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若深入解讀草明的《女人的故事》，必先大致了解天馬書店的《天馬叢書》的策劃和出版情況。上世紀30年代（1935年—1936年4月），尹庚受天馬書店老板韓振業(yè)之邀——此前，因樓適夷、葉以群兩任編輯先后被捕入獄——曾經(jīng)主編過一套叢書《天馬叢書》。這套叢書包括文藝理論和文學創(chuàng)作兩類，原擬出100種，實際上最后僅出版了30多種。出版流產(chǎn)也實屬正常，因為當時國民黨當局嚴格的圖書審查經(jīng)常干擾或打斷出版社的出版計劃。一方面，尹庚是左聯(lián)成員，由他主編的這套叢書中有很多是左聯(lián)青年作家的著作，這不能不引起國民黨圖書審查機構的格外注意。另一方面，最初靠出版左翼文人著作而立足于上海的天馬書店本來就是個小店，雖然出版了大量進步書刊，但其老板韓振業(yè)一度謹小慎微——凡出書大都走正常報批程序，這樣帶有左翼色彩的書就更難出版了。加之，韓振業(yè)于1935年11月因患中風去世，書店隨之陷于困境，故出版流產(chǎn)也實乃必然。

這套叢書封面由畫家錢辛稻設計，題名、編者、著者、叢書編號統(tǒng)一用美術字體標示，左下方附有比利時法朗士·麥綏萊勒（Frans Masereel，1889年－1972年）的木刻畫，美術字與西洋版畫搭配，顯得新穎別致。錢辛稻1912年生于上海浦東，曾在上海洋畫研究所學畫，并與同仁創(chuàng)辦“線上畫會”。他為什么選取麥綏萊勒的木刻畫？原因可能是：一、為了謀生需要，也為表達對現(xiàn)實的不滿或反抗。1935年，作為自由職業(yè)者，他沒有固定工作，而主要以畫廣告、教畫為生；同時，又大量閱讀左翼書刊，對當局對外不抵抗政策和對內(nèi)壓迫多有不滿。在此背景下，為尹庚的《天馬叢書》設計封面，既可獲得一筆酬勞，也可在此設計中融入對時局的看法。他之所以采用麥綏萊勒的木刻版畫，顯然也與彼時境遇有關。其中，麥綏萊勒用黑白畫表達壓迫、忍耐與抗爭主題，更與錢辛稻（也包括尹庚）產(chǎn)生深度共鳴。二、魯迅對木刻運動的倡導，也深刻影響了錢辛稻。當時，魯迅正不遺余力地倡導木刻運動，比如從1929年1月起，出版了《美術叢刊》五種（《近代木刻選集（一）》《蕗谷虹兒畫選》《近代木刻選集（二）》《比亞茲萊畫選》《新俄畫選》）。麥綏萊勒與比亞茲萊、埃舍爾等木刻家一樣，都于上世紀30年代初被介紹到中國。魯迅曾在《為連環(huán)圖畫辯護》一文中有介紹：“比國有一個麥綏萊勒，是歐洲大戰(zhàn)時候，像羅曼·羅蘭一樣，因為非戰(zhàn)而逃出外國的。他的作品最多，都是一本書，只有書名，連小題目也沒有?！蓖瑫r，由趙家璧主持的上海良友圖書公司也曾出版過《一個人的受難》《光明的追求》《我的懺悔》等木刻畫集。因此，同在上海美術界且對左翼文藝界非常熟悉的錢辛稻，對由魯迅所倡導的這種美術風潮不可能沒有關注。須知在當時，從西洋引進的木刻畫也是最為前衛(wèi)的藝術形式之一。作為先知先覺的青年畫家，錢辛稻之所以在封面中加入麥綏萊勒的木刻版畫，顯然與魯迅的倡導密不可分。

《女人的故事》是草明的第一部小說集，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九月由上海天馬書店（上海江北西路海寧路北368號）初版，為《天馬叢書》第16種，定價兩角。初版本無序跋，共68頁，封面大小為18.8cm×13.1cm。內(nèi)收《阿勝》《等待》《有句話要問真他》《一個人不做聲的時候》《老怪物》《騙子們》《出嫁》《憤恨》共8篇。草明1932年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且多以揭示舊制度和當局壓迫為主題，加之在廣州曾參與進步刊物《廣州文藝》（歐陽山主辦）的編輯工作，這也就是為什么她在1932—1933年創(chuàng)作的小說多發(fā)表于《廣州文藝》的根本原因所在。

