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文脈：魯迅與浙東學術的過渡環(huán)節(jié)
周氏兄弟文學面貌的一個重要特征，便是雜學，這在二人的文章與學術脈絡中分別結(jié)出了各具異彩的果實。在《朝花夕拾》中，魯迅將自身雜學資源的獲取，描述為受到“一個遠房的叔祖”[1]的影響，周兆藍（字玉田，1844—1898）[2]被書寫成開啟魯迅雜學源頭的啟蒙者。這為研究者在探討周氏兄弟雜學資源的問題上，提供了家族影響的視角。
正如有論者指出，《朝花夕拾》在“文獻材料的維度上”被研究者“過于倚重”，其“文章修辭與敘事技巧”[3]則多被忽視。進一步辨析，會發(fā)現(xiàn)作為“文獻”的《朝花夕拾》所包含的魯迅生平史料有一種“厚敘述”（thick desperation）[4]的狀態(tài)：即“文獻”以一種高度概括、提煉、濃縮的形態(tài)被敘述，“史料”本身便呈現(xiàn)出一種值得辨析的“敘述”形態(tài)。倘若研究者對《朝花夕拾》中的“文獻”未做抽絲剝繭般的解剖，則獲取的史料有可能流于表層。如關于玉田叔祖的描述，如果僅將其解讀為魯迅在少年時代由于機緣巧合，受到某位家族成員的影響、對雜學發(fā)生興味，這一史料信息可能是有限的。
以這一視角引入周作人的“朝花夕拾敘述”，會發(fā)現(xiàn)它為打開《朝花夕拾》文本的深層空間提供了鑰匙，還原出了作為“文獻”的《朝花夕拾》背后的文獻。周作人指出了浙東學派的影響與流變?nèi)绾尾暗搅酥苁霞易?，家族成員的雜學趣味又如何映現(xiàn)了浙東學術的某些特征。浙東學術的影響力經(jīng)由家族文脈這一轉(zhuǎn)換中樞，塑造了周氏兄弟的雜學面貌。《朝花夕拾》中魯迅從玉田叔祖處獲取的雜學啟悟，經(jīng)由周作人的補敘，被拓展成為“魯迅與浙東學派”的學術史命題。本文試圖辨析“浙東學術——家族人物——周氏兄弟的雜學資源”三者之間的聯(lián)動關系，探討家族影響在“地方與文藝”[5]中所發(fā)揮的隱性而關鍵的作用。
一、家族文脈的重溯
1942年，周作人在“桑下叢談”系列短文的末篇，提到自己高價收購《左腴》三卷，此書為“講《左傳》之書”，作者為潘希淦。《左腴》并不出名，周作人卻對它十分看重，原因是家族成員周以均（1804—1871）、周錫祺（1826—1854）、周以墉（1810—1862）均參與了此書出版。周作人特別提及書中兩處?？叩男畔ⅲ骸跋戮砟╉撚凶忠恍性?，年再侄周以均命男錫祺校刊”，“中卷末又署孫婿周以墉鴻卿?？盵6]；而在《左腴》卷上末尾也有“年再侄周以均一齋?？钡淖謽覽7]。
玉田叔祖已為《阿長與<山海經(jīng)>》的讀者所熟知，而周以墉是玉田的父親，周以均與周以墉二人的祖父為親兄弟；周錫祺與玉田為不同房份的族兄弟。周作人在“桑下叢談”中引入的三位家族人物及其刊刻地方文獻的事跡，使得玉田的書齋成為周氏家族文化的象征與隱喻，并在史料層面牽涉出更多的家族人物，展示出玉田周邊的周氏家族文脈。
周以墉與潘希淦之子潘尚楫是兒女姻親。潘希淦是一位“講習經(jīng)史，工制藝”、“有經(jīng)師之譽”的博學宿儒，他的兒子潘尚楫是“嘉慶庚申舉人”，官任“山東曹州府知府”[8]。周以墉之父（即玉田祖父）周塋（筠軒公）曾“請業(yè)”于潘希淦門下，潘尚楫看重周塋是“篤望”“修德力學之士”，且“蠡城周氏”為“詩書為業(yè)”“忠厚承家”[9]的望族，將自己的次女許配給周塋的次子周以墉。潘氏與周以墉共育有九子、二女，玉田是第五子?？婆e關系與婚姻關系的疊加，使周、潘兩家關系密切，因此周作人將《左腴》“覆盆橋周氏刻本”視作“吾家故物”[10]。
周作人強調(diào)了周以均、周以墉與周氏兄弟所屬房份的關系：“一齋公為曾祖八山公之從弟，曾重刊《越言釋》，鴻卿公則曾祖之同祖兄弟，即花塍之父”[11]，即二人與周氏兄弟同屬“清道房公允公派四支”。1931年4月7日，周作人在馬廉購于北平書肆寶倫堂的《越城周氏支譜》第六號上題詞，署名為“會稽周氏清道房公允派四支十四世周作人”[12]；1938年5月6日，周作人又在自己所藏的《越城周氏支譜》第二十號上題字：“十四世周作人謹藏，廿七年五月六日題簽”[13]。面對家族脈絡綿延，周作人表現(xiàn)出強烈的宗族譜系意識。根據(jù)《越城周氏支譜》中《清道房公允公派四支世錄》[14]，可以整理出從第八世周渭（熊占公）至第十四世周氏兄弟（魯迅、周作人）的譜系示意圖：
在周氏家譜中，周以墉的名字是之錞（字鴻卿）。由上圖可見，周以墉的父親周塋，與周氏兄弟的曾祖父周以埏（苓年公）的父親周珄（瑞璋公）是親兄弟；周以均（一齋公）的祖父周鑑，與周氏兄弟曾祖周以埏的祖父周宗翰（佩蘭公）是親兄弟。結(jié)合周氏家譜，會發(fā)現(xiàn)周作人從家族譜系視角，交待了從玉田的父輩（周以墉、周以均）開始四代人與周氏兄弟的關系。
