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如其人”的歷史發(fā)展與當下價值
“文如其人”是一個古老而又常新的文論命題。說它古老是因為它的發(fā)端可追溯至《尚書》的“詩言志”，說它常新是因為直至當下“文如其人”的評價仍時常見諸報端。對這一命題產(chǎn)生的歷史過程進行梳理并辨析其長久不衰的原因，或可為當下的文藝建設提供借鑒。
一、“文如其人”的歷史發(fā)展
“文如其人”的正式提出是北宋蘇軾在《答張文潛縣丞書》中評價其弟蘇轍“其文如其為人”，但其發(fā)端卻可追溯至先秦時期。早在《尚書·舜典》中就提出“詩言志”的言論，到漢代《毛詩序》中的“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等，都意在揭示詩可以承載創(chuàng)作者的情志?！墩撜Z·憲問》中提到孔子的“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堅持德為本言為末，言是德性的外在表現(xiàn)與自然傳達?！吨芤住は缔o下》云：“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边@描述了人在不同心態(tài)、遭際下的言語特征，揭示了人與言、人與文的內(nèi)在相關(guān)性與一致性。揚雄提出“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法言·問神》），更是明確將藝術(shù)表現(xiàn)與人的品德相聯(lián)系。這符合先秦兩漢時期“文”作為政教工具，承擔著教化之責的歷史語境，即后來曹丕所說的“經(jīng)國之大業(yè)”（《典論·論文》），劉勰所說的“文章之用，實經(jīng)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文心雕龍·序志》），因此，作文者理當“正心”“誠意”，加強個人的道德修養(yǎng)與人格完善，以使傳世之文能有匡正人心之用，也使異代的讀者能夠“覘文輒見其心”（《文心雕龍·知音》），實現(xiàn)“尚友”古人（《孟子·萬章下》）的對話。
魏晉六朝時期，伴隨著文的自覺，文學的情感性與審美性得以彰顯，“文如其人”這一命題的內(nèi)涵得到了豐富。曹丕提出“文氣”說（《典論·論文》），劉勰提出“情者，文之經(jīng)”（《文心雕龍·情采》），將作家的氣質(zhì)稟賦、作者個人的情感作為文章的主要表現(xiàn)內(nèi)容。相應地，在創(chuàng)作上，劉勰更加強調(diào)文學創(chuàng)作是“情動而言形”“因內(nèi)而符外”，肯定“為情而造文”的自然之作，反對“為文而造情”的矯飾之文?！拔娜缙淙恕敝叭恕钡膶用?，除道德品質(zhì)外，作家的性情與情感成為文本的主要構(gòu)成和讀者體察的重要部分。劉勰還將作品的風格與作家的才、氣、學、習等先天和后天的因素聯(lián)系起來，兼顧先天的“情性所鑠”與后天的“陶染所凝”，指出這是造成“筆區(qū)云譎，文苑波詭”（《文心雕龍·體性》）的原因所在，建立了人格論與風格論的關(guān)聯(lián)。
隋唐至明清時期，“文如其人”這一命題漸趨穩(wěn)定，在實際的品評中，論者多以人品代文品、以人格代風格。如唐代白居易：“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讀君詩，亦知君為人。”（《讀張籍古樂府》）南宋陸游：“人之邪正，至觀其文則盡矣決矣，不可復隱矣?！保ā渡闲两o事書》）明代田藝衡：“詩類其為人。且只如李杜二大家，太白做人飄逸，所以詩飄逸；子美做人沉著，所以詩沉著?！保ā读羟嗳赵罚┣宕~燮：“詩以人見，人又以詩見。使其人其心不然，勉強造作，而為欺人欺世之語，能欺一人一時，決不能欺天下后世。究之，閱其全帙，其陋必呈?！保ā对姟ね馄稀罚┑搅藙⑽踺d，更是明言“詩品出于人品”（《藝概·詩概》）。
“文如其人”這個命題本身較為籠統(tǒng)、模糊，然而正因為這種模糊性和不確定性，才使得這一命題有了更大的包容性和生長性，可以與中國古代文論中的其他命題相互融通，具有長久的生命力和更為廣泛的接受性?！拔娜缙淙恕背闪⒌那疤崾强隙ㄎ呐c人具有某種一致性，文本能反映作者的道德品質(zhì)、主觀情志和個性氣質(zhì)，讀者可以經(jīng)由文本體察作者之為人。
二、“文如其人”的適用限度
