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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經典源遠 義理流長——《三國演義》版本與文化價值談
來源:光明日報 | 關四平  2024年01月15日07:24

編者按

《三國演義》是長篇章回體小說的開山之作,也是中國古代歷史演義小說的代表作,問世以來被廣泛閱讀,對國人的文學素養(yǎng)、文化思維等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近來,新中國第一個《三國演義》整理本付梓70周年?!豆饷鲪傋x》邀請《三國演義》研究專家撰寫文章,梳理其版本源流,分享這一經典蘊藏的價值理念及其對當下的意義。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相信讀者對這句話并不陌生。這句話,是長篇歷史小說《三國演義》的開頭,也開啟了《三國演義》對東漢之末至西晉之初百余年間歷史風云的描繪與演繹。筆者認為,《三國演義》的文學與文化地位杰出,它是學界公認的中國第一部長篇章回體歷史演義小說,也是這一類型作品的代表,其史料基礎與成書過程源遠流長。

《三國演義》的史料基礎中,最重要的是西晉陳壽的《三國志》和南朝宋裴松之的《三國志》注。關于三國的故事,很早就以各種形式流傳,據學者考證,隋煬帝時已有劉備檀溪躍馬的水上雜戲,唐代有文獻記載民間說唱有“死諸葛走生仲達”的故事,還有學者常提到晚唐李商隱《驕兒詩》中“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的詩句。到宋代就更為豐富,《東京夢華錄》里記載,北宋時的汴梁已經出現(xiàn)“說三分”的專家,叫霍四究。兩宋金元時期,三國故事是“講史”類說話藝術和各種劇本的重要題材?!度龂萘x》的成書,是經過民間集體如說唱藝人、“講史”藝人、雜劇和院本作者的世代累積,加上文人整理創(chuàng)作而成的。

據學者考察,元代初年有《三分事略》刊刻,可能是宋人說話的底本。保存至今最早的一部三國題材平話小說,是元代刊刻的《全相三國志平話》,這部平話是初具規(guī)模的民間三國故事寫定本,其文本已經出現(xiàn)“尊劉貶曹”的傾向。

到了明代嘉靖元年,也就是1522年,《三國志通俗演義》刊刻而成,題“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后學羅貫中編次”,這就是后來《三國演義》各種版本的祖本,羅貫中的署名也由此而來。學者一般認為,羅貫中在之前民間傳說及民間藝人創(chuàng)作的話本、戲曲劇本等基礎上,運用《三國志》和《三國志》注等史料,結合他的創(chuàng)作,完成了這部《三國志通俗演義》,也經常被稱為《三國志演義》或《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的版本比較復雜,現(xiàn)存最早的刻本即是上文所述嘉靖元年刊行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學界稱嘉靖壬午本。卷首張尚德撰《〈三國志通俗演義〉引》中有“簡帙浩瀚,善本甚艱,請壽諸梓,公之四方可乎”數(shù)語,可知此本為最早刊本。一般認為,此版本最接近羅貫中原著。此刻本,也開啟了嘉靖本流行期——自嘉靖元年(1522年)至萬歷十九年(1591年),約70年時間。

明萬歷十九年,出現(xiàn)了周曰???,其文字內容與嘉靖本基本一致,但也增添了一些情節(jié),如羊祜、陸抗的戍邊佳話,曹叡、滿寵兵救合肥,霍弋堅守不肯投降等。隨著明代出版業(yè)的興旺,為適應各層次讀者需求,萬歷時期在金陵與福建等地涌現(xiàn)出一大批《三國演義》的家刻與坊刻本,其傳播進入到眾版本并行期。這些刻本,大致可分為兩個系統(tǒng):《三國志通俗演義》系統(tǒng)和《三國志傳》系統(tǒng)。前者主要有周曰??尽⒁陌滋每尽⑾恼裼羁镜?。其共同特點是:內容與嘉靖本有淵源關系;羅貫中姓名前均有“后學”二字;都分為二百四十則,每則有單句的題目,均為整齊的七字句式;書名均有“通俗”字樣;書中新增插圖多達240幅。后者主要有余象斗刊本、葉逢春本、湯賓尹本等,其共同特點是:不同程度地寫有來自民間傳說的嘉靖本沒有的關索的故事;增加有文人批評;文字較為粗蕪簡略;每則題目字數(shù)參差不齊,有六、七、八、九、十字等句式。

在明末,與上述版本并行流傳的還有李卓吾評本,其特點是不分卷,將二百四十則合并成一百二十回,每回有不對偶的雙句回目,這使《三國演義》處在了中國章回小說文體發(fā)展的轉折點位置,在版本演變中占有承前啟后的特殊地位。