首先是第十一世周以均與周以墉。
以均，字一齋，號贊平，一字仲笙，晚號澹香，行一。道光甲午科經(jīng)魁……生嘉慶甲子三月廿九日未時，卒同治辛未三月初二日午時……生子二，錫祺、錫嘉……[15]
之錞，原名謨，字汝嘉，號鴻卿，行四。會稽學廩貢生，候選訓導。生嘉慶庚午六月四日酉時，同治壬戌八月初十日酉時殉難。恩釁云騎尉，世襲恩騎尉罔替，入祀浙江省城忠義祠。配頭陀庵前潘氏，嘉慶庚申恩科舉人、山東曹州府知府，賞戴花翎尚楫次女……生子九：麒麟、達、庚銘、咸禧、慶蕃、兆藍、錫恩、慶祁、元祉……麒麟夭、達殤。[16]
其次是第十二世花塍（1839—？）、椒生（1843—1917）[17]、玉田（1844—1898）三兄弟，屬仁房三派（禮義信）中的義房，是周氏兄弟的三位叔祖：
庚銘，原名邦彥，字花塍，行十二。會稽學附生，兼襲云騎尉。生道光己亥正月初七日卯時，配觀音寺前胡氏廣西候補按察司照磨世襲云騎尉起元長女，生道光乙未閏六月廿一日寅時。[18]
慶蕃，字椒生，號杏林，行十八。會稽學附生，光緒丙子科舉人。生道光癸卯四月十九日亥時，配峽山何氏道光癸卯副貢生同知銜江蘇候補知縣彬長女，生道光癸卯十月十二日戌時，卒同治壬戌八月十四日未時，繼配蕭山瞿氏臨穎縣典史繼昌女，生道光癸卯十一月十六日亥時，生子二：鳳藻、鳳苞。[19]
兆藍，字肖云，號玉田，行二十。會稽學附生。生道光甲辰五月十五日丑時，配朱氏女，生道光丁未正月初六日戌時，生子二：鳳珂、鳳琯。[20]
花滕、椒生、玉田三人均與魯迅的啟蒙、閱讀乃至接受新學思潮關系密切。除了玉田外，花塍擔任過魯迅的“開蒙”先生，周氏兄弟都曾在其門下讀書：
魯迅的“開蒙”的先生是誰，有點記不清了，可能是叔祖輩的玉田或是花塍吧。雖然我記得大約七八歲的時候同了魯迅在花塍那里讀過書，但是初次上學所謂開蒙的先生照例非秀才不可，那末在儀式上或者是玉田擔任，后來乃改從花塍讀書的吧。[21]
如果說玉田啟發(fā)了魯迅的雜學興味，那么花塍則承擔了周氏兄弟的啟蒙教學，后者同樣是值得關注的人物。比玉田年長一歲的椒生也被魯迅寫入《瑣記》：他協(xié)助過魯迅去南京求學、卻反對魯迅接受新思潮，以頑固守舊的“本家的老輩”[22]的形象被定格在魯迅文本中。三位叔祖，要么對魯迅的“開蒙”、閱讀有過培育之功，要么對魯迅新學興趣進行了扼殺與鉗制、對魯迅接受新思潮起到反向推動作用，均與魯迅的成長經(jīng)歷關系密切。
除了義房十二世的三位叔祖之外，周作人在“桑下叢談”又補充了中房十二世的周錫嘉（1839—1890），他是周以均次子、“曾重修本族的家譜”[23]，周作人幼年曾見過他[24]。周以均的兩個兒子周錫祺、周錫嘉的生平簡況在《越城周氏支譜》中有記載：
錫祺，字春農(nóng)，號蘭侯，行二。會稽學附生。生道光丙戌四月十四日未時，卒咸豐甲寅七月初三日亥時……生子三：起鳳、鳴鳳、鏗鳳……[25]
錫嘉，字揆初，號拙君，行十四。捐職翰林院侍詔，議敘同知銜，指分江蘇試用縣丞。生道光己亥十一月初十日卯時，卒光緒庚寅十月十四時申時……生子三：寅恭、曾澤、超鳳……[26]
第三代是周錫祺的三個兒子起鳳、鳴鳳、鏗鳳，分別字念農(nóng)、慰農(nóng)、憶農(nóng)；以及周錫嘉的三個兒子寅恭、曾澤、超鳳，分別字笙孫（桂軒）、仲孫、贊孫，他們是周氏兄弟的叔伯輩。周氏兄弟的父親伯宜公與桂軒[27]、慰農(nóng)[28]均頗為要好。值得一提的是，伯宜公與慰農(nóng)都有為大殮之前的死者“穿衣服”的技能：“他們兩人有一回曾為本家長輩（大概是慰農(nóng)的叔伯輩吧)穿衣服，棋逢敵手，格外顯得出色，好些年間口碑留在三臺門里。”[29]魯迅不僅繼承了伯宜公這一本領，曾為祖母蔣氏大斂之前“穿衣”，并把這一細節(jié)寫進了小說《孤獨者》，成為魏連殳為祖母“穿衣”情節(jié)的本事[30]。
桂軒1893年便已去世[31]。與桂軒同輩、與周氏兄弟的生活與文本相關的家族人物，還有鳳岐、鳳琯、鳳桐。鳳岐（鳴山）是致禖的次子[32]，與周氏兄弟先后去往南京學堂求學。鳳琯為玉田叔祖的次子，同樣被寫進魯迅文本，成為《瑣記》中“打旋子的阿祥”[33]。鳳桐是致祎的兒子，其軼事被剪裁進入《阿Q正傳》，成為阿Q向吳媽求愛的本事[34]。
第四代，便是周氏兄弟的族兄蘭星，本名周壽頤：他是周以均的曾孫、桂軒的兒子。蘭星與魯迅是三味書屋的同窗[35]，與魯迅關系不錯。當蘭星的戀愛受到“偽道學的長輩”非議時，魯迅出于對這些人的“厭惡”反倒對蘭星“特別親切接待”，進行過“無言的聲援”[36]。尤其重要的是，《阿長與<山海經(jīng)>》中提到的“那時最愛看”的《花鏡》，正是蘭星“以二百錢代價”[37]賣給周氏兄弟的，時間大約為甲午年間，版本為“木版大本”的“翻刻”本[38]。
