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路徑里的凡人史詩與詩性正義 ——論張學東《西北往事三部曲》
內(nèi)容提要：張學東的《西北往事三部曲》有著鮮明的地方路徑意識，但作者并不執(zhí)著于對“地方性”的風情摹寫，而是借由他筆下西北大地上城與鄉(xiāng)30年間的顛簸往事與人心變動來重返逝去的歷史，并由此點亮了普遍意義上人與時代共有的精神圖景。作者對長時段社會生活的書寫并沒有沉入宏大敘事的窠臼，在風云變幻的時代背景下，人與人的心靈被細膩地呈現(xiàn)在作者綿密的故事營構之中。諸多平凡人物與作者一道完成著艱難的精神跋涉，在叩問歷史生活的同時，作者試圖借由筆下的人物來召喚帶有普遍性意味的詩性正義，沉重歷史的現(xiàn)實還原與輕逸靈動的詩意書寫也使得作者筆下的西北往事具有了史與詩共同奏鳴的史詩意味。
關鍵詞：張學東 《西北往事三部曲》 地方路徑 普遍圖景 史詩 詩性正義
張學東坦言《西北往事三部曲》是他陸續(xù)寫于2000年至2019年間的小說，作者緣何用20年的時間執(zhí)著于重返逐漸模糊的歷史現(xiàn)場，并重新打量與反思1950年代—1980年代的西北往事？可能不僅是為了將歷史的脈動痕跡進行風格化的呈現(xiàn)，也有著其內(nèi)在性的精神思索，那就是對歷史與情感關系的辯證把握，對時代變遷中人的情感結構與心靈秩序的重新建構，對西北大地的精神叩問與人的存在性的反思。西北及其往事的意義是多維度的，正如王德威所說：“‘西北’既是一種歷史的經(jīng)驗積累，也是一種文化的‘感覺結構’?！?小說中對人性之光亮與黑暗的深度刻畫，對人物不同命運的共情式處理，對不可抗拒之力量的深切反思，都讓我們在歷史的褶皺處反觀人類自身的存在。《西北往事三部曲》也正是在上述意義上構成了一種詩性的、召喚性的價值，召喚的是人的正義、善良、勇敢以及真誠等諸多品質，這種召喚性的精神資源從過去而來，只不過作者將精神母體置放在了西北，但精神指向卻是穿透歷史的、普遍性的、溫情的、充滿愛與希望的現(xiàn)在與未來。
一、從地方路徑到普遍圖景的精神跋涉
文學的地方路徑與普遍圖景之間有著互相影響、互相成就的重要關系，文學史上出色的小說家們都有著獨屬于自己的文學地標，這些文學地標有著歷史性與當代性的雙重維度，同時在美學視野上也超越了狹隘的地方中心主義，即從地方路徑出發(fā)，以特殊性來建構出普遍性的價值，這也是世界文學史上很大一部分優(yōu)秀作品的重要衡量標準。盡管近年來地方路徑這一概念在中國的學術實踐中主要是為了開辟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新路徑，如李怡教授將地方路徑的理論應用于對現(xiàn)代文學發(fā)生發(fā)展過程中除北京、上海之外其他重要“地方”如成都等文學空間的重新發(fā)現(xiàn)，即為了“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在成都發(fā)現(xiàn)現(xiàn)代中國的歷史和現(xiàn)代中國文學”2。但若將地方路徑的理論視野放置在對當代文學的認知與研究中，亦會有重要的學術收獲。地方路徑的提出超越了往昔地方性、地域性的提法，更具有方法論意義上的自覺創(chuàng)新意識，也是一個有待建構的、敞開的意義闡釋系統(tǒng)。對于當代文學來說，地方路徑既是研究者觀照研究對象的一種學術理論，也是文學創(chuàng)作者建構精神原鄉(xiāng)，重鑄民族靈魂之根脈的重要方法?！