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在陰影處覺醒
大江健三郎
日本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于2023年3月3日在東京去世，享年88歲。這位作家在其整個創(chuàng)作生涯中，以敏銳、闊達的思考和深刻、精準的筆觸書寫了人類的生存意義、自我認同、歷史與記憶等主題。與此同時，他堅定反對天皇制和超國家主義，撰寫了一系列抨擊封建天皇制的作品，試圖通過這些作品喚醒日本社會對歷史的關(guān)注和反思。
“沒有影子之人，便是沒有人性之人”
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在天皇制的超國家主義政治需求下發(fā)動了一系列侵略戰(zhàn)爭，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在1945年8月15日這一天發(fā)生了絕對性顛覆。戰(zhàn)爭的失敗、東京大轟炸以及廣島和長崎的核爆，給日本人的集體無意識中投射了一筆濃重的陰影。此后，美國以盟國占領(lǐng)軍的名義控制日本，并成為日本人無法抗衡的可怖對象。然而，日本卻一面延續(xù)著對亞洲各國的傲慢與輕視，無視對亞洲各國造成的創(chuàng)傷，另一面則一味地模仿和崇拜美國，忽略了由此產(chǎn)生的摩擦和尊嚴受損。這種行為，正是心理學家榮格“原型理論”中陰影原型的一體兩面。
“原型”（Archetype）一詞最初出現(xiàn)于榮格的《本能與無意識》（1919年）一書。榮格在文中指出，原型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心理經(jīng)驗，是從人類原始社會開始世代傳承的長期積累：“原型像命運一樣伴隨著我們每一個人，其影響可以在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中被感覺到”， 從而將“原型”定義為集體無意識的內(nèi)容。
在大江出生的1935年，日本實行絕對天皇制，國內(nèi)極端民族主義思想盛行，對內(nèi)實行高度控制，對外擴張成為其主要政治策略。在當時的日本國民心目中，“為天皇赴死”被視為最高榮譽。當時這種觀念被強制性地灌輸給包括青年人在內(nèi)的所有日本人的教育、宣傳中。為數(shù)眾多的日本人甚至認為國家和天皇高于自己的生命。在大江的作品《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中，主人公的母親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在國民學校上學時，當老師問道：如果天皇陛下說，去死。你會去死嗎？所有人都要回答：是的，我會去死。我愿意為天皇陛下欣然赴死。每當這個殘忍的場面進入夢境，你都會哭著醒來。
實際上，這也是大江本人的親身經(jīng)歷。在其書簡集《始自于日本的“我”的書信》中，這位作家提到，在國民學校上學時，奉安殿里供奉著天皇和皇后的御像。因此，教師們會詢問學生一個問題：如果天皇陛下號召你放棄生命，你應該怎么做？被告知的標準答案是毫不猶豫地為天皇陛下赴死。然而，有一次，輪到大江回答時，他稍微遲疑了一下，其結(jié)果便是遭到教師毫不留情的毒打。
在其小說作品《政治少年之死》中，大江講述了一個少年的故事。這個少年原本是嬌小可愛、天真明媚，長大后卻被家庭所忽視。在17歲時，他寄希望于參加反對美軍基地的活動，結(jié)果被社會課老師大聲訓斥，使他變得自卑和孤獨。其后，他轉(zhuǎn)而投向為“超國家主義”捧場的觀眾，生活狀態(tài)由此發(fā)生了極大轉(zhuǎn)變。在家里，他被父母重新看待；在外面，“穿著制服在街上行走，也會全身充滿幸福感，像甲蟲一樣的鎧甲緊裹身軀”。別人看不見他肥胖、虛弱、膽怯、丑陋的內(nèi)心，他感到心情舒暢，飄飄然如同上天堂，他完全拋棄了私心，要將自己全身心地奉獻給他的天皇陛下。
