反而產生高度認同:因為在她看來,公開發(fā)表無異于將自己的靈魂暴露在公眾面前。

此外,希金森在保存黑人“圣歌”方面的杰出成就也令詩人傾慕不已。她認為希金森收集整理的這類作品堪與英國詩人瓦茨(Isaac Watts)的《贊美詩和圣歌》(Hymns and Spiritual Songs)相提并論——它們把奴隸歌謠和傳統的新英格蘭詩歌相結合,使得傳統詩歌在當代得到長足發(fā)展,而不再局限于清教殖民地時代的背景和題材。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在它們的基礎之上,詩人根據自己豐富的靈感和即興想象力,才創(chuàng)造出她詩歌中獨樹一幟的韻律、譬喻、意象以及長短不一的詩行。

隨著雙方交往的深入,狄金森在第三封書信的最后請求對方擔任她的 “文學導師”,為她指點迷津:“您是否有時間做您覺得我需要的那位‘朋友’? 我形體小——不會擠滿您的書桌——也不會弄出太多噪聲像老鼠,啃咬您的收藏——我可否給您送來我的東西——不會那么頻繁以致將您打擾——請您告訴我是否清晰——那樣,對我會是一種控制——水手看不清北方——但知道磁針清楚——”。在對導師充滿期待的同時,她難免顧影自憐:將自己描述為“小小的,鷦鷯一般,而且我的頭發(fā)很硬,像栗子刺果——而我的眼睛,就像玻璃杯中的雪利酒,被客人剩下的”。用她詩中的語句,她形容自己滿臉“長著雀斑……像個吉普賽女人”。

她的擔心純屬多余,因為希金森毫不在意她的外貌,他關注更多的是詩人的詩藝和心靈。若干年后,由他牽頭編輯整理的首部《狄金森詩集》面世之際,曾有好事者詢問:詩人生前,他為何沒有大力推廣其詩作?對此,他回答道,因為它們“太過脆弱”。而他的使命職責,就是要保護敏感而纖弱的天才詩人不受傷害。

“誕生在兩頁紙之間”

在長達8年的書信往來后,1870年,雙方終于第一次正式會面,盡管時間極其短暫。對于當時的場景,日后希金森回憶道,“對我而言,她完全是個謎一樣的人物,我不可能在一個鐘頭的會面中猜透。并且一種直覺告訴我:不要試圖走近她,哪怕稍有動作,她便會縮進殼里;我只有靜靜地坐著,觀察,就像森林里的獵人——我必須像愛默生建議的那樣:叫我的小鳥名字時,不能帶槍……蜜蜂躲避男孩的程度也不及她躲避我的多”。至于談話內容,希金森只用了一個詞:“斯芬克斯式”。

在詩人隨信附贈的詩作中,希金森最鐘愛的是“我為美而死”。一方面,他認為該詩體現出詩人高超的技巧——借用詩人的話說,即“要講真理,但要歪著講——/成功就在于三彎九轉”,造成意向回環(huán)的效果,一唱三嘆,耐人尋味。另一方面,他又將詩作中的“怪異”和不合常規(guī)之處與威廉·布萊克作比較(他認為狄金森和布萊克皆深得英國17世紀“玄學派”詩歌之精髓),并謹慎地補充道:“沒有人敢批評布萊克的構思缺陷——當某個理念(idea)讓人怦然心動時,誰會在乎音節(jié)長短?”——據說法國評論家曾在拉辛名著《安德洛瑪克》中找到四百處文法錯誤,但事實證明,正是這些錯誤使得這部悲劇“不朽”。由此,希金森在評論中極力推崇這位空靈而美妙的詩人,她“誕生在兩頁紙之間”,猶如夏天轉眼步入秋天。最后,他引用梭羅名言“寫作藝術就像從來復槍中發(fā)射子彈一樣簡單”,形容詩人文風奇崛,直擊人心,哪怕它看起來與傳統詩歌“迥然相異”。

很顯然,這也是詩人將希金森視為知己和導師的根本原因。在討論詩歌定義的一封信中,詩人寫道:“如果我閱讀一本書,它讓我全身發(fā)冷,連烤火都不能讓我溫暖起來,我知道那就是詩。如果我感到我的身體好像從腳趾到頭腦都飛走了,我知道那就是詩。這些就是我能了解它的唯一方式。難道還會有其他的方式嗎?”——這是政治保守而詩學理念激進的詩人對政治激進但詩學觀念保守的文學編輯發(fā)出的“靈魂拷問”。正如20世紀評論家所言,許多時候,詩人看起來頗為散亂的詩體形式令希金森“不知所措”,其結構 “并未加以控制”,其節(jié)奏則儼然 “痙攣的步態(tài)”。即便如此,希金森的高明之處在于:盡管他本人未必完全理解,但他絕對支持詩人的藝術追求。他始終堅信,對于詩歌形式,哪怕一個細節(jié),詩人都有自己的標準,雖然與通行的標準法則格格不入,但并不隨意。日后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她(狄金森)對形式的蔑視,絕不是粗心大意,也不完全是一時興起,這是她突出的特點。語序的小小調整……就可以讓她的最后一行押韻;可是,不,她堅持自己的想法,這樣改動她并不滿意?!辈浑y想象,倘若希金森缺乏理解和共情,利用自己導師的權威強迫詩人循規(guī)蹈矩,美國文學史上豈不要減損一位風格卓著的大詩人?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詩人曾不止一次感慨,“很少有像你的意見這樣深沉的快樂。如果要說感謝你,淚水就會讓我張口結舌”——誠如她在晚年一封書信中吐露的那樣,“你不知道是你拯救了我的生命”。

1886年,狄金森病逝于家中。希金森專程趕至參加葬禮,并朗誦詩人生前最愛的艾米莉·勃朗特名句:“我的靈魂絕不怯懦,/絕不顫栗,哪怕在風暴肆虐之地:/我看見天堂之光閃耀,/信念亦同樣閃耀,助我抵御恐懼?!边b想當年,當命運將這兩位新英格蘭杰出人物聯結在一起時,狄金森并沒有向文學導師詢問她的詩“好不好”以及是否“可以出版”?;蛟S對此她一清二楚。她明白詩歌必須傳達思想,必須發(fā)自內心,并且必須找到進入我們身體的方式;她需要的是一位能給予她慰藉和鼓勵的同道中人。

1862年4月15日,在那個柔和的春日午后,隱士詩人艾米莉·狄金森邁出了她一生中前所未有的一步——她寫給編輯希金森的書信改變了美國文學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