段鞅蓖氯壳吩谛≌f結構上分為卷一、卷二、卷三，三個部分在表面上看各自獨立，分屬于不同的時間與故事，但通過整體性的閱讀后可以發(fā)現(xiàn)三卷之間有著很強的連續(xù)性，這體現(xiàn)在敘事時間的序列感、較為一致的內(nèi)在精神視野以及總體藝術風格的統(tǒng)一這三個方面，作者書寫的是屬于西北的往事，又何嘗不是在書寫屬于中國的往事，文學西北的歷史往事最終指向的也是文學中國的復雜故事。一方面，作者將精神母體置放在了西北大地上的城與鄉(xiāng)之間，從文學地理的意義上來看，西北往事里的風景與西北人那樸素而又深情的心靈氣質在厚重的歷史背景下顯得獨具特色，這是當代文學在地方路徑上的重要收獲，也是作家具有強烈個人藝術風格的鮮明表征。另一方面，在對人性的深度刻畫、對時代精神變遷的冷靜觀察、對人與土地關系的辯證思考以及對人的美好品質的細致呈現(xiàn)上都可以看出作者的創(chuàng)作已經(jīng)具有了普遍性的思想與美學價值。更為重要的是作者筆下所體現(xiàn)出的對于我們民族歷史的反思精神，他在后記中寫道：“歷史不僅屬于過去，它更應該屬于現(xiàn)在和未來。作為小說家，我之所以不斷地翻動歷史攪擾記憶，為的是災難和浩劫不被輕易忘卻，為的是陳年的傷口不再化膿流血?！?從這也不難看出作者的寫作是秉持著一種作為小說家的可貴的文化道義而展開的。
從文學西北到文學中國的精神跋涉，既體現(xiàn)在整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與故事情節(jié)在空間與時間上發(fā)生了過程性的位移與變遷，也取決于作者本人對寫作對象“西北往事”的總體性反思與全面介入，《西北往事三部曲》的創(chuàng)作是作者扎根西北的精神成果，也構成了當代文學中西北想象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空間特殊性與時間普遍性的辯證把握是地方路徑能夠很好地通達普遍圖景所必備的知識結構與美學邏輯。通過對整部作品的完整閱讀與把握后，我們不難感受到作者與他筆下的西北大地以及諸多人物形象命運與共的緊密關系，在西北往事的故事化編織過程中，一部西北風格顯著的民族心靈史便也由此誕生了，而寫作主體對其中的創(chuàng)傷與反思都注入了強烈的歷史意識，在“怎么寫”與“寫什么”共同成為困擾當下文學創(chuàng)作者的重要問題之時，張學東的寫作則逐漸打消了這種疑慮。作者在20年間扎根西北，一次次重返與建構精神的故鄉(xiāng)，在對“西北往事”的重新發(fā)現(xiàn)中點燃了中國小說那清新自然又古樸熱誠的懷舊氣質，可以說，張學東與諸多優(yōu)秀的當代作家一道，共同成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心靈捕手，打撈歷史深處的光明與黑暗物質，用詩意的筆觸來反思歷史，也可謂是西北大地上的歷史啟示錄。
《西北往事三部曲》的敘事時間開始于1950年代末，終結于1980年代，之所以選擇用地方路徑來讀解這部小說，重點在于故事所發(fā)生的空間具有著西北文化地理上的特殊性，地方路徑里所折射出的文化傳統(tǒng)與倫理精神都深深地影響著小說中人物性格的生成與故事發(fā)展的情理邏輯，而之所以說這部小說是從地方路徑到普遍圖景的精神跋涉，是因為在普遍性的時間維度上小說中所發(fā)生的事件與行動都符合彼時時代風潮的風格與特色，作者穿行于歷史與現(xiàn)實的光亮與灰暗之間，用略顯悲情的筆觸打撈出那些真誠與善良兼?zhèn)涞闹魅斯珌?，讀來令人慨嘆與惋惜。當然作者也并沒有粗暴地遮蔽歷史，而是試圖在撥開歷史的迷霧中一步步塑造出那些“惡”的化身，小說中的善與惡當然并不總是簡單對立的，它們常常處于一種緊張狀態(tài)，極具藝術與思想的張力。
