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有關東北文藝復興、新東北文學是近年一個比較高調的話題。綜觀這些話題所討論的內容，不論是關于東北文藝復興之“興”，還是新東北文學之“新”，大都將對象和視野集中在以雙雪濤、班宇、鄭執(zhí)等為代表的新一代寫作者身上，特別是因為他們大都敘寫父一輩的下崗命運以及在此命運之中的人生經歷而獲得了更為新鮮的審美體驗和較大的闡釋空間。這是非常重要的文學現象，非常值得批評家們?yōu)槠鋵ふ腋鼮橛纳畹囊饩澈透鼮樵鷮嵉睦碚撝巍１疚南朐诒颈尘爸?，僅就新東北文學問題談談另外的認識。

一

簡單地講，新東北文學是東北地方色彩在時代文化背景下的文學映照，是一種地方色彩和時代背景相結合的文學景觀。離開了地方色彩、離開了時代背景，我們可能無法從容、全面討論新東北文學。所謂地方色彩自然要帶有鮮明的地方屬性，對東北來說就必須有東北屬性。這種屬性既包括可能越來越被突破的地理空間，也包括其曾經有過的歷史過程，也更包括在這個空間中產生、在這個歷史過程中演化并在當下現實中凝練且仍然發(fā)生著黏連作用的文化。所謂時代背景則是指立足現實基礎之上的影響文學表達的諸種因素。我們常說，文學以人為對象，也就是說文學是人學，但文學中的“人”如果脫離了歷史軌跡和現實存在，人就可能變成抽象的人或者“純粹”的人，因此文學也就可能變成了只有“人”的空洞。尤其是當我們命名或期待一種新的文學出現時，總是基于對現實的某種判斷和回應，顯然只有“人”是不行的?；谶@樣的粗淺認識，我認為討論新東北文學可能就需要考慮到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了。

一是討論新東北文學首先要考慮到的是文學面向問題。此處所說的文學面向主要是指其價值取向。文學可以反映多種多樣的生活，舉凡我們能夠認識到、接觸到的生活、題材都可以作為文學的對象來描寫、敘說。同一個題材在不同作家筆下可能推導出不同的價值，同樣，不同題材也可能指向相同的意義，其關鍵在于如何處理作者與創(chuàng)作對象之間的關系，這是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研究的基本常識。比如，我們似乎在任何時間段都能夠找到沉重的主題，不同的創(chuàng)作主體會將其引向不同的意義。但我以為，在把一段沉重的、艱難的歲月作為資源和對象，通過文學的方法來挖掘和表現的時候，既要有與歷史之間的相互凝望以及在凝望中的沉思和帶著當下體溫的深刻觸摸，也要有其與現實之間的相互激勵以及在激勵之中的積極作為，這涉及到文學的功能和作家的責任等重要問題。在一定意義上來說，文學不應該是一個封閉的個人體驗或者單純意義上的緬懷或者打撈，而應該是在較為宏闊視野上的對社會存在、時代發(fā)展的審視與回應。比如，在當代文學史上，我們看到既有面向合作化運動的以趙樹理、柳青、周立波等作家為代表的新的社會主義文學范式，也有在上個世紀80年代出現的以劉醒龍、關仁山等為代表的現實主義沖擊波的出現，這些作家和他們的創(chuàng)作應該說都是與現實相互激勵的結果。同樣，面對東北振興的新時代和在這個背景之下所要形成的新格局，新東北文學也是要考慮到如何在與現實的相互激勵中去建構自己的屬性和內涵。

