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傳記與文學書寫——以《南京傳》《北京傳》為中心
內容提要：近年來一股為城市立傳的創(chuàng)作潮流涌起，這是一次主流意識形態(tài)和大眾傳媒以城市傳記為“媒介”的聯(lián)合。在文學生產的場域里，作家應大眾傳媒（出版社）的稿約為城市著書立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支持，或多或少應和了民族文化復興的策略。因此《南京傳》《北京傳》從大歷史的層面由“地方”通達“中國”，都體現出對共同的“現代民族國家”的認同。不過在抵達路徑上，二者卻存在明顯的分歧。從作家文體選擇的角度能夠找到一條從傳記走向小說、由“非虛構”引至“虛構”的線索，辨析小說家對傳記“真實”法度的不同處理方式。從作家身份認同的角度又能看出“土生子”和“闖入者”對城市的“介入”程度和“介入”層面的差異。由此非常鮮明地體現了知識分子在“全球—地方”場域中的兩極選擇。
關鍵詞：城市傳記 《南京傳》 《北京傳》 大歷史 非虛構
2020年前后，在城市文學的寫作者間興起了一股為城市紀實立傳的創(chuàng)作潮流，并形成了一批以“城市傳記”為主題的寫作，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葉兆言的《南京傳》、邱華棟的《北京傳》、葉曙明的《廣州傳》以及新星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借勢推出的“絲路百城傳”叢書。它最初開始于2017年中國外文局及所屬新星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啟動的“絲路百城傳”項目，由出版社牽頭向當地知名作家約稿為城市作傳。自2018年推出首部作品《上海傳》（葉辛）至今（2023年11月），已出版有包含胡野秋的《深圳傳》（2020）、孔見的《海南島傳》（2020）、蔣藍的《成都傳》（2022）在內的城市傳記六十余部?！皡矔迸c作家自發(fā)性寫作的模式不同，它是一種出版的規(guī)?；图瘓F化行動，在這一行動模式中，出版者只擔任著“組織者”或“聯(lián)絡員”的角色，發(fā)行銷售、市場反應才是出版運作的“指揮棒”1。城市傳記批量出版的現象就說明了這一題材的寫作一定具備市場價值。然而，整體的文化市場仍隸屬于國家/地方政府的文化機構建制，大眾傳媒在考慮經濟運行的同時也仍然作為“權力的媒介”2發(fā)揮著意識形態(tài)工具的作用。叢書編委指明：“作為世界首套、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套大型城市傳記叢書，‘絲路百城傳’是出版界直接服務‘一帶一路’倡議的一項重大文化工程，也是用圖書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嶄新實踐”，“絲路百城傳”的作品被要求“展現中國各地風采、講好中國故事”“打造具有品牌影響力的文化名片”3。其間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不言而喻。出版社將城市傳記的出版行動與國家層面上“一帶一路”的地緣戰(zhàn)略結合起來，典型地體現了大眾文化與主流文化的彼此借重與互滲。