關(guān)于這種現(xiàn)象和心象，榮格也有論述：許多人常常會否定自己、拒絕自己，他將這種具有自我否定的傾向稱為“影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黑暗“影子”，同時“影子”也作用于內(nèi)心的互補原則：當人的意識變得片面時，影子便會形成對其進行補償?shù)膬A向。以《政治少年之死》為例，可以看到，在封建天皇制的荼毒下，這個少年失去了獨立思考和自主決策的能力。換言之，他的“影子”已經(jīng)完全消失了。在天皇神化形象的操控下，少年的思想變得僵化，失去了自由發(fā)展的空間，并將政治參與過程轉(zhuǎn)化為了情感和精神信仰。雖然“影子”也有可怕之處，但如果沒有它，人類便會缺乏人性。在我們用作分析的這部小說中，原本生動立體的少年被“超國家主義”敲骨吸髓，只留下一具僵硬的外殼，直至徹底死亡。
同以“少年之死”為主題的《十七歲》（1961年1月）及其姊妹篇《政治少年之死》（1961年2月）發(fā)表于《文學界》，一經(jīng)發(fā)表，便在當時的日本社會引發(fā)了強烈反響。大江本人及雜志社遭到了“超國家主義”者的猛烈抨擊，說是這兩篇小說“嚴重地損害了天皇的尊嚴”。這種現(xiàn)象表明，雖然20世紀60年代距日本戰(zhàn)敗已有十多年，絕對主義天皇制社會倫理這個幽靈卻仍然游蕩在日本列島，仍然潛隱于當時多數(shù)日本人的心理底層。在這樣嚴峻的社會現(xiàn)實中，大江試圖以其作品呈現(xiàn)“沒有影子之人，便是沒有人性之人”，竭力要在那座“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鐵屋子”里砸出一絲縫隙，便是其唯一選擇了。因為他清醒地知道，一個無法正視自身存在的問題和歷史陰暗面的國家，一定是沒有未來的國家。
“兄弟”母題下的陰影
繼《十七歲》和《政治少年之死》之后，長篇小說《萬延元年的football》（1967年）成為大江諸多小說中的扛鼎之作的同時，亦是其書寫陰影的代表作之一?！度f延元年的football》主要描寫了兩位兄弟“我”（蜜三郎）和弟弟（鷹四）從都市回到故鄉(xiāng)的經(jīng)歷。這兩兄弟性格迥異，行事風格也相去甚遠：蜜三郎原為大學教師，在平凡的生活遭遇了一系列挫折和打擊，其眼睛被人用石塊打瞎，剛出生的孩子是一個殘疾兒，妻子因此沉溺于嗜酒，較為親近的朋友又以奇怪的方式自殺……這些不幸的經(jīng)歷使他變得意志消沉、沮喪絕望、自我麻醉，感覺自己好似被大頭針釘住的昆蟲般軟弱無力。他甚至將自己關(guān)進廢棄的谷倉，試圖以此遠離世界。這位原大學教師反對暴力，對弟弟組織的暴力活動冷眼旁觀，認為自己是一個“軟弱的局外人”。他渴望隱居洞穴，希望有一天能像自己的朋友一樣，以一種自己滿意的方式結(jié)束生命。與蜜三郎不同，弟弟鷹四積極參與學生運動，回到故鄉(xiāng)后，受到農(nóng)民暴動傳說的鼓舞，總是思考如何在現(xiàn)實世界中發(fā)揮作用，甚至不惜創(chuàng)造一個“犯罪的自我”。他召集一些青年在村里組建了足球隊，并以此為契機成為暴力活動的領(lǐng)袖。他藐視成規(guī)，不屈從于常規(guī)，個人生活上也屢屢違背禁忌，同時深信自身的力量，想要通過主觀努力改變現(xiàn)實。由此可見，小說中的這兩“兄弟”性格迥異且擁有不同人生觀、價值觀。