學者王德威在他的兩篇文章《現(xiàn)代歷史 西北文學》《文學東北與中國現(xiàn)代性——“東北學”研究芻議》中對西北與東北的歷史與文學、文化進行了具有現(xiàn)代性視野的重新發(fā)現(xiàn)，引起了學界廣泛的關注，同時這兩篇文章也是對現(xiàn)當代文學如何經(jīng)由地方路徑從而通達普遍圖景這一學術議題的一次較好的學術實踐。他在文章中寫道：“所謂故事，當然不只是虛構的起承轉合，而更關乎一個社會如何經(jīng)由各種對話、傳播形式，凝聚想象共同體?！?可以說這一對故事的認知是具有現(xiàn)代性視野的，這為我們讀解張學東的《西北往事三部曲》提供了更為開闊的視野與空間，小說中對逝去年代中時代精神與人心變動的美學處理都可看作是作家運用小說來建構出一種文學與歷史的對話關系，這種對話則在接受美學的意義上被閱讀主體們的一次次感知與體驗而不斷地激活，于是在小說中我們借由作者的講述可以整體性地感知到我們的民族在艱難跋涉道路上生成的民族心史，這是整部小說值得肯定的重要部分。整個西北故事的編織不僅帶我們回到了戈壁與綠洲并存的西北大地，也帶我們重返了從1950年末開啟的當代中國30年所經(jīng)歷的歷史經(jīng)驗，在這樣的背景中，文學與歷史互相促成，完成了并不和平的和解。
在把握這部小說所指涉的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辯證關系時，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對特殊歷史情境與普遍時代精神里“地方”概念的重新關注，整部小說在經(jīng)歷了艱難的精神跋涉后，我們逐漸發(fā)現(xiàn)作為“地方”的家庭與作為普遍圖景的社會、集體產(chǎn)生了復雜的甚至是曖昧的精神聯(lián)系，如小說卷二中的家庭與村莊之間的張力關系更是將鄉(xiāng)土文明在現(xiàn)代性沖擊時的權力結構展露了出來，而超穩(wěn)定的鄉(xiāng)村倫理與鄉(xiāng)村秩序又不斷撫平傷痕并維系人、家庭以及集體之間的良性關系。盡管作者那強烈的抒情氣質與對人生世相的悲情觀照往往引導人去充滿疼惜與愛意地理解故事，但小說對逝去年代里人與時代的精神關系的崩潰與重建的書寫都有著極具理性的反思意識，這是張學東美學世界中所呈現(xiàn)出的獨特的柔軟與堅硬。在西北寫作的作家有很多，但不少作家太注重對地方性的刻畫與描摹，這往往使其走向了狹隘的地方中心主義與保守主義，從而使得所創(chuàng)作的作品不能具有美學上的超越性與思想上的啟示性，這是需要在西北大地上進行書寫的作家們進行反思的。地方路徑并不是終極目標，借由文學西北從而到達文學中國，使得中國故事的講述充滿更多的可能性，這才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應有之義。張學東的《西北往事三部曲》是超越了地方路徑的寫作，在思想沉淀與藝術實踐上都有著重要的貢獻，正如有學者所說的那樣：他“在習慣于深耕西北黃土層而相對藝術翱翔之力不夠的西北作家群中，顯得格外突出”5，總體來看，張學東的小說是兼具藝術性與思想性的。