城市傳記熱在近年來的勃興有其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這一主流意識形態(tài)和大眾傳媒以城市傳記為“媒介”的聯(lián)合，與1990年代以來中國置身其間的全球化語境緊密關聯(lián)。199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對中國民族國家同一性威脅的增大，中國的歷史總體性發(fā)生了根本變化，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被放逐的傳統(tǒng)文化、民族文化在1990年代被復活，到了21世紀，它作為中國道路、中國模式探討中最直接的理論資源，其本身已經成為“民族精神建基的依據”4。略舉《臨清傳：大運河文化的支點》《泉州傳：海上絲綢之路起點》《重慶傳：大江東去唱渝州》《深圳傳：未來的世界之城》幾例，它們的敘述邏輯從“支點”“起點”追溯城市文明的發(fā)端，回憶城市的光榮歷史，最終導向城市的未來。這種對城市文明發(fā)展史的勾勒鮮明地表達了中國的進步邏輯。
但從本質上來說，城市傳記仍是作家以個人為單位來建構地方的一種文學嘗試，不可避免地受作家個人生活經歷和文化趣味的影響而具有個性。其中，葉兆言的《南京傳》、葉曙明的《廣州傳》、邱華棟的《北京傳》不屬于“絲路百城傳”系列，卻將一個單獨的出版行為擴展至整個文學出版界，尤其《南京傳》和《北京傳》的出版及其相關的研討，直接將這股熱流推上高潮。《南京傳》和《北京傳》的走紅自然與其出版路徑有關，雖然很難厘清地方出版社是否有投合意識形態(tài)的考量，但是它們畢竟不屬于政策的直接產物，相對來說擁有更多的創(chuàng)作自由。因此，本文以葉兆言的《南京傳》與邱華棟的《北京傳》為中心，在主流意識形態(tài)、市場傳媒和知識界三者合力的“現場”中，考察城市傳記在歷史與文學、真實與虛構、集體記憶與個人記憶、共性與個性的糾纏中所打開的文體的豐富性。
一、“大歷史觀”下的線性時間
這波“城市傳記熱”的源頭可以追溯到2016年被引進中國的彼得·阿克羅伊德的《倫敦傳》。葉兆言的《南京傳》與邱華棟的《北京傳》的寫作都受《倫敦傳》激發(fā)。葉兆言在回憶自己的寫作經過時說，當時“有一本特別流行的書叫《倫敦傳》”，譯林出版社社長顧愛彬看過后建議他寫一本《南京傳》。對于此事，葉兆言的態(tài)度是：“《倫敦傳》，它是一個很時髦、很流行的書”，“要是我來寫，起碼不會比這本書差”5。邱華棟同樣信心勃勃：“讀了這本《倫敦傳》，我覺得我也能寫一本《北京傳》。”6由這個共同的寫作契機，《南京傳》《北京傳》與《倫敦傳》之間生發(fā)出了一個對話空間。
書寫者的歷史觀不同，考察歷史的角度和方法會因此產生差異。阿克羅伊德將倫敦具象化為“一具人體”（The city as body），“其頭顱為耶穌基督，余下部分為市民”，“市民”（citizens）構成了倫敦的主體。他把自己的關注方向稱作一種“偏離”的“體驗”，“這些體驗從不曾載入史冊，也鮮少成為理性分析的對象”7。他對“偏離”的關注表露出新文化史的取向。這種取向的出現是西方史學界從1980年代開始發(fā)生轉向的標志之一，具體表現為從上層到下層、從精英到大眾、從宏大敘事轉到日常取向。在《倫敦傳》中，倫敦仍被塑造成一個在權力、利潤和剝削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地方，但皇室、議會、王宮等上層人物、機構幾乎是缺席的，取而代之的是“人群”（crowd與throng）以及與之相生相伴的流浪漢、竊賊、市場、街巷，還有日常的娛樂消遣、飲食風尚、方言俗語等。阿克羅伊德認為“藐視法律和權威的精神是倫敦人獨有的特征”8，所以他通過對“市民倫敦”尤其是下層市民的建構達成對上層權威的“藐視”，也借此完成對倫敦人獨有精神的表達。