清初出現(xiàn)的毛評本,是由毛綸、毛宗崗父子共同完成的,完成時間當在康熙五年(1666年)之前,今存毛評本以康熙十八年(1679年)李漁為之撰序的醉耕堂刊本為最早。毛評本是以李卓吾評本為基礎評改的,故也應屬于《三國志通俗演義》系統(tǒng),但因其改動較大,已與明代兩大系統(tǒng)呈鼎足而立之勢。毛評本其實是對前代版本演變的全面整理與總結,揭開了《三國演義》版本演變的新篇章。毛評本問世后,其他版本逐漸失去讀者,毛評本遂成為清代以來傳播最廣的版本。毛氏所做的工作,包括評點與修改兩大方面。毛宗崗在卷首所載的《三國志演義凡例》中,對其修改意圖從十個方面進行了說明,從中可見其改、增、削、換、修等大小“手術”情況。

1953年1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以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義出版《三國演義》??薄它c、注釋的排印本,此本以毛評本為底本,是新中國第一個《三國演義》整理本。195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在第一版基礎上進行重新整理、修訂,出版修訂版。197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再度組織人力對《三國演義》進行了修訂整理,推出第三版。201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組織專業(yè)力量,再次對《三國演義》校注本全面修訂,推出了第四版。立足《三國演義》版本史層面觀照,嘉靖本流行期約70年,明代眾版本并行期約80年,毛評本出現(xiàn)至人文版付梓(1953年)是270年。

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版本雖然屬于毛評本,但也已經過當代專家的???、標點、注釋、整理,既是毛評本生命力的延續(xù),也是版本演變史上新的重要一環(huán),故可稱之為“人文本《三國演義》”。此本是當今發(fā)行數(shù)量最多、影響最大、最受歡迎的版本??梢灶A見,今后仍將是最受歡迎的版本,其對青年學子影響深且巨焉。

從內容方面說,人文本經過70年間的四次修訂,改正了毛評本的一些錯誤。從形式說,橫排版、簡化字更適宜閱讀。再加上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扎實耕耘,青年學子閱讀《三國演義》大概率會首選人文本。

毛評本與嘉靖本孰優(yōu)孰劣,目前仍然是有爭議的學術問題。筆者認為:毛本作為一種修改本,總體上可曰功大于過。這可從三個層面分別言之。從思想內涵角度,毛氏在全書卷首所加的一段議論“推其致亂之由,殆始于桓、靈二帝,桓帝禁錮善類,崇信宦官,及桓帝崩,靈帝即位……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亂,盜賊蜂起。”這就揭示出天下大亂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皇帝的昏庸,其批判的尖銳性與表述的明確性皆優(yōu)于嘉靖本的開頭。從人物塑造方面看,毛氏刪除了那些使人物性格矛盾、呈現(xiàn)分裂狀態(tài)的描述,如諸葛亮南征時遇啞泉就“要投崖覓死”,聞司馬懿復職便“頓手跌足,不知所措”等描寫。從語言文字表達水平來品評,毛氏的修改更為精練順暢,如嘉靖本卷八《孔明遺計救劉琦》一則中,孔明引“驪姬害申生”的典故長達二百五十余字,頗顯煩冗,毛氏改成“公子豈不聞申生、重耳之事乎?”意到而文省,令人頗覺直接痛快。再如刪去嘉靖本中“俚鄙可笑”的詩詞,將回目改為對偶句,完成了中國章回小說形式演化的最后一環(huán)。

當然也應指出,毛評本體現(xiàn)于修改中的所謂封建正統(tǒng)的思想有所加強。嘉靖本中,羅貫中通過王允、薛綜、諸葛亮、張松、華歆等人物之口,六次說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毛宗崗則全部刪除。這應該是迫于封建專制強化與文化高壓政策的思想退步。毛評本將“魏王上書三辭”改為“曹操假意上書三辭”,以及“阿瞞”“國賊”等一系列標示毛氏主觀貶曹傾向言辭的增加,在筆者看來,也屬于畫蛇添足。恩格斯在《致明娜·考茨基》中指出,傾向應當從場面和情節(jié)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無須特別把它指點出來。這是符合文學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精辟論斷,毛評本這種做法顯然有違此規(guī)律。還有嘉靖本寫司馬懿見孔明雕像,以為“孔明尚在”“縱馬奔走五十余里”“喘息半晌,神色方定”。這是以仲達的怯懦反襯孔明的智勇,恰到好處。毛評本于此增加一個細節(jié):“懿用手摸頭曰:‘我有頭否?’”筆者以為,這便過于夸張了,造成了藝術分寸把握的失誤,客觀效果與主觀意愿相違。

誕生于數(shù)百年前的文學作品,為何當下仍受到讀者喜愛,仍具有非凡的閱讀價值?

