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戴逸先生（1926年9月—2024年1月）在書房中。于曉靜攝于2011年3月 資料圖片

《戴逸傳》 孟東明 著 光明日報出版社

《清史》的部分初稿、二審清稿 資料圖片

戴逸先生是我國著名清史專家，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在國內(nèi)外學術(shù)界享有崇高聲譽。

孟東明所著《戴逸傳》，70萬字，是全面介紹戴逸的人物傳記。該書史料翔實，脈絡(luò)清晰，視野宏闊，旁及歷史、文化、時代背景和眾多與戴逸同時代的杰出文化人士，全景式地向讀者呈現(xiàn)出了作為史學家和文化大師的戴逸成長、治學歷程。該書的另一個特點是文獻與文學相結(jié)合，在列出大量一手文獻資料的同時，作者用曉暢華美的語言、跌宕起伏的情節(jié)，將人物傳記寫得如同報告文學一樣引人入勝。讀這本人物傳記，讀者能“望見”鮮活的戴逸，“聽見”這位清史研究大家百年求索的足音。

走上喜愛文史的道路

戴逸，原名戴秉衡，1926年生，江蘇常熟人。常熟這座江南文化名城，在明清時期走出過許多名士，最著名者是晚清狀元、清末帝師、曾任軍機大臣的書法家翁同龢。在常熟古里，還有被譽為清末民間四大藏書樓之首——常熟瞿氏創(chuàng)立和世代守護的鐵琴銅劍樓。

在戴逸童年和少年時期，他有幸與鐵琴銅劍樓第四代樓主瞿啟甲結(jié)為忘年交。瞿啟甲老先生知識淵博、滿腹經(jīng)綸，而且熱心提攜后學。1935年，9歲的戴逸拜瞿啟甲為師，到鐵琴銅劍樓聆聽其教誨。次年清明節(jié)，在瞿啟甲的安排下，戴逸再次到鐵琴銅劍樓觀覽圖書，這次，瞿啟甲有意安排戴逸坐在翁同龢曾經(jīng)坐過的書案前讀書，讓他與這位狀元宰相做跨越時空的邂逅與神交，激發(fā)他的讀書欲望……就這樣，少小戴逸閱讀了許多鐵琴銅劍樓所藏珍貴書籍，從瞿啟甲老先生那里，戴逸受到的教育之深刻，激勵之亢奮，令他終生難忘。1937年11月，日寇占領(lǐng)常熟。1938年春天戴逸被父親接到上海，同在上海的瞿啟甲繼續(xù)指導戴逸讀書，還指點他寫文章。正如戴逸自己所說，他“走上喜愛文史的道路，啟甲爺爺功不可沒”。

小人書也是戴逸的“歷史啟蒙老師”。

小人書，是連環(huán)畫的俗稱。戴逸小時候迷戀小人書，尤其是歷史題材的小人書，這是他與文史結(jié)下不解之緣的另一個重要原因。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世界書局、商務(wù)印書館、中華書局紛紛出版小人書：《封神榜》《東周列國志》《三國志》《西游記》《說岳全傳》《水滸》《武松打虎》《薛仁貴征東》《楊家將》《文天祥》等。戴逸是小人書的“鐵粉”，他沉迷在小人書的世界里，白天上課時偷偷看，晚上一邊寫作業(yè)一邊偷看，夜里不睡覺也要偷看。他能把梁山泊一百零八將的姓名、綽號倒背如流。這些故事精彩、人物紛呈、圖文并茂的歷史題材小人書，通俗易懂地向讀者講述了中國的歷史，盡管許多小人書講述的故事不乏傳說和演繹的成分。戴逸對中國歷史的了解始自小人書，他對中國歷史產(chǎn)生濃厚興趣，也是始自小人書。小人書幫他打開了那扇神秘的歷史之門，他后來踏入這扇大門，義無反顧地走進去，直到成為史學大家。

