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翊云《我該走了嗎》：忠于悲傷
作為一介凡人，很難不對李翊云這樣的作家產生敬而遠之的偏見。這份偏見源于她的“精英”出身：知識分子家庭出身，北京大學畢業(yè)后到美國讀免疫學專業(yè)，博士畢業(yè)前一年放棄學位去讀創(chuàng)意寫作，選擇英語而非母語創(chuàng)作。也源于她“過于漂亮”的文學履歷：開始寫作不到三年，作品就在《紐約客》發(fā)表，獲評《巴黎評論》首屆年度新人獎，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就獲得了包括弗蘭克·奧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在內的五項大獎。更源于她看似偏執(zhí)的創(chuàng)作選擇：在此前近三十年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她已出版的五部小說、一部回憶錄和三部短篇集均由英文寫作，且未被譯成中文。
不過，當她第一本被譯成中文的長篇小說《我該走了嗎》出版后，我還是忍不住第一時間讀完。故事不復雜，形式卻有些奇特。前兩部分交代背景，已經85歲的女主角莉莉亞，經歷了三段婚姻，有過五個子女和17個孫輩。16歲的時候，她遇上前來家里牧場住宿游玩的35歲男人羅蘭，并與他展開一段短暫的情緣。莉莉亞一生見過羅蘭四次，卻花了數(shù)年時間反復閱讀他唯一出版的著作：60年來匯集而成的700頁日記。從書的第三部分開始，故事展開的形式就變成那位羅蘭無聊而自負的日記，和莉莉亞通過為這些日記做腳注而展開的回溯記錄和自我袒露，關于漫長的時間、流動的生命、隱秘的愛和悲痛。
讀到一半的時候，一個問題就開始縈繞在我的腦海之中：李翊云到底為什么要采用這么一種不討喜的方式，讓女主角躲在一個敏感又自私、驕傲又軟弱的男人充滿謊言的回憶錄背后來講述故事呢？為了尋找答案，我讀了她在《我該走了嗎》之前創(chuàng)作的小說《理性終結之處（Where Reasons End）》和回憶錄《親愛的朋友，我從我的生命寫給你的生命（Dear Friend,from My Life I Write to You in Your Life）》。每一本都以傷痛為底色，每一本都讓我仿佛能透過厚厚的鎧甲，稍微窺見一點李翊云的內心。
“書只會帶你通往另外的書”
李翊云在回憶錄中，極其坦誠地寫自己40歲前后兩次因抑郁癥自殺未遂入院治療的經歷。導致她抑郁的原因或許有幾個。比如長時間缺乏睡眠：因為過于有野心，想在從事一份全職工作的同時也成為出色的母親和作家，于是在近十年間都在12點到凌晨4點間寫作。比如原生家庭的創(chuàng)傷：母親是家里絕對的“暴君”，是控制狂，冷酷和脆弱都來得猝不及防。而父親是她見過最聽天由命的人，承認自己在婚姻中沒有得到過一天的安寧，唯一一種保護李翊云姐妹的方法是把自己的宿命論灌輸給她們。李翊云堅持用英語寫作更多是源于逃離個體經歷的傷痛——她需要離開家，而中文無時無刻不帶著家的陰影；與此同時，英語幫助她逃避母親的敘事和檢視，從而帶來一種自由。
但所有看似斬釘截鐵的放棄，勢必帶來無盡的自我懷疑，李翊云在一段時間試圖把自我無限隱藏起來，最討厭的英文單詞就是“I（我）”，說她自己之所以寫作，是因為筆下人物有自己的命運，對她毫不在意，也沒有興趣干涉她的生活。在被抑郁困擾的幾年里，李翊云大量閱讀文學作品和作家的日記與信件，作為一種文學康復治療。她說，“當你閱讀他們最私人的文字，和他們一起經歷最脆弱的時刻，當他們的文字能夠比你自己的更能表達出恰當感受的時候，這些作家就再不是陌生人了”。