與西方史學勁頭甚猛的轉向相比，中國史學研究的“是一個非常不平衡的歷史”，“中國的歷史書寫，從根本上看，可以說是一個帝王將相、英雄豪杰、知識精英的歷史”9。黃仁宇“大歷史觀”的提出以及踐行其大歷史觀的《萬歷十五年》的風行有效證明了中國史家與讀者對“大歷史”的青睞。大歷史觀所推崇的宏觀的角度與大視野的眼光成為中國歷史書寫中一個普遍的方法論資源，在這樣的方法論下，歷史上有影響力的風云人物才能成為被著說的對象，普通人、小人物只是滄海一粟，微不足道。
葉兆言和邱華棟在《南京傳》和《北京傳》里明顯表現出對建構統(tǒng)治者、精英和英雄的歷史的興趣?！赌暇﹤鳌防飳懙溃骸坝袝r候歷史就是英雄創(chuàng)造，唯心史觀也好，唯物史觀也罷，反正這位叫孫權的好漢橫空出世，與南京關系非同尋常?！?0實際上這里不是唯心史觀或唯物史觀的問題，而是一個英雄史觀的典型。《南京傳》中的南京歷史可以說是由一個個的時代英雄史組合成的，不僅有孫權之于東吳，還有李白、顏真卿之于唐、李煜之于南唐、朱棣之于明、孔尚任之于清等。統(tǒng)治者和文人士大夫的意志影響甚至決定了南京城的政治、經濟、建筑規(guī)劃乃至文化、風氣。以葉兆言認定的南京城市歷史開端——東吳時期為例，作者花了一整章的篇幅指認孫權對于南京歷史走向的拐點意義，他認為在三國鼎立之前，南京從冶城、越城、金陵邑到秣陵數易其名只是名稱上的變化，其規(guī)模還稱不上一座城市，直到孫權將南京（建業(yè)）作為首善之地，南京的城市歷史才算開始。而“孫權大帝”去后，“帝王之氣必然變得黯淡，南京城的故事，也只能重新開始書寫”11。在對孫權偉業(yè)的講述中，作者插入了左思的《吳都賦》，指出它對吳都南京的“藝術加工”華而不實，卻因為寫得漂亮華麗，“于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也因此造出了一場傳頌千古的古都繁華夢。通過強調帝王之業(yè)和文人書寫在南京歷史上發(fā)揮的作用，《南京傳》建立起了統(tǒng)治者、文人士大夫與城市之間的同構關聯(lián)，在朝朝代代的層累關聯(lián)下，南京便和一個抽象的所指——“王氣”緊密相聯(lián)。
如果說葉兆言是在統(tǒng)治者與文人的交錯記憶中復活南京的“金陵王氣”，那么邱華棟則是在宮城和國際都市的建筑圖紙里不斷鞏固北京的“帝都氣象”。《北京傳》采取了主副章結合、雙線并進的結構模式，主章勾勒了北京城從燕都、唐幽州城、遼南京城、金中都城、元大都、明北平府與北京城、清京師、民國北平市到新中國首都北京的演變。一目了然的是，邱華棟在意的并不是北京的歷史，而是北京作為都城的歷史。既然主章搭建的是“大”的北京都城史，副章的代表人物和事件自然不會“小”。如蕭太后對遼南京的經營、郭守敬與京杭大運河的開鑿、馬可·波羅和他的元大都游記、阮安與明長城的建造。因此，雖然作者沒有直接撰寫帝王將相的故事，副章的敘述仍然彰顯并夸耀著北京作為帝都在政治、軍事、商業(yè)、建筑各方面的成就，進一步為《北京傳》的宏大敘事提供了注腳。
