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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李靜:朝向生活世界的文學批評
來源:中國作家網 |   2024年03月22日09:00

我的批評觀

朝向生活世界的文學批評

李 靜

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院派文學批評崛起,取得豐碩成果。我自己正是在學院建制與培養(yǎng)方案的規(guī)定下學習基本的理論、知識與方法,初步了解何為批評與批評何為的。但身處“學術”與“思想”分野的漫長余波之中,我也深刻感受到批評實踐中的撕裂感,亦即“經典的”與“社會的”、“知識的”與“生活的”之間存在明顯的區(qū)隔。這種隔膜同樣橫亙于文學史研究與文學批評實踐之間。

與此同時,當代文學與文化正在經歷巨變,稱之為“數碼文明轉型”并非妄語。時代新變總會引起切己困惑,激發(fā)年輕學人的求知欲與表達欲。有志于當代文學研究的諸君,許多正是被這樣的“當代性”吸引著,我也不例外。在學院知識生產與時代思想命題之間,我的批評修習之路漸漸指向明晰。與更多關注經典作家作品與生產機制的文學史研究不同,也與及時介入當代文學生產現場的批評寫作不同,我的批評實踐更多關注那些對中國社會與中國人產生較大影響并引起觀念紛爭的作品。也就是說,相比起“生產”,“接受”與“影響”更能刺激我的好奇心。作品在日常生活中的流布、發(fā)酵、再生產與再詮釋,往往交織出萬花筒般的觀念圖景,折射出多層次的現實狀況。這一視角,也使得我在讀到王汎森論“察勢觀風”與葛兆光論“一般思想”時,不能不心有戚戚,難以忘懷。往復交互的“風”對于實證化、線性化的歷史觀發(fā)出挑戰(zhàn),而“一般思想”則指向精英與經典之外的實際生活世界的知識、思想與信仰。生活世界里的察勢觀風者,正是我理想中的批評家形象。

這里不妨引入我關注的“療愈”話題,這源于自己感受到的強烈的時代風潮,在系統(tǒng)性的倦怠與失落之下,文藝的療愈功能被凸顯與消費。各類文藝作品與大眾文化產品都及時調整定位,迎合“時代精神”的需求。在儒家修養(yǎng)、革命信仰、人道理想之后,另一種“身心靈”主體論述正在蔓延開來,影響著無數當代國人的價值觀念。為了探討這樣的話題,我必須選擇當下的對象作為抓手,相關的網絡漫畫、影視作品自然也就進入視野。這些對象當然談不上經典,但它們聯動著經典、普遍而又真實的問題。

我始終倍加珍視自己的“感受力”,不斷培植沉入其中的感知力。于我而言,這是再多的知識與理論都無法取代的。至于具體的批評過程,則涉及歷史與現實、知識與思想、理論與經驗、沉入與超脫的多重關系,其中的分寸與奧妙,不能不假以時日慢慢摸索。學院訓練固然重要,大眾聲音也不必盲目追隨,自我好惡更需時時反省:在多重力量織就的大網里,我始終猶疑,始終漂泊,不迷信任何一個確定的錨點。

如果說,以往我更偏向于借思想文化直抵中國社會狀況,糾纏輾轉于政治經濟決定論,那么隨著閱歷的增長,我現在更好奇的是文學如何借助自身力量抵達普通人。文學已然敞開為一個極為豐富且能動的領域。比如在已經完稿的專著《賽先生在當代:科技升格與文學轉型》中,我有意并置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與2016年以降兩個時段,運用史論結合的方式,建立文學研究者具有的文藝與科技交互的人文學視角,正面思考來自文學的創(chuàng)造。在艱辛的人文探索中,文學批評始終是我抵達他人與社會的途徑,也是努力真實地活在此時此刻,并嘗試擔負起某種倫理與道德責任的寶器。在此意義上,我對批評的理解是頗為古老的,它應當朝向普通人與日常生活,并竭力探察良善生活的契機。人生海海,大道多歧,批評是我們訴說愿望與守衛(wèi)尊嚴的方式。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24年第2期

批評家印象記

編輯部來了個年輕人

——李靜小記

魯太光

01

李靜是我的師妹,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師妹,是嚴格意義上的師妹——我們都是韓毓海老師的研究生,按照流行的說法,屬于一個師門。

