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通、會通、融通：“追求一高尚的精神境界”
2023年12月北京時代華文書局出版了《人生三書》，即樂黛云的《人生由我：做勇敢和浪漫的自己》、湯一介與樂黛云合集的《給大家的國文課》和湯一介的《人生的智慧：順乎自然，熱愛生活》，這三本小書內容多為湯樂二師的人生散文和學術隨想，形式裝幀雅致溫馨，封面用色多為淺淡入心的非飽和色，似“在非有非無之間”透露著形神合一這湯樂二師的靈魂追求，故而，《人生三書》確實是“人生”三書。翻開精美的三書，它們以湯樂二師并置的方式讓我們可以把攜手六十余年人生的兩位先生的人生、智識、哲思等對著讀，然而我總在閱讀中嘗試尋找“成見”，尋找學科差異、性情差異和風格差異，因為我們總認為湯樂二師的特點是“儒道互補”，而且湯先生在《我們家的儒道互補》一文中也說：“我在性格上比較溫和、冷靜、謹慎，興趣窄，不敢冒險，怕得罪人。而樂黛云的性格則是熱情、沖動、單純，喜歡新鮮，不怕得罪人……我們性格那么不同，可是為什么可以和諧相處地在一起生活了五十多年，而且一定會到我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呢？ 這就是我們家的儒道互補。”但等我不斷對讀兩位先生時，方才體認到，差異抑或只是表象，無論是“天人合一”的存在論哲學關懷、“熔鑄古今”“兼通中外”的全球學術視野、文史哲甚至科學人文融匯的跨學科閱讀與思辨經驗，還是“留下無痕跡的痕跡”“在自由與不自由之間”生活的生命感悟，都訴說著兩位先生的“同”而非“異”：對生活、他人、自我以及學術的真誠。
樂先生與湯先生是相似的，《人生三書》的文稿基本都是他們在上世紀80年代重新開啟學術生涯后寫作的，然而歷史的傷痕并沒有摧毀炙熱的靈魂，重啟智識生活的他們持續(xù)實踐著樂先生牢記一生的語言——“生命應該燃燒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煙！”在湯先生看來，這種火焰就是他在梳理儒家哲學“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即真善美后所得出的人生境界的追求：“人們的理想所表現(xiàn)的形式和內容雖然千差萬別，但總應有一種理想，追求一高尚的精神境界?！痹谛聲r期，再度喚起他們生命火焰和熱情的正是這一理想和追求，理想把自然、歷史、當下、未來和存在變成風景，正如湯先生所說：“我們不要失去自己的理想，它可以凈化我們的心靈，提高我們的精神境界，使自己有個安身立命之處?！痹谡劶岸斯餐P注的魏晉玄學“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話題時，樂先生也說道：“魏晉時人雖個性不同，但卻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就是追求自由的精神世界?！边@也正是兩位先生的精神自況。上世紀80年代，兩位先生從美國訪學歸來，著手創(chuàng)辦中國文化書院，正是因為他們看到了全民“文化熱”的理想和需求，那種火焰召喚著他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反思現(xiàn)代化與科技，重釋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與現(xiàn)代的、科技的與人文的、自我的與他者的歷史中。而在兩位先生身邊，我深知他們的理念，他們始終向著當下和未來，然后又不忘歷史與傳統(tǒng)，對他們來說，每一次“文化熱”都是一次古今中外的相遇契機，每一次“文化熱”都提示了一種打開歷史、文化和理論的想象力的可能，所以“文化熱”對他們而言涉及如何重新想象自我和他者，如何重新想象世界這樣的革命性理論議題，因而他們全情投入自己的歷史使命和責任感中。