以玉田叔祖為起點，周作人重溯了前后四代家族人物。從義房十一世開始，周以墉和他的幾個兒子：玉田、花塍、椒生；以及自中房十一世開始，周以均——周錫嘉——桂軒——蘭星，他們或?qū)︳斞赣羞^雜學啟蒙、或提供書籍，好幾位人物均與魯迅學術趣味的培育有著淵源關系，一些人事被寫入了魯迅文本。玉田之父周以墉、族伯父周以均在地方文獻傳播中的功績、玉田外祖潘希淦在經(jīng)史上的深厚造詣等，使得玉田的書齋成為家族內(nèi)外幾代人學術積淀的縮影。周作人鋪敘了濃縮在《朝花夕拾》中玉田敘述背后的史料，展現(xiàn)出周氏家族文脈的內(nèi)在圖景。
二、蠡城周氏：從“章句”到“諸書”
周氏家族中，考上舉人的不乏其人，考中秀才的則更為常見。周以均、周以墉、周錫祺三人均取得過舉人或秀才的科名。以“詩書為業(yè)”著稱的“蠡城周氏”又多選擇與當?shù)赜泄γ⒂猩鐣匚坏娜思医Y(jié)為姻親，家族文脈成為一種世代累積的、滲透在家族血脈與家庭氛圍中的遺傳基因。周以墉52歲死于太平天國戰(zhàn)亂，但留下了七個兒子，子孫綿延保證了家族文脈成為可延伸與復制的文化譜系。
以周以均為例，他是一位舉人，并且是“道光甲午科經(jīng)魁”[39]，但三次會試都沒有考中[40]。雖然未能取得進士科名，他卻“以經(jīng)史有用之學教授鄉(xiāng)里，士之敦實踐者翕然奉為經(jīng)師、人師。凡經(jīng)教授，先后掇科第以去”[41]。在其自訂“年譜”中，周以均提到了他在舉業(yè)傳授方面的輝煌成績：“同治六年丁卯（按：1867）六十四歲”，“與在院肄業(yè)諸人講求實學，自是同志者來游益眾。本年甲子丁卯鄉(xiāng)試，及門楊燮和、潘良駿、孫琥銘、沈百墉、鮑謙、胡太晟、侄福清同榜中試”[42]。1867年周以均有六名學生加上族侄周福清（周氏兄弟祖父）同榜中舉，足以見出周以均學養(yǎng)深厚。他直接助力了一批及門弟子與家族晚輩在舉業(yè)道路上飛黃騰達。周福清后來考中進士并入翰林院，成為周氏家族中科名最高的人，延續(xù)并實現(xiàn)了族叔周以均的科舉理想。
然而，自周氏兄弟的曾祖輩起，已經(jīng)醞釀著一股由經(jīng)學向雜學演變的風尚：即在注重舉業(yè)的同時，也關注實學、注重博覽，對于經(jīng)學以外的各類書籍均有涉獵。這一變化的背后，與清代浙江省科舉錄取率極低，優(yōu)秀士子屢試不中的客觀情況有關。專心科舉的士子在努力攻讀中博覽群籍，以對各體文章的兼習來達到對八股章句的徹悟與把握，是一種從舉業(yè)內(nèi)部發(fā)展出來的由專到博的自然過程。周以均長子周錫祺便是這一變化的典型例證：
公少時已嶄然見頭角，至性過人，敦孝友、嗜學，朝夕手一經(jīng)。燮三公深愛之。年十九，補博士弟子員，有聲黌序。試于鄉(xiāng)，輒元薦，卒奇于遇，不獲售。人咸以為惜，而公殊自若也。語其姑婿馬株舫曰：不患有司之不明，患吾業(yè)之不精。下幃攻，苦學益力，于章句之外一切周秦兩漢六朝唐宋諸書靡不蒐習。每一操筆翰，動若飛，紙落如云。[43]
周錫祺博覽歷代“諸書”的閱讀方向，卻又直接引發(fā)了對“章句”之外各體文章、各種學術資源的興趣。這在周氏家族內(nèi)部并不鮮見：周以墉曾“潛心古學，工詩賦”[44]；周以均的弟弟周以增“喜讀書，于經(jīng)史百家無不畢覽，精岐黃，尤究心于形家三合五行之旨”[45]。以舉業(yè)為目標和出發(fā)點的雜覽使得雜學本身成為關注的對象。在一演變過程中，以經(jīng)師自命的周以均本人便表現(xiàn)出一種矛盾的態(tài)度。在他主持編纂的《越城周氏支譜》與自訂年譜中，科名觀念與由此樹立的家族地位、身份是貫穿始終的關鍵線索，他在年譜中只字未提自己在地方文獻的刊刻、傳播中的工作，表明科舉才是其主業(yè)。但與此同時，他又表現(xiàn)出的超越時人的對“書籍”的別具“理解”，以及在方志、方言、民俗等領域的獨到眼光，包括“以黜浮崇識為先”[46]的文章觀念等，顯現(xiàn)出有別于傳統(tǒng)眼界的嶄新動向。晚年周以均絕意仕進卻又“好學不倦”[47]，讀書成為其安身之道，其所讀之書早已突破了八股制藝的范圍。
清代浙江科舉道路的狹窄與艱難，不僅從舉業(yè)內(nèi)部發(fā)展出學術方面的博覽傾向，并且催生出一種以實踐為主導的人生選擇，紹興師爺?shù)某霈F(xiàn)便是極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現(xiàn)象。即便如周福清這樣登上科舉巔峰的人物，也在留給子孫的《恒訓》中要求后代須有恒業(yè)，這一強調(diào)務實的家訓潛在影響了周氏兄弟的人生選擇乃至文學面貌。