即使邱華棟一再聲明《北京傳》是一部敘述北京城市“空間格局演進”“空間生長變化”12的傳記，“時間”在歷史敘述中的彌漫性存在依舊無法忽視，正如法國歷史學家雅克·勒高夫提出的說法：“史學最基本的素材便是時間?！?3邱華棟使用的“演進”“變化”以及另外一些常用來闡釋歷史的詞匯，如發(fā)展、更迭等，都包含著時間因素。相較于對“時間”的默認或無意識，阿克羅伊德則保持著對“時間”的敏感，他在《倫敦傳》里摧毀了線性時間的順序，用不同的時間形式打造了一座敘述迷宮。《倫敦傳》開篇寫道：“倫敦一直是一片汪洋大海，在這里，生存未定”，當史前的還是一片海洋的倫敦過渡到當下時，“?！边@一具象被意象化，倫敦類似于大海的某種本質特征被煉化出來，它雖然古老，卻永在更新，總有人趁波逐浪，也有人淹于深淵。于是倫敦的聲息便連帶著人的意志，倫敦的時間實則是無數人的時間的匯聚。在19世紀倫敦擴張的喧囂中，在星期天倫巴底街的沉默里，在14世紀至20世紀愈演愈烈的犯罪聲中，阿克羅伊德發(fā)掘了倫敦游離于正史之外的貧窮歷史與瘋癲歷史的價值。至于全球化時期，“鐘表時間形態(tài)”14對倫敦市民生活的介入越來越深，“該是吃飯的時間了，該工作了，該動身去上班了，該睡覺了”15，這代表著物質主義和商業(yè)在這座城市的全面勝利，也意味著越來越多的人們正被困于由機械支配的時間中。阿克羅伊德并未對倫敦的“現在”感到悲觀，他在最后一章用了一個拉丁詞“Resurgam”作為標題，意為“重生”。他沒有把歷史看作已死的過去，也不將困境視為固定的現在，而在一個活動著的“過去—現在”的時間關系里體驗倫敦，因此他看見了一個不可窮盡的、無限的倫敦。
《南京傳》從東吳寫到民國，《北京傳》從西周進至當代，都遵循了線性時間的敘述邏輯。這一敘述邏輯本身承載著意義，單個的年代被編排在連續(xù)不斷的線性時間上，歷史時間的意義就能得到體現。比如《南京傳》中歷史時段的選取都是“金陵王氣”在中國歷史上那些“顯靈”的時刻，尤其東吳、六朝、南唐、明朝和民國，連貫起來看，南京的城市興衰就和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更迭勾連了起來。所以有評論家說：“葉兆言的 《南京傳》‘南京城市時間’不是從屬于中國歷史，甚至在某些歷史階段‘南京城市時間’就是中國時間。”16在南京建都的王朝大多是割據政權，相比之下，北京更適合于敘述中國大一統(tǒng)江山的歷史，《北京傳》也比《南京傳》更進一步展現了對輝煌中國的時間想象。《北京傳》的敘述時間并不直接以西周為始，而是以2018年北京CBD樹起的摩天大樓——“中國尊”為起點，再陡然轉入北京的崢嶸歷史中。《“中國尊”的瞭望》被倒置于序章的敘述不僅沒有顛倒線性時間的邏輯意義，此章對“中國尊”的“美和力結合的身姿”的力贊，對“中國尊”提升北京國際化大都市地位的意義的稱頌反而印證并強化了《北京傳》的主題，即將北京與北京城的歷史投影到中國與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去。
“多重的時間把歷史理解為具有多重節(jié)律的復雜過程”，而“線性時間把歷史理解為單一的運動過程”17。本質上，線性時間是一種以進步觀念為基礎的單向度時間觀的反映。安德森借用本雅明的“同質而空洞的時間”概念來表明這種時間觀，指出“一個社會學的有機體遵循時歷規(guī)定之節(jié)奏，穿越同質而空洞的時間的想法”，恰好就是民族這個“被設想成在歷史之中穩(wěn)定地向下（或向上）運動的堅實的共同體”的準確類比18。也就是說，《南京傳》和《北京傳》表面上“溯時間之流而上”為城市立傳，實際上它們在文本中建構的是一個古代“中國”，它們立于中華民族文明復興的歷史坐標上，或緬懷或稱頌古代“中國”的強盛與輝煌，以宏大敘事完成國人對民族共同體的時間想象。
二、非虛構與虛構的真實之辨
