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發(fā)嚴灘》：重返蘇轍的那個大宋之夜
《漢書·藝文志》曰：“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雖然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引述其作為小說文學地位緣起與變遷，卻也精準地道出小說創(chuàng)作的起點或初始。對于大多數作家而言，一篇小說常常緣起某一個意象或是道聽途說，甚至在作家開始創(chuàng)作時并不一定知道敘事究竟要走向何方。對于溫亞軍的小說創(chuàng)作而言，尤其如此，他甚至不認為小說是設計出來的，他只遵從靈魂深處的那股無以遏制的自然流。他的短篇小說《夜發(fā)嚴灘》（《長城》2024年第2期）以細膩的筆觸，引領著讀者重返了屬于蘇轍特定生命時刻的那個大宋之夜，有胸中的淤積，有風疾浪大的驚懼，有人心叵測的驟變，亦有慕名而來的錯失，最終明天到來，留下千年的佳話靜靜流淌。
事實上，有關歷史的文字，溫亞軍在多年的創(chuàng)作中已有很多篇。早年以甘肅省隴南市宕昌縣哈達鋪鎮(zhèn)紅軍長征紀念館相關史料而作的《西路上》，介入戰(zhàn)爭雙方的基底，還原了戰(zhàn)役敘事邏輯不斷突變，整體又歸于一統(tǒng)的反邏輯與“大邏輯”下的人性真實。短篇《刺馬》以曾國藩查探張文祥成功刺殺兩江總督馬新貽大案的始末及隨著案情水落石出的始料不及，凸顯了人生崛起的雄壯與伴君如伴虎的凄涼。散文《一場寂寞憑誰訴》，以小說家的超常通感，還原了絕妙之詞背后柳永靈魂的寂寥與情無所依。長篇小說《西風烈》還原了左宗棠收復新疆的風云激蕩與時勢之下社會各階層的人心起伏，如《悲慘世界》一樣氣勢恢宏。幾乎所有的關乎歷史的小說，不但有重返歷史現場之宏觀浩瀚的把握，亦有歷史現場之微觀精微精到。歷史的宏大浩瀚有史料可據，歷史現場之幽微精微則依托于精湛而不違人性的虛構。短篇小說《夜發(fā)嚴灘》則重在凝鑄虛構的張力，文本將屬于蘇轍彼時長久的心靈動影凝聚在江夜之中，言外之意天成，不著一字盡風流。
溫亞軍僅聽說蘇轍曾路過富春江，以過人的敏銳虛構了一篇小說。讓蘇轍如何過嚴灘？李清照有《夜發(fā)嚴灘》詩作：“巨艦只緣因利往，扁舟亦是為名來。往來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過釣臺?！碑斕K轍穿越時空阻隔遇到50年后李清照的這首詩時，如何夜過嚴灘，在溫亞軍的意識奔襲中漸漸明朗起來。甚至可以說，小說是溫亞軍對李清照這首詩的改寫與擴寫，不過主人公被替換成了五十年前的蘇轍。
那么這篇同題小說要表達的核心究竟指向何處？筆者認為依舊是人物，以及最終被小說人物所擎起的那個大宋王朝的時代氣質。溫亞軍認為，故事性對小說創(chuàng)作而言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人物。小說起筆并非直奔子由而去，而是讓風起浪急襲面而來，這可不是子瞻的“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子由夢中驚醒，不知身在何處。粗壯京差的驚慌失控反而讓他鎮(zhèn)定從容。分不清子由子瞻但見過大風大浪的行差許米爾，則冷靜理性，老到地替眾人拿了主意，改變行程上岸避風浪，在他看來嚴灘及嚴子陵并沒有那么重要。子由、京差、行差各懷心思：子由去看嚴子陵釣臺是心靈郁悶的純粹舒緩；京差為私利前途奉命陪同子由拜謁并赴京；行差亦潛隱著不為人知的目的。透過京差銜接一段悲催的烏臺詩案，補敘了子由的心緒淤積；借著行差江上船務熟知，碼頭岸上的周致安排，小說敘事進入幽深處。忽來邸報傳來赴京途中的子由升任右司諫的消息，郁悶中喜訊自來。驛站安頓住歇，夜半驚魂，兄長子瞻曾評價徐凝七言絕句，惹得其后人夜半圍攻，驚魂中逃回船上。究竟是行蹤被行差許米爾泄露，還是京差只為完成使命的苛意？夜船航行，趕往桐廬。一覺醒來，早已錯失嚴灘。京差建議按趙抃大人的意思返回瞻仰嚴子陵，子由以天意不可違拒絕，前行拜謁桐君老人。小說以五十年后李清照詩作《夜發(fā)嚴灘》作結，以整體性倒置，讓文本近乎于完美地謝幕。
烏臺詩案是蘇轍此夜精神游弋的前身背景，疾風大浪亦是大宋王朝時代的象征。或許蘇轍此行純粹為拜謁嚴先生，行差則為名奔忙最終迷失自己，京差拜謁嚴灘實實在在為名利而來。不論是子由、京差還是不知所去的行差，他們終究因為自身原因錯失了與嚴灘的際會。三個人物的精神質感顯現出大宋表面繁榮之下的人心叵測與管涌暗流，錯失嚴灘釣臺可謂人生及歷史時代的一種映射或宣示。與歷史相關的小說最重要的一點，在于精神的歷史在場，三個人物在溫亞軍的文字里得以精微精到地矗立起來。
千年前蘇轍遺留在歷史夾縫中的那道光，被溫亞軍找到并輕輕擎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