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都”一詞的由來及其知識譜系
一百年前的1923年，日本大眾作家村松梢風（1889-1961）首次到訪上海。在他于次年發(fā)表的暢銷小說《魔都》一書里，他不經(jīng)意間發(fā)明制造了“魔都”（Magic City）一詞來指代上海，意為魔幻都市（不可思議的都會）和魔力之城。1949年后，這一詞匯曾一度歸于沉寂和被湮沒，直到進入21世紀之后才重新流行起來，“魔都”在網(wǎng)絡上被頻繁使用，迅速變成了人們的日常用語。
一
村松梢風出生在日本靜岡縣的一個地主家庭，早年求學于東京慶應義塾大學。然而，他在大學時代沉湎于紙醉金迷、燈紅酒綠的生活，不久即將家中地產(chǎn)幾近敗光。隨后為生活所迫，村松先后當過教員、記者，都不是很得志。直到1917年，他將自己的處子作《琴姬物語》投稿給《中央公論》雜志，這部自傳體小說是作者根據(jù)自己大學時代尋花問柳的親身經(jīng)歷改編而成，卻意外成為暢銷小說，一時洛陽紙貴，至此村松一舉躋身文壇。
說起來，青少年時代對中國幾乎一無所知的村松梢風之所以想到來上海，是受到了日本文壇泰斗芥川龍之介的深刻影響和啟發(fā)。1921年3月22日，芥川龍之介受《大阪每日新聞》的委派，以特派記者的身份踏上了訪華之旅。芥川龍之介自幼酷愛中國古典文學，對《唐詩選》、《西游記》、《水滸傳》等古典文學作品如數(shù)家珍，漢學造詣深厚。然而，這一次的上海之行，和書本上早已爛熟于心和神往已久的中國第一次親密接觸和心魂交流，卻只留下深深的失望和挫敗感。他所看到的上海并不是一個充滿中國古典詩情畫意的本土性都市；相反，在他看來，則是對西洋拙劣的模仿，是一個“粗鄙的西洋”，“上海被稱為中國首屈一指的罪惡之都”，對其“現(xiàn)代性”表達了強烈的嫌惡感。當時的上海已經(jīng)是東西方文化大熔爐，在城市風貌和居民結(jié)構(gòu)上都呈現(xiàn)出中西雜糅的奇異風情。然而，對當時正處于大正時代的日本人而言，建設強大的民族國家成為新的時代潮流。上海作為西洋文明的窗口仍然享有她應有的贊譽，但是主權(quán)喪失的半殖民地性質(zhì)這一點，以一個“他者”的世界鏡像被日本知識人作為反面教材，不斷地受到批評和指責。
當然，在失望之余，芥川龍之介也在上海找尋到了中國新生的希望。1921 年4月，芥川龍之介來到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yè)路76號）李人杰（即李漢俊）的家中拜會了李氏。三個月后，李人杰的寓所就成了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正式會場，毛澤東等13位代表正是在這里宣告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成立。因緣際合之下，芥川龍之介竟偶然在這樣特殊的時間與如此特殊的空間地點扯上了關(guān)系，這恐怕是他所始料未及的。芥川龍之介將這次會面的詳細情形記錄在了《上海游記》的《李人杰》篇中：
李氏云：現(xiàn)今的中國到底應該如何？能夠解決這一問題的，既非共和也非復辟。如此這般的所謂政治革命對于改造中國完全無能為力，這在過去業(yè)已被證明，現(xiàn)在也在被證明著。所以，吾人必須為之努力的，只有社會革命之一途。這也是宣傳文化運動的“青年中國”的思想家們所一致呼號的主張。李氏又云：欲進行社會革命，只有靠宣傳。此為吾人著書立說的原因之所在。已經(jīng)覺醒的中國知識分子對于新知識并不冷淡。不，反而他們對于所有的知識如饑似渴。然而，能夠滿足這種饑渴的書籍雜志甚為匱乏。予斷言，眼下的要務就是著述?；蛘哒缋钍纤f，當今的中國毫無民意可言，無民意則無從爆發(fā)革命，更何談革命的成功？李氏又云：種子就在手中，惟恐力所不及，不能解救萬里荒蕪。吾人的身體能否耐得住如此勞頓，也甚堪憂。言畢，他皺起了眉頭。我十分同情李氏。
芥川回國后在《大阪每日新聞》上陸續(xù)連載發(fā)表了《上海游記》等系列文章。在讀到把上海譏諷為“野蠻都市”的《上海游記》之后，正陷于創(chuàng)作瓶頸期，對外部世界充滿了好奇心的村松卻被上海日新月異的“摩登”空間深深打動和吸引，產(chǎn)生了“難以名狀的感動”，決定一訪中國，去親眼看看上海這座“不可思議的都市”。誠如村松在其自傳中所述，1923年的上海之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受了芥川中國之行的刺激。為此，第一次來中國之前，他還專程拜訪了芥川，芥川告訴他，寫旅行記的要領(lǐng)是，仔細觀察，隨時在筆記本上詳記所有見聞。