二、凡人史詩：在沉重與輕逸之間
如果從作家身份上的代際意義出發(fā)，張學東處于當代“70后”小說創(chuàng)作的美學共同體中，在創(chuàng)作主體的藝術獨創(chuàng)性之外，他也有著和同代人共享的歷史經(jīng)驗與美學圖景，這表現(xiàn)在對當代歷史與現(xiàn)實經(jīng)驗的主動關注上。在長時段的大歷史進程中，30年的時間流動與社會變遷可能只是歷史的一瞬間，但將筆觸聚焦于個人生活時又會發(fā)現(xiàn)那看似短暫的時空流轉實則對于凡俗人生產(chǎn)生了變革性甚至顛覆性的實際效果，所以“70后”作家不再像前代作家們著迷于對宏大歷史的藝術建構或者解構，而是真正試圖將目光聚焦于被歷史所遮蔽的普通個體的心靈軌跡，對看似剛剛發(fā)生不久卻實則早已面目模糊的當代經(jīng)驗進行再次的“經(jīng)驗”與想象，以虛構作為方法，用文學真實來叩問既定的歷史言說，這是他們這一代作家在創(chuàng)作時體現(xiàn)出的值得注意的藝術傾向。
在他們筆下特別是在其長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中“往往較少書寫宏大歷史，而是更側重生活史、成長史與心靈史的書寫，更關注那些被遮蔽在宏大敘事背后的‘人’，一個個‘人’的歷史共同構成了大的時代史”6。在這一代作家的筆下，普通個體在經(jīng)受歷史流動與時代風潮的影響后往往都能獲得一種精神的變格，張學東這部小說中主人公的成長道路便是如此。在整部小說中，各部分的主人公形象都可謂是在無比悲情的遭遇中成長起來的，如卷一中的少年劉火與少女謝亞軍更是經(jīng)受了常人所不能經(jīng)受的苦難，最后終于破繭成蝶，完成了精神上的升華，而另一位主人公白小蘭則不幸殞命，沒能走到故事的最后。作者在卷一中對少年心靈的共情式書寫是整部小說中較為明亮的部分，當少年的美好與純粹與略顯殘酷的現(xiàn)實經(jīng)驗遭遇時，一種有趣的張力便產(chǎn)生了。劉火與謝亞軍相遇后，少年彼此間那似有若無的愛意便在懵懵懂懂中誕生了，與此同時伴隨他們的還有兩只家犬“大黃蜂”與“坦克”之間的故事，動物的靈性與少年的美好情愫匯合在一起，便將小說的氛圍感烘托到了極致，讀來令人感動。從這部小說來看，張學東是善于書寫少年形象的，從卷一中的劉火、謝亞軍到卷二中的紅亮再到卷三中的“我”，都顯露出他對成長主題的持續(xù)性關注，以少年成長過程中的美好青春與殘酷經(jīng)驗來折射出成人世界的復雜性甚至荒誕性，使得整部小說顯現(xiàn)出更為強烈的反思意識。
《西北往事三部曲》也讓我們體會到作者對于凡俗人生中的個體所懷有的悲憫情懷，他對其筆下人物的共情與理解，都使得諸多人物形象以鮮活的、真切的面貌示人。整部小說絲毫不回避對苦難的書寫，當然作者并沒有使他筆下的人物形象陷于苦難而不能自拔，而是努力用帶有情感的細膩筆觸與理性的反思精神去建構出30年的時間經(jīng)驗所生成的“感性的生活內(nèi)在性”，正如盧卡奇對史詩與小說之間辯證關系的理解：“小說是這樣一個時代的史詩，對這個時代來說，生活的外延整體不再是顯而易見的了，感性的生活內(nèi)在性已經(jīng)變成了難題，但這個時代仍有對總體的信念。”7整部小說的三個部分都涉及對主人公所遭遇苦難生活的書寫，卷一與卷二中的苦難源于大的歷史環(huán)境的變化，特別是卷二中直面社會運動所造成的人性之惡的極端外露，都使得整部小說有了更多史的意味，借由作者的美學呈現(xiàn)，文學文本也在逐漸更新的閱讀群體中起到了歷史教育的作用，這是這部小說的又一重要貢獻。