“傳記”在古代大都依附于史，所以通常被歸入歷史學的范疇，直到近代才有學者將傳記作為文學的一個門類來立論19。這說明傳記是一個類屬模糊的概念，它處于歷史和文學的交集處，兼具著歷史性和文學性。但文學和歷史畢竟是兩種屬性不同的門類，尤其在“虛構”的性質上，文學可以說是一門虛構的藝術，而歷史卻始終存在一個“本真的歷史原貌”20。傳記介于史與文之間，它在虛構/非虛構之間不是或此即彼的，而是彼此互構的，趙白生將傳記的這種特質提煉為“一種基于史而臻于文的敘述”21，精準地概括了傳記既不是客觀歷史編撰，也不完全是文學性虛構的本質特征。城市傳記作為傳記的一個分支同樣具有文史雙重性，不過城市傳記和以“記錄人的生平與活動”22為基本內容的人物傳記不同，城市傳記關注的對象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是特定區(qū)域在一定的歷史時間內地理、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等各方面情況的記述，這在很大程度上框限了作者的自由度，也決定了城市傳記在總體上的非虛構傾向。
由于城市傳記這種特殊體裁的規(guī)限，真實性構成了它的基本要義。為了避免空洞地論證城市傳記的真實性命題，需要區(qū)分“事件的歷史”和“敘述的歷史”兩個概念。喬治·克拉克對此有個形象的比喻，他將歷史事實比作一個“果子”，并將其分為“事實的硬核”和“裹在外面的、果肉似的、有討論余地的解釋”兩個部分23。用明確的話說，歷史的真實性存在于客觀的歷史事實與歷史學家的闡釋之間。實際上，歷史學家對歷史事實的爭論就是“事件的歷史”與“敘述的歷史”二者分野際合的過程。在討論近年來的城市傳記時，“敘述的歷史”更值得留心，因為這個敘述群體的主要組成是作家，尤其是小說家。
對于既存的歷史記載、文學掌故等“敘述的歷史”，葉兆言在《南京傳》中表露了相當的警惕?，F今有關南京歷史開端的說法最早可以溯源至湯山的古猿人，而葉兆言并不信任由幾塊化石推敲出的結論，他開宗明義地指出這些發(fā)現“當不了真”，它們“無一不顯得太空洞，都太像傳說，像虛無縹緲的九州禹跡一樣”24，所以他將南京城市歷史的起點確認為孫吳建業(yè)城，這種說法有明確的考古成果支撐，更切近“事件的歷史”。對于文學描寫的南京，葉兆言更為審慎，他認為“南京城從一開始就是一種文化，就是說得比實際更好，描寫得比真實更精彩”，比如東吳時的南京城由于左思《吳都賦》近乎浪漫的吹噓“過于詩意”，“一直處在一種失真的狀態(tài)”25，又如明末的南京在《桃花扇》黑白分明式的敘述中流傳的是一個“深入人心”實際卻“蒙人”26的歷史形象。葉兆言通過對無數史料的辨別、判斷和證偽，不斷重申歷史真實，搭建起了一個以“事件的歷史”為根基的《南京傳》。但即便他如此強調歷史敘述的真實法度，傳記中仍然隱現著一些旁逸斜出的“詩意”。葉兆言一方面指明文學對南京歷史夸張的藝術加工“當不了真”，另一方面對南京城的環(huán)境描寫和事件敘述卻頻繁引用了《三國演義》《吳都賦》《哀江南賦》《儒林外史》《桃花扇》的文學性描述，稱要想再現“朝朝寒食，夜夜元宵”的情景，“再也沒有什么文字，能比《儒林外史》這段描寫更能傳神”，“說起當時南京，沒有一本書能比《桃花扇》更合適”27?！赌暇﹤鳌分械拿軘⑹鲲@示出一位作家轉向傳記寫作時患的“不適應癥”。馬克·蕭芮（Mark Schorer）把這種不適稱為“負擔”：“作為一個小說作家，他是一個自由的人；作為一個傳記作家，不妨說他是戴著鎖鏈寫作?！?8在體裁的束縛下，《南京傳》謹守傳記的規(guī)則，忠實于“事件的歷史”，但在敘述的悖論中卻隱現著一種游離于“鎖鏈”之外的勢能，這種“真實”的法度和“詩意”的勢能造成了《南京傳》的內在緊張。
