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志軍：寫小說，我還得往上走
楊志軍沒有想到，《雪山大地》成為了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的榜首作品。
這部小說以他的父母為主要原型。當年，他的父親一路西進到了西寧，在一家馬車店里開始創(chuàng)辦《青海日報》，他的母親也成為青藏高原上第一批由國家培養(yǎng)的醫(yī)生。他見證了父輩們?nèi)绾闻c當?shù)氐哪撩褚黄鸾ㄔ炝瞬菰羺^(qū)的第一所學校、第一座醫(yī)院、第一家商店……他知道自己總要寫下這個來自記憶深處的故事。
楊志軍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創(chuàng)作，作品極多，既有發(fā)行逾百萬冊的“藏獒三部曲”，也有在豆瓣上尚無評分的小眾之作。8月16日，楊志軍來到上海書展，這是他獲得茅盾文學獎后第一次在公開活動中露面。
“文學不是說被大多數(shù)人接受的時候，它才是幸運的?；蛟S反而是被大多數(shù)人遺忘的時候，它才是幸運的。”在活動間隙，楊志軍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專訪。他坦言自己還是愿意做一個小眾作家，他希望能夠?qū)懗鲞@樣一本書——暢銷與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會是永恒的。
在他心中，《雪山大地》依然不夠?！啊堆┥酱蟮亍诽峁┝艘粋€高度，但這個高度只能說讓我有勇氣再往上走?！彼嬖V澎湃新聞記者，寫小說是沒有止境的，如果把它當成登山，那么這座山?jīng)]有頂峰，寫作者只能永遠在山坡上。
“我還得往上走?！苯衲?8歲的楊志軍說，“能寫一天，就寫一天?！?/p>
8月16日，在上海書展的楊志軍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
【對話】
澎湃新聞：你有沒有“文學的故鄉(xiāng)”？
楊志軍：首先我想說的是，不管有沒有“文學的故鄉(xiāng)”，作家都能寫出好作品。有的作家四處流浪，也能有故鄉(xiāng)感，他只是沒有實際的故鄉(xiāng)，但他一直在尋找故鄉(xiāng)。
我自己是有“文學的故鄉(xiāng)”的，而且有兩個。我出生在青藏高原，在那里生活了40年，它是我的第一故鄉(xiāng)，對我來說是刻骨銘心的。它塑造了我的肉體，我的人格，我的感情，給了我精神的支撐。我40歲離開青海，來到青島，后來也有一部分作品寫青島，寫海洋，寫都市。我把青島看成是我的第二個故鄉(xiāng)。
在青島定居后，我基本上每年回去（青海）一次。我的母親現(xiàn)在還在青海，她已經(jīng)90歲了。我也要回青海延續(xù)自己的生活。每年回去以后，我不光是待在西寧看母親，我還要去草原，去雪山，去牧區(qū)。倒不是說我需要獲取什么資料，只是延續(xù)我自己的感情，這些情感永遠讓我變得有底氣去思考。
澎湃新聞：第十一屆茅獎公布后，你在電話里說這也是一個自我總結(jié)的機會?；仡欉^往的寫作歷程，你發(fā)現(xiàn)了什么，思考了什么？
楊志軍：我曾經(jīng)寫過荒原系列的作品。在我看來，荒原是一種地域符號，也是一種精神符號。我這一時期的寫作從關(guān)注“人與自然的沖突”轉(zhuǎn)而反思“人性的變化”。再接著是對人精神世界的思考。在那樣一片區(qū)域，那樣一種文化里，人的精神是怎么一步一步走高的？明白了這些，我的“藏獒三部曲”就涉及到人的道德問題和精神危機。
后來我想到了人的信仰。我經(jīng)常說，一個人可以沒有宗教，但不能沒有信仰。假如說是我是一個世俗的人，一個無神論者，我怎么在這片土地上獲得屬于我的信仰？這個信仰和宗教沒有關(guān)系，這是土地給我的，是生命給我的，是思考給我的。我意識到，人本身就是一個信仰。
于是我又有了“理想三部曲”（《最后的農(nóng)民工》《你是我的狂想曲》《雪山大地》），主要探索我們?nèi)绾尾拍艹蔀檎嬲娜?，理想的人。我試圖在《最后的農(nóng)民工》里把很多優(yōu)秀的、有社會道德感的農(nóng)民工放在一起，塑造出一個典型的人物。我也試圖在《你是我的狂想曲》里讓音樂拯救人的靈魂。到了《雪山大地》，我想到了自然對人的塑造和改變。我想這也是我被稱為“理想主義者”的原因，我想寫人的理想主義，“做一個什么樣的人”的理想主義。
