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德國作家馬丁·瓦爾澤在94歲生日之前出版了一本隨筆集，名為《語言的葉子》，他如此詩意地描述了自己的離世，“我不為自己辯護。”他寫道，“我深思熟慮，活到最后一刻?！?/p>

德國當?shù)貢r間7月28日，他的生命停止在了96歲。歐洲各大媒體紛紛報道了他辭世的消息，德國之聲新聞網(wǎng)提到他是德國戰(zhàn)后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與西格弗里德·倫茨、君特·格拉斯等作家并列，“對瓦爾澤來說，生活首先意味著寫作，他直到去世都忠于自己?！钡聡稌r代報》報道了現(xiàn)任德國總理對瓦爾澤家人的慰問，他表示瓦爾澤的思辨精神讓幾代讀者受益。法國《世界報》引用了現(xiàn)任德國總統(tǒng)對瓦爾澤的評價，稱這位杰出的文學家的批判精神在六十多年里“給德國文學留下了決定性的印記”。

從1957年發(fā)表第一部小說《菲利普斯堡的婚事》算起，六十多年來瓦爾澤給外界留下了勤奮多產(chǎn)的印象，創(chuàng)作了大量小說和戲劇作品，僅在德國最大的文學出版社蘇爾坎普出版社一家就出版了近六十部作品，他在90歲時推出文集之后依然繼續(xù)寫作，去年還推出了新作《夢想之書》（Das Traumbuch）。他也幾乎囊括了德語文學領(lǐng)域的重要獎項，包括黑塞獎（1957年）、霍普特曼獎（1962年）、席勒促進獎（1965年、1980年）、畢希納獎（1981年）、荷爾德林獎（1996年）、書業(yè)和平獎（1998年）等。

瓦爾澤與中國文學界也頗有緣份，他曾于2009年、2016年兩度到訪中國，前面一次是來領(lǐng)取人民文學出版社頒出的“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獎，在當時的對談活動中，作家莫言提到他的小說《迸涌的流泉》與另外兩部德語小說《鐵皮鼓》《德語課》都是用兒童的視角對二戰(zhàn)歷史進行反思，“這種寫作視角對中國當代文學產(chǎn)生過重大的影響，也影響了眾多中國作家，包括我本人的寫作?！笔聦嵣?，《迸涌的流泉》對瓦爾澤而言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在小說中他加入了大量自己童年的故事，反映出當時社會的劇變和興衰。他也勇敢坦承自己曾在少年時代因無知而短暫加入過納粹德國防空部隊的經(jīng)歷，并在多個場合表達了立場態(tài)度，外界沒有在這個問題上繼續(xù)質(zhì)疑他，而另一位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有著相同經(jīng)歷卻遭受了巨大非議，原因或許在于直到晚年自傳中格拉斯才披露了這一切。

在一次訪談中，瓦爾澤曾說：“個人對歷史的反思應該是自發(fā)的，但人們的反思并不是為了某種特定的情況不再發(fā)生而去反思，這應該是一種自然的狀態(tài)?！睂ψ晕液蜌v史的反思一直存在于他的創(chuàng)作中，特別是2017年出版的小說《逃之夭夭》，幾乎融合了他過去寫作生涯中留下的所有思考，該書沒有明確的情節(jié)，卻處處表露出作家本人的連貫性思維，瓦爾澤反思了自己在二戰(zhàn)時期作出的選擇，反思作家與語言的關(guān)系，而開啟反思的多個篇章起始都用一句“我的日子有點太美了”來展開自我諷喻。在譯者黃燎宇看來，這部作品就像是馬丁·瓦爾澤的“受難史”，“它濃縮了瓦爾澤思想和人生的精華。正是通過這樣一本小說，瓦爾澤展現(xiàn)了自己一生與批評、政治、愛情斗爭的‘受難史’，并且最終通過‘逃之夭夭’來擺脫紛爭，實現(xiàn)內(nèi)心的平和狀態(tài)。逃之夭夭，正是晚年瓦爾澤為自己發(fā)現(xiàn)的生命隱喻?！?/p>