筆者以為,這與《三國演義》蘊藏的義理有關,主要體現(xiàn)在“仁”和“義”兩個方面。

“仁”的思想來源于孔子的“仁者愛人”,體現(xiàn)在劉備等形象的塑造當中。劉備既是仁人,也是仁兄,更是仁君。仁人,體現(xiàn)在的盧馬事件上,他未聽從單?!袄悍寥恕钡慕ㄗh,說明他是仁人。仁兄,則體現(xiàn)在他對關羽、張飛的態(tài)度上。張飛違背劉備囑托,因酒醉失去徐州,劉備非但無責備之語,反而寬慰張飛,真是仁至義盡,人不可及。仁君,則主要體現(xiàn)在愛民上,這從“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的民謠中即可見一斑。

劉備這種仁政思想應是羅貫中社會理想的具象化,其人文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價值。從仁學角度重新觀照《三國演義》“擁劉反曹”主題,仍然是有道理的。當然,我們不能停留在表面意義的理解,還要深究為什么擁劉?為什么反曹?關鍵就在于劉備的“仁”。老百姓需要這樣的仁人來為他們謀幸福,實現(xiàn)其國泰民安的夢想。而曹操則相反,劉備自言曰:“吾以仁,操以暴?!比逝c暴,善惡分明。這還要溯源于陳壽筆下,其劉備形象大好于曹操,因此羅貫中才在眾多古代帝王中優(yōu)選劉備來寄托他的仁政理想。

“義”,主要體現(xiàn)在關羽等形象的塑造上。“義者宜也”,關羽形象被羅貫中塑造成義薄云天的典型而大加贊揚。魯迅先生認為《三國演義》中劉備形象和諸葛亮形象的塑造“亦頗有失”,而對關羽形象的塑造則大加贊賞:“惟于關羽,特多好語,義勇之概,時時如見矣?!保ā吨袊≌f史略》)可見羅貫中和魯迅最喜歡的人物皆為關羽。關羽的義,不僅體現(xiàn)在對劉備、張飛、諸葛亮、趙云等蜀國人士的關照方面,還體現(xiàn)在對“敵方”如曹操的體諒上。羅貫中巧妙地把歷史記載中“曹公禽羽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的事件,改編為關羽為遵守桃園結義的誓言,為保護二嫂而暫歸曹營,還加上“降漢不降曹”的首要條件,這是非常高明的。而放曹又與歸曹有前后的邏輯聯(lián)系,關羽認為放曹符合“義”的行為。羅貫中對放曹也是贊美的,譽之為“義釋曹操”,豐富并強化了其“義”的內涵。

關羽的“義”與其“勇”相互襯托,相得益彰,“義”使其勇增值為神勇。他的義勇和性格的剛傲,相互化合,使關羽成為千古以來英雄的化身。

仔細溯源能發(fā)現(xiàn),關羽形象有一個漫長的積累、提升過程。在陳壽筆下,關羽就是一位“有國士之風”的義士,且是能敵萬人的“虎臣”,還有“剛而自矜”的個性特征。到了關漢卿《單刀會》中,關羽形象有整體的提升——關羽自道“我是三國英雄關云長,端的是豪氣有三千丈?!痹谶@種自信、自豪中,關羽的“義”具有了民族大義。關羽斬顏良,在《三國志·關羽傳》中被記錄為:“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痹谡分校P羽的英雄氣概就已超過袁紹諸將,有了勢不可擋的神韻,到了關漢卿筆下,更升華為“他去那百萬軍中,他將那首級輕梟”(第一折[鵲踏枝])。由“萬眾”到“百萬軍”,足足增長了一百倍。一個“輕”字,活現(xiàn)了關羽戰(zhàn)眾人的輕松自如,又大大地強化了其威力。羅貫中汲取了關漢卿筆下關羽形象的義、勇、剛、傲等性格元素,使他于各個方面都有提升,從而熔鑄成千古義勇、“絕倫逸群”的男子漢大丈夫典范。

關于曹操的評價,近年來出現(xiàn)了新傾向。在筆者為本科生開設“明清小說研究”課程時,有不少學生在開課之前表示喜歡曹操,欣賞他功成業(yè)就的一面。這說明,部分學生過分強調成功的影響,而忽略淡化了人的品性。筆者認為,相較而言,成人應是成功的前提。我們在弘揚《三國演義》文化價值的過程中,應注重持守正義與正道,弘揚其人文精神。

當然,筆者也并非說曹操一無是處,曹操作為《三國演義》中杰出英雄之一,確實也有過人之處。除世人在道德層面評價他“奸”之外,他還有才能層面的“雄”,不能片面論之。他的倫理觀念,可從不做皇帝這一點申說。從客觀方面來看,曹操固然會考慮條件不具備、擔心成為眾矢之的等因素,如曹操認為孫權勸其“早正大位”,是“欲使吾居爐火上”。筆者在此,擬從主觀方面補充一點:曹操還是有政治底線的。他以主觀理性勉力抵御皇權誘惑,直至人生終點未做篡臣,蓋棺論定。毛宗崗評曰:“曹操不自為之,而使其子為之,則莽拙而操巧也?!惫P者認為,在才華與治理能力方面,曹操與王莽判若云泥,二者不能簡單化地歸為“拙”與“巧”之別。曹丕采用禪讓的方式篡漢,也不能說沒有其父的影響。盡管禪讓只是形式,但披上文明外衣,總比揮刀弒君好得多。漢獻帝受盡委屈,最終得以善終,大概可視為歷史風云中尚算文明的一例吧。

(作者:關四平,系中國三國演義學會會長、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