周氏家族的雜學傾向，主要體現(xiàn)在其史學觀念與實踐中。這從周以均參與縣志、家譜的編纂可以看出。他參與了清代紹興最后一部地方志《道光會稽縣志稿》的編纂，并為此“購訪遺書”[48]，這在章嗣衡所撰《越城周氏宗譜序》中有記載：
歲戊申（按：1848），郡守王公德寬蒞越，耳公名，聘修會稽縣志。殫心編纂，歷二載而書成。會遭粵寇之警，稿毀于兵火，郡士人至今惜之。[49]
周以均在方志編纂中的成績，被認為具備了史家“才、識、學三長”[50]?？上У氖牵@部縣志毀于太平天國戰(zhàn)火，只保留了草稿，即今天的《道光會稽縣志稿》。周以均晚年又“手輯家乘”、致力于家譜編纂，《越城周氏支譜》被認為“其義例之詳審，考覆之精當，文辭之溫雅，為近時譜牒家所未有”[51]?？h志與家譜的編纂顯示出周以均的史學才華。
周以均的史學實踐背后，又展現(xiàn)出一種家族整體行為。作為《越城周氏支譜》最重要的編者，周以均并非編輯“家乘”的首倡者，其父周其?。?787—1840）于“道光己亥庚子間”（1839—1840）提出了這一想法。自“同治丁卯”（1867）年開始，周以均與弟弟周以增（1811—1874）“復踵行之，積三年之久，粗成大略”，將父親的愿望付諸實踐。周以均去世后，他的次子周錫嘉“慨念先人未成之志”[52]、“踵成先志，校付手民”[53]，最終將家譜刊行于世。而在周錫嘉“聿總其成”[54]、將周以均的遺稿付諸出版的過程中，周氏家族多位成員承擔了“補訪世錄”、“鈔錄稿本，編次世表”，“監(jiān)印譜本、校對遺誤” [55]的工作。從周其琛、周以均、周錫嘉到周起鳳、鳴鳳、鏗鳳，有四代人參與了家譜編纂，《越城周氏支譜》顯現(xiàn)出史學實踐在周氏家族內(nèi)部的展開。學界已經(jīng)指出“魯迅家族的家學淵源就以史學為重”[56]，以周以均為代表的史學成績便是這一家學脈絡的具體體現(xiàn)。
作為周氏家學的史學，并非是狹義的經(jīng)史之學，而是納入了各類史學材料的廣義史學，周以均的史學實踐本身便顯現(xiàn)出鮮明的雜學面貌。1943年周作人曾談及搜集到兩種地方家族祭規(guī)：蕭山汪氏《大宗祠祭規(guī)》（汪輝祖訂定）與山陰平氏《濲祭值年祭簿》（平步青訂定）。作為史學資料的祭規(guī)看似“呆板單調(diào)”，周作人卻看重其民俗學的史料價值，指出“祭祀是民俗之一重要部分”。周作人由此回憶了曾經(jīng)親見的周氏家族“七世致公祭祭規(guī)”，其訂立者正是周以均，其“條理”、宗旨與平步青所訂者相似。更特別的是，無論汪輝祖、平步青親定的祭規(guī)，還是“破天荒之書”《越諺》，均未記載過“忌日酒菜單”，但周以均所訂祭規(guī)中卻包含此項。“忌日酒菜單”雖然微細卻“大可備考”[57]，它從“祭祀名物”的視角為民俗研究提供了物質(zhì)文化史資料，表現(xiàn)出周以均從不起眼的材料中看到學術價值的史學眼光。
周以均對專注于記載方言、地方名物的雜著頗為推崇，他曾因喜讀鄉(xiāng)賢著作茹三樵《越言釋》，將其“縮為巾箱本，重梓單行，俾越人易于家置一編”[58]。雖然這一刻本“毀于太平天國之亂”，但后出的“嘯園刻本”卻由周一齋“巾箱本”翻刻而來并得以流傳。周作人曾花了二十多年時間搜集了《越言釋》的“原刻大本”與“嘯園葛氏刻巾箱本” [59]，并將它作為談論“越人著作”[60]時的開篇之書，可見周作人對這位曾祖輩家族人物的敬意。
三、周氏家族與浙東學術
周以均的史學貢獻，集中體現(xiàn)在他對浙東學派集大成之作——章學誠《文史通義》“大梁版”的保存。周作人通過辨析李慈銘日記與譚獻日記的不同說法，鉤沉出周以均與周福清找到《文史通義》“木版”，將其“送給浙江官書局，修補印行”[61]這一史實。在周作人的敘述中，《文史通義》是由周以均與祖父周福清送到浙江官書局，得以刊刻并廣泛流傳的。
譚獻對此卻有不同講述。他指出，“《通義》寫本得讀于廈門大梁板刻，浙東兵后，獻渡漸江，訪得于會稽周氏祠堂，亦闕佚矣。出篋中舊本，補刻于杭州書局，印行廣州，有《伍氏叢書本》”[62]。在譚獻的敘述中，周氏族人在太平天國戰(zhàn)亂中、于家族祠堂中保存了《文史通義》“大梁版”，但已有“闕佚”；譚獻有機會看到這個版本，并“出篋中舊本”進行補充，并將補充后的“大梁版”拿到浙江官書局[63]、促成了《文史通義》的刊行[64]。