但在李靜到《文藝理論與批評》編輯部工作之前,我跟她卻不熟,甚至可以說不認識,現在想起來,原因大概有兩個。一是韓老師沒有什么門戶意識,他認為學問的天地很大,不要搞成圈子、門派、江湖,就鼓勵學生到不同的老師那里去學習,在觀點的爭鳴、知識的博弈、思想的淬煉中磨礪自己。我記得很清楚,2001年我剛到北京大學中文系讀碩士時,他多次向我推薦李零老師的課,弄得我一頭霧水:我一個學當代文學的,還要去聽古代文學的課?我的愚鈍讓我錯過了聽李老師課的機會,直到后來讀了李老師的文章才理解了韓老師的苦心。大概因為有放學生到無窮的遠方與無數人中去的想法,韓老師很少組織師門聚會之類的活動,這樣我跟“同門”見面的機會就少了很多。

二是我比李靜高幾屆。我碩士畢業(yè)工作一段時間后,2009年又考上韓老師的博士,“回爐”再造。李靜不一樣,她自謙是“小鎮(zhèn)做題家”,但其實她的起點很高,本科就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真正的萬里挑一,而且優(yōu)中選優(yōu),本科起點直博,是真正的高材生。算起來,我讀博士的后兩年(2012、2013年),她開始直博,應該有一定的交集。但那時我一方面工作,一方面讀書,加上2010年又有了孩子,每回去學校都像打仗似的,匆匆忙忙到教室,慌慌張張聽課,一下課就火急火燎的,不是往單位跑,就是往家里趕,跟同學們接觸極少。說實話,我那時候真不知道有個師妹叫李靜,以后還會成為同事?;蛟S,她可能對我有點印象:這個行色匆匆的師兄到底是個什么鬼?

我跟李靜真正熟悉起來,是2018年上半年她博士畢業(yè)找工作時。這就說到我們的老所長、老主編祝東力老師了。我是2016年從中國作家協(xié)會《長篇小說選刊》雜志社調到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工作的,祝老師那個時候是所長,后來又兼任《文藝理論與批評》編輯部主編。那個時候,編輯部人手極缺,加上祝老師、崔柯、楊娟,技術編輯丁愛霞,連兵帶將,一共四個人,實在忙不過來,祝老師就約我做特約編輯。即便如此,依然捉襟見肘,左支右絀。我印象很深,2017年終述職時,祝老師說自從接了刊物主編,自己壓力山大,一年下來,頭發(fā)也白了,牙也掉了。我當時還“笑話”祝老師小題大做,不能舉重若輕。后來我接了祝老師的班,才知道其中的厲害,編輯學術刊物,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編好真是太難了。我接手時已然兵強馬壯,但一年下來頭發(fā)也白了不少,幸虧牙沒掉。

所以,那時候,物色人才,招個好編輯,是祝老師的一大心事。當時,院里有規(guī)定,應屆畢業(yè)生進院工作,必須到行政崗鍛煉兩年。為了解決這個障礙,祝老師反復找院領導匯報、溝通,爭取了一個用人指標,而且不用到行政崗鍛煉,直接做編輯。李靜之前給編輯部投過稿,質量很高,順利刊用,她也參加過所里主辦的幾次學術活動,給人的印象很好。李靜參加院里組織的應屆畢業(yè)生招聘考試,報了《文藝理論與批評》編輯部的編輯崗,順利通過筆試、面試,確定入職。

沒想到,這時候又出了岔子。院里領導更迭,班子會上討論應屆畢業(yè)生入職事宜時,沒人提醒新領導這個崗位的“前史”,決定李靜還是要按慣例到行政崗鍛煉兩年。祝老師聽到這個消息后急壞了,跑到我辦公室說,要是真到了行政崗,我們怎么對得起人家呀!說著說著臉都紅了。我記得當時是下午四五點鐘,他十點左右就要乘航班出國,他是真急壞了。我建議他去找新領導匯報,把來龍去脈說清楚,盡力爭取。祝老師連忙聯系新領導,新領導正在原單位辦公室收拾東西,讓他過去談。他馬不停蹄地趕了過去,我在辦公室心神不寧地等。半個多小時后,祝老師給我打電話,說問題解決了,李靜還是到編輯部。

就這樣,《文藝理論與批評》編輯部來了個年輕人。

介紹李靜的文章,花這么大篇幅說祝老師,有點跑題,但其實也沒跑多遠,我繞這個彎子其實是想說李靜是所里和編輯部急需的人才。

果然,李靜入職后,編輯部一下子多了一名生力軍,運行順暢多了。從那個時候起,說起刊物時,祝老師再也不說頭發(fā)白了牙掉了的話,反而臉上多了笑模樣,輕松了不少。后來祝老師跟我說起這事來,有句口頭禪,他自己可能沒意識到,這句口頭禪是“一個頂好幾個”。既然“一個頂好幾個”,祝老師就量才使用,既壓擔子又悉心指點,李靜成長很快。祝老師升任院領導后,工作更繁多了,就把寫“卷首語”的任務交給了李靜,此前一直他自己寫,把這看作刊物的“文眼”。后來,這個安排一直延續(xù)了下來,“卷首語”也成了刊物的一個亮點。