《天馬叢書》每一本的封面都嵌入了不同內(nèi)容的版畫。底封統(tǒng)一印有陳之佛設計的書店店標?！杜说墓适隆酚蚁路侥究贪娈嬂L有青年男女聚會的場景，其中，一雙手插入褲兜的男子立于其中，不知所措地四望，其姿態(tài)、眼神、心態(tài)就很讓人遐想。在這個不乏貴婦、美女聚集的地方，他來此地的目的何在？這種形象及畫面內(nèi)容，至少很合乎“女人的故事”之字面意義。不過與之不同的是，《女人的故事》中的“女人”大都是受壓迫、受迫害的繅絲女工一類的底層女性形象，而與之相對的“男人”則多為女性悲劇的制造者。1930年代的草明勤奮且多產(chǎn)，先后在《廣州文藝》《文藝》《作家》《文學》《太白》《小說家》《申報·自由談》上發(fā)表了大量的短篇小說。單在1934年，年僅21歲的草明共創(chuàng)作了19篇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力可謂驚人。她的作品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底層人物形象，反映社會下層人的疾苦、反抗和斗爭；通過對日常生活細節(jié)、人物心理和風景的描寫，以小見大地呈現(xiàn)社會的基本風貌；具有深刻的現(xiàn)實感、思想性；善于以第一人稱“我”（多是旁觀者、不諳世事的孩童或少年）為視點，側重揭示人生的種種情態(tài)。收入這個短篇小說集中的8篇作品都以“人物”為中心，從不同側面呈現(xiàn)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草明家鄉(xiāng)（廣東順德）底層民眾的生活本相和精神樣態(tài)。而像《阿勝》《等待》這類作品不僅關注女性命運，還涉及底層民眾的革命訴求，正暗合著左翼思潮發(fā)展的一個方向。在當時，這類作品如要送審，肯定通不過當局審查關，而版權頁上亦無“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頒定的審查證號，故可推測《女人的故事》很有可能是天馬書店的違規(guī)出版物。其實，這也是天馬書店慣用的手段，或以叢書形式，或以打擦邊球策略——比如出版魯迅的《門外文談》，雖也經(jīng)過當局審查，但沒有問題——出版左翼文人的書刊，以獲取可觀的利潤。

草明是左聯(lián)成員，加入“小說研究會”，經(jīng)常參加撒傳單、貼標語、飛行集會等活動。這種立于“十字街頭”的有組織的革命活動很容易暴露身份。1935年3月，草明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后經(jīng)魯迅、茅盾、張?zhí)煲淼热嗽?，才于第二?月被保釋出獄?？梢?，這部小說集的策劃、編輯、出版與草明本人基本無關?！杜说墓适隆返恼Q生很可能是歐陽山一手操辦的結果，但所收篇目基本代表了草明在1930年代前半期的創(chuàng)作成績。這部小說集最初題名為“人物速寫”——在《夢一樣的自由》（歐陽山著，1935年7月初版）尾頁上有《天馬叢書目錄》，列第16種的為草明的《人物速寫》——但在出版時書名改為“女人的故事”。其實，以“人物速寫”為題名，也正顯示了草明上世紀30年代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一個突出特點，即草明是以對形形色色底層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著稱的。由于《女人的故事》的編輯、出版正好發(fā)生在草明入獄期間，當草明出獄，歐陽山以其當禮物相送時，它就有了不同尋常的紀念意義。它既是修復草明因入獄導致的精神焦慮或傷痛的一劑良藥，也是現(xiàn)實中“革命+戀愛”版的情侶故事的最好見證。

另一值得深入探討的是《女人的故事》在當代語境中文本修改問題。在此，不妨以《草明文集》（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年）為例，對之稍作說明?！恫菝魑募返谝痪頌槎唐≌f卷，經(jīng)筆者仔細比對，內(nèi)文也做了一些修改。除將助詞“底”改為“的”外，修改類型主要有：