“文如其人”建立在中國傳統(tǒng)文論對作家的創(chuàng)作動機真實性與作品表達效果真實性的雙重要求基礎上。另外，作家的藝術(shù)表現(xiàn)能力、特定文體的寫作慣例等因素也會影響表達效果。在中國文學史上，“文未必如其人”的例子不勝枚舉，持“文未必如其人”論調(diào)的也不絕如縷。從梁簡文帝蕭綱“立身之道，與文章異”（《誡當陽公大心書》）到魏禧“大奸能為大忠之文，至拙能襲至巧之語”（《日錄·雜說》），都強調(diào)了文與人之間的相悖。元好問更是針對揚雄的“心聲心畫”說發(fā)難：“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閑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保ā墩撛娙住菲淞┏裘阎膰泪?，著有《鈐山堂集》，當時王廷相為之作序稱“詩思沖邃閑遠，在孟襄陽伯仲之間”。這種文與行分途的例子不勝枚舉，均構(gòu)成了對“文如其人”難以反駁的詰難。
導致“文未必如其人”的原因有很多，前人論之詳矣。例如，詩境的習得對于人品來說是一種高明的掩飾，這就導致“大奸能為大忠之文，至拙能襲至巧之語”。人性有復雜性和多面性，錢鍾書先生稱“見于文者，往往為與我周旋之我；見于行事者，往往為隨眾俯仰之我，皆真我也”（《談藝錄》）。不同的文體也會導致作者在文本中所呈現(xiàn)的“真我”的復雜，如“詩莊詞媚”，同一作者在詩和詞中會有不同的性情流露。又或者以代言體的姿態(tài)來寫作，也會造成文中之情志與作者之本真之我的背離。另外，文章的寫作難免會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在政治嚴酷時期，作者可能會迫不得已寫一些違心的文章，或者采取隱晦曲折的方式來表達，如司馬氏政權(quán)下的阮籍作《詠懷詩》、清朝文字獄大興時文士們“著書都為稻粱謀”（龔自珍《詠史》）等。
這就使得學者們不得不反思“文如其人”這個命題本身的合理性、存在的漏洞以及使用的限度等問題。錢鍾書先生在《談藝錄》中辨明：“然所言之物，可以飾偽；巨奸為憂國語，熱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調(diào)，則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風，不能盡變?yōu)槌五?，豪邁人之筆性，不能盡變?yōu)橹攪?。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笔Y寅也指出：“文如其人是如人的氣質(zhì)，而非如人的品德?！保ā段娜缙淙?——一個古典命題的合理內(nèi)涵與適用限度》）“文如其人”的有效性是有限度的。這一命題，因其過于籠統(tǒng)、模糊，把本然存在與應然追求籠統(tǒng)地凝結(jié)到一起，在本然意義上未必可靠，無數(shù)的文學史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但是在應然意義上，卻能導向“真”與“美”的統(tǒng)一，追求人格魅力與藝術(shù)魅力的交相輝映、相得益彰，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便是這樣的典范。司馬遷贊美他“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正是這種應然的期許，在社會意義上的價值導向功能決定了“文如其人”之說雖屢遭質(zhì)疑，卻依然得到古人乃至今人的青睞，成為文藝評論的重要標準之一，對今天的文藝創(chuàng)作與文藝批評仍有價值。
三、“文如其人”的當下價值
“文如其人”的合理性與有限性對于今天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研究仍有價值。從創(chuàng)作層面看，“文如其人”仍然是值得作家們追求和倡導的理想。清代沈德潛指出：“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保ā墩f詩晬語》）“文如其人”表達了人們對文學的最高期許，渴望偉大作品與偉大人格的統(tǒng)一。同時，一般的讀者也難免會從作品的內(nèi)容、格調(diào)來揣測作家的胸襟與格調(diào)，這就要求作家們要自覺地承擔起文學導人向善的社會功能，創(chuàng)作優(yōu)秀的作品塑造人、鼓舞人，導引一代之風氣。從文學批評與文學研究的層面來看，“文如其人”與“文未必如其人”也提醒研究者在作家和作品的關(guān)系上保持理智的態(tài)度，對作品的闡釋和批評要持審慎的態(tài)度，既不盲目地“知人論世”，也不一味堅持“作者已死”，根據(jù)研究對象的實際情況，保持開放的狀態(tài)，靈活采取有效的方法，對作家和作品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
（作者系遼寧大學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