二人說法存在差異。然而，《文史通義》“大梁板”無論是由周以均、周福清還是譚獻拿到浙江官書局刊刻的，周以均在太平天國戰(zhàn)亂中保存這一版刻的史實可以確定。就連譚獻自己也說：“訪得《章氏遺書》、《文史通義》、《校讎通義》，版刻在周氏，同年介孚名福清之族人也。輾轉(zhuǎn)得之，不虛吾渡江一行”[65]。學界已據(jù)此展開論述，提出“《章氏遺書》的大梁本版刻就收藏于周福清的族叔周以均處”，“據(jù)出版史專家井上進先生的考察，在《文史通義》的傳本中，多是這個浙局補刻本”，這一版本“對《文史通義》的廣泛傳播起了很大的作用”[66]。
周以均對《文史通義》“大梁版”的保存之功，使他不僅在《文史通義》版本史上，成為聯(lián)結(jié)“大梁版”與“浙局補刻本”的重要人物；并且在清代思想史上，成為了聯(lián)結(jié)章學誠與譚獻的過渡環(huán)節(jié)。如譚獻所言，他能夠讀到《章氏遺書》并將其“翻刻補完”，章學誠遺著得以“再行于世”[67]，他與周福清的鄉(xiāng)試同年關系是其得以接觸到周以均所藏“大梁板”的關鍵因素。
周作人注意到了周氏家族與浙東學術的這一交集，據(jù)此提出了“魯迅與浙東學術”的學術史命題。1956年是魯迅逝世二十周年，周作人在已經(jīng)出版《魯迅的故家》《魯迅的青年時代》的情況下，又寫了一組紀念文章，并認為這組文章較之前作更得“要領”[68]。他為魯迅“思想文章”之“深刻犀利”找尋“來源”時[69]，貫穿了對這一歷史淵源的脈絡梳理。
在談到“魯迅的文學修養(yǎng)”時，周作人對清后期“浙東學派”與“浙西學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做了一番點評，魯迅被納入到這一脈絡中：既承接其影響，又成為“這一派的代表”，勾勒了一條魯迅與清代浙江學術之間繼承與叛逆的總體線索。
周作人對于浙江學術史的大致概括是“浙西學派偏于文，浙東則偏于史”，“袁隨園與章實齋”、“譚復堂與李越縵”分別被視作代表各自地域（浙西與浙東）的代表。周作人又將時段上推，把清初的毛西河、以及為毛西河特別反對的南宋理學家朱熹也納入浙東學術的源流中。周作人分別為這六人加上注釋，可以視作一份極簡版的浙江學案：
袁隨園名枚，號子才，杭州人。乾隆時（十八世紀）以詩名。思想比較自由，特別關于兩性問題主張開放。
章實齋名學誠，紹興人，乾隆時史學家，有學問而思想較舊，反對袁隨園的主張，作文批評，多極嚴刻。著有文史通義等書。
譚復堂名獻，杭州人，善詩文，生于清末，為章炳麟之師。
李越縵名慈銘，紹興人，生于清末，長于史學及詩文，喜謾罵人，作文批評亦多嚴刻。著有詩文集及越縵堂日記。
毛西河名奇齡，紹興蕭山人，生于清初（十七世紀），學問極淵博，著有西河合集數(shù)百卷。解說經(jīng)書極有新意，最不喜朱熹的學說，多所攻擊，其大膽為不可及。[70]
朱晦庵名熹，福建人，通稱朱文公，南宋時道學家，注解四書，宣傳舊禮教，最有力量。[71]
周作人對這段學術史脈絡的梳理，明顯受到章學誠《浙東學術》一文的啟發(fā)。周作人在這條脈絡中納入了朱熹，原因是章學誠提出“浙東之學”出自“婺源”，對這一學派進行了源頭追溯[72]。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從六位代表人物對魯迅的影響角度，揭示其各自特質(zhì)：如思想的新銳、批評的嚴刻、攻擊的大膽、文風的犀利等等。周作人因此成為最早提出“魯迅與浙東學術”這一課題并勾畫出具體線索的論者[73]。他認為魯迅與上述人物之間存在著程度不同、面向不一的關聯(lián)：讀過他們的代表作，并且與其間幾位有著具體交集。如拜譚獻的學生章太炎為師；祖父周福清與李慈銘在京中有交往；癸巳年（1893）之前李慈銘的堂兄弟曾租住周家新臺門“大堂前以西兩大間”[74]等等?！棒斞浮背蔀橹茏魅嗽诨厮荨罢銝|學術”歷史脈絡時的現(xiàn)代視角。
而在列舉完上述大儒之后，周作人特別提出祖父周福清對魯迅的直接影響[75]，祖父平日言談中的“谿刻”[76]正是現(xiàn)身說法、讓魯迅直觀領會浙學名家議論之“嚴刻”[77]的日常情境。
介孚公對周氏兄弟的啟蒙教育頗為重視。他在1889年9月5日寄給兒子周伯宜的家書中，附上了兩部《詩韻釋音》，令其分給“張、魁兩孫逐字認解，審音考義”。周福清認為“吾鄉(xiāng)知音韻者頗少，蒙師授讀，別字連篇”，這部指定的開蒙教材為周氏兄弟的“小學入門”[78]打下了文字學基礎。后來周氏兄弟成為章太炎弟子，至五四時期在語言文字方面推動中國文學的變革，祖父當年對文字學的重視可視作某種源頭[79]。