從《南京傳》到《儀鳳之門》，當寫作的體裁由傳記換為小說時，“事件的歷史”被懸置為背景，虛構的人物走上前臺，勾連城市歷史的不再是沿著線性時間展開的真實歷史事件，而是與城市歷史同構的虛構人物史，由此可以找到一條由傳記走向小說的線索。在《儀鳳之門》中，清末民初時遠離南京城區(qū)的下關成為故事發(fā)生的主要場景；二次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zhàn)爭、國民政府定都等歷史事件被弱化為小說背景；慈禧太后、孫中山、劉鴻生、韓國鈞、孫傳芳等歷史人物也退到楊逵這一個虛構的小人物身后。楊逵從一個黃包車夫攀升至下關首富，中途“稀里糊涂地成了革命黨”29，對于后來的時局發(fā)展卻沒有判斷，可以說他的發(fā)家所憑借的不是他自身的權謀、知識，而是在清末民初的社會動蕩中誕生的機遇。其一是晚清時期王朝幾欲崩潰，各方勢力盤根錯節(jié)，革命一觸即發(fā)；其二是下關開埠通商，現代性以摧枯拉朽之勢侵入南京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從拉黃包車的“三仁車行”到秘密運輸革命物資的“三仁貨?！?，后又趕上現代化的勢頭改做洋貨的“三仁貿易有限公司”，一方面楊逵抓住機遇，生意風生水起、日進斗金，“楊逵在短短幾年完全變了一個人”，“楊逵早就不拉黃包車了，楊逵現在又有身份又有地位”30。下關地區(qū)如是，晚清時，“下關就像后來人們喜歡說的那樣，它只是南京的衛(wèi)星城，距離繁華的城南很遙遠”，到了民國初年，“下關地區(qū)的繁華，完全可以與城南最熱鬧的夫子廟地區(qū)相媲美31。另一方面他又以自己的成就反哺著下關地區(qū)：再造四馬路、蓋了閱江樓、出資開辟海陵門（后改名為挹江門），實際參與到下關地區(qū)的發(fā)展建設中去。當阿二夫婦為了成為“地道的城里人”離開下關搬至丹鳳街時，楊逵的新家仍然落在儀鳳門附近，這個舉動就是楊逵和下關地區(qū)休戚相關的最好證明。通過楊逵和下關的人地聯(lián)結，彼時下關碼頭市井生活的日常、南京城人文地理的細節(jié)跟隨著楊逵的生命行蹤被展開，由此，一個虛構的小人物發(fā)家史投影出了一部下關地區(qū)的繁榮史、一部晚清民初時期南京的現代化進程史。在比較中做一個基本定位，《南京傳》可以看作是《儀鳳之門》的“素材”，《儀鳳之門》在歷史事件的基礎上建構歷史，它用“虛構”賦予小人物以生命，用充滿生活質感的小歷史召喚了晚清民初南京城的現場感，因此松開了歷史真實加給《南京傳》的沉重枷鎖，讓“詩意”的勢能得以在小說中膨脹，達到了藝術真實。
《北京傳》從城市空間格局尤其是建筑規(guī)劃的角度來為北京作傳，相較于歷史事件和人物，這是一種更加客觀、非虛構性更強的介紹城市的視角。但建筑之于城市不只作為客觀物質形態(tài)存在，法國建筑師鮑贊巴克說：“建筑旨在成為一種語言”，“人們制定了一些建筑的編碼，使得一個社會、一個歷史時期的建筑能夠被識別”32。也就是說，建筑經由人的編碼從而成為一種類似語言的能夠表達思想與情感的載體?！侗本﹤鳌分械墓糯本瑥某鯐r定下的薊城片區(qū)、唐幽州城和遼南京城的子城格局和里坊建設、金中都的華彩城闕、元大都的通天大道、明北京城區(qū)王公侯伯的建筑規(guī)制，一直到清京師的紫禁城，這期間的建筑風格呈現出一種穩(wěn)固性，即圍繞著中軸線，以位居中央的宮廷建筑為中心向外輻射。史念海在《中國古都和文化》中指出過中國古城建筑的這個特點：“中國古代王都的規(guī)則，以宗廟、宮殿、市廛所組成，所謂王宮當途之徑（在中軸線上），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經制，一直相延至明清，大致因仍未變?！?3他提到的“王都的規(guī)則”源于帝王的意識形態(tài)，也就是說中國古代都城建筑從一開始就和王權意識緊密相連。