短短幾年時間,李靜也從一名年輕的編輯成長為年輕的副主編。

02

從2018年7月進入編輯部工作到現在,五年多時間過去了,李靜慢慢成了院里的熟面孔,加上這些年院里老同志退的多,新人進的也多,新舊更替頻率有點快,李靜承擔了院里的一些急重任務,做起來有條不紊、善始善終,完成質量很高,得到領導、同事的好評,被一些新進院的更年輕的學者稱為“老師”,她漸漸還有了點“準老人”的樣子。由于工作關系,她跟所里、編輯部同事接觸更多,我對她的了解自然也越來越多。認真說起來,我對她的整體印象就一個字:清。

這個“清”首先是清爽。我們是研究文學的,文學里特別講究人物出場時給人的第一印象,這個第一印象好不好是這個人物成功與否的關鍵,從這個意義上說,李靜的“出場”無疑是十分成功的。當初見到她,就覺得她相貌清爽,衣著清爽,言談清爽,舉止清爽,一看就是個利落人,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很到位,沒有絲毫冗余感。如果說,當初因為不那么熟悉,她可能有些刻意,可這么些年下來,大家都熟了,我發(fā)現她仍跟當初一模一樣,這說明清爽是她的本色。

李靜不僅注意衣裝言行清爽,還注意工作環(huán)境清爽。在期刊工作的人都知道,編輯部的一個特點就是刊物多,書多,近乎倉庫,稍不留神,人就容易被書、刊給淹沒了。我讀到一些新老編輯的回憶文章或訪談,多數都談到這個現象,談到人被書、刊包圍,進出還要突圍。

這么看的話,我們編輯部就有點不像編輯部了。我們編輯部空間不大,也就三四十平方米,里邊擺了五張辦公桌,文件柜、書架等一應俱全。但我們五位編輯卻從來沒被書、刊包圍,成為它們的附庸甚至俘虜。其實她們也沒什么秘訣,就是勤快,編輯部東西一多,立馬就整理、清理。進門第一張辦公桌就是李靜的,不管什么時候進去,一眼看見,都干干凈凈、清清爽爽的,洋溢著書香氣,感覺很愜意。

人如其名。李靜不僅清爽,而且清靜。我們院科研崗、編輯崗不坐班,除非特殊情況,基本上一禮拜集中一次。大家長時間不見,見了面難免聊幾句,有時候聊得高興,就會嘰嘰喳喳地說上一陣子。如果有其他部門的人加入,那就更開心了,有時候還會發(fā)出開心的笑聲。但我發(fā)現,李靜很少參與這樣的“閑聊”,大家見了面,笑微微地打個招呼后,就坐到辦公桌前,有稿子就打開電腦編稿子,沒稿子就打開書看書。有人來找她談事,她會笑微微地認真對待,但事情一處理完,就繼續(xù)回到桌前,要么編稿,要么看書。讓人看了,心里安靜。

其次就是清楚。這首先體現在文字上,不只是論文,而是一切文字。李靜的學術文章清楚,這我早就知道。但我也見過一些學術文章寫得不錯的人,一寫其他文字就面目模糊,很不像樣。說起來不堪,我就見識過連請假條都不會寫的學者。李靜到編輯部工作后,特別是前幾年,因為年輕,一些公共事務,比如開學術會議,難免要她處理一些瑣事,比如寫會議通知、新聞通稿,編排會議議程。這樣的文字,看起來好寫,但寫好很難,因為要把會議主題、時代背景、人員信息等水乳交融,還要分類歸納,分明條理,最后要找一條主線串起來,文字太學術了不行,不學術也不行,要“雅俗共賞”。所以,我有時候不是從學術文章中看一個人的文字能力,而是從“小作文”中看。交給李靜的“小作文”每次都寫得很好,不僅信息清楚,而且眉清目秀。

在編輯工作中,李靜就更清楚了。分配給她看的稿子,返回及時,意見中肯。不管建議刊發(fā)與否,她的意見往往提綱挈領,直指要害。其實,很多時候,“清楚”不僅是一種態(tài)度,更是一種立場。如果立場站在刊物、學術這邊,那么判斷起來就容易得多,態(tài)度自然也清楚。