循著芥川龍之介的指引和足跡，1923年3月22日，懷著追逐夢想和新鮮刺激生活，親眼目睹這個變化的新世界的目的，年輕的村松梢風從長崎乘坐長崎丸抵滬。從3月22日到5月中旬，村松梢風的上海之行歷時2個多月。據(jù)其自述，村松初到上海下榻的是日本旅館“豐陽館”，在熙華德路（今長治路）5號，后于4月10日左右，移居到老靶子路（今武進路）95號的一幢俄國人公寓內(nèi)。和此前的日本知識人受報社委托的觀光之旅不同，村松的上海之行是自費旅行，可謂個人自由行。他所描繪的中國充滿了真情實意，表達了對中國文化由衷的贊美和熱愛，他在游記中寫道：“夾雜在中國人的人群中，品味只有該國的人才能欣賞的特別的藝術(shù)，我覺得自己已經(jīng)完全融入了他們的生活中。想到這一點，我感到了一種他人難以體會的愉悅和滿足?！保ā赌Ф肌返?4頁，徐靜波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通過深入上海民眾的日常生活，他將自己的個人體驗和內(nèi)心真實感受傾注到了游記的字里行間。
在直觀露骨的個體感受外，由于生性浪蕩，村松對近代上海的風月游樂場所更是熟門熟路、流連忘返。滬上餐館、妓院、茶館、戲園、舞廳，都是他喜歡涉足的地方，可謂到處留情。村松充分體驗和享受了被分割成“一市三界”（公共租界、法租界、華界），復雜且有著異國色彩的、光怪陸離、五光十色的上海大都會。在村松筆下，福州路上的著名茶館“青蓮閣”（當時知名的風月場所）被以略顯夸張的筆調(diào)描述為“足可以容納幾千人”，場面蔚為壯觀?！扒嗌忛w”的確堪稱近代上海幽暗面的一個象征，遙想當年的村松梢風也是在此臨窗而坐，觀賞妓女出局攬客。村松寫道：在一片吵嚷聲、煙霧彌漫之中，他和友人剛一上二樓就被賣春女“逮住”了，纏住友人的是一個上了點年紀的女人，逮住他的是一個只有十四五歲的小姑娘，“看上去像一個賽璐璐的人偶似的”（賽璐璐：一種纖維塑料，《魔都》第25頁）。在他的筆下，既有明亮的上海，也有陰暗的上海，“上?；蛎骰虬档仫@示了世界人類的最后圖景”。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既閃耀著遠東最大國際都會的奪目光彩，但處于帝國主義統(tǒng)治下，畸形的半殖民地悲慘景象也隨處可見。這種一體兩面、對比鮮明、魔幻般的都市景象讓他感受到巨大的魅力和困惑，可謂一邊是魔幻（不可思議），一邊是罪惡（惡魔）。它代表著一種惡魔般的、頹廢放蕩，然而又是自由不羈的生活。上海這一特殊的都市空間，是由中西兩種文明與文化交織而成的，擁有兩種文明沖突融合所造就的“魔性”，是連接中國與世界的重要樞紐。
在初次訪問上海之旅中，村松懷揣作家佐藤春夫為他寫給田漢的介紹信，將他鄭重引介給了上海的新文學作家群體，即普遍具有留學日本背景的創(chuàng)造社同人包括田漢、郭沫若、郁達夫等人。此事是中日兩國現(xiàn)代文學群體的第一次親密相遇和雙向奔赴，在文學史上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深遠意義。創(chuàng)造社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成立的文學社團，1921年7月在日本東京成立。初期成員主要是在日本留學的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田漢等人組成。村松與創(chuàng)造社的田漢、郭沫若、郁達夫等來往密切，產(chǎn)生了積極的互動和交流，結(jié)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一起逛街聚餐，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在他日后的游記中留下了對這些中國文學家直觀生動的描繪。顯然，村松在上海找尋到了芥川龍之介筆下的“Young China”（少年中國）。
返回日本后，村松梢風立即著手整理自己在上海的見聞，撰寫了一篇近5萬字的長文《不可思議的都市“上海”》，刊載在1923年8月號的《中央公論》上，文中寫道，“只是，吸引我的、令我向往的是，人的自由的生活。這里，在失去了傳統(tǒng)的同時，所有的束縛都被解除了。你想做什么就可做什么。只有任性隨意的感情在這里鮮活地露骨地蠕動著?！保ā赌Ф肌返?0頁）第二年7月，村松梢風又將其余幾篇記述上海的文字與《不可思議的都市“上海”》一文合集由東京小西書店出版。他將自己在上海感受到的復雜的都市意象和奇幻新貌，用自創(chuàng)的“魔都”一詞來加以濃縮和高度概括，用于新作的書名，自此“魔都”這一上海的代名詞正式誕生。在《魔都》的自序里，村松梢風寫道，“上海……是從某個角度來看實在不可思議的城市……是一個龐大的國際世界主義俱樂部?！?/p>