因此《北京傳》將古代北京縮影到中軸線上、王宮內外，典型地呈現了一個王權滲透下宏偉、壯觀的中國古代王都形象。作者設想的一段外地人初到北京的視覺體驗是一次形象的表達：“在正陽門火車站下車，他看到的正是前門箭樓那巍峨的身影，遙望北面，輝煌的故宮那金色的屋頂正在向天空中反射著故都的光芒，他領略到的一定是北京這座飽經滄桑卻歷久彌新的傲岸氣魄。”34前門箭樓在20世紀初被燒毀重建，故宮經過數次修繕但仍保留了原貌，它們作為“歷史流轉物”所承載的意義是有區(qū)別的。將它們指認為北京的象征，以及對它們“巍峨”與“輝煌”的視覺感受，恰如其分地印證了作者對北京的權力記憶，因為只有權力象喻才能夠將這兩者勾連在一起。
當邱華棟寫到現代北京時，“天際線”取代“中軸線”成為觀看北京的第二視角。以天安門廣場為原點向四方延伸，建筑物由10米高的故宮逐漸增高到528米的中信大廈，不斷拔高的視角凸顯了經濟力量對這座城市的影響，正如作者所說“北京已經是一座國際化大都會，一座世界城市”35。作為國際化大都會，金融街、摩天大樓、CBD及其外延的城市副中心等都市景觀成為北京的另一象征載體。作者形容金融街“就像是一座座裝滿了金幣銀幣的寶盆和籃子一樣，金碧輝煌、金光燦爛”36，同樣是“輝煌”，金融街的輝煌和前述故宮給人的輝煌感受有不同的意義，它所象征的是現代文明和物質文化?！侗本﹤鳌防飳Ρ本┑亩际芯坝^描寫很容易使人聯(lián)想到邱華棟小說中的北京。他寫于1994年的《手上的星光》早已出現過這樣的場景，“我們”從長安街向建國門外方向位移，所見“燈光繽紛閃爍之處，那一座座大廈、購物中心、超級商場、大飯店”，所感“疑心自己在這一刻置身于美國底特律、休斯敦或紐約的某個局部地區(qū)，從而在一陣驚嘆中暫時忘卻了自己”37。時隔二十余年，《北京傳》遙遙呼應了邱華棟以都市欲望為主題的一系列小說，在對北京物質景觀的持續(xù)追捕中，現代都市給予的震驚體驗已然淡化，無處棲居的生存焦慮不見蹤影，只留下炫目的都市物象在慣性地滑行。
《南京傳》對歷史事件的審慎取用以及《北京傳》對建筑實景的精細摹寫都凸顯了傳記的非虛構性。區(qū)別在于非虛構對葉兆言而言是一種束縛，在《南京傳》的歷史敘述中始終存在著真實與虛構的緊張、歷史與文學的張力，于是在小說《儀鳳之門》將文化動因、個人欲望、性格命運、歷史偶然滲入大歷史后，“詩意”得以解放，一種基于歷史真實上的藝術真實也隨之顯現。而對邱華棟來說，非虛構還原歷史和再現現實的文體要求恰恰應和邱華棟書寫北京的一貫策略，他本就擅長以直接現實的手法來描寫實際的、具體的、客觀的北京，因此可以毫無約束地以非虛構的形式完成對小說中帝都景觀的再度復寫。
三、“土生子”與“闖入者”的記憶之別
從文體上界定，城市傳記從屬于介于文史之間的傳記，并且傳記的本質屬性即非虛構性，于是城市傳記也能夠在非虛構文學的文類上展開討論。李敬澤曾以“文學的求真與行動”這一定位提出了非虛構寫作的兩個要素，“求真”是“力圖回到‘事實’”，“行動”指“作者在場的事實”38。這一“在場”反映到城市傳記中，體現出在“硬核”事實之外的寫作主體的能動性。它要求作家和城市發(fā)生深度的聯(lián)結，即作家對城市的“介入”。這種“介入”在阿克羅伊德和倫敦之間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證。倫敦之于阿克羅伊德不僅是一個生活的地方、一個客觀存在的物質世界，還是一種重要的“在場”，倫敦之于他是一個“生活的伴侶”39。而葉兆言和邱華棟，一個是南京的“土生子”，一個是北京的“闖入者”，身份認同的問題導致他們對城市的“介入”程度和“介入”層面產生巨大差異，也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對古都不同形態(tài)的呈現。