《詩韻釋音》的作者是周福清的“業(yè)師”陳晝卿，周作人在“桑下叢談”中曾憶及“兒時屢聞”祖父稱贊自己的老師。陳晝卿重視“故鄉(xiāng)文獻”，曾“別錄《三不朽圖目》《詩巢祀位》等文，為《越中觀感錄》一卷”[80]。民初周作人曾購置并閱讀《勤余文牘》等著作[81]，并在“桑下叢談”中引用了他的《勤余詩存》[82]。由《詩韻釋音》為起點，周作人對陳晝卿著述、整理的鄉(xiāng)邦文獻持續(xù)關注，并對“越人文獻”刻意搜求，可以看到祖父這一源頭所產(chǎn)生的潛在而深遠的影響。
除了對文字學的強調(diào)外，周福清在周氏兄弟國文教育中特別提出“獎勵讀小說”。這種“特別”的“教育法”[83]使周氏兄弟獲得了一般世家子弟很難擁有的“偶然的幸運”[84]，直接引向其日后在小說領域內(nèi)的卓越成就。盡管祖父教育理念的目的，是為了引導孫輩在經(jīng)學上深入用功，從小說入手容易使其產(chǎn)生“看書的興趣”[85]。但他看到了“專讀經(jīng)書八股”可能造成思想上的“淤塞不通”，令孫輩自由讀書以求通達，卻意外展示出經(jīng)書之外的小說天地。周作人后來在回顧自身“國文的經(jīng)驗”時，反復強調(diào)“我的國文都是從看小說來的”[86]，便包含著對祖父教育思想與閱讀趣味這一影響源頭的追溯與確認[87]。
從1942年的“桑下叢談”至1951年的“百草園”雜記，周作人挖掘出在章學誠、譚獻等開一代學風的碩學鴻儒與魯迅之間，存在著周以均、周福清等家族人物這一隱蔽而重要的中間環(huán)節(jié)。后者的學術興趣與眼界、文風，搭建起魯迅與浙東學術之間的橋梁，使一時代的學術傳統(tǒng)具體作用于下一位集大成者身上，持續(xù)發(fā)酵并發(fā)生質(zhì)變。
周作人曾將魯迅的工作概括成“搜集輯錄校勘研究”與“創(chuàng)作”兩大部分，前者又被細分作九個方面：如《會稽郡故書雜集》、謝承《后漢書》《古小說鉤沉》《小說舊聞鈔》《唐宋傳奇集》《中國小說史》《嵇康集》《嶺表錄異》、漢畫古刻。以浙東史學的特征來看，魯迅正是以史學方法對其“雜覽”所涉及的種種生僻領域進行學術史建構。這些“起因亦往往很是久遠”的學術工作的背景，是作為接受中介的家學脈絡。由早年對“線裝書與畫譜”[88]的愛好，到后來對未登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金石圖像所做的開創(chuàng)性工作，魯迅繼承并發(fā)揚了周氏家族中的史學路數(shù)，完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衍家學而甲第”[89]。
作為與眾不同的寫作題旨，1942年“桑下叢談”的“回憶錄”特征已為論者關注[90]。大約十年后，1951年周作人在《亦報》上開設“百草園”專欄，“桑下叢談”的一些篇章、段落亦被收錄其間。如果說“百草園”專欄是周作人借魯迅文章鋪展而來的“回憶文”，有為《朝花夕拾》作箋注的意圖；那么“桑下叢談”則可視作周作人正式寫作“回憶文”之前的“回憶文”。周作人由考述典籍而梳理背后參與其事的校刊者，將《阿長與<山海經(jīng)>》中玉田叔祖所給予魯迅的“雜學”影響，擴展為以周以均、周福清等為代表的家族文脈的豐富情形。周以均所從事的縣志、家譜編纂、刊刻《左腴》、縮印《越言釋》“巾箱本”等地方文獻整理工作，尤其是在章學誠《文史通義》“大梁板”的保存與刊刻中所做的貢獻，使其成為周氏家族“雜學”脈絡的代表人物?！笆穼W”與“雜覽”并重的讀書趣味，使浙東學術的重要特征在家族文化內(nèi)部積累，成為子弟教育的潛在背景乃至開蒙方向，對周氏兄弟的雜學面貌產(chǎn)生了方向上的指引?！吧Ｏ聟舱劇彼劢沟募易逦拿}與地方學術這一視角，呈現(xiàn)了《朝花夕拾》未展開的魯迅學術資源這一命題，為具體展示魯迅與浙東學術的關系打開了一扇窗口。
注釋：
[1]魯迅：《阿長與<山海經(jīng)>》，《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53頁。
[2]同上，第256頁，注釋[5]。
[3]邢程：《現(xiàn)實照進舊事：<朝花夕拾>中的“流言”與“自然”》，《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1期。
[4] [美]克利福德·格爾茨著：《地方知識》，楊德睿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vii頁。“thick desperation”多被譯作“深描”，筆者采取的是張廣達譯法“厚敘述”。
[5]周作人：《地方與文藝》，鐘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頁。
[6]周作人：《<左腴>周氏刻本》，《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706頁。