卷二里的羊角村所經(jīng)歷的集體秩序與人性的崩塌在今天看來都令人心存恐懼，野心家與無知的人們共同造成了集體困境的產(chǎn)生，而普通的個體在循環(huán)往復的生死中備受煎熬，作者在呈現(xiàn)這些慘痛的村莊經(jīng)驗時，也對所謂的野心家進行了反思，無論是近處的虎大、三炮，還是遠處的朱隊長等人，他們幾乎都有著同樣的結局與命運，這種相似性的命運其實也折射出那些歷史上一時間掌握了權力并釋放出人性之惡的人，最終都是沒有好下場的，也呈現(xiàn)出傳統(tǒng)中國的因果報應式的樸素價值觀，而這樣一部凡人史詩中歷史的慘痛經(jīng)驗與深刻教訓其實在今天依然發(fā)揮著重要的啟示作用，讀來不免感覺沉重，令人心有戚戚，當然這部小說還有它輕逸的一面。
卷三中的苦難意識更多地內(nèi)化在了主人公的成長史中，家庭的變故與成長過程中的孤獨與迷茫成為了“我”久久不能走出的現(xiàn)實困境。故事剛開始，作者就借著少年形象“我”的口吻宣告了一段歷史的悄然結束，這段歷史屬于卷一與卷二，但也在歷史遺留的角度上潛藏在卷三新的故事所展開的底部，故事中的家庭變故其實也可以歸因于此。小說的感傷氣質是貫穿始終的，無論是主人公成長過程中的傷痛經(jīng)驗還是歷史流動過程對人的心靈的沖擊，都有著一種鮮明的感傷風格，張學東的寫作也讓我們看到了一位小說家獨特的問題意識與責任意識，作者在死亡意象中揭示真摯的感情，如卷三中對“我”與“大頭”友誼的細膩呈現(xiàn)，讀來令人感動并且有著治愈人心的效果。小說中的“我”是一個極為敏感與孤獨的人，可以讓我心軟的人有兩個，一個是少女羅楊，另一個就是少年“大頭”了，盡管他只有三五歲的智力，但這一點并不妨礙他和我建立最深厚的友誼，“我”和“大頭”經(jīng)常在人煙稀少的廠區(qū)邊緣的一根水泥管子里，親如兄弟，即便不說話都能一起坐很長時間，小說中寫道：“在那種像洞子一樣的冰冷的空間里，我們仿佛又回到了最原始的地方，回到了祖先那里，彼此可以促膝長談，親密無間，世界在兩個尚未成年的男孩面前突然封閉起來并且變得單純而友善?！?與整部小說中的苦難相伴隨的便是人與人、人與動物之間的美好而真摯的感情了，這是之所以認為小說《西北往事三部曲》還具有“輕逸”風格的原因所在，卷一中劉火與謝亞軍之間的少年愛情以及二人與兩只家犬之間相互依存的美好感情，卷二中牛香與秀明之間的同情與理解，卷三中“我”與“大頭”、羅楊以及姐姐之間的感情等都是整部小說在沉重底色之外的輕逸部分，這種輕逸與故事中險象叢生的酷烈現(xiàn)實產(chǎn)生了別有意味的張力，這也是這部凡人史詩的獨特風格。與卷一與卷二不同的是卷三中“我”的出現(xiàn)，這意味著故事中久違的“個人”出現(xiàn)了，在殘忍酷烈與無限溫柔之間，小說的悲情與溫情互相交織，在歷史與時代的縱深之處，作者將宛若浮世繪般的故事流轉與人心變動之中的內(nèi)在性與超越性共同表達了出來，史詩般的篇幅在引發(fā)人們對生活意義的叩問之時，也寄寓著人類對愛的永恒追求以及作者對藝術形象所包含的偉大的心靈的呼喚，正如作者在后記中所寫的那樣：“愿意以‘良善、真誠、堅強、隱忍’等品質來塑造少年的情感和心靈?！?作者從時間與空間維度出發(fā)的寫作將人的主體性建構了出來，也將歷史的迷霧緩緩撥開，使得暗藏在時代背面的些許真相在小說美學的意義上顯露了出來，同時這部小說也在提示我們，普通個體那凡俗人生的精神內(nèi)里也有著其別樣的波瀾壯闊，這是閱讀張學東的這部小說所帶給我們的新的啟示。