半生處于德國文化界乃至公共社會爭議中心的瓦爾澤，終于在90歲時選擇了“逃之夭夭”這個詞來形容自己的晚年，他后來一直居住在自己的出生地，博登湖畔的瓦瑟堡。而那些仍未被文學界遺忘的爭議里，最廣為人知的便是他的小說《批評家之死》引發(fā)的社會輿論。瓦爾澤原本對批評家持歡迎的姿態(tài)，曾表示，“作家和批評家并不是互有敵意的一對職業(yè)。每次我的書出版之后，如果能讀到別人的批評性文章，我會覺得是一種莫大的享受和滿足。一個作家聽到的全都是贊美之詞，那其實是很悲慘的，因為你從中沒辦法獲得任何滋養(yǎng)——只有在批評中，你才能知道哪里還可以改進。”但后來的幾次爭論，卻讓他與德國文學界權(quán)威、批評家賴希·拉尼茨基產(chǎn)生巨大的矛盾，盡管拉尼茨基曾稱贊過他的小說《驚馬奔逃》是一部杰作，認為瓦爾澤是“駕馭語言的能手”。轉(zhuǎn)變發(fā)生于瓦爾澤獲得書業(yè)和平獎時發(fā)表的演講，當時他表示反對部分文藝界人士把奧斯維辛問題當作工具來表演使用，此言論踩中了社會輿論敏感處，從而引發(fā)了包括拉尼茨基在內(nèi)的諸多批評，外界形容他是在“精神縱火”。幾年后他索性在《批評家之死》中將矛頭直指拉尼茨基這樣的批評家，在小說正式發(fā)售前，他招致了輿論反彈，指責他借小說來表達反猶傾向，爭議持續(xù)了幾個月后，人們才通過細讀小說發(fā)現(xiàn)并沒有任何證據(jù)表明瓦爾澤有這樣的立場嫌疑。諷刺的是，此事的整個過程與瓦爾澤在小說中寫的幾乎一樣，他準確預言了現(xiàn)實中的人心與人性。

經(jīng)過這些爭議，瓦爾澤徹底厭倦了身處類似漩渦之中，他像自己的小說名那樣選擇了“驚馬奔逃”，后來他如此重申解釋了自己的寫作觀念，“在寫作涉及到歷史問題的時候，我很少用公共性的語言，比如政治性的、群體性的語言，我只會用自己的語言來寫作，這是非常個人化和私人化的表達。在德國，曾經(jīng)有人批評我說，我是一個‘把良心私有化’的人。在如何看待歷史這樣的問題上，我從來都是從個人的立場和角度看待一切，盡量避免大家共有的一種態(tài)度和大家共同表達的一種方式?！?/p>

離開爭議中心之后，瓦爾澤幸運地找到了舒適度過晚年的方式，他在2008年推出小說《戀愛中的男人》，以老年歌德為原型講述文豪的愛情，將此前“文學君主”形象的歌德重塑成了一個真實、可愛、感人的新形象。這本小說不僅重新贏得了德國讀者的歡迎，也讓中國讀者對其中的妙語津津樂道。此前批評他的《法蘭克福匯報》主動要求連載這部小說，首場朗誦會吸引了當時的德國總統(tǒng)前來參與。讓瓦爾澤感到意外的另一件事是德國權(quán)威雜志《西塞羅》頒布了五百名德國知識分子年度影響力排行榜，他竟名列第二。

瓦爾澤曾說過自己不算是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總想證明自己說的話是正確的，不想證明反面，任何事情要在反面成立我才講，所以我不是知識分子”。隨著他的離世，媒體仍然將他視為民族永遠的知識分子，他的文學底色是講述那些陷入困境的英雄人物、不幸的普通人，以及對民族歷史問題堅持自我的思考。

他從未能成功逃避自我的歷史責任，即使半隱居在家鄉(xiāng)湖畔，如他在小說中自信的口吻，“親愛的對手，尊敬的敵人，你們掐指算算，看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離你們多遠。我已逃之夭夭。但我未能逃避我自己！還沒有，但是，會有這一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