二是在討論以地域命名的新東北文學時，不考慮地域文化傳統(tǒng)的挖掘與創(chuàng)新轉化是不切實際的。就東北而言，自現代文學誕生以來，在文化挖掘與呈現上有過深入的探究，但實事求是地說還很不充分。這種不充分是指我們曾過多地呈現出了其粗糲、荒寒的一面，熱衷挖掘其古老而復雜的、剽悍的原始性，這就造成了通過文學作品來認識和了解東北文化時的偏見，這可能也是一種不自信。不論是在過去時代還是當下的創(chuàng)作中這種余緒似乎仍然存在，甚至越是這樣呈現似乎就越容易贏得認同。當這種苗頭或傾向再向普通民眾的生活延伸時，加快了這種“偏見”的傳播。但實在地說，就東北這一地域而言，它的文化存在還應該有別的面向，那種更為積極的、陽光的、細柔的文化傳統(tǒng)也一樣滋養(yǎng)著這方土地，同樣流溢在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同樣可以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背景、養(yǎng)分。因此當我們現在看到表現了此類文化傳統(tǒng)的作品中，描述了現代文明與古老文化傳統(tǒng)相互沖撞并且現代文明戰(zhàn)勝了古老文明、粗糲與荒寒慣性得到克服的時候，是否也可證明為一種新的文學氣質的誕生？我以為這也應當成為我們討論新東北文學時必須要思考的問題。

三是討論新東北文學不能忽略文學與時代的關系。在這個角度中，我們首先面臨的并不是文學問題，而是如何認識東北問題。之所以這樣思考，是緣于當我們討論一種以地域命名新的文學現象時脫離了對這個地域現實狀態(tài)的認識，這種命名是無法想象的。比如以雙雪濤、班宇等為代表的青年作家是東北人，所寫之事乃是國企轉型大批工人下崗后的生活和生存狀況，這是一種東北的現實狀態(tài)。但也有另外一種現實狀態(tài)：從國企轉型、大批工人下崗后至此時已經幾十年了，在東北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發(fā)展中，努力推動東北振興一直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從2002年開始，中共中央、國務院就陸續(xù)出臺了多種關于東北振興的意見和方案，到現在已經走過了二十年的時間。雖然從現實表現上來看，整個東北在振興的速度上仍然緩慢，離預期相差較遠，但不可否認的是已經有一股力量在生成。這種力量不僅在官方層面達成共識，在民間社會中也普遍充滿期待。置身在這樣的經濟社會環(huán)境中，似乎誰都不能成為旁觀者。因此從振興東北的角度而言，它已經作為一種主流的社會力量或思潮滲透到社會生活各個層面，這也必然為這個時代的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新的動力和經驗表達。換句話說，文學創(chuàng)作及其發(fā)展始終是與時代大背景相結合的。沒有宏闊的社會史視野，文學不接納或者呈現正在變化的時代和流動的生活，在中國的語境中是無法完成自身使命和實現文學自覺的。

四是新東北文學的命名似乎還應該充分考慮到作家代際和作家自我更新問題。作家代際已經是一個十分明了的現實。雖然在理論層面不能說所有的年輕一代作家出場和創(chuàng)作都必然帶有或帶來新的文學氣象，但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中的代際差異在大多數情況下總是比較鮮明的，無論他們的審美表達，還是對歷史的省思和對現實的回應上均是如此，這是毋庸置疑的。就東北文學而言，就像黃子平先生所評述的那樣，在雙雪濤、班宇之前的作家的創(chuàng)作中可能更多表現出的是“審父”意識，而“子一代”則更多是“為父輩打抱不平”。但我們也應該看到，上一代作家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也在不斷地進行著自我更新。這種更新既包括藝術手法上的，更包括審美傾向和思想意識方面的。我們不用舉出太多例子，現實中那些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老作家”們似乎沒有人拘泥于既有的成就或模式中，我注意過包括賈平凹在內的一些那個時代出生的作家，他們在近年創(chuàng)作中都傳達出了自我更新的使命意識。特別是，我更注意到，時代的要求往往成為這些作家自我更新的重要動力。當這種更新與特定地域的文化相結合的時候，新質的文學現象便會出現。這種情況也再次證明，當我們討論新東北文學這個概念的時候，必須要關涉到時代主導力量等重大因素。

