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遠一些”的新疆及其歷史的回響
“異域與此地的辯證法”正是阿舍歌頌、贊揚父輩們開墾新疆、扎根遠方的事跡的內(nèi)在邏輯?！爱愑颉毕颉按说亍钡霓D(zhuǎn)變既是他們清晰的生活與生命的軌跡與印痕，也是命運安排與個人選擇的雙重疊合。
自唐代“邊塞詩”將西域作為一種景觀帶入閱讀者的視界之內(nèi)，西北地區(qū)就以某種迥異的風格奠定了其存在的基礎——大漠戈壁、胡楊林、八月飛雪、策馬奔騰、萬里疆域……后續(xù)被稱為“西部文學”的創(chuàng)作基本上延續(xù)了如許傳統(tǒng)并持續(xù)開掘題材擇取的范圍與深度，朝向歷史與現(xiàn)實兩方面前進，建立起獨屬于西部文學的思想、精神與審美風格。不同于其它地域性文學的作家構(gòu)成，西部文學往往呈現(xiàn)出復雜、多樣性的特征——本地書寫者中包含著少數(shù)民族作家與漢族作家，外來書寫者又分為定居型與游走型兩類。如此作家隊伍構(gòu)成，促成了西部文學產(chǎn)生了獨有的審美風貌：不同作家擇取不同的側(cè)面反映出多面向的西部，從而將西部的多樣性、復雜性，幾乎事無巨細地展示出來，從而構(gòu)成色彩斑斕、眾聲喧嘩的文學圖景。
將維吾爾族作家阿舍的最新長篇力作《阿娜河畔》置于此一文學譜系之中，其所占據(jù)的位置也就更為明顯了：阿舍以兵團二代的身份，以及生于斯長于斯的赤誠之心來書寫，題材選擇上又聚焦的是援疆建設者們的故事，情節(jié)的營造則以“抵達—定居—安家—扎根”為依據(jù)書寫了一代人重建故土記憶的經(jīng)歷。與此同時，年歲所沉淀出的智慧于字里行間涌溢而出，愛情與背叛、親情與責任、命運與和解……任何一個拿出來都能撐得住歷史的校驗。
異域與此地的辯證法
《阿娜河畔》聚焦新疆建設兵團老一輩人援疆建設并最終扎根斯地的歷史，講述了阿娜河畔五大農(nóng)場之一的茂盛農(nóng)場里發(fā)生的父輩們以堅韌不拔與頑強毅力拓荒、奠基農(nóng)場以及圍繞著他們而產(chǎn)生的親情、愛情、戰(zhàn)友情等故事。由于獨特的歷史原因，建國之后，國家以生產(chǎn)建設兵團的形式開墾廣袤的邊疆，形成了一股建設新疆的高潮——這是《阿娜河畔》敘述的歷史源頭，也是其故事展開的地方。
小說伊始部分在簡單地描摹了茂盛農(nóng)場學校開學的場景之后，隨之講述了“湘妹子成信秀的故事”——思想開放、性格堅韌的她懷揣著要去“更遠一些”的地方的夢想，毅然于高三時選擇了奔赴新疆，去加入“從里到外都是新的”地方的建設，為此而和初戀情人分手。對于成信秀而言，新疆意味著“更遠一些”的地方，深受新文化影響并受《莎菲女士的日記》思想影響的她，遠方對她充滿了神奇的誘惑，尤其要前往的地方還帶著一系列異域情調(diào)的吸引力，沙漠與戈壁遼闊無垠、河流與雪山相互映襯、田地和田地上的人們充滿了溫情……成信秀對新疆的想象和一般外省人的感覺是一樣的，它們曾經(jīng)以詩詞的方式出現(xiàn)在他們的知識儲備中，也鍛造出這種對異域的想象和渴望。對于此時的成信秀而言，作為“更遠一些”的新疆，就是她生命中的“異域”，故事的展開就從“異域”而來，并且在阿舍的筆端被化為阿娜河畔的景觀。
