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靖：《情感時代》箋注
《情感時代：18世紀西方啟蒙思想與現(xiàn)代小說的興起》，金雯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1月版，440頁，95.00元
收到金雯大作時，我正在閱讀一本小書《豐饒時代：18世紀英國文學背景》（The Age of Exuberance： Backgrounds to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作者唐納德·格林[Donald Greene]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在哥大英語系取得博士學位，后擔任權(quán)威期刊《18世紀研究》[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主編）。2013年，我在該系訪學時獲贈此書——盡管它既輕且?。ㄈ珪B同附錄、索引在內(nèi)共一百八十四頁），但作者立意高遠、論述謹嚴且不乏理趣，正是我鐘意的類型，須臾不離身畔。我隨手拍圖書封面發(fā)送，頃接金雯回復：她在寫作過程中，頗有“一點點與《豐饒時代》對話”之意。一拍即合，仿佛兩名同案犯擦肩而過，彼此心照不宣——此時哪怕多說一句，都是對十八世紀古典情感的褻瀆。
很顯然，金雯《情感時代：18世紀西方啟蒙思想與現(xiàn)代小說的興起》所懸鵠的遠不止于一部文學背景資料。從她“弁言”部分對本書寫作框架的概述來看，全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著重梳理情感史，對標似為洛夫喬伊（Arthur Oncken Lovejoy）的《存在巨鏈》；下編重在文本分析，從理查遜、菲爾丁到斯特恩，與瓦特（Ian Watt）的《小說的興起》選裁合若符契。再從行文風格看，與美國當代文論家倪迢雁（Sianne Ngai）的《丑陋情感》（Ugly Feelings，國內(nèi)學界或譯《負面情感》）又頗為相近——該書“導論”被收入新版《諾頓文學批評理論文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2018），與亞里士多德、朗吉努斯等先賢同框，堪稱學者的無上榮耀。但正如倪迢雁本人所言，她的著作并非一部完整的情感史，而只是一部論文集，其主要目標“更多是理論意義上的探索”。在我看來，同樣是理論探索（金雯聲稱，借鑒黃梅《推敲自我》，她“試圖將‘現(xiàn)代主體’的問題精確到‘內(nèi)心’概念的生產(chǎn)，并與‘虛構(gòu)真實’概念相關(guān)聯(lián)，對現(xiàn)代歐洲小說的興起做出新的闡釋”，192頁。以下引自金著，僅標頁碼，不再另注），《情感時代》的科學性、體系性及實用性貌似更勝一籌。
劉意青教授在《情感時代》“序言”中寫到，相對于上編的觀念史梳理，下編對十八世紀中后期幾位小說大師和作品的“情感”分析極為好看，也“最接地氣”。劉老師是文本細讀派，對于她的觀感和結(jié)論，我完全同意。與此同時，我想補充的是，其實金雯上編的觀念史和學術(shù)史梳理（包括情感術(shù)語辨析）也同樣精彩。因為本書設定的主題宏闊，甚至不無“翻案”之嫌（要將具載書冊的“理性時代”一變而為“情感時代”），一旦核心概念定義不清，或前后乖違，必定令人頭目昏昏，莫知所從。洛夫喬伊在《存在巨鏈》中開宗明義，引入“觀念史上一個有教益的反諷”：即“被一代人所引介的、有利于與之相適合的傾向和哲學興趣的原則，常常證明它無可懷疑地包含著一種相反傾向的根源——它靠著其隱藏著的含意而成為它有意要維護的zeitgeist[時代精神]的摧毀者”。以“浪漫主義”為例，洛夫喬伊于1923年宣稱該術(shù)語是“文學史和文藝批評的丑聞”，因為其概念含混不清，學者對它的涵義所給出的描述甚至完全相反。為了補救這一無序狀態(tài)，這位觀念史學家建議學者討論時采用復數(shù)形式的“浪漫主義”（Romanticisms），以避免無謂的爭論。