樂先生和湯先生是相似的，他們都主張文史哲是不能分割的人文素養(yǎng)，而不是相互孤立的學科。樂先生的總結是真摯的，因為這是她一生的實踐：“愿我們人類能在宇宙的無限豐富性和多樣性即萬物中,努力追求永恒與和諧，也能實現(xiàn)自我的價值。”學科可以是分開的，但世界是豐富和多樣的，所以閱讀也應該是無限的。湯先生讀初中時，“先是愛看巴金的《家》《春》《秋》，也看《三國演義》《水滸傳》，好像特別喜歡屠格涅夫的《父與子》《羅亭》，覺得這些書寫人的感情比較細微”，而后忽然又對歷史很感興趣，父親就讓他“讀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這本書對他影響很大，使他了解到“我們國家有著悠久、豐富、輝煌的歷史，特別是錢先生對祖國歷史的熱愛之情躍然紙上，使我十分感動，這種態(tài)度可能對我以后愛好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有著非常大的影響”。熱愛歷史正是湯先生激活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方式，歷史不是在那里的，其悠久、豐富和輝煌是需要學習和意識到的。讀中外文學、歷史，大學時又深入哲學，而且大學時湯先生雖然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就讀，但“仍然喜歡文學……修了‘中國建筑史’‘英國文學史’‘西方文學名著選讀’（讀的是英文本的希臘悲劇和莎士比亞的劇本）”，他還常看文學方面的雜志，他對法國作家安德烈·紀德的《窄門》的抄錄和解讀感人至深，大抵因為他把自己的人生也讀入了作品。敏感如湯先生這般，他才會寫下這樣的詩句：“去看那看不見的事物，去聽那聽不到的聲音，把靈魂呈現(xiàn)給不存在的東西吧！”而樂先生不僅與湯先生一樣讀儒釋道，讀費孝通的“文化自覺”論，論廢名的人生，她甚至在大學時還選了化學系的課程，而她所從事的比較文學事業(yè)之所以吸引她就是因為這是一門兼通、會通和融通古今中外和各門學科的事業(yè)，比較文學在樂先生那里不僅僅是一個學科，而是一種打通學科壁壘的激進姿態(tài)，一切不能在傳統(tǒng)的學科內存在的思考，大概都是比較文學的。那才是這門學科當時的吸引力和激進性。樂先生的比較文學之路的一個起點正是重新闡釋和定位“學衡派”，對她來說，“學衡派”“明確提出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主張”?！皩W衡派”的湯用彤先生當時就特別強調“古今中外的文化交匯，提出要了解世界的問題在哪里，自己的問題在哪里；要了解人家最好的東西是什么，也要了解自己最好的東西是什么；還要知道怎么才能適合各自的需要，向前發(fā)展”，而樂先生正是將研究“學衡派”和湯用彤先生的學術理念，作為自己比較文學事業(yè)的一個起點。樂先生還曾為了寫文學與科學一文，專門學習了很久關于“熵”的理論，并且提出了物理熵和信息熵的區(qū)別在文學翻譯和文學研究中的意義，可見比較文學在當時打破學科界限、嘗試知識突圍的激進性。
樂先生和湯先生是相似的，他們都有一種人類和家國的承擔，有一份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他們的愛情也始于這份理想、熱情和使命感，有一天樂先生拿了伏契克的《絞刑架下的報告》給湯先生看，她說：“這本書表現(xiàn)的對人類的愛深深地打動了我，我想你會喜歡它。”這本書是捷克共產黨員尤利烏斯·伏契克在1943年被希特勒殺害前在蓋世太保監(jiān)獄中寫下的。湯先生看后說：“書中所表現(xiàn)的對人類的愛、對理想的忠誠，同樣使我大為感動。我把這本書讀了一遍又一遍，其中有一段我?guī)缀蹩梢砸蛔植徊畹乇吵鰜??！边@可以說是他們愛情的開始，也是他們在共同的理想與愛中共度一生的許諾。湯先生說到的“對人類的愛”使我想起了我剛入學時樂先生跟我說過的話——“我們可以一起嘗試為人類做些好事”。當時的我哪里知道什么是“人類”，讀完《人生三書》，我更加被兩位恩師的人類關注感動，他們的真誠在于他們都關心“存在”，而并不僅僅是“活著”。湯先生曾說：“‘生死’問題并不一定是人生中的大事吧！ 由此可見我往往是不自覺地站在儒家立場上對佛教提出某些也許不是問題的疑問?！弊鳛橐粋€追求成為哲學家的人，湯先生認為“生死”是必須要思考的，但是為什么他會覺得“生死”不是人生大事呢？ 因為，在他回首人生的時候，他想的都是：“二十年過去了，可以捫心自問，我們是在為中華民族的學術文化事業(yè)，為中外學術交流，做了我們力所能及的事。我們在國內外學術界有許多朋友，我們是幸福的。”今日我們在一種新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世界格局中談論家國情懷，好像是自然的，但是湯先生和樂先生寫作的年代，并不是一個國學熱或傳統(tǒng)文化熱的時代，那時候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盛行，且并沒有遇到今日的危機，全球化和世界化才是主流話語，所以他們的文化自覺是可貴的，是先知先覺的，湯先生說：“只要大家有一個復興中國文化，并使中國文化與現(xiàn)時代世界文化發(fā)展的總趨勢接軌，以及不是浮泛地而是認真地吸收西方的和東方其他民族的文化的愿望，且具有一種寬大的胸懷，那么中國文化將對世界文化做出有價值、有意義的貢獻。”