北大圓了戴逸的史學夢

青少年時期的戴逸，親歷了日寇入侵、民族危亡、家國破碎的戰(zhàn)亂與動蕩。這愈加激起了他發(fā)奮讀書、報效國家的強烈愿望。值得一書的是，他在家鄉(xiāng)常熟的江蘇省立第七中學讀高中時，有幸遇到了被他稱為“第一恩師”的楊毅庵老師。教國文的楊老師對戴逸的史學造詣深感驚詫，便讓16歲的他做教學的小助手，幫助搜集、整理文史資料。他做了兩年半的小助手，楊老師的悉心指導，對他日后從事史學研究工作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1946年，20歲的戴逸考入北京大學史學系。在北大，戴逸得到了胡適、鄭天挺（明清史）、鄧廣銘（宋史）、向達（隋唐史）等史學名師的指導，輔仁大學校長、史學家陳垣還為他們講授了“史源學”。特別是作為北大校長的史學大師胡適，在繁忙的校務(wù)工作之余還親自為史學系學生授課，深深影響了包括戴逸在內(nèi)的青年學子們。在北大學習的第一個學年，戴逸用心聽課，沉迷書海，門門功課優(yōu)秀。這期間，他還研讀了半部《明史》（280萬字）。戴逸在北大學習兩年多，用他自己的話說，北京大學的教授們教給了他如何治學、治史、做人。

毋庸置疑，在北大聆聽名師的諄諄教誨，接受系統(tǒng)的學習和訓練，是戴逸圓夢史學最關(guān)鍵的一步。

奔赴解放區(qū)的華北大學

解放戰(zhàn)爭爆發(fā)后，北大師生紛紛參加反對國民黨的進步、民主運動。作為進步青年的戴逸，自然也投身其中，并成為北大地下黨組織的外圍成員。1948年8月下旬，戴逸上了國民黨的通緝名單，并遭警察抓捕。戴逸被捕后，北大校長胡適親自出面營救，他致函北平市公安局特刑庭：“戴秉衡（戴逸）是我校很用功的學生，他絕不會有危害社會的活動；他還是一個優(yōu)秀的學生，是準備送美留學的好學生！”接到胡適的信函后，北平警方不得不釋放了戴逸。

此時的戴逸，已經(jīng)不能在北大繼續(xù)學習。中共地下黨組織決定將他轉(zhuǎn)移到解放區(qū)去。1948年10月，在離開北平前往解放區(qū)的“遁逸”路上，戴逸將名字“戴秉衡”改為“戴逸”。

轉(zhuǎn)移途中，在由德州開往石家莊的火車上，戴逸還遭遇了險境。國民黨空軍的飛機掃射他乘坐的這列火車，開火車的是個日軍俘虜，在轟炸時，這個日本司機竟然跳車跑了。火車失去控制向前奔駛，情況萬分危急。好在國民黨空軍的飛機不明真相，拼命掃射火車頭，火車頭最終被打壞停了下來，才避免了整列火車顛覆的慘劇。

戴逸等100多人趕到石家莊后，繼續(xù)步行30余里來到正定，進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于1948年8月創(chuàng)辦的華北大學，被編入一部（17）班參加培訓，當時一部的主任是經(jīng)濟學家錢俊瑞。培訓結(jié)業(yè)后，戴逸留在一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教學組當研究生。