事實上，論及內(nèi)涵之繁雜無章，“啟蒙思想”與“浪漫主義”相較似乎不遑多讓。長期以來，進步主義者對啟蒙哲人（philosophes）大唱贊歌，并試圖在美國革命與啟蒙運動之間尋找某種延續(xù)性；保守人士則將啟蒙運動視為“極權(quán)主義”的代名詞，認為該運動的管理理性（managerial rationality）將某種“被管制的生活”強加于整個社會，這就無可避免地把社會變成了“普遍的集中營”；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狂熱的后現(xiàn)代解讀甚至斷言，“啟蒙理性主義并非通往自由、民主的工具，恰恰相反，它是壓迫和暴力的工具”。正因為各家門派意見相左，雜然紛呈，遲至1985年，波考克（J. G. A. Pocock）在《教士與商業(yè)》一文中無奈宣稱，“關(guān)于英格蘭啟蒙運動的史料編纂至今仍是空白”。與之相應，羅伊·波特（Roy Porter）在《創(chuàng)造現(xiàn)代世界》中直接建議，將“啟蒙運動改為小寫……最好使用復數(shù)（enlightenments）”。
好在金雯在爬梳史料的過程中始終頭腦清醒，詳略得當，并未被學界習見的門戶之爭及浩如煙海的“人類科學”知識弄得暈頭轉(zhuǎn)向（喬治·艾略特筆下的老學究卡蘇朋則是典型的反面教材）。書中論及情感研究史，涉及生理學、心理學、倫理學等若干學科（比如在討論斯特恩《項狄傳》時，作者一口氣列舉了巴伐利亞化學家斯塔爾[Georg En Stahl]、瑞士生理學家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蘇格蘭生理學家懷特[Robert Whytt]和法國醫(yī)生伯都[Theophile de Bordeu]等科學人士的思想學說，289頁），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證了前人的論斷：觀念史的研究在范圍上比哲學史更為寬泛，因為“這些觀念或觀念群的研究不僅涉及哲學，還涉及其他各種學科，涉及宗教、文學、藝術(shù)等各種文化現(xiàn)象”。當然，觀念史這部分內(nèi)容也未必要照著哲學史的寫法平鋪直敘，相反可以借助文學藝術(shù)樣本進行“并舉對觀”（diptych），如論述菲爾丁由表及里的人物描寫手法時，將其與由法國畫家勒布倫（Charles Le Brun）和英國畫家霍加斯（William Hogarth）開創(chuàng)的人物畫藝術(shù)相對照，“用視覺形象向讀者暗示現(xiàn)代人應該如何觀看人物外表及人物所處的環(huán)境，如何融匯對現(xiàn)實景觀的臨摹與理想化想象”（253頁）。或許，正如英國哲學家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說，當歷史學家在尋求某種觀念或假定其在某種哲學或宗教體系中的最初起源時，他應當著力尋求它在文學藝術(shù)中的表現(xiàn)，“正是在文學中，人類具體的見解才得到其表達。因此，當我們希望發(fā)現(xiàn)一代人的內(nèi)心思想時，我們必須考察文學，特別是在它的較為具體的形式中進行這種考察”。