二

幾乎是在雙雪濤、班宇、鄭執(zhí)等新一代青年作家登上文壇并獲成功的同時，1960年代初出生的作家老藤也陸續(xù)出版了多部長篇小說，主要由《刀兵過》（2018）、《戰(zhàn)國紅》（2019）、《北地》（2021）、《北障》（2022）、《銅行里》（2022）、《北愛》（2023），也有另外幾部長篇，如《蒼穹之眼》（2019）、《臘頭驛》（2022）、《櫻花之旅》（2023）等，幾十年的積累使他在最近幾年的創(chuàng)作表現最為旺盛。在這些作品中，《刀兵過》《戰(zhàn)國紅》《北地》《北障》《銅行里》和《北愛》具有鮮明的東北特色。

《刀兵過》以晚清以來中國社會歷史發(fā)展為背景，在一個社會動蕩、文化沖撞的環(huán)境中，通過文化和刀兵之間的對抗，描述了遼河濕地蘆葦深處的小村莊九里的生存記憶和發(fā)展傳奇。作者在這部小說中深刻挖掘了中華傳統(tǒng)主流文化在東北地域的傳播和發(fā)展歷程。在一定意義上來說是近代以來東北文化的生成史。在這部作品中，作者不僅討論了地理空間與文化生成之間的關系和傳統(tǒng)文化在現代背景下的繼承轉化，更主要的是，在這部小說中，作者站在文化自信的角度，把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形成、凝練與歷史發(fā)展過程聯系在一起，并置于特定的歷史時空中，為東北的文化存在賦予了更為新質的意義。這是對此前有關東北文學創(chuàng)作所關涉的文化內涵的一次重大超越，其所帶來的新氣象是不言而喻的?！稇?zhàn)國紅》是一部脫貧攻堅題材的長篇小說，獲得了2019年“五個一工程”獎。小說以遼寧的遼西貧困山村柳城為視點，在歷史與現實、鄉(xiāng)村與城市、傳統(tǒng)與現代的相互轉換中，深情地敘述了一個貧困山村脫貧致富的故事。作者以詩意的筆觸和浪漫的情懷為新時代鄉(xiāng)村建設留下了濃墨重彩。近年來，以脫貧攻堅為題材的小說創(chuàng)作已經有很多，特別是在中國作協的“新時代山鄉(xiāng)巨變”創(chuàng)作計劃和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的支持和推動下，出現了大批優(yōu)秀作品?！稇?zhàn)國紅》同樣將一個小山村脫貧攻堅的故事放置在一個宏大的背景當中。應該說，經過改革開放四十余年的發(fā)展，中國社會已經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僅積累了深厚而獨特的發(fā)展經驗，也為我們提供了鮮明而廓大的現代化前景，如何來考量這一前景檢驗了作家對現實主義原則與方法的運用、繼承與創(chuàng)新能力。我以為老藤在《戰(zhàn)國紅》這部作品中對此是有深入思考和實踐的。但在這部小說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典型人物塑造中，作者用飽含深情的筆法塑造了一批鄉(xiāng)村新青年形象，這在當時的鄉(xiāng)土題材小說創(chuàng)作中是較為少見的。它的意義不僅是在于對十七年文學傳統(tǒng)的繼承，如《三里灣》《創(chuàng)業(yè)史》《山鄉(xiāng)巨變》等作品中的農村新人形象，而更是在于對東北而言的特殊意義。一直以來，受東北自然條件和經濟社會發(fā)展速度的影響，人口流失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特別是年輕人的離開，對東北經濟社會的發(fā)展造成了較大的影響。作者在此塑造這樣一個群體，既是提出問題，也是解決問題，更是表達理想。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戰(zhàn)國紅》已經超出了其題材本身?！躲~行里》是老藤另一部“五個一工程”獎獲獎作品。小說以盛京老城一條始于皇太極時期建造的銅匠胡同為對象，敘寫了不同時期的銅匠們的命運與時代關系的變化、流轉。小說對銅匠（工匠）精神進行挖掘和闡發(fā)，將相關故事置于義和團運動、民國兵燹亂匪、民眾抗日、遼沈戰(zhàn)役、抗美援朝、公私合營、支援三線建設、改革開放等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節(jié)點的縱向梳理中，提煉出了以沈陽為出發(fā)地的流溢在東北人骨子里的某種獨特的精神氣質。應該說，在對這部小說的意義的挖掘上，我們既能看到在新的時代、在當下現代化國家建設中所應具有的工匠精神，又能看到那種東北人所具有的大氣、從容和樂于、敢于奉獻、犧牲的精神底氣；既看到了作者通過在工匠精神的流動中所見識到的時代精神，又更能領略到那種從歷史深處流淌出來的文化滋潤及其在當下的激蕩。這樣一種創(chuàng)作構思和表達方式在以前的創(chuàng)作中也是較少見到的。