[7]潘希淦：《左腴》（卷上），藝蘭書屋清道光28年（1848年）刻本，卷末。
[8]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紹興縣修志委員會?？骸兜拦鈺h志稿》，卷十七“人物志·儒林”，第36頁。
[9]潘尚楫：《筠軒公像贊》，周以均纂 周錫嘉續(xù)纂：《越城周氏支譜》，寧壽堂清光緒3年（1877）木活字本（數(shù)集），1a—1b，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10]周作人：《<左腴>周氏刻本》，《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706頁。
[11]同上。
[12]周作人：《<越城周氏支譜>題記》，《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第756頁。
[13]《越城周氏支譜》，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14]《清道房公允公派四支世錄》，《越城周氏支譜》（御集），1a—27a。
[15]同上，頁13b—14a。
[16]同上，頁11b—12b。
[17]魯迅：《瑣記》，《魯迅全集》第2卷，第256頁，注釋[37]指出周慶蕃的出生年份為1845年，有誤?！肚宓婪抗使伤闹冷洝分袘c蕃“生道光癸卯四月十九日”，即1843年，其為玉田叔祖的兄長，《越城周氏支譜》（御集），19b。
[18]同上，19a。
[19]同上，19b。
[20]同上，20a。
[21]周啟明：《魯迅的青年時代》，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13頁。
[22]魯迅：《瑣記》，《魯迅全集》第2卷，第306頁、第311頁注釋[37]。
[23]周遐壽：《魯迅的故家》，文化生活出版社1956年版，第103頁。
[24]周作人：《<越言釋>》，《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649頁。
[25]《清道房公允公派四支世錄》，《越城周氏支譜》（御集），21b。
[26]同上，22a—22b。
[27]周遐壽：《魯迅的故家》，第83頁。
[28]同上，第102頁。
[29]周遐壽：《魯迅的故家》，第64頁。
[30]同上，第62頁。
[31]《清道房公允公派四支世錄》，《越城周氏支譜》（御集），27a。
[32]同上，24b。
[33]魯迅：《瑣記》，《魯迅全集》第2卷，第302頁。
[34]周遐壽：《魯迅小說里的人物》，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版，第83頁。
[35]周遐壽：《魯迅的故家》，第53頁。
[36]同上，第104頁。
[37]同上，第103頁。
[38]同上，第70頁。
[39]《清道房公允公派四支世錄》，《越城周氏支譜》（御集），13b。
[40]章嗣衡：《越城周氏宗譜序》，《越城周氏支譜》（禮集），1b。
[41]同上，1b。
[42]澹香老人手訂：《一齋公年譜》《越城周氏支譜》（數(shù)集），12b。
[43]潘遹：《春農(nóng)公傳》，《越城周氏支譜》（數(shù)集），1a。
[44]程儀洛：《鴻卿公傳》，《越城周氏支譜》（數(shù)集），1a。
[45]馬傳煦：《方川公傳》，《越城周氏支譜》（數(shù)集），1a。
[46]澹香老人手訂：《一齋公年譜》，《越城周氏支譜》（數(shù)集），15a。
[47]同上，15b。
[48]周作人：《<左腴>周氏刻本》，《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706頁。
[49]章嗣衡：《越城周氏宗譜序》，《越城周氏支譜》（禮集），2a。
[50]同上，1a。
[51]同上，2b。
[52]周國柱、周慶覃：《自序》，《越城周氏支譜》（禮集），1b。
[53]章嗣衡：《越城周氏宗譜序》，《越城周氏支譜》（禮集），2a。
[54]周國柱、周慶覃：《自序》，《越城周氏支譜》（禮集），2a。
[55]同上，1b—2a。
[56]陳方競：《魯迅與浙東經(jīng)史文化》，《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1993年第2期。
[57]周作人：《兩種祭規(guī)》，《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第104頁。