這也是本書“亮點”之所在。無論是對于“羅曼司”“哥特小說”等文學樣式歷史演變的考察，還是對“英國病”“活力論”（vitalism）等人文科學術(shù)語的溯源探究，金雯一方面能夠做到“上窮碧落下黃泉”（傅斯年語）式的史料考證，一方面又能結(jié)合西方啟蒙思想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文學藝術(shù)作品條分縷析，并且往往能將下編的案例與上編的觀念巧妙結(jié)合，遙相呼應。比如“情感的建構(gòu)論”一節(jié)提及十七世紀解剖學家威利斯和十八世紀切尼醫(yī)生“都對憂郁的情感機制做過解釋”（79頁），后文在“啟蒙時期憂郁觀”一節(jié)則通過《項狄傳》的疾病書寫，對上述兩位科學人士的觀點從文化社會學角度（308頁）和生理學（腦血管與神經(jīng)系統(tǒng)）角度（310頁）進行了深入闡發(fā)。上編提及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中的“道德感”包含“濃厚的情感因素”（64頁），下編則以葛德溫《政治正義》及沃爾斯通克拉福特小說為例，論述真正的道德感（“善感性”）需要在關(guān)注自身感覺（its own sensations）和經(jīng)由想象力感他人所感之間“達成平衡”（381頁）。這樣的前后照應，真正踐行了“理論聯(lián)系實際”，堪稱樣板。金雯在演講報告中時常提及其學術(shù)研究的“有用性”，或即此之謂也。
劉意青老師在“序言”中除了認同《情感時代》“十分精到”的概念解析，還特別提到她本人在關(guān)于十八世紀蘇格蘭文藝復興的相關(guān)著述中，曾言及弗朗西斯·哈赤（奇）森（Francis Hutcheson）對道德美學的探究，結(jié)果在“金雯著作的第一編第二章中看到對道德哲學和美學的探討”，內(nèi)心喜悅可想而知。和劉老師感受相似，我在閱讀本書過程中也不斷經(jīng)歷“似曾相識”的智力碰撞和驚喜，可謂名副其實的“悅讀”——古人有“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之說，而我則不揣簡陋，選取數(shù)例與讀者諸君分享。這些雜感隨想，仿佛浪漫派的“斷章”，毫無章法可言，于金著亦無所發(fā)明，恐怕只能算是箋注或補白而已。疏漏之處，尚祈諸君見諒。
一、與“情感”對應的英文詞有很多，包括affect，motion，feeling，passion等。從文論和文學研究的角度來分析，affect和emotion往往形成對立雙方，affect指未經(jīng)意識整合或意識過濾的主觀感受，emotion已經(jīng)轉(zhuǎn)化為概念的感受。（60頁）
箋注：金雯列舉的“情感”同義詞中，源于斯賓諾莎《倫理學》的“affect”一字學界歧義最多，未知可否統(tǒng)一譯為“情動”？“passion”最初意指被動的情感，后引申為“心靈的激蕩”，即休謨所謂“理性是激情的奴隸”——如笛卡爾論希臘神話悲情女主美狄亞（“我知道更好的路，卻追隨那更壞的”）?！皃assion”另有義項指“受難”，此前有人將吉布森（Mel Gibson）主演影片“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譯為《基督的激情》，誤（當作《基督殉難》）。另外，同義詞列表可以考慮增補“pathos”——古希臘經(jīng)典政治語篇勸說模式往往包含信度（ethos）、情感（pathos）和邏輯（logos）等三個維度，黑格爾在《美學》講義中將這種情理交融的統(tǒng)一體稱為“pathos”，朱光潛先生譯作“情致”，王元化先生后改作“情志”（借自劉勰《文心雕龍》）。我在“‘翻譯’斯賓諾莎：喬治·艾略特《撩起的面紗》中的情感書寫”（2023年廈門大學“情感轉(zhuǎn)向”研討會發(fā)言稿，未刊）一文中對上述詞語辨析稍有展開。參見蘇珊·詹姆斯《激情與行動：十七世紀哲學中的情感》“導論：激情與哲學”。