單從名字上看，《北地》《北障》和《北愛》這三部長篇就具有鮮明的東北色彩，甚至有人稱之為東北敘事三部曲?！侗钡亍愤@部小說的主人公?？藙自跂|北小城白河工作了四十年，晚年離休后居住在北京，但始終割舍不掉對東北的牽掛，想通過自傳的方式予以反思，由于受到阿爾茨海默病的困擾，無法達成心愿。后來其子常寒柏、常寒松在新聞記者出身的任多秋幫助下，沿著父親的足跡遍訪父親工作過的地方，完成了父親最后的心愿。小說“重現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北大荒如何變成北大倉這一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其中黨性與人性交織，順境與挫折交替磨礪，展現出北地開發(fā)建設者的深厚情懷和不變信仰?！薄罢宫F了一代建設者深沉的家國情懷、堅韌的理想信念和豐富的精神世界。”［1］總體來說，這部小說是作者對東北大地的一次深情回望，通過常氏兄弟的腳步和視角對父輩們的人生和貢獻做了一次總體追尋，是“子一代”向父輩的崇高敬禮。這部小說的獨特意義在于，它為新時代東北振興做了一次歷史準備，而且更是一種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相映照的思想準備?！侗闭稀肥抢咸賱?chuàng)作題材上的一次重大拓展，是其關注東北大地的宏闊視野的又一種掃描。在故事層面，小說敘寫了東北某林區(qū)狩獵高手金彪和三林派出所胡所長兩個“強人”之間關于狩獵和禁獵之間的角力、博弈，而實際上則是表現了兩種文明的沖突。在這部小說中值得注意之處也正如評論家所注意到的那樣，關涉了新穎的題材、關涉了地方性、關涉了東北地區(qū)豐富的物產與民俗，關涉了末代獵手的生存悲涼，而我更關注和感受深刻的是流溢在作品中的豪氣與底氣，也許這是生活在東北大地上的人才能體會到的。

不知道是否是作者有意安排，在完成了上述的創(chuàng)作性準備之后，老藤在2023年1月出版了最新長篇《北愛》。創(chuàng)作性準備是指《刀兵過》討論了關于東北的文化自信問題，《戰(zhàn)國紅》作為問題討論了東北鄉(xiāng)村振興中“新青年”的擔當，《北地》討論的是東北在新中國之后四十年的發(fā)展問題及其子一輩對父輩們的追懷，《北障》討論的則是生態(tài)保護、傳統(tǒng)文明與現代文明的相互協調問題。上述幾部作品均是從宏觀層面對東北的檢視，在這個基礎上《北愛》則是在老藤創(chuàng)作上的一種沖刺，這個沖刺既是指藝術上的，也是指在處理文學與時代關系上的?，F在評論界對《北愛》的關注已經很多。小說以我國飛機制造領域的發(fā)展歷程為線索，塑造了一個敢于擔當、不怕吃苦、勇于創(chuàng)新的青年科技人才形象。青年博士苗青逆行北上，經過多年等待和各種挫折的磨練，終于在實施東北振興的時代機遇中，受命主持G-31項目，成功研制出堪稱大國重器的新型飛機?！白髡邔€人奮斗的書寫融入到時代背景，以寬廣視野為我們呈現了東北老工業(yè)基地在振興中煥發(fā)出的昂揚風貌。苗青能夠取得事業(yè)成功，除了因為有堅定的個人信念，還有賴于所在集體的惜才愛才、奮斗創(chuàng)業(yè)的良好氛圍。她在新型飛機研制過程中得到支持和幫助，顯示出東北在經歷過轉型陣痛和體制機制創(chuàng)新后，正重新煥發(fā)生機活力?！保?］最值得指出的是在這部小說中，將青年人的成長成才成功與東北振興的具體環(huán)境和代表著東北的特殊的工業(yè)文化屬性、精神傳統(tǒng)相結合，為新時代現實主義寫作提供了更為新鮮的文學樣本。