世界上有許多以“兩兄弟”為主題的小說、故事和童話，這種古老的手法最早出現(xiàn)在公元前12世紀的埃及。那則埃及寓言講述了一對性格相反的兩兄弟的故事：哥哥名叫“真實”，弟弟名叫“謊言”，兩人為誰更強大而整日爭吵不休。在日本的傳說中，同樣不乏“兩兄弟”為題的故事，這一類故事都對人物都作了極富對比性的描寫。正如《格林童話》中所言：“山和谷不會相遇，人和人卻會碰到一起，無論是好人也罷壞人也罷?！毙愿皴漠惖摹皟尚值堋保鳛橐粋€母題和原型，長久地存在于人類心靈的歷史中。完全同質(zhì)的事物間往往會蛻變?yōu)橐惶端浪?，唯有對立的事物之間才可能產(chǎn)生巨大張力并被賦予流動性。
戰(zhàn)后，通過“東京審判”，日本得以存留以天皇為首的統(tǒng)治階層的部分利益，同時在美日政治合作之下，虛構(gòu)了“日本部分軍人不顧天皇和其他愛好和平的人士的反對肆意發(fā)動了對美國的戰(zhàn)爭”這一歷史虛像，使保守政治在日本國內(nèi)占據(jù)了主導地位。1960年1月，日美在華盛頓簽署《日本國和美利堅合眾國共同合作及安全保障條約》，引發(fā)了大量日本民眾的反抗運動。在小說《萬延元年的football》中，鷹四參加的便是反對安保條約的運動。
或許，鷹四發(fā)起斗爭的初衷只是為了抗衡利益集團，然而為了維持長期的暴動活動，他也變得相當殘暴，痛打反對他的年輕人，這體現(xiàn)出他所領(lǐng)導的暴動活動同樣具有專制主義的色彩。就像屠龍少年最終變成惡龍那樣，鷹四也逐漸失去了初衷，從暴力反抗走向暴力終結(jié)，在暴力活動失敗之后，鷹四選擇以飲彈自盡的方式結(jié)束自己的生命。倘若從心理原型陰影的視角加以觀察，鷹四的死亡便是一種人格的自我閹割。心理學家埃里?！ぶZ依曼曾提出一個觀點：“為了達到重生的死亡，英雄必須進行自我閹割。當面對偉大存在時，英雄需要認識到自己的卑微并將其割舍?！贝蠼ㄟ^兩兄弟的種種表現(xiàn)與最后抉擇，充分說明了超國家主義和天皇制對日本國民心理造成的巨大迷惘和困擾。因此，即使經(jīng)歷陣痛，也要實現(xiàn)對天皇制的“閹割”，包括政治、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閹割，才能斬斷超國家主義的血脈，才能更好地走向未來。
以最大的勇氣直面陰影
1970年11月25日，三島由紀夫在位于東京都市谷的陸上自衛(wèi)隊駐屯地東部方面隊總監(jiān)部挾持總監(jiān)鼓動自衛(wèi)隊員兵變未遂從而剖腹自殺，這一事件深深觸動大江健三郎，使其創(chuàng)作了長篇小說《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1971年）。借助35歲青年的視角，大江敘述了自己的創(chuàng)傷和經(jīng)歷，試圖通過自身的體驗，呈現(xiàn)天皇制度的過往與現(xiàn)狀，意欲詢問三島在自決事件中所堅信的天皇觀、國家觀是否值得其獻祭生命。在該小說中，主人公母親的話語沉淀著作者孩童期的驚悸：“小時候做了可怕的夢就會抽泣，現(xiàn)在即使做同樣的夢，仍然會感到無助和痛苦?！痹谀俏换孟胱约旱昧税┌Y并沉溺于這一想象的青年看來，這個被國民學校的教師逼問是否愿為天皇陛下赴死的噩夢，仍然是其揮之不去的陰影。
當作家的作品得以出版時，就意味著他們通過語言將自己的思維外化，使意識與肉體的鏈接暫時形成了某種終止。然而，《政治少年之死》卻在半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里持續(xù)受到超國家主義者的攻擊與詆毀，以致一直無法出版其單行本?！凹兇馓旎省边@一主題一直揮之不去，高懸于大江的心頭。與此同時，這個主題遭到禁錮期間，該詞語竟至漸漸地在其心中生發(fā)出積極的意義。在清晰的意識下，大江一直認為，天皇制度束縛了日本人的政治想象力，而日語作家的根本作用便是了解這種日本獨特的枷鎖，并從中創(chuàng)造出照亮整個日本人想象世界的光亮。當然，他也是一直如此發(fā)言的。然而，在更暗淡的潛意識深處，他卻陷入了詩句中意義尚不明確的“純粹天皇”的圈套。
