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方歷史和民族記憶深處鏨刻的靈魂之書
雷平陽為雙江普洱茶寫了一本散文集，名為《茶宮殿》。古茶樹尤其是大雪山上30多米高的“茶祖”（茶樹王）被賦予了“物性”“神性”與“人性”疊加之后的精神光暈，而“人”“神”“茶”在雷平陽這里是三位一體的，“我很難把時間迷宮里的人、憂郁的神靈和曠野上的茶樹分開來談論，他們的靈與肉、肉與肉早已扭結(jié)在了一塊兒”。（雷平陽《自序》）
為了透析以茶文化為場域的歷史及時代構(gòu)造，為了對事物本體存在狀態(tài)以及原初光暈的捕捉與復現(xiàn)，雷平陽要做的就是一次次做出推敲、指認和記錄，甚至要用盡心力去發(fā)現(xiàn)和重建。在此意義上，雷平陽成為“光暈”的鏨刻者。在技術主義的消費社會中，人與人、人與物的倫理關系被重置，而雷平陽所要苦心孤詣重建的前現(xiàn)代性時間與空間的努力多少顯得有些徒勞——而這份徒勞卻在歷史和記憶層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人文價值，這讓我想到瓦爾特·本雅明的“被懷舊的淚水所朦朧的往昔”。值得注意的是，本書中穿插的吳永達以及雷平陽的70多幅攝影作品，它們通過最為直觀的視覺形象還原、建構(gòu)了雙江的茶文化景觀，而以茶樹（茶祖）、茶園、原始森林、小黑江、村寨、神農(nóng)祠、山神廟、竜林祭臺、香爐、公雞圖騰、石刻、雞卦、布朗族經(jīng)書、拉祜族竜頭、砍甘蔗的村民、茶農(nóng)、佤族老婦、牛腿琴、布朗族蜂桶鼓舞等人物、瞬間、細節(jié)、動作構(gòu)成的影像及“光暈”則揭開了歷史與現(xiàn)實的雙重時間通道，它們彼此打通、相互交織。
實際上，自2000年以來，雷平陽在詩人和散文家的身份之外一直在強化和建構(gòu)著田野考察者以及民俗學者的形象，涉及地域文化、文化人類學以及地緣經(jīng)濟等。他幾乎走遍了云南大山（包括六大茶山）、曠野和熱帶雨林深處大大小小的新舊茶廠以及廢墟，他一遍遍仰望、俯察以及撫摸那些茶樹，他一次次確認“遙遠的目光里，是民族的起源”（列維-施特勞斯），更為重要的是結(jié)識并跟蹤、抒寫了諸多在“當代歷史”中不會被提及的那些面孔模糊的茶人、竜頭、司機、向?qū)б约按逭锏钠胀ㄈ恕?/p>
《茶宮殿》是考察、叩訪、矚望、回溯、鏨刻之作，類似于為圣殿的佛像“重塑金身”。與此同時，無處不在的景觀社會已經(jīng)誕生，“景觀就是這個嶄新世界的地圖，一幅精確覆蓋其領土的地圖，甚至那些脫離了我們的力量，都能以其整個的威力向我們自行展示”。（居伊·德波《景觀社會》）“世界地圖”越來越清晰、扁平化，可以快速抵達、實時導航，看起來一切都確定無疑。然而，快速移動也導致了“認識裝置的顛倒”、感受力的弱化以及體驗方式的同質(zhì)化。每個人在地圖上選擇的不同線路實則代表了不同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也代表了差異和選擇?，F(xiàn)代性地理和風景是以消失標記和抹去記憶為前提的。具體到雷平陽而言，他是卡夫卡意義上的地理測繪者。大雪山、勐庫鎮(zhèn)、勐勐鎮(zhèn)、邦丙鄉(xiāng)、冰島村、賽罕村、南直村、南榔村、岔箐、大梁子村、胖品村、大南矮村、下滾崗村、大咪地、營盤村、邦協(xié)村、邦木村、邦邁村、章外村、南迫村、壩糯村、彝家大寨、糯伍寨、公弄寨以及瀾滄江、小黑江，既是個人的行走蹤跡又是田野考察的“沙鄉(xiāng)年鑒”。雙江因為瀾滄江和小黑江交匯而得名，這里以拉祜族、布朗族、佤族以及傣族為主體構(gòu)成的多元民俗文化、地方根性、自然生態(tài)以及勐庫大葉種茶，與一個個真實不虛的人物、場景、細節(jié)以及歷史事件交織、涵容在一起。