對外省人而言，“更遠一些”的新疆作為異域首先帶來的沖擊是它獨具一格的風景：“阿娜河靜靜流淌，夕陽金紅色的光芒越過河對岸淺金色的蘆葦叢，斜灑在河面上，照得寬闊的河面一片金光閃爍?！n茫、寧靜，一種于地老天荒之后仍立于不敗之地的樸素，沒有悲傷，更沒有浮華，只有令人心緒澎湃的輝煌。”這是成信秀初到新疆參加工作時所見到的異域情調(diào)的景觀，作為遙遠的異質(zhì)化的風景，它們強烈地吸引著遠道而來的人，并且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外地人的“異域想象”。恰是從風景的第一印象開始，“異域”逐漸轉(zhuǎn)變?yōu)椤按说亍?，既是生存的此地，也是故鄉(xiāng)的此地，更是命運與情感的此地。最終安家于阿娜河畔的成信秀后來所看到的景觀，就帶著生活與命運的雙重氣息，她通過波折坎坷的婚姻將生命扎根于阿娜河畔的土地上，讓風景所昭示出的“異域”與“此地”辯證邏輯地完成她命運的既定安排。
從“更遠一些”的、作為異域的新疆，變成居住地、第二故鄉(xiāng)乃至于命運安排的生存之地，“異域與此地的辯證法”正是阿舍歌頌、贊揚父輩們開墾新疆、扎根遠方的事跡的內(nèi)在邏輯?！爱愑颉毕颉按说亍钡霓D(zhuǎn)變既是他們清晰的生活與生命的軌跡與印痕，也是命運安排與個人選擇的雙重疊合。
萬川歸海與川流不息
由于題材的獨特性，阿舍在《阿娜河畔》中選擇了一種獨特的結(jié)構(gòu)方式，即“萬川歸海式結(jié)構(gòu)”——從全國各地奔赴而來的建設者們猶如一條條支流最終匯攏于阿娜河畔這片干旱的大海，他們各自擁有獨特的“前史”，聚在一起后又創(chuàng)造了更加豐饒的生活，掀起時代的潮流、激起生命的浪花。小說開始交代了來自山東的明雙全和李秀琴扎根于阿娜河畔的故事，可謂是“省筆”；緊接著讓阿娜河畔的旱海接納了來自湖南的成信秀、石永清等人，可謂是“插筆”；此后隨著來自上海、甘肅等各個不同地方的人們，聚集于阿娜河畔，匯成了小說的“萬川”。如果說《阿娜河畔》講述的是“眾人成海的故事”的話，那么他們每一個人的“小溪小河”都是促成這一絢爛多彩故事誕生的基本構(gòu)成，也映襯著“萬川歸海式結(jié)構(gòu)”的巧妙——《紅樓夢》中眾女兒匯聚大觀園，上演了一幕幕悲欣交集的人間戲劇，早已經(jīng)證明了這種結(jié)構(gòu)的獨特魅力，更不要說《水滸傳》《西游記》從故事的整體性來講也都同樣采用了此種結(jié)構(gòu)。
“萬川歸海式結(jié)構(gòu)”如果單純地只是“歸海故事”就會失之于單調(diào)，也會顯得蕪雜。阿舍也許沒有意識到，《阿娜河畔》在繼承古典名著采用的這一結(jié)構(gòu)時無意中也將它所包含著的“川流不息式結(jié)構(gòu)”帶進了小說的結(jié)構(gòu)框架之中。萬川歸海后的川流不息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它們也構(gòu)成了整個小說的故事主線：其一，匯聚于海洋之后的萬川構(gòu)成了它們后代的命運，子輩們的故事便是激蕩著新一輪人生與命運、愛情與日常的時代洪流，其中作為援疆二代的明中啟和石昭美的愛情、婚姻與家庭故事可以看作是《阿娜河畔》的故事主線，正是他們的故事所構(gòu)成的主河道，讓川流不息的生命奔騰成為父輩故事的續(xù)集；其二，后續(xù)源源不斷加入的萬川，壯大并推動著川流不息的翻涌與滾動，尤其是上海來的姑娘樓文君在明中啟與石昭美的婚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便構(gòu)成了川流不息的第二種力量。匯聚而來的人們與扎根此地的人們，共同書寫著“異域與此地的轉(zhuǎn)換”的故事，且將扎根故事演繹為動人心扉的情與愛的故事。