上述文字是我對老藤最近五年來幾部長篇小說的簡要分析，在每一部作品中著重提煉了其與東北、與東北文學的特殊性關系。概括起來，放置在當下的語境中，上述作品呈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新特點：

一是作者將個人創(chuàng)作視野投放在東北全域和在這個全域中不同層面。作者在面向現實寫作之時，從未忘記向歷史縱深挖掘，意在凸顯東北文化中那種積極向上、昂揚奮進的精神內涵，這為廣大讀者認識、了解東北提供了新的經驗和脈絡。這與此前，特別是近二三十年來有關以東北為題材的創(chuàng)作相比，是一種更為新鮮的體驗。

二是老藤的這些小說關注的都是時代重大主題，或者是時代重大主題的文學反映。比如《刀兵過》關注的是文化自信問題，《戰(zhàn)國紅》關注的是鄉(xiāng)村振興問題，《北地》關注的是東北的現代化建設過程，《北障》由生態(tài)保護出發(fā)關注的是傳統(tǒng)與現代的轉化問題，而《北愛》關注的是大國重器以及與之相關的現代化國家建設問題。所有這些既是民族復興的題中之義，也更是東北振興的重要內涵。當然，就這種重大時代主題而言，不同的寫作方法和創(chuàng)作思想會選擇不同的表現形式，比如以更小的切口、以一個普通平凡人的命運與時代之間的關系來折射時代的主題，也許這樣更富于藝術表現力。但這并不是說老藤的小說創(chuàng)作不關注小人物的命運，而是他總是能夠將小人物的命運積極地嵌入到時代主流當中，這使小人物的命運獲得更大的意義。

三是老藤這些小說的敘事姿態(tài)總是積極向上的。充滿著浪漫主義氣息。在老藤的這些創(chuàng)作中幾乎看不到灰色情感，也幾乎看不到中間地帶。這當然首先與他的創(chuàng)作心理有關，當然也與他的創(chuàng)作情感相關。就作家的創(chuàng)作姿態(tài)而言，不同的姿態(tài)會帶來不同的情感體驗，不同的情感體驗會使作家在創(chuàng)作中呈現不同的情感選擇。其實，當我們看到老藤創(chuàng)作中那種積極樂觀向上的姿態(tài)時，作為我們這一代讀者來說確實是有一種久違的激動和振奮。

四是老藤的創(chuàng)作中對青年人形象給予了格外的關注。特別是《戰(zhàn)國紅》和《北愛》兩部作品中著墨最多，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群人。有意思的是，這兩本作品恰好前者是寫鄉(xiāng)村振興的，后者是寫以都市為文學空間的工業(yè)振興。這種涵蓋性其實是表達了作者的一種期望和理想。由此，我們也看到，其實在老藤的這些長篇創(chuàng)作中，自始至終都是充滿著理想主義色彩，這包括在《刀兵過》中的文化與武力對抗，包括《北地》中對東北大地四十年發(fā)展歷程的追尋，也包括《北障》中關于傳統(tǒng)與現代轉換之間的“高手對決”。前面我們確認過老藤小說中那種積極向上的調子，那么在此我們可以看到，理想主義的充盈，使這種調子更加鮮明。當然從創(chuàng)作手法上看，老藤在這些小說中特別注意到了表現方式的創(chuàng)新與探索，每一部作品從敘事方式上看都能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三