雷平陽關于雙江的茶文化空間及其構(gòu)成的認知方式和抒寫正印證了詹姆遜的“認知測繪”。詹姆遜的“認知測繪”專注于全球化和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而雷平陽的“認知測繪”也與全球化時代的“空間生存”命題發(fā)生密切關聯(lián)，只是這一關聯(lián)的認知點是專屬于雷平陽的“云南地圖”的，帶有明確的空間現(xiàn)象學意味。顯然，雷平陽實地考察、文化想象以及精神視域中的“雙江”具有地方個性和特殊的文化構(gòu)造，而這次關于雙江普洱茶文化的寫作也是雷平陽的“精神轉(zhuǎn)身”之作，正如他所說到的“雙江是太陽轉(zhuǎn)身的地方，也是我的寫作生涯當中一個轉(zhuǎn)身的地方。我一直想給雙江寫一本書，關于雙江的歷史，關于雙江的茶樹……”這一“轉(zhuǎn)身之作”類似于在山野和植物迷宮中一次次探路和辨識鄉(xiāng)土世界的精神源頭，類似于一點一劃地重新鏨刻一份消失已久的地圖。雙江“地圖”及其普洱茶文化攜帶了“邊地倫理”以及“地方性知識”的基因，比如那些村寨、茶樹、茶廠、茶園、茶農(nóng)、非遺傳承人以及其他熱帶植物所形成的“詞典學”的標識。值得注意的是，雷平陽這一特殊的“地圖”構(gòu)造既是空間的又是超空間的，而空間在本質(zhì)上又是時間化的。尤其是當嶄新的空間突降而舊空間瓦解的時刻，在兩種空間和時間的分化甚至對立中一個詩人必須認知回憶以及現(xiàn)實的位置并重建精神空間和時間秩序，以認知、理性或超驗來面對斷裂的世界。這需要詩人具備建立于個體主體性基礎之上的整體認知能力、歷史化的個人想象力和語言行動能力。
雷平陽在這份田野考察筆記中使用了大量的歷史文獻、民族檔案以及地方文化研究資料。雷平陽不斷尋找著茶文化背后更為復雜的驅(qū)動機制，更為關注的是人與茶的命運以及地方的歷史變遷，他近乎以人類學的方式在逆光中轉(zhuǎn)身，不斷以低沉、緩慢交談的語氣對歷史、時光以及命運發(fā)出唏噓和慨嘆。歷史、檔案、人世、物證、遺跡與記憶、理想、不安交織成一個個真實而又不乏戲劇化的故事，而一個云南土著作者的精神面影也在記述和漫溯的動作之中愈發(fā)清晰。這不只是人類學層面的關于自然思維和原始思維的田野考察，而是建立于急迫和焦慮的文化境遇以及認知系統(tǒng)的失衡。眾所周知，“變”是任何時代的主題，而“不變”的部分只能在作家、族群以及巫師那里得以精神化的隱秘延續(xù)。
無疑，雷平陽又一次承擔了“講故事的人”的角色。與其說雷平陽是在寫作一本茶文化的書，不如說是在鏨刻一本靈魂之書，在灰塵、石屑之中，他俯身將刻刀深入到地方歷史與民族記憶的深處，遙遠的記憶和破損的肉身被激活與重塑，塵世的煙火氣中普通的生命以及茶樹被一次次放大，流逝的時間被定格，未來的圖書博物館里又增加了幾公分的精神厚度。
（作者系《詩刊》副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