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一閃念”，磨礪九春秋 ——《章回之祖——羅貫中傳》后記
我準備寫作《羅貫中傳》，似乎出于“偶一閃念”；迄今想來，我對于這一寫作所面臨的難度一直準備不足。但不知不覺中，錯雜、浩瀚、縱橫的9年時間過去了，這部書的寫作也終于到了尾聲。何謂“偶一閃念”？這么說吧，我來寫作這部書，似乎沒有特別充分的理由，因為我之前一直專注在散文、詩歌、小說領域，接觸過一些與羅貫中有關的寫作任務，但也僅限于地方文化中出于鄉(xiāng)誼的成分（因為《錄鬼簿續(xù)編》記載：“羅貫中，太原人”）——除此以外，我雖然喜讀傳記，稍微寫一點非虛構性質的文字，但向來沒有以此為重。所以，在2013年夏，因為哲夫的推薦而開始介入這項工程時，我常有恍兮惚兮之感。但這一因無知而無畏的“閃念”，從此構造了我的生活。
自2013年夏天的尾聲完成寫作大綱，并與作家出版社簽訂正式協(xié)議以來，這部書的寫作迄今已然跨越了9個年頭。在此期間，我從太原市文聯(lián)《都市》雜志社調到了山西省作協(xié)從事專業(yè)寫作；去北京讀完了中國作協(xié)魯迅文學院與北京師范大學合辦的文學創(chuàng)作方向碩士研究生班。在接受本書寫作任務的最初3年間，我將工作重心放在前期的準備工作上：通過各種途徑購藏了與《羅貫中傳》寫作有關的、出于古今中外各類著者之手的數百本圖書；閱讀、解析并順藤摸瓜地走訪了山東、河南、四川、重慶、陜西、北京、江蘇、浙江、河北、福建及山西清徐、祁縣等全國十多個或與羅貫中生平相關、或與羅貫中研究不無牽涉的省市區(qū)縣。這些工作陸續(xù)完成后，我終于在2016年5月18日開始動筆創(chuàng)作，到7月31日完成了近8萬字，形成了本書將近半數的篇章。
但在2016年的后半年，由于讀研備考之事，此書的寫作便暫時被擱置下來。
等到研究生錄取事宜塵埃落定，我在2017年3月31日再度拾筆續(xù)寫時，卻發(fā)現(xiàn)由于中斷形成了新的思考，全書業(yè)已完成的章節(jié)也感覺面目全非，于是在整體結構和細部方面重新梳理，用了大概一個半月進行恢復，才真正進入第二輪寫作狀態(tài)。這次寫作從5月18日一直持續(xù)到8月26日。2017年9月去北京師范大學讀研之前，《羅貫中傳》的基本文本規(guī)模達到了16萬字，但仍未最后定稿。而在此前與此后，我參加過兩回中國作協(xié)“中國歷史文化名人傳”叢書編委會組織的專家會議，參加過一次中國傳記學會組織的學術會議，基于國內羅貫中傳記寫作的一片蠻荒局面，在會議中求教于各方專家，雖獲益良多，但對于如何徹底完成此書的寫作，卻愈來愈覺得艱難，需要加倍慎重。此中最重要的原因，自然首先是羅貫中生平文獻的過度匱乏，但還有一個無法忽略的關鍵因素，即本書傳主最重要的著作《三國志演義》，是否同出于《錄鬼簿續(xù)編》所記之雜劇家羅貫中之手，學界一直未有確論。在這種分歧面前，傳主的面目自然無法變得清晰起來。
從2017年9月到2020年6月完成研究生學業(yè)的3年間，由于拿不出根本性的說法，而我頭腦中的疑惑之處漸漸增多，所以《羅貫中傳》的終稿一直難以出籠。前述分歧帶給此傳寫作最大的麻煩在于，傳主的生平鏈條無法在矛盾重重的面目中首尾貫穿，且極易發(fā)生時空錯位，賡續(xù)大體無法，更難以按照傳記的基本要求行文。因此，在2020年秋天，當我最終決定將此書結稿，對多年來關注和支持此傳寫作的眾多師友，尤其對組織此書寫作的中國作協(xié)“中國歷史文化名人傳”編委會的幾位師長、對已經簽訂協(xié)議多年的作家出版社完成最后的許諾之時，我發(fā)現(xiàn)我面對的不是需要稍做修改的16萬字，而是在時間流逝、思考不斷蔓延的作用力下，突顯出更多自我質疑和否定的16萬字。
自2020年臘月一直到2021年暮春時節(jié)最后數月的突擊修改，我便是在這種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的感受中度過的。直到2021年4月30日，我最終提交18萬字的文稿時，也沒有出現(xiàn)如釋重負的感覺。經過多年的傳記寫作，我原有的超強的自信心退去大半，一種從未有過的無知和無力感盤桓心頭，良久不去。唯一或可感到幸運的是，由于多年堅持，這件在9年中我都沒有覺得會確切落地生根的事，居然成功了。我確信我所執(zhí)筆的這部《羅貫中傳》不會是這位小說大家最后的一部傳，因為此前我已隱約從各個渠道了解，愿為羅貫中作傳的人并非沒有，而是各位大家出于謹慎和謙虛，不愿自居人先罷了。
2021年年末，書稿審讀意見陸續(xù)返回后，結合審讀專家的意見，我又進行了一次整體性的修改，終于到2022年年中，于炎夏帶來的暑熱中正式將書稿完成。但由于上文所談，今天我所能呈現(xiàn)的，固然也談不上是一部扎實嚴密的《羅貫中傳》，它充其量，只是遵循了學界的基本研究，并以我迄今仍覺粗淺的判斷力而拿出的一部粗線條的、不乏推測性結論、雖有旁征博引但距離真正的傳記尚有諸多差距的作品罷了。
至于本傳字里行間，關于羅貫中生平行事段落不免各種缺漏，而筆者卻將著眼之要點，放到了羅氏在精神層面的覺悟和靈魂之細節(jié)，在此只能祈請讀者知之、諒之。因為關于傳主原始的記錄，實不至于支撐本傳鋪排行文，故本書在開展之際，常涉筆于元末與三國時代大勢，對傳主本人來說，似旁及過多，此為無奈之舉，亦望讀者知之、諒之。
羅貫中一生著述，以《三國演義》為其核心，因此本書提綱挈領，以一個人，一部代表性的作品，對應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此可謂筆者撰寫此書的起點，也是全書最終的歸結。另，對羅氏曾參與創(chuàng)作《水滸傳》一事及其余“可能性的著作”，本傳只是略為述及，并未詳加敘說。其因，一出于筆者筆力未逮，二由于《水滸傳》之著者，本叢書另已有傳，三因《水滸傳》之事，更為撲朔迷離，筆者論來論去，會顯得本傳更加不像一部傳記，大違編者要求，也遠離讀者閱讀趣味。
為保守傳記真實之底線，本傳對于晚近各地出現(xiàn)的羅貫中傳說，今人所提之模棱兩可、難證其實的新史料，只做極有限的采錄。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在行文盡可能刪繁就簡的前提下，為了厘清錯綜舛亂的材料之間的關系，使全書的敘述顯得可信，本書在以有限的記載為據，敘述羅氏生平之余，尚在必要之處采取了辯證之法，盡量節(jié)制地加入了一點作者的議論。這并非是筆者要故意破壞本書的體例，而實在是由于不愿姑妄言之、草率結論罷了。至于評判此書的繪制，是否盡得羅氏本相之精髓，卻不屬于筆者之責，只能勞煩讀者鑒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