三、詩性正義：情感與歷史的美學辯證法
《西北往事三部曲》在對歷史風云變幻過程的整體性把握中很好地將時代精神的特質與藝術呈現(xiàn)中的形象氣質進行了結合，可以說這是一種對情感與歷史之間辯證關系的美學建構。作者筆下的人物都有著鮮明且豐富的精神底色與美學氣質，當小說中的村莊、小城以及普通個體在歷史與現(xiàn)實的迷霧中找不到方向而苦苦掙扎時，一種詩性的正義總會顯現(xiàn)出來，或是人與人、人與動物之間的真摯情感帶來的救贖，或是對特殊時期人性之善與惡的多維度呈現(xiàn)，都將人的情感結構與時代的精神秩序融合在了一起，并試圖將整個故事帶向一個有希望的未來，盡管主人公們都已傷痕累累，但歷史經(jīng)驗與現(xiàn)實教訓的沉淀或許會使得新的情感主體走向新的道路，這也是我們對文學及其詩性正義不得不持有的信心。小說中眾多主人公的情感結構與心靈秩序往往處于一種動蕩不安的狀態(tài)之中，沒有一個恒定的結構，這表明了整部小說是一個敞開的敘述與讀解系統(tǒng)，也就是說要理解三卷故事的發(fā)展也不能簡單地從善惡對立、因果報應的傳統(tǒng)模式進入，而是將每個普通的個體放置在其處身的特殊環(huán)境之中去觀照。作者對主人公面對親情、友情以及愛情時的不同表現(xiàn)進行了共情式的處理，這使得看似獨立的三個部分共享著一以貫之的情理邏輯與抒情觀念。小說中有著大量的、細致的人物心理描摹，在略顯悲情的故事情節(jié)中，這種細膩筆觸也加深了整部小說的感傷氣質。當然，詩性正義的獨到之處在于作者不會一直讓他的人物沉溺在悲傷之中，畢竟生命總有著觸底反彈的活力與動力，那些在不同情感中反射出的人性之光總是會讓人得到情感的升華、思想的啟迪甚至是靈魂的凈化與洗禮。學者努斯鮑姆在《詩性正義：文學想象與公共生活》中寫道：“小說是對平等和所有人類生命尊嚴這一啟蒙理想的捍衛(wèi)者，而不是未經(jīng)反思的傳統(tǒng)主義的捍衛(wèi)者。”10作者在書寫人物時，也運用了諸多意象來使形象的精神內(nèi)涵與故事的思想旨趣更為豐富，如卷一中象征了忠誠與勇敢的家犬，卷二中象征了善良、和諧以及天使的神鳥“妙音鳥”，卷三中象征了生命的蝌蚪與象征著“不合時宜”之物的小號都讓整個故事的想象空間和美學圖景變得更為遼闊。
卷二的寫作是最能凸顯作者具有歷史意識的自覺性與批判性的部分，特別是其中的魔幻敘事更讓荒唐年代里的浮世圖景與世道人心得到了豐富的展露，并且使整個敘事具有了極大的藝術飛翔空間，作者“增加了大量的鬼事、幻覺和神秘氣氛，使得時間跨越了現(xiàn)實的樊籬，穿越了時空的隧道，溝通了陰陽兩界”11，那種村莊里發(fā)生的具有奇幻色彩的故事將特殊歷史時期人與現(xiàn)實的荒誕感淋漓盡致地展現(xiàn)了出來，寄寓其中的反思意識也彰顯出一種正義性的判斷。羊角村是西北大地上的一個偏遠村莊，這個村莊里的人沒能躲過那樣一個特殊年代所發(fā)生的一系列天災與人禍，卷二相比卷一和卷三，是塑造人物最多的一個部分，而且部分人物形象在道德上并不是棱角分明式的存在，如權傾一時的隊長虎大、野心家屠戶三炮等人都有著極為復雜的心路歷程，他們在傷害村莊與村莊里的人時也將自己送上了絕路，暗含在他們身上的權力意志也在不斷發(fā)生著變異，這不僅歸因于特殊年代時代風潮的影響，也是傳統(tǒng)鄉(xiāng)村文化塑造下的鄉(xiāng)村政治倫理在面對現(xiàn)代性進程時自身弊端的顯現(xiàn)，作者并沒有進行簡單化的判斷，而是將人在這種特殊環(huán)境中的境況呈現(xiàn)出來讓讀者來判斷。羊角村里的精神癥候與人性的變異其實直接指向了那個時代的總體性景觀，當羊角村的人集體性地患上了“嗜睡癥”時，黑白發(fā)生了顛倒，時間也開始錯亂，這一細節(jié)帶有強烈的隱喻性，引人深思，眾人在野心家的帶領下陷入迷醉與狂歡，并一步步走向深淵，以致我們感受到一種“沒有什么能夠佇立其間，以阻擋這種瘋狂”12的悲劇情緒。