有別于20世紀初期西方人眼里，上海是個罪惡都市的城市形象。譬如在英語中，首字母小寫的“shanghai”是一個動詞，與首字母大寫的“Shanghai”（上海市）不同，一個人若被以欺騙、脅迫、暴力相向而到船上做工則稱為被shanghai了（即shanghaied）。與之不同，村松創(chuàng)造的“魔都”一詞則將上海這一華洋共處的國際大都會的多重面向和風采予以高度濃縮和提煉，將原本偏向完全貶義負面的“魔都”一詞賦予其新的鮮活生命和積極向上的正面意義。誠如村松所言“將上海稱之為魔都，稱之為罪惡的淵藪的人，未必就是真正了解上海的人”（《魔都》第168頁）。在村松看來，上海是一座不可思議的都市，是一座充滿著東方風情和異域感、洋溢著世界主義的國際大都會，光明與黑暗如此自然地在一座城市中彼此交融，一面是華麗摩登的都市生活，一面是底層受苦受難的勞苦大眾；一面是繁華的天堂，一面又是悲慘的地獄；一面是魔幻和摩登，一面又是惡魔與罪惡。
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1920年代，“魔都”一詞創(chuàng)制的時代背景。一戰(zhàn)后的日本一躍而成為新興的帝國主義列強，成為新建立的國際聯(lián)盟的四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在日益膨脹的大國意識的驅(qū)使下，正處于大正末年到昭和初年的日本知識界人士也紛紛跨出國門，以國際性旅行的方式展開對東亞大陸的大旅行（壯游）。通過這樣的東亞大陸大旅行，日本的精英階層一方面漸漸滋生出盲目和粗鄙狹隘的自大心理，希望拋棄在國際政治方面追隨英美等國的腳步，一展“大陸雄飛”的帝國迷夢。他們對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世界秩序采取了否定的態(tài)度，試圖建立排除英美本位的新秩序。于是，作為歐美帝國主義在東亞據(jù)點的上海便在日本人心目中就有了別樣的意味，是一座繁榮與罪惡并存的“魔都”；國際化都市上海，逐漸展示出它背后帝國主義秩序的底色。同時，另一方面，對于日本知識人而言，作為“冒險家的樂園”以及自由和多元的世界主義都市的上海則給予日本知識界另一種現(xiàn)代性的途徑和道路選擇。而這與日本國內(nèi)如火如荼的“大正民主”或“大正浪漫”的時代訴求正相吻合。對于那些試圖逃離越來越高壓的近代民族國家束縛的日本文化人而言，充滿異域感的世界主義/全球主義都市的上海成為了一個理想的避難所和美麗新世界，是一個寄托浪漫的光榮與夢想之城。因此，“魔都”上海因其多元與自由而被認為具有“世界主義”意涵，這或許正是日本人“憧憬著的上?！?，對于憧憬著上海的人們來說，上海吸引人的究竟是她的世界性還是她的現(xiàn)代性呢？村松梢風的上海之行正是在這樣復雜特殊的時代背景應運而生的。
《魔都》在日本出版后，“魔都”這一提法在日本各界逐漸得到了普遍接受和廣泛傳播，進而散見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一些日本著作，如堀田善衛(wèi)的《上海日記》。而在日本全面侵華戰(zhàn)爭爆發(fā)后，“魔都”一詞竟會成為侵華戰(zhàn)爭中日本軍國主義者大肆撻伐的對象——“上海究竟屬于東洋，還是屬于西洋”、“上海到底還是給人以‘魔都’的印象”。在上海的百年租界時代即將終結(jié)之際，日本人在上海創(chuàng)辦的日文報紙《大陸新報》從1943年7月11日起開始舉辦以“歸還租界與今后的上?！睘轭}的系列研討。最后一次討論的題目就是“再建上海的覺悟——一掃‘魔都’的惡名”。這些座談會和討論會召開的目的顯然是為了竭力美化日本對上海的侵略和占領(lǐng)，一舉消滅“英美化”了的“魔都上?！?，不加掩飾且赤裸裸地為日本的帝國主義行徑和侵華戰(zhàn)爭作文化背書。
