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亭修禊
中國古代社會生活中的所謂“修禊”，指每年的春天三月里的一天（上巳日，后來定為三月初三）大家到水邊去洗一洗。禊者潔也，把身體搞干凈，意在招魂續(xù)魄，祓除不祥；后來則漸漸演變成結為團隊一起玩一玩，到戶外放松一下。中古時代的修禊活動以東晉永和九年（353）在山陰蘭亭（位于浙江之支流蘭溪的邊上）舉行的一次最為著名，在這次集體活動中產生了一批玄言詩，形成一部詩集，王羲之（字逸少，303～361）為此詩集作序，其手跡成為書法史的無上圣品（但傳世的《蘭亭集序》皆非真跡，其原件已經作為殉葬品埋進唐太宗的墳墓里去了。詳見劉餗《隋唐嘉話》）。
老子說“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道德經》第一章），所謂玄言詩就是以體悟魏晉玄學之理為主要內容的哲理詩，在兩晉之交特別是東晉曾經大為流行。王羲之主持的蘭亭會乃是玄言詩人盛大的節(jié)日，與會諸人思想不盡一致，其中有些作品因山水成分的加入而帶來新的色彩，遂能略去陳言，稍近自然。
按照玄學的基本理論，世界上的紛紜萬物、社會生活都是“末”，無須多加關心；抽象之根源的“道”才是“本”，必須努力體認。詩歌要直探本源，自無須在種種細微末節(jié)上糾纏——這樣就切斷了詩歌與生活之源的聯(lián)系，鈍化了詩人對社會的責任感和對生活的審美感，從而導致了一個世紀的詩歌瀕于衰歇。但是玄言詩曾經風靡百年，必有它深刻的依據，同時也并非純屬消極的東西。
玄言詩對儒家“詩教”形成有力的沖擊，在某種程度上有利于解除思想禁忌，在藝術方面它對當時和后來詩歌的發(fā)展也曾帶來過某種意外而有益的營養(yǎng)，例如玄言詩帶有很重的散文化傾向，而適度的散文化有利于提高和豐富詩歌的表現(xiàn)力；山水詩的興起與玄言詩關系很大：玄言詩中已具有描寫山水的成分，詩人借此以悟道，而當陳陳相因的莊、老玄虛之論分量減少以后，山水就作為詩的主體凸現(xiàn)出來，此即所謂“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龍·明詩》）——“告退”不是指從思想上完全退出，而是指從文本中大踏步地撤離。
東晉著名的清談家、玄言詩人絕大部分是過江的中原士族及其后裔，土生土長的南方人很少。玄言詩的中心，一在人才最為集中的首都建康，一在過江中原高級士族聚居的會稽郡。永和九年（353）的蘭亭盛會就是在會稽舉行的。
蘭亭集會陣容相當豪華，賦詩者二十六人中多有當時第一高門瑯琊王氏家族的成員，同時也包括了當時最活躍的詩人，他們是：王羲之（二首）、孫綽（二首）、謝安（二首）、謝萬（二首）、孫統(tǒng)（二首）、孫嗣（一首）、郗曇（一首）、庾友（一首）、庾蘊（一首）、曹茂之（一首）、華茂（一首）、桓偉（一首）、袁嶠之（二首）、王玄之（一首）、王凝之（二首）、王肅之（二首）、王徽之（二首）、王渙之（一首）、王彬之（二首）、王蘊之（一首）、王豐之（一首）、魏滂（一首）、虞說（一首）、謝繹（一首）、徐豐之（二首）、曹華（一首），現(xiàn)存詩歌總計三十七首。集會的主持人王羲之是重要的書法家、文學家、思想家。羲之信仰道教，又受到玄學很深的浸潤，很早就有隱逸的傾向，曾經多次拒絕征辟。他的最高官銜為右將軍、會稽內史，后人即稱他為“王右軍”。稍后在永和十一年（355）三月他徹底辭官歸隱，從此優(yōu)游于浙東山水之間。
《蘭亭集序》有幾個不同的版本，蕭梁時學者劉孝標在《世說新語·企羨》注中引用此序，稱之為“臨河敘”，成書于唐高祖武德年間的類書《藝文類聚》在卷四“歲時”三月三日條下錄此序則題為“三日蘭亭詩序”，都是刪節(jié)本，而所依據的原文是兩個不同的文本，《臨河敘》是依據比較早的文本引錄的，《三日蘭亭詩序》則出于王羲之某一修訂稿。在后世影響最大的則是《晉書·王羲之傳》引錄的《蘭亭集序》，一般即視為此序的正式文本。傳云：“羲之雅好服食養(yǎng)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并筑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于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領（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途，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以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攬（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后之視今，亦由（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后之攬（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
在蘭亭盛會上，王羲之寫了兩首詩，四言、五言各一首，其四言的一首寫道：
代謝鱗次，忽焉以周。
欣此暮春，和氣載柔。
詠彼舞雩，異世同流。
乃攜齊契，散懷一丘。
這里表達的意思和《蘭亭集序》完全一致。既然人世永不停留地“代謝”，那么在暮春的大好時光里到風景區(qū)“散懷”享受人生，就是有意義的?！短m亭集序》里所說的“游目騁懷”，“欣于所遇，暫得于己，快然自足”也是指此而言。王羲之強調地指出自己這種人生態(tài)度是孔夫子贊成過的——《論語》侍坐章中的曾點說他的理想是在暮春時“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曾予以肯定——所以說自己與孔門師弟“異世同流”。他在五言詩里說：
有心未能悟，適足纏利害。
未若任所遇，逍遙良辰會。
在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中，忘卻或淡化實際的功利的考慮，以審美的態(tài)度對待生活——王羲之提倡這樣一種積極而達觀的人生態(tài)度。
《蘭亭集序》未曾進入蕭統(tǒng)《文選》，曾經引起許多爭議，有人據此認為此序為偽作。這是沒有道理的，《文選》是一選本，未入選的文章很多。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葉，郭沫若先生發(fā)表專題論文嚴肅地提出《臨河敘》為真，而《蘭亭集序》是后人假托的，具體地說，《蘭亭集序》的文章和墨跡就是智永所依托；到1972年郭老又申論其說。郭說雖有高二適先生等人提出相當有力的駁議，但擁護的人比較多，一時幾乎成了定論。當年雙方爭論的文章皆收入《蘭亭論辨》一書（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這里有兩個層面的問題：字跡的真?zhèn)闻c文章的真?zhèn)?。按今日所見之《蘭亭集序》墨跡，包括最為著名的神龍本，皆出于唐人的摹擬，被認為最近于原作的定武石刻本亦出于唐人所摹，都難免會帶有一點唐風，但又都有其可信的依據，與一般意義上的贗品不可同日而語。至于《蘭亭集序》的文章，幾種文本都不能算偽，因為這里有初稿本、修改本、再改本及其不同的刪節(jié)本之別，字句自然不盡相同，這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釋的。筆者不敏，昔嘗論之（詳見顧農：《蘭亭集序》真?zhèn)螁栴}的再思考，載《文學 遺產》2008年第1期），這里就不去多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