作者筆下的魔幻色彩從卷二也延伸到了卷三中，并且有著一種人鬼之辯的張力，卷三中的“我”在一次危及生命的大病中陷入了一種奇幻的夢境，并且在噩夢中與已經(jīng)逝去的弟弟與“大頭”相遇，這可以看作是主人公在試圖與過去的殘酷經(jīng)驗進行和解，也正是這種痛苦的和解過程也使得“我”迎來了新的生機，小說中寫道：“我忽然感覺到生命的孱弱，我的身體中有一股很新鮮的東西在漸漸生成并不斷流動，我甚至能夠感受到它們在我體內(nèi)流動的聲音，它們代替了過去的身體中的怯弱和陰郁，同時，最大限度地給我以生的勇氣，使我感受到在生命的邊緣地帶跋涉是多么的兇險和艱辛”13，主人公“我”經(jīng)歷了親情與友情的巨大創(chuàng)痛后，逐漸從生活的陰影中走了出來，這其實是一種與命運搏斗的英雄主義，是凡俗人生所擁有的不平凡的一面，不可否認的是個人的經(jīng)歷也是一種歷史，而在作者筆下，這種歷史始終與人的情感糾纏在一起，并同構成一種辯證關系?！段鞅蓖氯壳返墓P觸穿行于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之間，讓歷史與情感在心靈秩序的崩塌與重建中發(fā)生對話，讓整個小說的藝術張力變得更為強勁。小說中的救贖意識與反思意識在寓言色彩的伴隨中引領并啟發(fā)讀者內(nèi)心意識的覺醒與美好人性的回歸，可以說作者在這部小說中建構出了一種關于情感與歷史的美學辯證法。
學者謝有順在《“70后”寫作與抒情傳統(tǒng)的再造》一文中認為“70后”作家“在敘事層面上有著鮮明的抒情風格，有的作家是在歷史的感傷中找尋自我的位置，有的作家是在民族的記憶中觀察現(xiàn)實，有的作家充滿對小人物的同情，有的作家卻以溫婉而柔韌的情感線條，滿帶感情而樸實的語言，理性而欲言又止的人物關系結構成篇，他們甚至能在這個熱衷于身體和欲望敘事的年代，憑一種簡單、美好并略帶古典意味的情感段落來打動讀者，并由此接續(xù)上一種令人久違了的抒情傳統(tǒng)”14。從抒情傳統(tǒng)的角度來觀照“70后”作家的小說創(chuàng)作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思路與方法上的啟示，而對于張學東的這部小說來講，抒情圖景正是以當代中國30年的歷史經(jīng)驗為基礎的，作者試圖在歷史的褶皺處重現(xiàn)主人公們所經(jīng)受的痛苦與歡愉，但作者顯然并不沉溺于此，而是借由對逝去歷史以及情感主體的同情與理解來哺育當下的文化倫理，并召喚一個充滿著愛與希望的未來。正是在對民族心史的故事化營構與美學轉換中，我們感受到了西北土地上的人在經(jīng)受歷史與生活的磨難后積淀出的生命意志，而這種頑強的生命意志也正是整個民族乃至人類的歷史進程中所不可缺少的。之所以說《西北往事三部曲》的寫作是一種具備詩性正義的藝術表達，原因就在于作者在對逝去歷史的觀照中注入了強烈的情感意識，并將人作為歷史的情感主體這一本質判斷以鮮明的美學風格展現(xiàn)了出來，經(jīng)由作者的寫作，我們再一次認知到歷史塑造情感，而情感決定歷史這一要義，這也是這部小說具有重要思想價值的原因所在。