二、《蜜蜂的寓言》將人類社會比作蜂巢，認為個體被基于自愛的純粹“激情”與“需求”所驅(qū)動，但整個社會仍然能夠有序運作，“嫻熟地管理每一個人的惡德，將有助于造就全體的偉大及世間的幸?！薄＃?43頁）
箋注：曼德維爾這部“毀譽參半”的作品斷言“私人惡德成就公共福利”，然而正如馬基雅維利《君主論》一樣，后世對他們的評判大抵基于誤讀，以致謬種流傳。為今之計，恐怕需要為之正名。事實上，曼德維爾的觀點在當時并非離經(jīng)叛道（書中提出的勞動分工和自由市場理論對蘇格蘭啟蒙哲人哈奇森、休謨、斯密皆產(chǎn)生深刻影響），斯威夫特教長盡管在興辦慈善學校問題上曾與之激辯，但在一些經(jīng)濟學著述和政論中仍“部分贊同”其學說。像牛頓一樣，曼德維爾在法國名聲大噪，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伏爾泰的鼓吹（參見拙作，《蜜蜂的寓言：奧爾科特的工作倫理與情感經(jīng)濟》，《澳門理工學報》2021年第3期）。
三、法國拉法耶特夫人（Madame de La Fayette）的名作《克萊芙王妃》（La Princesse de Cleves, 1678）和英國女作家曼莉（Delarivier Manley）的《新亞特蘭蒂斯》（New Atlantis，1709）是現(xiàn)代長篇小說的先聲……對“內(nèi)心”真相的探求不斷延續(xù)，成為貫穿17世紀末女性作家的“情愛小說”（amatory fiction）的核心線索。（188頁）
箋注：《克萊芙王妃》被稱為法國文學史上“第一部現(xiàn)代意義的小說”。由于小說是匿名發(fā)表，它的作者引發(fā)了廣泛猜測，最后聚焦于兩位著名作家：拉法耶特夫人（1634-1693）和拉羅什富科（1613-1681）——二人恰好是情人關(guān)系。小說中的女主為擺脫公爵糾纏，寧愿選擇“孤獨以終老”。對于這一抉擇，拉法耶特夫人無疑極為贊賞，正如她在小說結(jié)尾所說：“她的一生，雖然相當短促，但卻留下了不可企及的精神力量的榜樣?！边@種精神力量，是此前的騎士小說、宮廷小說以及情愛小說等難以企及的高度，因為它代表了“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同時更彰顯了人的主體性。同時，這種側(cè)重描繪“精神真實”的筆法也為法國現(xiàn)代小說傳統(tǒng)（從巴爾扎克、司湯達到福樓拜）奠定了基礎。后世最能得其精髓的是十八世紀小說名家拉克洛（Choderlos de Laclos），其代表作為《危險的關(guān)系》——這兩部相隔百年的文學名著，“同法蘭西歷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密切相關(guān)，為法國文學的黃金時代做出了杰出貢獻”，開西方現(xiàn)代小說之先河，因此頗值得玩味（參見拙作，《“危險的關(guān)系”：〈克萊芙王妃〉與古典時期的愛情》，《文藝報》，2021年10月13日）。
四、理查遜本人也是情感豐富之人，而且顯示出18世紀常見的“憂郁”（melancholy）的癥狀，他的朋友英國醫(yī)生切尼（George Cheyne），即《英國病癥》（The English Malady，1733）的作者，將理查遜描繪為一個“疑病性憂郁癥”患者（hyppo）。（206頁）