二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結(jié)束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澳Ф肌币辉~逐漸銷聲匿跡，無人問津。直到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和經(jīng)濟起飛后，才逐漸重新回到公眾輿論的視野中。如1986年出版的《上海魔都文學》（中國稀書研究會、青木信光編，大陸書房），1995年的《魔都上海：十萬日本人》（NHK取材班編，角川書店）等。也正是在同一時期，日本學界開始逐漸興起對上海歷史的研究。進入1990年代后，隨著李歐梵在1999年出版的《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一書的風靡一時，進而形成世紀末的再回顧與反思，上海的近現(xiàn)代歷史發(fā)展引起了國際社會的矚目，國際知識界掀起了一股上海熱，而“魔都”一詞也乘此東風，重新回到中國大陸的知識場域內(nèi)。
在這股新千年交匯之際的“上海熱”引領(lǐng)下，不少中國學者也展開了對“魔都”一詞知識譜系的考古和探究。譬如，熊月之先生主編的《上海通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專門例舉了1867—1947年日本學者編寫的上海史著作，其中就收錄了《魔都》一書，將其視為研究上海史的史料。1998年，徐靜波教授在日本長野大學任教期間，開始研讀村松梢風的《魔都》并著手翻譯，后于2001年發(fā)表《村松梢風的中國游歷和中國觀研究——兼論同時期日本文人的中國觀》一文，這是國內(nèi)已知關(guān)于村松梢風最早的專題研究論文。2000年，旅日學者劉建輝的著作《魔都上海：日本知識人的“近代”體驗》在講談社出版，書中專門介紹了村松梢風及其《魔都》一書。同年，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甘慧杰撰寫了一篇書評《一部研究近代上海與日本關(guān)系的力作——讀〈魔都上海：日本知識人的“近代”體驗〉》，介紹了劉建輝的新著（中文版于200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譯者正是甘慧杰，該書于2023年由江蘇鳳凰出版社增補再版），附帶提及了梢風，稱“村松梢風大概是第一個把上海稱為‘魔都’的人”。大概也就是在這之后，“魔都”一詞開始引起社會大眾的興趣，漸漸流行起來，以至今日成了上海的代名詞。
由此，“魔都”上海的提法正式回歸中國大陸學術(shù)界和公共領(lǐng)域。尤其是近十年來，又有不少新的相關(guān)研究作品陸續(xù)問世，不斷拓展和延伸了對“魔都”上海的現(xiàn)代性追問和思考。2018年，復旦大學的徐靜波教授將村松梢風的《魔都》一書首次翻譯成中文，使得更多讀者可以藉此了解“魔都”一詞的誕生和緣起。2021年，徐靜波教授再接再厲，將近代日文文獻中有關(guān)上海的豐富資料加以進一步的精選和譯介，他將這些珍貴史料翻譯結(jié)集成《魔都鏡像：近代日本人的上海書寫（1862-1945）》（上海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付梓出版。2023年，上海史研究的大家熊月之研究員以學術(shù)為支撐，出版發(fā)行了《魔都上海的魔力與魔性》一書（上海辭書出版社2023年），該書視野宏闊，作者認為“魔都”的魔力，即上海行為文化，包括生活方式、生產(chǎn)方式、交往方式；魔性，即觀念文化或曰精神文化。同時，“魔都”上海這一國際都市的形成，也不是人為事先設計、規(guī)劃的結(jié)果，而是在社會演進中逐漸形成的，亦即哈耶克所說的社會自發(fā)秩序。
另外，在學術(shù)界以外，“魔都”一詞也被廣泛運用于大眾傳媒，尤其在青年群體中獲得了進一步的傳播和持續(xù)的流行影響力，特別是近年來迅速發(fā)展崛起的社交網(wǎng)絡和在日本興起的二次元文化的進一步衍生影響。譬如，不少動漫作品就將“魔”作為上海的底色，并將“國際化”、“摩登”、“繁華”作為上海的標簽。這更使得“魔都”一詞成為了網(wǎng)絡空間上的流行語，進而成為上海的專有代名詞和昵稱。
自100年前“魔都”一詞創(chuàng)制以來，這一具有標識性意義的名稱愈來愈成為上海專有和獨享的代名詞，同時一躍而成為上海這座“摩登都市”（modern city）的網(wǎng)紅昵稱，具有了新的時代含義，擁有了全新和豐富的內(nèi)涵。這也意味著“魔都”上海這座“不可思議的都市”經(jīng)久不息、日新月異的魔力和魅力所在?！澳Ф肌鄙虾５臍v史聯(lián)系著過去與現(xiàn)在，連接著本土與世界，是中國與西方文化接觸、交流、融合的前沿。從某種意義上，容納多種文化的“魔都”上海從一開始就呈現(xiàn)出一種世界主義者的姿態(tài)，指引和引領(lǐng)著中國現(xiàn)代性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