李靜的清楚還表現在善于發(fā)現問題上。有的稿子,不怎么出色,但也不很差,中不溜秋的,在可用與不可用之間。這種情況很考驗編輯。我發(fā)現處理這樣的稿子,李靜有一套自己的辦法,那就是全面考察,排除隱患。有一次面對一篇這樣的稿子,我舉棋不定,就征求她意見。結果她看后建議退稿,因為這篇文章在學術規(guī)范上有一些隱患,如果刊發(fā),可能會觸“雷”。編輯刊物,真的需要清楚的眼光和頭腦。

03

最后,我還想簡單談談李靜的評論。

在這個方面,李靜的特質就是清醒。

李靜很勤奮,我前邊說她“清靜”,很少閑談,就是想說她勤奮。我們現在“看”人,很容易看到別人的成功,而很少或簡直就不看別人的付出,這樣心態(tài)容易出問題,老想為什么別人成功了自己卻沒有。魯迅成名后,有人稱贊他是天才,他說自己哪里是什么天才,只是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用來工作罷了。這提醒我們:沒有無緣無故的成功。

因為勤奮,這五年,李靜收獲頗豐,不僅發(fā)表了大量論文、評論,而且出版了專著《更新自我:當代文化現象中的個體話語》,另一本《賽先生在當代:科技升格與文學轉型》也即將由三聯書店出版。

因為勤奮,這五年,李靜也獲得不少榮譽。在院里,多次被評為優(yōu)秀。她的論文《當代“詩意生活”的生產原理——解讀微信公眾號“為你讀詩”“讀首詩再睡覺”的文化癥候》獲《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度優(yōu)秀論文獎,評論《當代喜劇節(jié)目的“現實性”及其潛能》獲中國文聯第七屆“啄木鳥杯”中國文藝評論優(yōu)秀作品。她還被聘請兼任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會員等。

勤奮能保證作品數量,但不一定能保證作品質量。李靜之所以能得到編輯部同事肯定,得到學術界認可,跟她的勤奮有關,但更跟她的能力有關,即她不僅作品數量多,而且質量普遍比較高,這主要體現在她的學術自覺上,即她的著作、論文、評論中有一種清醒的意識。

現在,文學研究看起來很興旺,著作很多,論文很多,評論很多。有些讀的時候覺得還不錯,溜光水滑的,甚至還流光溢彩??蓵r間久了,稍微冷靜下來,仔細想一想,又覺得沒什么收獲,難免有些失落。導致這個問題的原因很多,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喪失了學術自覺,忘記了學術研究是為了解決問題的,是為了拓展人類的生存空間的。就文學研究而言,是為了找出人類精神、思想、情感中的病灶并加以療救,進而改造生產關系,調整社會關系,使人能夠像人一樣生活。這樣的研究不能脫離物質生產領域的勘察,但又一定得回歸精神領域。我以為,正是因為喪失了這樣的學術自覺,現在的許多文章就是知識的搬運和堆積,以至于不同作者的文章看起來都一個樣,像近親繁殖。

就目前的成果來看,李靜的研究不乏學術自覺。我這幾天細細讀了她即將出版的《賽先生在當代:科技升格與文學轉型》。這看起來是一本科幻文藝研究專著,實際上不止如此,這是本以點帶面的著作,以重要科幻作品、科學議題為切入點,探究現代科學話語在中國不同時段的發(fā)生、發(fā)展及其結果——在結果中,又更看重對后果的探究。擴大點,可以說這本書的主題是現代實踐和話語在中國的發(fā)生及后果。

正因為有自覺的問題意識,使這本書中的一些論述極其精警,頗富啟發(fā),對此,錢理群老師已經在給這本書寫的序言中有多處引述,我就不再畫蛇添足了。我的一個感覺是,李靜在研究中一直十分注意人的位置,特別是普通人的位置。正是從這一出發(fā)點,使她能夠勘破種種高大上話語的迷思,找出其上的斑點、暗面及演變中的變形、變異,以及這些斑點、暗面、變形、變異給人帶來的或明或暗的壓抑與傷害。就當下來說,這樣的“清醒”之作不能說沒有,但也不多,因而可貴。

如何處理物質與精神的關系,讓物質發(fā)展與人的發(fā)展相協(xié)調,一直是個現代難題。隨著現代科技發(fā)展,重物質輕精神、重經濟輕社會、重錢輕人的傾向越來越嚴重,一個癥候就是文科貶值——在一些人眼中,“文科都是服務業(yè)”,歸根結底靠“舔”。這樣的言論能夠公開說出來,一方面揭示了所謂“文科”的窘境;另一方面印證了物質至上的“成功學”有多么成功——相當程度上,這還是文科的杰作。不過,這也反過來提醒我們,清醒的學術意識、嚴肅的研究是多么的重要。

在這個意義上看,李靜的研究、評論剛剛起步。我愿為她加油。

2023年12月16日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24年第2期

(魯太光,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