箋注：據(jù)鮑斯威爾記載，約翰遜博士嘲諷戈德史密斯時常佯裝“多愁善感”，仿佛染上了“英國病”——該詞最初指代復辟時代感傷劇或濫情劇中矯揉造作的人物形象：他們因生活過度舒適導致倦怠麻木，甚至故作“憂郁”，無病呻吟。后來的批評家將其引申為：在社會失范（anomie）前提下，由于文化身份錯位（displacement）而引發(fā)的憂郁、焦慮以及失語。伊格爾頓在《民族主義：諷喻與承諾》（“Nationalism： Irony and Commitment”，1988）一文中曾列舉斯威夫特、康格里夫、伯克、戈德史密斯等名人，認為上述愛爾蘭杰出之士無不罹患此病。值得注意的是，英國文學史一般認為戈德史密斯代表作《荒村》是“一首懷舊的田園詩”，這明顯又是“誤讀”——事實上，“《荒村》結(jié)合了奧古斯都詩派風格與感傷主義情緒……是對新古典主義的理性和嚴峻的反動”。從根本上說，戈德史密斯的“失語”癥，一如斯威夫特的政壇失意，從根本上說乃是英國人種族偏見造成的后果。約翰遜等人嘲諷戈德史密斯的“英國病”，其實準確的表述應該是“病英國”（參見拙作，《戈德史密斯的“英國病”》，《中華讀書報》，2021年7月23日）。又理查遜以描摹女性心理見長（對手攻訐他“氣質(zhì)陰柔”），約翰遜博士斷言《克拉麗莎》一封書信中包含的“人性心理知識”遠勝于菲爾丁全部的小說（參見劉意青，《女性心理小說家塞繆爾·理查遜》，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6頁）。
五、拿17世紀詹姆斯一世的表妹阿爾貝拉·斯圖亞特（Arbella Stuart）為例來說明18世紀中葉的時代特性：阿爾貝拉身世不幸，曾寫下大量信件自述生平，她深知自己的信件很可能被攔截，落入不當?shù)娜耸种?，特意?gòu)建了一種“遮蔽性修辭”（rhetoric of concealment），在書信中穿插不同的字跡，建構(gòu)不同的人格，起到迷惑讀者掩蓋自我的作用。（225頁）
箋注：猶如互聯(lián)網(wǎng)的敏感詞過濾，攔截私人書信是十七世紀通行的做法。當時最富盛名的書簡作家是塞維涅夫人——“夫人之尺牘實為一種日報（Journal）……寫當日之新聞，報告其女以城中、宮廷中、軍中所發(fā)現(xiàn)之事實”，然而作者并非興之所至，隨意涂抹，相反，其題材多為“有意為之的選擇”，其風格則屬于西塞羅所謂“考究的隨意”，或如文學史家居斯塔夫·朗松在《法國文學史》中所言，是“苦心經(jīng)營的漫不經(jīng)心”（calculation of carelessness）。遭受財政大臣富凱事件牽連后（從他家中搜出與塞維涅夫人往來數(shù)封“情書”，一時流言四起），女作家受到警告，益發(fā)誠惶誠恐，因為書信被攔截和被強拆的可能性很大——誠如伏爾泰所言：“郵政大臣倒是從來不拆私人書信的，除非他需要知道信里寫的是什么”（參見拙作，《書信里的政治：塞維涅夫人的朋友圈》，《上海書評》，2023年5月25日）。
六、所謂“世情小說”，是對特定社會的禮儀、談吐和風俗及其展示的“道德和社會意味”進行具體描繪的小說，也是對讀者——尤其是女性讀者——的舉止談吐問題的思索……伯尼（Frances Burney）的第一部小說《伊芙琳娜》（Evelina，1778）以匿名形式出版。（374-375頁）
箋注：約翰遜對老友之女伯尼評價高得驚人（其中不乏個人感情色彩，正如他評判“理查遜挖掘的是生活的核心……而菲爾丁只滿足于外殼”，因此他們的差異“就如同一個懂得如何造表的人之不同于一個只會看著鐘盤識時的人”——究其根本，乃是因為理查遜當年曾使他“免于因負債而被捕”），甚至斷言蒲柏的詩歌不如伯尼的小說，因為“寫詩可以沒有經(jīng)驗，而寫小說則不能沒有生活”。的確，正如文學評論家布拉德布魯克在《簡·奧斯丁和她的前輩》一書中所說，作為其風格的一個關(guān)鍵組成部分，范尼善于運用不同的語言展現(xiàn)人物特點，這一點對奧斯丁啟發(fā)很大。盡管如此，就創(chuàng)作理念和技巧而言，作為“后浪”的奧斯丁顯然勝出一籌。