1949年3月起，華北大學各部門陸續(xù)遷入北平。1950年10月，華大更名為中國人民大學。在此后的70多年里，戴逸始終在這所大學任教、搞研究。

致力于清史教學與研究

孟東明所撰寫的《戴逸傳》，對新中國成立后戴逸的治學、治史和所取得的學術(shù)成就進行了全景式的介紹與評介。

1956年，戴逸在人大中國歷史教研室任教，講授中國近代史。年僅30歲的他便被評為副教授，是新中國成立后自己培養(yǎng)的最年輕的副教授。1958年，32歲的戴逸出版了介紹晚清歷史的《中國近代史稿》（第一冊），之后他還續(xù)寫了《中國近代史稿》（第二冊）?！吨袊犯濉房胺Q中國近代史教育的奠基之作。1959年，戴逸《評〈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一文在《人民日報》發(fā)表，對長達2000萬字的9部古籍叢刊進行了勾勒評介，引起史學界的廣泛關(guān)注。1961年，北京市歷史學會首任會長吳晗找戴逸談話，那時戴逸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lǐng)域已經(jīng)小有名氣，吳晗對他說：“中央領(lǐng)導同志正在考慮清史編纂工作，這是一項艱巨的、長期的大工程。明史的編纂花了將近100年。清史的編纂也得用幾十年。當前，清史尚是一片荒蕪的園地，治清史者甚少?！眳顷侠^續(xù)談到他對清史編纂的宏大設(shè)想。這次“神仙會”對戴逸后半生的史學研究方向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那就是聚焦清史，咬定清史不放松，將清史研究進行到底。

1978年7月7日，52歲的戴逸被任命為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所長，所長由常務(wù)副校長郭影秋兼任。一年后，戴逸接任所長。在戴逸的帶領(lǐng)下，清史研究所完成了重大課題《清史編年》，編寫了70萬字的《簡明清史》，戴逸與李文海主編的通鑒編年體史書《清通鑒》也付梓出版，他還撰述了《乾隆帝及其時代》一書，發(fā)表的清史研究文章更是不可勝數(shù)。

由于戴逸在清史研究領(lǐng)域所取得的顯著成就，1982年至1989年，戴逸擔任了北京市歷史學會理事會會長；1988年起，他又擔任中國史學會第四、第五屆理事會會長。史學界對戴逸的評價是：“在當代學術(shù)界，貫通清前史和近代史同兼中國古代史、近代史博士生導師二任為一身者，唯先生一人。”

擔綱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

2002年8月，在吳晗對戴逸提出編纂清史的40年之后，清史編纂工程正式啟動，時任國務(wù)院副總理的李嵐清推薦戴逸擔任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戴逸時年76歲。編纂清史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國家文化工程，由既精通古代史，又熟稔近代史的著名學者戴逸擔綱，是實至名歸。

2003年1月28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嵐清在聽取清史編纂委員會專家學者的意見、建議后，代表黨中央、國務(wù)院提出了對新編清史的要求：“編纂的清史質(zhì)量要高，必須是精品，要注重科學和可讀性。確保編纂出一部能夠反映當代中國學術(shù)水平的高質(zhì)量、高標準的清史巨著，使之成為經(jīng)得起歷史檢驗的傳世之作?！?/p>

孟東明在介紹戴逸主持清史纂修工作時，列入了許多戴逸在清史編纂委員會的報告、講話和答記者問，這些思想性、學術(shù)性很強的第一手文獻，有助于讀者了解戴逸在清史編纂中所發(fā)揮的開創(chuàng)性作用。例如《戴逸傳》中收錄的戴逸對編寫人物傳記的有關(guān)講話，讀后就深受啟發(fā)。

編修《清史》，戴逸格外重視“傳”的編寫?！洞饕輦鳌分?，載有戴逸談“史”說“傳”的講話記錄?！盁o傳不成史”，這是中國“二十四史”編修中的一個共識。戴逸介紹說，通觀歷代官修“二十四史”，沒有“表”“志”，可以成為一部史書，但沒有“傳”則絕對不能成為一部正史，“紀”與“傳”是史書的主干，不容偏廢。他特別強調(diào)，歷史是由人的活動組成的，沒有人的活動，也就沒有歷史。編修史書，人物傳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清史人物傳記的編寫過程中，戴逸闡明了自己的主張。

他指出傳統(tǒng)傳記的一大缺陷：正傳中只寫帝王將相，“小人物”只在類傳里偶有出現(xiàn)?！肚迨犯濉返恼齻骼镞B篇累牘是政治、軍事人物，反映了封建社會的官本位特點，不重視老百姓，也不重視非官方人物。纂修《清史》，就要徹底打破封建官本位的藩籬。依據(jù)這樣的主張，戴逸認為，在《清史·傳記》的編寫中，要改變傳統(tǒng)的傳記結(jié)構(gòu)。