而關于如何發(fā)揚中國文化，彰顯我們自身的主體性和現(xiàn)代性，他們都是有所思的，湯先生強調，“我們只了解我們自己的學術文化，而不了解其他民族、國家的學術文化，大概就難以‘成一家之言’”。要“成一家之言”，必須要知己知彼，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且還要“會東西之學”。在論述中國古代的儒道釋傳統(tǒng)時，他們也從來沒有將某一種說法定于一尊，他們沒有去尋找一個“科學”的闡釋，從而讓其占據(jù)學術權力的位置，而是一直在嘗試觸摸我們文化的歷史性、流動性與當代性：“正因為儒學是在歷史中的一種學說，才有歷代各種不同詮釋和批評，而今后仍然會不斷出現(xiàn)新的詮釋、新的發(fā)展方向、新的批評，還會有儒家學者對其自身存在的內在矛盾的揭示。”所以湯先生跟樂先生一樣，都遵從一種“生生不息”“生成”“流動”這樣的文化意識，儒學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不是已成之物，而是在新的當下中的正在生成之物。關于文化的連續(xù)性與斷裂性，湯先生說：“它是連續(xù)的，又是斷裂的，所以說昔不至今，過去發(fā)展到現(xiàn)在，就不是過去了！”在這種連續(xù)與斷裂中，當代性既關涉民族國家的維度，又關涉人的生存境界。就印度政治而言，湯先生很早就注意到了這個正在崛起的國家：“二十世紀中期印度思想家戈爾瓦卡就提出：印度必須建立強大的印度教國家，他特別強調‘印度的文明是印度教的文明’。他們認為，只有把印度人民的宗教熱忱和宗教精神注入政治中，才是印度覺醒和復興的必要條件?！淠康氖且眠@種學說來捍衛(wèi)印度教的傳統(tǒng)文明和精神，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襲和影響?！迸c印度教與印度的民族意識和政治意識的關系一樣，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現(xiàn)代詮釋本身也是中國政治生活和抵御西方文化侵襲和影響的一部分，但湯先生不僅像之前那樣強調古今中外的會通與“成一家之言”的關系，他還強調“今天我們弘揚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也許在努力‘進學’的基礎上更應該注意把道德的修養(yǎng)和學問的提高統(tǒng)一起來，這樣才可以無愧于天地之間”，也就是說湯先生的立意始終在境界、學問與德性，這樣的訴求既是當下的、政治的，也是哲學的、普遍的、大時段的。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流動性，湯先生亦結合自身體認說：“就中國文化本身說，往往也是可以兼容并蓄的，儒、道、釋三家的思想雖不相同，但常常形成一種互補的狀態(tài)，而何況這三家在唐宋以后就形成了合流的趨勢呢！ 就我的氣質說也許更近于儒家，但就我的家庭影響說，在我的思想中無疑也包含著道家和佛教的成分?！?/p>
湯先生和樂先生是相似的，面對自我、人生和歷史，他們都在透過歷史的煙塵后實踐著“說真話的勇氣”，湯先生剖析自己年輕時談論生死觀時說：“那時，我實是無知，而卻狂妄；我實是渺小，而卻自大；我實是淺薄，而卻自以為博大。不過上帝會原諒年輕人的?！倍鴺废壬o時代、女性和我們一劑清醒的猛藥：“時代變化了，歷史在前進。這些偉大女性在我們心中所曾喚起的種種深思和激情難道真的泯滅了嗎？這些偉大女性用她們的頭顱和鮮血構筑起來的中國婦女奮斗、犧牲、叛逆、殉道的光榮傳統(tǒng)難道就這樣被遺忘了嗎？ 那些無窮無盡地描寫女性身邊瑣事、男女糾葛以及女性玩世心態(tài)的作品難道真能成為當今女性文學的主流嗎？ 我想回答應該是否定的?！蔽覀兿牖卮鹨矐撌欠穸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