像感傷主義文學大師理查遜一樣，范尼和她筆下的女性角色距離太近，代入感太強，導致其筆下人物情感泛濫，動輒便淚如雨下；而奧斯丁則反對將人物感傷化，《理智與情感》中瑪麗安娜這一形象的刻畫便是對上述傾向的微諷。此外，范尼筆下男主形象太過完滿，屬于扁平化的理想人物，既缺乏性格發(fā)展，也令人難以置信，而奧斯丁筆下人物無論男女（如伊麗莎白與達西）皆有“成長”之變化和經(jīng)歷。由此，奧斯丁的作品不僅具有夏洛特·勃朗特所言“中國工筆畫式的精準”，而且不乏曲折、發(fā)現(xiàn)與逆轉(zhuǎn)等精妙筆法，這也正是感傷主義羅曼司向成熟現(xiàn)代小說過渡的顯著標志（參見拙作：《簡·奧斯丁的“文學教母”》，《文藝報》，2022年12月7日）。
當然，對于任何一部學術(shù)著作而言，無論立意如何高遠，筆法如何精妙，結(jié)果總難免有缺憾之處。通讀全書，感覺有兩點可以稍加完善。首先，十八世紀固然是理性時代，但其實當時科學思想并未取得統(tǒng)治地位，各種怪力亂神之事四處散播，在文人作家筆下亦有所體現(xiàn)，如笛福對魔鬼學和超自然事物非常著迷，有專著記載各類鬼怪故事和“幽靈異象”（apparitions）；蒲柏在《奪發(fā)記》《群愚史詩》等詩作中不吝筆墨刻畫女巫、“氣精”（Sylphs）、“地精”（Gnomes）及宗教儀式“挽回祭”（propitiation）；時至1770年代，小說家斯摩萊特仍津津樂道倫敦城散布的關(guān)于“4月8日太陽消失”的神異預言——如此或有助于讀者形成對于十八世紀的整體感觀。其次，對于笛卡爾、洛克、休謨等人的哲學學說，也可以某一線索加以串聯(lián)，使得讀者對抽象的哲學學說產(chǎn)生具象化的理解。以洛克為例，盡管他在世紀初去世，但他的影響貫穿整個十八世紀——除了早期的德萊頓、蒲柏以及斯威夫特以外，中后期的理查遜從帕梅拉的視角學習并探討洛克《教育漫話》中的育兒思想；倫敦地區(qū)治安法官菲爾丁訓誡被捕獲的盜匪時，曾援引洛克“白板說”（tabula rasa），希望罪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深受洛克觀念聯(lián)想學說影響的斯特恩在《項狄傳》開篇（第一、二章）借主人公之口，高聲稱頌“睿智的洛克”（母親在行房時聯(lián)想到掛鐘未上發(fā)條，從而確保了“氣血順暢”，否則傳主本人以及這部文學杰作恐不免胎死腹中）——由此亦足見“康德和薩德同為啟蒙時代倫理學之雙重面相”（齊澤克語）。
最后，在我看來也是本書最大的遺憾，便是對斯威夫特有意無意的“漠視”——瓦特在《小說的興起》中曾因此飽受質(zhì)疑（“只字未提”），曹波在《人性的推求：18世紀英國小說研究》中增補斯威夫特為“第二位重要的開創(chuàng)者”，洪濤在《〈格列佛游記〉與古今政治》中推許《格利佛游記》是“最早反思現(xiàn)代國家的偉大著作之一”，不知金雯以為然否？晚近以來，西方學界對斯威夫特現(xiàn)代性（以及后現(xiàn)代性）的研究愈發(fā)深入（格林在《豐饒時代》“前言”中遙尊他[以及蒲柏]為二十世紀荒誕派之鼻祖），認為斯威夫特像前輩斯賓諾莎和蒙田一樣，是深刻的懷疑論者和悲觀主義者（斯威夫特致蒲柏書信中有言，“把人定義成理性的動物[animal rationale]是錯誤的，它只不過是能夠使用理性的動物[rationis capax]”），甚至是“反啟蒙者（anti-Enlightenment）”。由是，如金雯副標題所示，討論“18世紀啟蒙思想與現(xiàn)代小說的興起”這一宏旨，斯威夫特恐怕是一位繞不過去的人物。我在《“涂鴉社”的格利佛》（《書城》，2024年第2期）一文中對此略有鋪陳，或可冒充《情感時代》之補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