[58]周作人：《花鏡》，《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第261頁。
[59]周作人：《<越言釋>》，《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649頁。
[60]周作人：《<桑下叢談>小引》，《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730頁。
[61]周遐壽：《魯迅的故家》，第103頁。
[62]譚獻：《章先生家傳》，《譚獻集》（上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37—238頁。
[63]孫次舟：《章實齋著述流傳譜》，《說文月刊》1940年第三卷第二、三期合刊，第101頁。
[64]譚獻在日記中也有相似說法：“《章氏遺書》板至，殘佚五十四葉。取予藏本，上木翻刻補完。此書終以予故，得再行于世矣（《粵雅堂叢書》有之）”，譚獻著 范旭侖、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頁。
[65]譚獻：《復堂日記》，第57頁。
[66]王標：《譚獻與章學誠》，《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
[67]譚獻：《復堂日記》，第58頁。
[68]周啟明：《魯迅的青年時代》，第5頁。
[69]同上，第58頁。
[70]同上。
[71]同上，第59頁。
[72]章學誠著 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121頁。
[73]陳方競：《對魯迅與章學誠聯(lián)系及其“五四”意義的再認識》，《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01年第3期。
[74]周遐壽：《魯迅的故家》，第35頁。
[75]周啟明：《魯迅的青年時代》，第59頁。
[76]同上。
[77]同上，第58頁，注釋2，4。
[78]轉(zhuǎn)引自姚錫佩：《<詩韻釋音>和魯迅的家學——兼考周介孚的兩次訓示》，《學術月刊》1981年第7期。
[79]直至1915年周作人仍在重讀《詩韻釋音》（周作人1915年4月11日日記，魯迅博物館藏《周作人日記》（影印本）（上冊），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553頁），在作為五四準備期的民初鄉(xiāng)居時代，祖父當年指定的開蒙讀物，仍然是周作人的語文資源。
[80]周作人：《<三不朽圖贊>》，《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第401頁。
[81]周作人1913年11月27日、1914年1月28日、1915年4月6日、7月27日日記，《周作人日記》（上冊），第474、486、551、571頁。
[82]周作人：《踏槳船》，《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665頁。
[83]周作人：《兒童的書》，《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第76頁。
[84]同上。
[85]周作人：《<西游記>》，《全集》第10卷，第826頁。
[86]周作人：《我學國文的經(jīng)驗》，《周作人散文全集》第4卷，第770頁。又如《小說與讀書》、《小說的回憶》，《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第191、488頁）。
[87]周作人：《<鏡花緣>》，《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第51頁。至1960年代寫作《知堂回想錄》時，周作人仍然提及祖父所給予的小說教育，《知堂回想錄》，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80年版，第109頁。
[88]知堂：《關于魯迅》，《宇宙風》1936年第二十九期。
[89]潘尚楫：《筠軒公像贊》，《越城周氏支譜》（數(shù)集），3a。
[90]止庵：《關于<書房一角>》，周作人：《書房一角》，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