石昭美的愛情故事顯然沒有因為“異域與此地的辯證法”而變成其母親成信秀的悲痛經(jīng)歷，但因為匯聚而來的萬川之一所激起的漣漪同樣塑造著她的生活與命運。故事的結(jié)尾是石昭美在若干年后反思當年追究丈夫“不忠”并寫信告密樓文君的往事時，確定自己的悔恨并選擇了諒解與寬宥，從而實現(xiàn)了和生活與命運的和解——如果“萬川歸海式結(jié)構(gòu)”還有著什么隱而不顯的意義的話，寬容應該就是其題中之意。因此，寬容與和解作為“萬川歸海式結(jié)構(gòu)”的象征體，實則是阿舍賦予它的更高一層的含義——海洋的包容與闊大胸襟正是它能永生不息的原因，歷經(jīng)時間的堆積與歲月的沉淀所擁有的智慧恰是淡然的靜謐與安詳?shù)某?。石昭美的舉動毋寧說是詮釋“萬川歸海式結(jié)構(gòu)”象征體的最佳注腳，她以她的溫柔與善良、堅韌與頑強對待生命中出現(xiàn)的所有波折與危瀾，并用了寬廣的胸懷平復之，從而一如她母親所看到的“更遠一些”地方的景觀那樣，澄明、透徹、干凈。
解讀的三個關鍵詞
命運，是解讀《阿娜河畔》的第一個關鍵詞，它在文本中有著多重的含義：地方即命運，當是其第一位的含義。如果說父輩們的“地方”還存在著自我選擇的可能，那么子輩們的生命就和阿娜河與河畔的土地融合在一起，從接受“地方即命運”開始，他們書寫了屬于自己的可歌可泣的人生。在知青紛紛返城、援疆二代選擇離開阿娜河畔之際，明中啟選擇駐守在生他養(yǎng)他的土地上，并安靜地走完自己的一生，既是一個令人眼窩一熱的“故土深情”的故事，也詮釋著“作為命運的地方及其魅力”。乃至茂盛農(nóng)場被合并后，曾經(jīng)居住于此地的人都選擇搬遷遠離，明中啟與石昭美夫婦卻選擇翻新自己的居所。小說結(jié)尾處，曾經(jīng)受教于明中啟的孩子們跑過來向老師問好的畫面，無疑是對堅守在阿娜河畔且獲得精神與情感滿足的夫妻倆的最大慰藉——情感的力量不需要驚濤駭浪，它也許在潤物無聲的溫馨瞬間便噴涌而出，帶給人以震撼。
情與愛的故事，是解讀《阿娜河畔》的第二個關鍵詞。整部小說以主副線的方式表現(xiàn)了兩段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愛情故事。副線的愛情故事可以看作是一種伏筆，即成信秀、許寅然、石永青三個人曲折又頗受煎熬的人生經(jīng)歷——也許有讀者會認為這是個俗套的“三角戀故事”，但它在特殊的年代所昭示的父輩們面對命運和生活的捉弄而表示出來的生命的堅韌和頑強，卻是動人的。
寬容與和解，是解讀《阿娜河畔》的第三個關鍵詞。作為主線的明中啟與石昭美的故事，重復了父輩們的“三角戀故事”，但命運的成分減少，而日常瑣碎甚至爭風吃醋、家庭的一地雞毛則明顯增加。他們的愛情始于共患難，中間經(jīng)歷著上海姑娘樓文君帶來的威脅，并促使石昭美決定分居乃至離婚，即便從命運的車輪上走過一遭的成信秀殷切勸慰也終于無效，反而是時代的變化逐漸給了她生活的勇氣，不但選擇了原諒明中啟，還真正知曉了阿娜河畔對于他們生命的意義。對于成信秀而言，他們的情與愛的故事仍是子輩們的故事，而對于《阿娜河畔》的閱讀者來說，子輩們的故事卻同樣是屬于父輩們的故事。在代際的翻轉(zhuǎn)中，閱讀者不難揣測出阿舍所要傳達的“生活哲理”，它既不是一時的沖動選擇結(jié)婚或離婚，也不是簡單地對背叛的容忍就能獲得生活的寧靜，而毋寧說寬容與和解才是婚姻最終的良藥，一如“萬川歸海式結(jié)構(gòu)”的象征體所昭示的真理。
整體上來說，《阿娜河畔》所講述的故事始于命運、終于和解，既可看作是對特定年月、特定地域上曾經(jīng)發(fā)生的歷史的回響，也可以作為思想的腳本以參悟現(xiàn)實人生的悲歡離合、愛怨喜怒。它將新疆做了別樣的展示，把遠方帶到眼前，一同被帶向閱讀者的還有更為遙遠的歷史與記憶、人心與人情、風景與風格，傳達出荒野的胡笛之聲與內(nèi)在的思想之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