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堂課》的示范意義
當代詩人劉益善從湖北省作協(xié)副主席和長江文藝雜志社社長、主編的崗位上退休之后，應邀到武漢東湖學院擔任駐校作家。武漢東湖學院是一所以理工科為主的學校，沒有中文專業(yè)，請他開設人文系列講座。他在該校近十年來的講座，關涉文學、歷史、文化、讀書、人生等內容，最近編輯成書，還有一個貼切而響亮的書名《十八堂課》。
當代中國的高等教育發(fā)展迅猛。中文能力及相關的人文素養(yǎng)，一直是高等教育的題中應有之義。很多大學開設人文系列課程和大學語文課，定期不定期地舉辦很多學術講座。而學術講座除了專業(yè)性很強的選題有特定的受眾外，大多能夠吸引非專業(yè)學生的是人文類講座。這些年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有一些值得關心的問題，時代呼喚更多更好的人文教育。人文素養(yǎng)有待進一步提高，可以說是當下大學生的普遍問題。借助社會的力量，邀請在人文學科、文藝創(chuàng)作等領域有創(chuàng)獲的學者、作家、藝術家在高等院校擔任兼職，就是一種很好的嘗試。
《十八堂課》對于文學藝術界也是有示范意義的。作為一位作家、詩人、編輯家，劉益善結合自己的閱讀和人生、創(chuàng)作經歷言傳身教，與學生平等交流，許多重要的觀點都在書中有所體現(xiàn)。他坦率地與學生交流他與文學如何結緣，人生如何得到改變，并上升到文學對人生所起的作用，得出的結論是人生不可不懂文學。他諄諄告誡年輕人，一個人的生命中有沒有文學，它的生命價值是不一樣的。他回憶自己的代表詩作《我憶念的山村》的寫作經過，認為鄉(xiāng)村的憂憤如何化而為詩，靠的是思想的力量，給學生以思想和人格上的啟迪。作為一個寫作體裁廣泛的作家，除了詩歌之外，他還創(chuàng)作散文、報告文學和其他非虛構文學，對如何取材、如何提煉內涵，以及觀察和思考的重要性都頗有見地。他由自己的創(chuàng)作談到文學的普遍問題，對學生閱歷的擴展、知識的豐富和創(chuàng)作能力的提高起到積極而切實的作用。在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基本面貌作出自己的概括之后，他特別談到作家的良知與使命感，強調作家們每寫一部作品都要從良知出發(fā)，要有責任感和使命感，關注民生，我們的作品才能對人民、對社會有用。關于如何讀書、如何當編輯、如何鑒賞民間收藏，他的見解簡明清晰，對學生具有實用的指導價值。他對不少作家作品的解讀，大處著眼、細節(jié)入手，細致耐心、深入淺出，幫助非中文專業(yè)的學生理解文學、品悟人生。一位作家在一所理工科大學作出文學的、人文的示范，循循善誘，言之懇切，春風化雨，潛移默化。
現(xiàn)代時期，作家既是編輯又是教授，是一種常態(tài)。最近十幾年來，作家進大學，或全職或兼職，也并不鮮見。但這些作家一般都是在綜合性大學的文學院兼任教授，講課并帶研究生。像劉益善這樣，以系列性人文講座的方式，為理工科學生作專題演講，普及文學知識、提高人文素養(yǎng)，既延續(xù)了現(xiàn)代文人的寶貴傳統(tǒng)，又開創(chuàng)了在理工科院校傳授文學和人文知識的專題講座形式。將講座內容編輯成冊、公開出版，可以讓更多沒有在現(xiàn)場聆聽的學生受益，效用綿長，可謂文學和教育的雙贏，值得大大點贊。
（作者系湖北大學文學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