其一，句法修改。比如，在《阿勝》中，將“他們?yōu)槭裁聪矚g這兩句話，好像他們是構成完整的生命的重要部分呢，開頭在我覺得是難以解釋的?！备臑椤八麄?yōu)槭裁聪矚g這兩句話呢？好像這句話是說明人的命運的重要部分似的，開頭我是覺得難以解釋的?！痹凇兜却分校瑢⒌?段最后一句話“那以后，高高大大的，說起話來不時要摸摸鼻子的‘牛精’李祥就不曉得那（哪——筆者注）里去了”調(diào)到該段第二句之后；將“一大隊兵士經(jīng)過騰同村”改為“一大隊戰(zhàn)士經(jīng)過騰同村”；將“一個光榮，快樂的名字”改為“一個愜意的名字”；將“你敢咒他，你這黑心狗！”改為“你敢咒他，你這黑心鬼！”；等等。這些修改都屬于文法、修辭層面上的修改——或調(diào)正句序，或更換詞語，或添加修飾語，都實屬必要，屬于正向改寫。

其二，更換標題。比如，將《有句話要問真他》改為《有句話要問他》，將《阿勝》改為《不聽媽媽話的女孩子》，前者為了消除歧義，后者為了突出主題。對于后者而言，不僅改了標題，還將主人翁的名字“阿勝”改為“阿鳳”。如此一改，既突出其女性身份，又與修改后的標題互為補充，共同揭示一種深刻的思想——婦女要解放，不僅要反抗婚姻專制，還要融入社會，走革命之路。

其三，刪除方言。比如，將“……但有些‘生疳’的卻望都不望他們一下……”改為“……但有些性情沉靜的卻望都不望他們一下……”（《阿勝》），將“在冬天，給寒氣趕跑了，就變成‘青雞’一樣，鼻涕無緣無故地淌出來”改為“在冬天，給寒氣趕跑了，就變成清的鼻涕無緣無故的淌出來”（《等待》），都是著眼于語言的易懂而做出的刪除。這種改寫有其必要性，但如不妨礙理解，就沒必要修改或刪除。方言是作家的第一母語。它進入現(xiàn)代小說，并成為現(xiàn)代文學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是要不要、可不可的問題，而是如何探索、怎樣實踐的問題。草明在此后的修改中，對初刊本中的方言采用刪除或同義替換策略，逐步剔除了方言在小說語言中的存在。我覺得，這種做法是值得商榷的。一位優(yōu)秀的小說家必須擁有獨立的語言創(chuàng)生意識。草明在上世紀30年代的小說語言存在較為明顯的歐化傾向，且較為單一，而初步萌發(fā)的方言意識及實踐又在此后的修改中被強行壓制，這多少是有些遺憾的。雖然“歐化”一度代表了現(xiàn)代小說語言發(fā)展的方向，但在中國現(xiàn)代小說語言發(fā)展史上，這也僅僅是諸多實驗中的一種，白話、方言、文言、翻譯等都是生成“現(xiàn)代小說語言”不可或缺的資源。

左聯(lián)時期的草明及其創(chuàng)作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它和延安時期、“十七年”時期、1980年代以來的草明及其創(chuàng)作有著怎樣的關系、呈現(xiàn)何種特質(zhì)、有哪些意義，都值得作系統(tǒng)而深入地研究，但目前這方面學界做得很不夠。其實，草明一生有兩個創(chuàng)作高峰，即左聯(lián)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后的“十七年”時期，前者以短篇小說初步顯示了其在左翼文壇上的實績，后者以工業(yè)題材長篇小說奠定了其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而由上海到延安，到北京，再到鞍山，草明的作家身份、語言意識、創(chuàng)作風格都不斷發(fā)生變化，若要全面深入地梳理或研究這種“變化”，左聯(lián)時期的草明及其創(chuàng)作是無論如何不能被忽視的，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其左聯(lián)時期的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杜说墓适隆肥杖氪藭r期創(chuàng)作的8篇作品，但也僅僅是很少的一部分，若要全面而深入研究草明左聯(lián)時期的創(chuàng)作實績，其他幾十篇作品也應重新納入再解讀、再闡釋的視野。然而，目前除了一兩篇論文外，有關這方面的關注與研究還遠遠不夠。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