張學東以“西北”作為路徑與方法，將西北大地上的生命經(jīng)驗與民族心史會通融合在了小說文本的細密編織與共情體驗中，一部波瀾壯闊、情動于中的西北往事也讓我們看到了小說中國的地方路徑與普遍圖景之間有著更多的可能性，看似平凡的世俗人生也因為歷史的復雜精神面相而顯現(xiàn)出些許史與詩奏鳴的意味。在氣韻生動與感人至深中的故事以及形象背后，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作者從地方路徑出發(fā)建構出的凡人史詩與詩性正義正在逼近那條如雷達先生所說的作家們正“日益清醒地反思我們民族的生存狀態(tài)和精神狀態(tài)，不倦地、焦灼地探求著處身今日世界，如何強化民族靈魂的道路”15，隨著《西北往事三部曲》的出現(xiàn)，這條漫長并迷霧重重的道路好像也慢慢清晰了起來，而行走于道路上的人每每在其中顯露出動人的面貌，這當然是因為他們身上所具備的一些品質，比如對古道情義的堅守，對過往歷史的銘刻，對善良與堅韌的追求以及面對復雜生活與未來圖景時的勇敢無畏等，這也是張學東這部小說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
注釋：
1 王德威：《現(xiàn)代歷史西北文學》，《大西北文學與文化》2020年第1期。
2 李怡：《“地方路徑”如何通達“現(xiàn)代中國”》，《當代文壇》2020年第1期。
3 8 9 13 張學東：《西北往事三部曲（卷三）》，北岳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304、166、304、234頁。
4 王德威：《文學東北與中國現(xiàn)代性——“東北學”研究芻議》，《小說評論》2021年第1期。
5 郎偉：《讀〈西北往事〉兼談張學東小說創(chuàng)作的意義》，《小說評論》2010年第2期。
6 張曉琴、謝騰飛：《尋求自由表達的出路——“70后”長篇小說經(jīng)驗略考》，《當代作家評論》2020年第2期。
7 [匈]盧卡奇：《小說理論：試從歷史哲學論偉大史詩的諸形式》，燕宏遠、李懷濤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49頁。
10 [美]瑪莎·努斯鮑姆：《詩性正義：文學想象與公共生活》，丁曉東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頁。
11 于廣清：《魅力依舊的魔幻敘事——張學東長篇小說〈妙音鳥〉讀后》，《小說評論》2010年第2期。
12 [美]孔飛力：《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陳兼、劉昶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8年版，第291頁。
14 謝有順：《小說中的心事》，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99頁。
15 雷達：《民族靈魂的發(fā)現(xiàn)與重鑄——新時期文學主潮論綱》，《文學評論》1987年第1期。
［作者單位：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wǎng)絡編輯：陳澤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