從抑郁中稍微掙脫出來之后，李翊云開始為在普林斯頓的嶄新工作生活做準備，在她忙著從加州舉家搬到新澤西州時，她16歲的大兒子文森特自殺了。為了悼念或者紓解喪子之痛，李翊云創(chuàng)作了小說《理性終結之處》。書中設想出一個世界，沒有畫面，沒有聲音，只有文字——在這里，故事里的母親有機會和死去的兒子交談。書中對話幾乎都不煽情，語氣平等克制，仿佛只是知識分子式的你來我往，帶著長期交談爭辯的熟悉和機鋒。母親和兒子仿佛一直在討論詞源詞根、雙關隱喻，討論究竟是名詞更穩(wěn)固還是形容詞更開放，討論詩歌和小說。兒子的對話永遠輕快而堅決，帶著大量的機敏和少許的安慰，卻幾乎沒有遺憾和留戀。但母親的對話，盡管已經盡量被包裹和修飾，卻還是能讀到讓人心碎的悲慟和遺憾。閱讀的時候不僅被故事本身震撼，更覺得李翊云能一邊寫自己想對兒子說的話，一邊再想象兒子對自己的回答，是件相當艱難和痛苦的事。李翊云從來對自己過于殘酷。
“一本書遠遠不止那幾頁字”
而當我們讀過《理性終結之處》，再來讀《我該走了嗎》，感情就會完全不同。比如當翻開扉頁，發(fā)現(xiàn)上面寫著“還有始終、永遠的文森特”的時候；再比如當發(fā)現(xiàn)主角莉莉亞和羅蘭的女兒露西在27歲選擇溺水自殺的時候——這一情節(jié)在第7頁就以輕松平常的口吻呈現(xiàn)給讀者，而與此相關的部分才是全書的核心。李翊云仿佛大費周章地寫一場風度翩翩男士和年輕明艷少女的露水情緣時，其實早在第4頁就給出提示：“如果她告訴人們，至今她已經反復閱讀他的日記數(shù)年，人們大概會說她瘋了——為男人瘋，為書瘋——可人們經常錯得離譜。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是愛情故事。一本書遠遠不止那幾頁字。”
這個故事如同作者本人，是一顆皮過于厚的椰子。那個敏感又自私、驕傲又軟弱的男人充滿謊言的回憶錄，其實不過就是個線索，用來找尋女兒自殺的根源；其實不過就是個載體，用來附著母親無處宣泄的傷痛。無論是羅蘭的回憶錄，還是莉莉亞的注解，都在呈現(xiàn)回憶之自我美化，敘述之不可信任。哪怕莉莉亞全程都呈現(xiàn)一種無情和剛強的形象，仿佛穿了一副堅不可摧的鎧甲，但仍舊會在某個時刻流露出縫隙，讓讀者看到里面藏著的一顆破碎之心。她說：
“她死的時候我沒有痛哭流涕。我猜不管哪個母親，碰到我的情況，忍住的淚水不會多于我。假如奧運會有那么一個比賽項目，我說不定能拿金牌?？刹豢迣σ粋€人產生奇特的影響好比用一道堤壩攔住所有要流的眼淚，一輩子活得像個值班的看守。日日夜夜。確保沒有裂縫、沒有滲漏、沒有洪澇的危險。倘若是那樣的話，將是幫了每個人的大忙?？赡隳陱鸵荒昕词啬堑赖虊危幸惶?，你對自己說：我想再看一眼那里面的水。堤壩說，什么水，女士？于是你爬到壩頂。對呀，什么水？另一邊是一片沙漠?！?/p>
露西死后，莉莉亞想過去找羅蘭，“不是因為他會提供任何慰藉。他是最不可能那樣做的人。不，理由是，我想和一個心里幾乎只裝著自己的人在一起”。但她終究沒有，她說，“我決定保持忠貞。不僅是忠于我的婚姻和家庭。其實是忠于我的悲痛……有時悲痛是最貪心的戀人。你一動走掉的念頭就等于犯了不忠。接著呢？悲痛宣布，你將永遠無權再擁有它。悲痛背棄了你。悲痛是懲罰人的高手?！崩蚶騺啽种@種忠貞，懷揣巨大的沙漠，若無其事地過了一生。最終以為羅蘭日記做腳注的方式，完成了她最后的悼念和真正的告別。
“我該走了嗎？”
“是的，羅蘭，是的。我們都該走了?！?/p>
李翊云曾經在采訪中說道，“我拒絕和解，但我接受現(xiàn)實。我認為這是兩件不同的事……人們總是在尋找簡單的出路。我不喜歡那樣。我不會那么輕易地放過我自己，我也不會輕易地放過別人。我抗拒任何陳詞濫調。安寧對我來說就是陳詞濫調?！?/p>
這段采訪讓我回到最初對李翊云的印象，固執(zhí)、嘴硬，用一套嚴密的邏輯阻絕外界、保護自己，不是在說服他人，而是在自我說服。其實每個人面對那些真正悲傷的事，比如生離死別，選擇的方式是不同的。有的人淚如雨下，有的人面無表情，有的人到處傾訴，有的人沉默不語，有的人沉溺其中，有的人拔腿就跑，所有形態(tài)無從比較。但李翊云和《我該走了嗎》留給讀者的答案是——忠于悲傷。當傷口無法短時間愈合，唯一能做的是學會與傷口平和共存。
敬勇于暴露傷口，敬接受現(xiàn)實但拒不和解，敬忠于悲傷忠于自我的夢想家。
敬曾在苦痛中掙扎、卻在文字中始終堅韌的李翊云。
（作者為書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