如果從一種文學現象的角度而言，在東北作家的創(chuàng)作中，老藤這種路徑的創(chuàng)作并不多，有的作家的創(chuàng)作中可能更多呈現出的是某一兩個方面的特征。比如遲子建、李鐵、孫惠芬等的創(chuàng)作，從老藤的創(chuàng)作姿態(tài)角度而言，這些特點集于其一身，反映出了視野和思維的廣闊性，它給我們所帶來的新鮮體驗和新質感受，雖然在不同層面的讀者面前會有不一樣的表現，但總是寓于東北特殊文化語境中的示范性創(chuàng)作，同樣也是把四十年的東北歷史與現實作為創(chuàng)作資源。因此，與更年輕一代的創(chuàng)作相比，同樣或可能會更具有東北特性。因為在我看來，就文學所反映的時段和其中所透露出的精神特征而言，老藤顯然走得更遠。讀老藤的這些作品，我們會想到十七年文學，想到《三里灣》《創(chuàng)業(yè)史》《山鄉(xiāng)巨變》等反映合作化運動的這些社會主義建設早期的鄉(xiāng)土文學作品，想到《原動力》《百煉成鋼》《乘風破浪》《沸騰的群山》等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工業(yè)題材小說，想到十七年文學的精神傳統(tǒng)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原則。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創(chuàng)作理論和方法早從上個世紀30年代開始就在中國傳播并被不斷接受，當然這一過程也是比較復雜的。從那時起，特別是在1949年之后，社會主義新中國在較長一段時間內的文學創(chuàng)作都是強調堅持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原則和方法，產生了一大批優(yōu)秀作品并形成重要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傳統(tǒng)。前面所列的數部作品都是在這一原則指導下的重要收獲。當然就理論層面而言，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實踐在不同時期還是略有差別，特別是上個世紀80年代末以后，這一創(chuàng)作原則和方法因社會的轉型和文學觀念的多元化而逐漸式微，曾經在長達二三十年的時間里不再發(fā)聲，關涉到以東北為對象的文學創(chuàng)作在很大層面上也逐漸走向了深度的個人性、庸常性，本文不做此方面的討論?？傮w而言，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特點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表現：一是在文學的諸種功能當中，始終強調文學的教育功能的絕對重要性，并因而強化了藝術性與政治性之間的關系。今天看來，文學就是要有所擔當，作家有責任通過文學傳達主流聲音；二是始終把真實性作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美學原則的核心，要求從現實的革命發(fā)展中真實地、歷史地去描寫現實；三是強調典型性，就是真實再現典型環(huán)境中典型人物；四是強調文學創(chuàng)作在立足現實的基礎上能夠與未來發(fā)展相結合，要能夠使作品充滿理想主義氣息和浪漫主義色彩。應該說，真實性和典型性不僅是我們最為熟知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核心要義，它還關聯著它的另外兩個特征，正如有的學者已經指出的那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以典型環(huán)境中人物建構‘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一方面是現實主義的‘現實’性的表現，另一方面是社會主義的‘理想’性在發(fā)揮作用?！保?］應該說這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基本特征和原則。

比較老藤小說的創(chuàng)作特點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的這幾個特征，如果不避所謂的庸俗社會學的指責，在老藤的這一類作家的創(chuàng)作中，我們可以發(fā)現，這其中既有繼承，也有創(chuàng)新。從繼承上看，老藤自身所具有的創(chuàng)作姿態(tài)和對文學功能的認識與那代作家在精神氣質上是一致的，與他們對文學的想象是一致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所反映出的創(chuàng)作原則和方法在路徑上、表現上也是基本一致的。老藤在接受采訪時被問及在評價作家的私人尺度里最看重的是哪一點時，他說是“責任”。“我可能是一個保守型的作家，很看重作家的責任感，所以我不會玩文學，只能敬畏文學。曹丕說的’經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雖然有點拔高，但也不無道理?！保?］，在另一次采訪中他又補充道：“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新時代，作家的筆大有用武之地，這支筆是鼠標，是犁鏵，是號角，是刀劍，更是棱鏡。作家對時代現場的缺席，將是歷史無法彌補的遺憾；作家對善惡美丑的麻木，將使整個藝術界半身不遂?！保?］關于繼承性問題，本文不再多加論析。但是如果談及“東北文藝復興”問題，這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部分，因為老藤的這些創(chuàng)作，我們看到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在東北大地上再次勃興。