在這個夾縫中，大江用天皇制這個枷鎖將自己束縛起來，通過一個自稱癌癥患者的精神病人，在作品中努力爭取自由。這種心態(tài)猶如莊子在《齊物論》中“罔兩篇”的場景——影子之外的微陰問影子：“先前你行走，現(xiàn)在又停下；以往你坐著，如今又站了起來。你怎么沒有自己獨立的操守呢？”影子回答說：“我是有所依憑才這樣的嗎？我所依憑的東西又有所依憑才這樣的嗎？我所依憑的東西難道像蛇的蚹鱗和鳴蟬的翅膀嗎？我怎么知道因為什么緣故會是這樣？我又怎么知道因為什么緣故而不會是這樣？”
盡管影子的口吻有些咄咄逼人，但其中的道理卻不可忽視。主體與影子呈現(xiàn)了人的內(nèi)心世界的一體兩面。就像榮格所說的那樣，人的內(nèi)心世界包含著意識和無意識，具有一種整體性，而這種整體性的中心便是自性。《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的主人公罹患癌癥的想象，便是為了維持內(nèi)心世界整體性而做出的努力。在大江的內(nèi)心世界中，“純粹天皇”這個詞語也成為了他探索自我并最終獲得自由的一個重要途徑。
然而，我們內(nèi)心出現(xiàn)的“另一個我”，究竟是促使自己實現(xiàn)自性的自我，還是將自己帶向毀滅的影子？心理學家弗朗茨認為：當灰暗的形象出現(xiàn)時，我們并不清楚它究竟是影子的人格化，還是自我的人格化，或者兩者兼而有之。那個灰暗的同伴究竟象征著我們應該克服的缺點，還是象征著我們應該接受的某種有意義的生活方式？如何在事前區(qū)分它們是我們在自性化過程中遇到的最困難的問題之一。在小說《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中，主人公通過自己的體驗作出了選擇。從其母親陳述中，我們得知他已經(jīng)作好了所有準備，一心一意地等待著自己因癌癥醫(yī)治無效而死去的那一天，這樣他終于可以不負任何責任地逃離所有的一切了。而從其妻子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人挑唆美國人跟其妻子結(jié)合，并且希望將結(jié)合所生的孩子的國籍轉(zhuǎn)為美籍，并以這種方式使自己的血液完全從“天皇”的陰影下解放出來，獲得自由?？梢?，主人公已陷入主體與陰影的漩渦之中失去了方向。他的主體沉浸于幻境之中，而他的影子卻慷慨就義；他無法與現(xiàn)實抗衡，主體和影子仍處于分裂狀態(tài)；他逃避現(xiàn)實，企圖將希望寄托于一個與其毫無血緣關(guān)系的孩子身上，以便斬斷與天皇制的關(guān)聯(lián)。這樣無力抗衡的局面一直持續(xù)至約40年后，直至大江晚年作品《水死》（2009年）中，髫發(fā)子即便受辱也不愿屈從于其伯父的淫威而改變揭露其丑行的臺詞時，以及超國家主義支持者大黃槍殺超國家主義者小河時，主體與陰影才在那一瞬間真正整合，民主主義才開始在自性層面發(fā)芽生根。
大江健三郎通過自己的一系列作品，向讀者展示了如何把握陰影并直面這個過程。同時，這位作家還不斷向日本社會呼吁，要接納歷史的負面，這并不是自我否定，而是為了更好地走向未來。只有如實地、真誠地反思過去，才能建立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才能真正地走向自由。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青年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