第一，大大增加類傳，同時對類傳進行改革。類傳，就是對各行各業(yè)人物分類撰寫的傳記，分量輕于正傳。與《清史稿》只寫皇后、太監(jiān)、黨錮等不同，《清史》類傳增加了與社會變遷密切關(guān)聯(lián)的工商、宗教、少數(shù)民族、華僑、外國人、農(nóng)民領(lǐng)袖、婦女、革命黨人等，“把各界人物都吸收進來，大規(guī)模地改變了類傳的內(nèi)容，因為類傳更加貼近于下層，更加貼近于平民，這樣大大減輕了官本位的色彩?！?/p>

第二，改變正傳的結(jié)構(gòu)。《清史稿》中，正傳都是寫封建權(quán)貴，而且都是“大官”，像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戴震等大學者都未入正傳，只入類傳。醫(yī)生、工匠、藝術(shù)家，無論影響大小，全在類傳里。對中國文學史產(chǎn)生重大影響的大作家曹雪芹、蒲松齡，索性在《清史稿》內(nèi)找不到蹤影?！皹邮嚼住惫そ呈兰?，對清代官式建筑的營造厥功至偉，紫禁城、天壇、頤和園等都是出自“樣式雷”的手筆，但卻未有一人入“傳”。戴逸主持編寫清代人物類傳，打破傳統(tǒng)傳記的框框，不僅重要的政治、軍事人物可以入傳，文化和其他領(lǐng)域的重要人物也要入傳。在《清史·傳記》里，能看到各種各樣人物，充分彰顯清代人物傳記的廣泛性和代表性特征。

第三，在正傳、類傳之外，注重編寫合傳、附傳。所謂“合傳”，就是將關(guān)聯(lián)性密切的人物合起來寫；所謂附傳，就是在寫某一歷史人物傳記時，將與他相關(guān)聯(lián)的歷史人物的簡單事跡一并附在正傳之后。戴逸說：“因為人是社會的人，不是孤立的一個人，人與人之間有各種各樣的關(guān)系。寫人物，重要的一點就是看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

《清史》編纂的一大亮點，就是對人物傳記的編寫進行了變革與創(chuàng)新。

《戴逸傳》還收錄了戴逸對圖片入史的精彩講話——收圖入史，在《清史》中增加“圖錄”，是編纂《清史》的又一個創(chuàng)新之舉。戴逸解釋說：“圖錄的作用在于以圖明史，以圖證史，即用圖錄反映人文歷史，用圖錄補充文字歷史，用圖錄形象地表現(xiàn)歷史。”“二十四史”無圖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大缺憾。為了增加《清史》中的圖錄部分，戴逸帶領(lǐng)編纂人員廣泛征集圖片、輿圖、風俗畫、肖像畫……建立清史圖片庫，在此基礎(chǔ)上進行嚴謹?shù)腻噙x與采用，以便真實地反映清代人物、建筑、器物、風俗和場景，讓歷史“影像化”，讓歷史“活起來”。這是一個前無古人的創(chuàng)造，意義重大。

《戴逸傳》是一部融史學、文獻學、報告文學為一體的長篇人物傳記佳作，頗具創(chuàng)新性和學術(shù)價值。讀者從中既能近距離領(lǐng)略史學大師的人生求索和治學風范，從而受到人格的熏陶和人生的激勵；又能從中了解清史研究的最新進展，以及戴逸先生對清史研究的創(chuàng)見與卓見，從而獲得思想啟迪。作者孟東明于耄耋之年，用3年多時間完成這部巨著，這是繼他撰寫《楊振寧傳》之后的又一嘔心之作?！洞饕輦鳌烦霭婧螅@得各界好評。

戴逸先生于2024年1月24日去世，享年98歲。謹以此文紀念之。

（作者：吳劍，系工人日報高級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