回到本文的主旨，討論新東北文學可能需要明確指出從老藤這樣的創(chuàng)作中我們能到底看到哪些新質的因素，這可能需要更多的文字來討論，但本文無力完成。在分析《刀兵過》的時候，我曾經說過，小說“語言內斂、潔凈，對遼南的地方文化和地方性知識的運用精準、形象，敘述上充滿了理想主義激情。作者不僅能深刻把握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真髓、把握中國歷史發(fā)展的趨勢和紋理，更主要的是通過他的敘事和滲透在敘事中的關于文化問題的思考，為當下中國社會發(fā)展和治理提供了借鑒。”［6］在討論《戰(zhàn)國紅》時我說過，“小說《戰(zhàn)國紅》在客觀真實地再現社會生活時，并未停留在所謂的客觀冷靜的描述上，而是充滿了激情和詩意，這使這部小說先天地具有引領和鼓舞的力量，”小說“使用了全景畫式的方式再現中國貧困鄉(xiāng)村的社會現實和脫貧攻堅的艱巨性和復雜性?！薄霸谂γ鑼?、挖掘和禮贊精準扶貧這一攻堅任務的同時并不回避矛盾，敢于正面介入生活”，同時也“是站在積極的現實主義立場上來進行人物塑造的?！保?］在討論《北愛》這部作品時，我也說過，“中國當代文學自誕生之日起就自帶使命，而且在民族、國家發(fā)展的重要關頭表現得更為明顯。比如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工業(yè)文學，上個世紀80年代的改革文學等等，在一定意義上來說，這種使命意識構成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核心意識?！侗睈邸芳仁沁@種傳統(tǒng)的繼承，也更是在題材、主題上的新開拓?！保?］其實不難看出，較之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二三十年間的有關東北敘事，老藤在最近這些年總是將自己的創(chuàng)作寓于新時代東北振興的背景之下，在強化作家使命感、責任感的同時，善于用理想主義光芒照耀著他筆下的人物、題材，把此前曾習以為常的個人性、庸常性賦予了更為具有高品質的價值和意義，為新時代東北敘事建立了新的美學原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藝創(chuàng)作如果只是單純記述現狀、原始展示丑惡，而沒有對光明的歌頌、對理想的抒發(fā)、對道德的引導，就不能鼓舞人民前進。應該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用光明驅散黑暗，用美善戰(zhàn)勝丑惡，讓人們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夢想就在前方?！保?］毋庸置疑，老藤近年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正是對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問題的要求的最好實踐。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我們一定要用“新東北文學”之名來總結和提煉當下的東北文學創(chuàng)作，那么老藤的這些小說應該是當之無愧的代表作。

注釋：

（1）路艷霞：《〈北地〉回望東北建設四十年》，《北京日報》，2021年8月25日。

（2）周景雷：《新時代文學書寫現實的新探索》，《人民日報》，2023年3月24日。

（3）陳順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在中國的接受與轉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1頁。

（4）老藤：《作家現在時·老藤》，《小說月報》，2019年第10期。

（5）老藤：《用文學書寫時代的光與熱》，《解放日報》，2023年10月7日。

（6）周景雷：《論〈刀兵過〉的文化意義》，《渤海大學學報》，2019年第4期。

（7）周景雷：《新時代現實主義文學的新表達、新范式》，《當代作家評論》，2019年第4期。

（8）周景雷《在新時代語境中構建新的東北敘事》，《長江文藝》，2023年第8期。

（9）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