《雪山大地》
澎湃新聞：《雪山大地》和你之前的創(chuàng)作有哪些不同？
楊志軍：確實很不一樣。首先這里頭有很多我父輩的親身經(jīng)歷，還有我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雪山大地這種生活是我最熟悉的，寫它我不需要刻意去做準備，去采訪或者收集資料。它已經(jīng)融入我的生活和記憶了，我把它寫出來就行了。我一開始是想寫個短篇，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寫得很順手，一寫就很長了。
澎湃新聞：它是你想寫很久的一部作品？
楊志軍：是的。20年前我就想過寫這部作品。因為這個故事有我們家的原型，當年生活困難的時候，我們家來了一些牧民——我父親下鄉(xiāng)的房東，他們來了以后給我們困難的家里帶來了風干肉，奶皮和酥油。這些東西在當時非常奢侈。
但我一直在寫別的東西。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兩個民族，兩個家庭之間水乳交融般的交往，因為生活變富裕了，反而越來越難得了。我也覺得時代變化特別快，再不寫出來的話，寫作主要精力會放在從現(xiàn)在開始的那些變化，而“從那個時候開始的緩慢的變化”，可能就會被忽略掉，所以我想趕緊把它寫出來，給我自己也有個交代。
澎湃新聞：你懷念當時的生活嗎？
楊志軍：對我的父輩來說，那時候的生活不是所謂理想的生活，而是一種生活常態(tài)，和理想沒什么關(guān)系：作為漢族人，我到青藏高原工作，我就死在這個地方。我和牧民在一起，就得學他們說話、吃牛羊肉、適應(yīng)他們的習慣。
草原人也很寂寞，從這頂帳篷到那頂帳篷，騎著馬得走半天，人與人之間是那樣的遙遠。為什么草原人特別喜歡聚會？是因為他平常的生活都是拉開距離的，平常的生活都很孤獨。所以他們一旦聚會以后，比如賽馬會，大家都興高采烈的不得了。為什么牧民整體喜聚不喜散，就是因為散太多了。
我父親他們當時就是和牧民一起喝醉，醉了以后比賽摔跤，這種生活場景特別多。我過去有時喝醉了，就抱著人家的藏獒睡覺，快醒的時候，我心想這人怎么這么多毛，醒來一看原來是和藏獒一起睡。這種鄰里生活是很好的，人沒有太多的物質(zhì)的欲望，只有交往的親近感。
我一直關(guān)注當代生活，我對當代人有一種焦慮，擔心他們丟失了幸福的感覺。過去的生活為什么是理想的，是幸福的？就是感覺對了。人的生活質(zhì)量并不是由房子、車子、錢來決定的。決定生活質(zhì)量的肯定還是別的，尤其是你的精神狀態(tài)。
楊志軍在2023上海書展。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攝
澎湃新聞：當年你是怎么走上寫作之路的？
楊志軍：我算是知識分子家庭出身，從小家里有很多藏書。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讀書風氣基本上沒有的，大家都不讀書，也沒有藏書，我們家就還有些藏書，我就讀。另外，我父親是個記者，他也寫詩，他對我也是有影響的。
其次，我覺得是天性。天性這個東西無法言說。它決定你是喜歡文學，而且一直喜歡下去。
當然，還有對土地的那種感情。土地滋養(yǎng)我，我得到了那么多的養(yǎng)育，而我可以用寫作來表達我的感恩。這種東西，別人可能會覺得比較虛無或者矯情，但對我來說，它還是一種沉甸甸的東西。
我想生活是需要敬畏的，需要感恩的。我敬畏自然，也感恩自然。如果沒有基本的感情來做你的基礎(chǔ)，你的底氣，你這個作品是寫不好的。
澎湃新聞：于你而言，青藏高原對寫作的影響似乎不僅僅是提供了題材，也有其他方面，比如語言、風格、感覺上的影響。
楊志軍：確實。比如語言，我寫作的時候肯定不能用藏文寫作的思維。我對藏語是一種翻譯，翻譯的過程就是一種融入。雖然我不懂藏語，但我能夠理解他們的表達方式。所以我雖然是漢語寫作，但實際上是藏語化的漢語寫作，這種語言肯定和別人就不一樣。有人說我的文字是比較抒情的，那么這個抒情是自然給我的，同時也是當?shù)厝私o我的。
澎湃新聞：在文學創(chuàng)作的道路中，你把哪些人視為自己的老師？
楊志軍：我喜歡但丁、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肖洛霍夫、雨果、莎士比亞。
我汲取這些作家的不是文學技巧，而是精神指標。因為他們都是把自己完全奉獻給精神的作家。他們是一個民族、一代人的精神指標，不僅僅是寫出了良好的文學作品。比如但丁和托爾斯泰，他們完全是人類靈魂指路明燈式的作家。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是，永遠把他們的寫作和生活融為一體。當他們在生活中弘揚一種精神的時候，他們自己完全具有這種精神。當他們在寫一個人物，這個人物充滿了贊美，充滿了內(nèi)心的感動，他們自己就是那樣一個人物。
所以我也相信什么樣的人寫什么樣的作品。如果說我寫出這么個好人來，但我自己是個流氓，這對我來說簡直就是分裂了。我覺得這些作家對我的影響不光是作品的，還是精神的，對你的生活態(tài)度、看人的方式，都有影響。
澎湃新聞：你一直提到“精神”這個詞。
楊志軍：對，我覺得這個最重要。
澎湃新聞：你心目中的好小說具有哪些特質(zhì)？
楊志軍：我不太喜歡現(xiàn)在一些特別勁道、特別技術(shù)化的小說。我覺得小說是一種精神產(chǎn)品，它包含的不僅僅是把一個故事講得特別精彩，把一個人物寫得特別飽滿，同時應(yīng)該也有很多建樹，而且建樹比批判更重要，因為你必須建樹一種理想，建樹一種尺度。
我覺得一種精神的建樹肯定比批判的能力還要強大。比如托爾斯泰覺得生活中沒有完美的人，最完美的人就是犯了罪以后勇敢懺悔的人，他自己也是一個勇敢懺悔的人。這樣一種寫作的方式或者寫作的姿態(tài)，對我的文學以及我對文學的看法還是很有影響。我總覺得小說不是一項技術(shù)活，而是一種攀登精神高峰的過程，這個過程是沒有止境的，而技術(shù)活是有止境的。
澎湃新聞：對于精神生活，今天選擇看書的人可能沒有以前那么多，你對此感到悲觀嗎？
楊志軍：我們面對的誘惑，尤其是娛樂誘惑太多了，我們有大量的時間被這些東西占領(lǐng)。但時間畢竟是有限的。這其實是一代人的精神危機。但我覺得是因為有了這種危機，文學就變得越來越有價值了，它非常稀有地在那里閃爍。在大家都很姹紫嫣紅的地方，它很稀有、很孤獨地開了一朵白花。
文學不是說被大多數(shù)人接受的時候，它才是幸運的，反而是被大多數(shù)人遺忘的時候，它才是幸運的。因為這時候就可以發(fā)現(xiàn)，你的獨到價值就是孤獨和寂寞。
我有信心，只要人類活著，就不可能遺忘文學。
澎湃新聞：之前你有過很暢銷作品，比如“藏獒三部曲”很快發(fā)行逾百萬冊，但也有過小眾的作品。聽說茅獎公布后短短幾天里《雪山大地》就加印了三次。你怎么看待暢銷這件事？
楊志軍：關(guān)于一本書的暢銷，偶然性因素太多了，根本就不是作者能刻意去追求的。我自己實現(xiàn)暢銷后并沒有什么得意，因為我覺得文學，可能冷靜下來的，更沉穩(wěn)一點的，會更好。
我之前寫作有一個毛病，就是想法太多，比如這個東西還沒寫完，就想到下一部了，這樣的結(jié)果就是構(gòu)思下一部好像更激動，于是只能匆匆結(jié)束上一部。我現(xiàn)在不這樣了，想出手慢一點，但可以沉淀，可以把一些自己沒有表達的，或者說那種急于表達而表達不好的東西修改好。
我還是愿意做一個小眾作家，這樣我可以很安靜地寫出一本書，哪怕這本書只被少數(shù)人接受，但它只要永遠有人看就可以了。暢銷書會像浪潮一樣被逐漸吞沒，但有一種東西會永遠地存在，永遠地流傳下去。我希望能寫出這樣一本書，保持它的永恒性，而不是它保持它的暢銷性。
澎湃新聞：你覺得你已經(jīng)寫出了這本書嗎？
楊志軍：沒有。
澎湃新聞：《雪山大地》也沒有。
楊志軍：我覺得《雪山大地》給我提供了一個高度，但這個高度只能說讓我有勇氣再往上走。寫小說是沒有止境的。如果你把它當成登山，它沒有頂峰，你不可能登頂，你永遠在山坡上。《雪山大地》讓我出現(xiàn)在一個山坡上，我現(xiàn)在停下來看看，我還得往上走。文學這個東西，你越追求，越發(fā)現(xiàn)自己一無所知，發(fā)現(xiàn)自己并不聰明。所以我覺得理想的小說可能還在以后，我還得慢慢寫。能寫一天，就寫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