葉兆言出身于一個書香世家，祖父葉紹鈞是現代著名的教育家、文學家，父親葉至誠是作家和編輯，家族百余年的文學傳統(tǒng)給葉兆言帶來了豐厚的知識資源，也給他熏染上濃郁的“文人氣”。同時，他成長于南京，南京地域文化所呈現的“詩意的文化氛圍”又進一步強化了他的“文人身份認同”40。在世家背景與地域環(huán)境的兩相作用下，南京成為他重要的寫作資源與文學地理，他也通過對南京歷史如數家珍般的書寫不斷豐富著當代的南京城市形象。無論是從葉兆言的小說、散文中還是傳記中，很難得見那種全球化蔓延所“批量生產”出的“通屬城市”。在葉兆言看來，南京這個城市即使在全球化時代也仍保持著它的獨特風格，“國際化大都市這樣的字眼，讓北京和上海們去享受吧，南京將成為一個優(yōu)美典雅的城市”，“這個城市已不是水泥森林，它將成為一件‘藝術品’”41。從葉兆言對南京城市未來的設想中可以看出他在城市認同方面的“反全球化”傾向，而這種指向未來的對“反全球化”城市的認同是立足于過去的記憶之上的，因為認同是在時間中感受自身的延續(xù)，所以認同必然包含過去。正如吉登斯所說，認同的過程“型塑著從過去到可預期的未來的成長軌道，依據對（組織化的）未來的預期而篩選過去，借助這種篩選，個體挪用其過去的經驗”42。因此，對作家而言，對城市“未來的預期”就是作家挪用“過去的經驗”以完成對某座城市文化記憶心理以及自我身份認同的一種表達。
葉兆言自陳是個“不折不扣的保守主義者”43，他的保守主義在作品中體現為一種對南京城市記憶的堅守。在葉兆言看來，南京這座城市一直帶有人文色彩，它的審美始終離不開文化積累，它的風俗、風景、風情從來和歷史文化聯(lián)系在一起?！赌暇﹤鳌肥侨~兆言以歷史學家的態(tài)度、用編地方志的方式對南京“地理、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44進行的一次知識考古，他的散文和小說是他以作家的身份、從南京文人的視角對南京文化陳跡和風俗民情所做的不厭其煩的勾畫。這樣看來，《南京傳》從整體上展示出葉兆言對南京城市文化風格的提煉，比如“金陵王氣”屢屢“黯然收”的歷史滄桑感與挽歌情調、“南京大蘿卜”寬容、自由、散漫所象喻的城市性格?！耙共辞鼗础毕盗?、《很久以前》《刻骨銘心》《儀鳳之門》等小說、《舊影秦淮》《煙雨秦淮》《南京人》《老南京》等散文則從細節(jié)上體現了葉兆言對南京這座城市的深度“介入”，秦淮河畔聽風月傳奇、夫子廟里嘗秦淮小吃、中山陵觀儀式、金陵飯店品早茶、玄武湖邊漫步、梧桐樹下感秋風等場景栩栩如生，過去的士大夫、封建遺老、青樓女子、軍閥、民間藝人和當下的知識分子、普通市民歷歷在目。在對南京城市的整體把握和細節(jié)抓取中，葉兆言將南京文化通過“風景畫、風俗畫、風情畫”的文體形象凸顯出來，呈現出南京這座城市獨異的“地方色彩”45，也體現出他作為一個南京人的文化自覺。
與土生土長的葉兆言不同，邱華棟以一個“闖入者”的身份進入北京并且展開寫作，于是九十年代邱華棟小說的主題都圍繞著“進城”。他毫不遮掩自己急迫的進城欲望：“我經常頭頂著星光向幾十公里外的北京眺望，內心充滿了野心與狂想——那是一種企圖占領與占有的欲望?！?6“眺望”的動作表露出一種認同上的“單向位移”：邱華棟閹割了故鄉(xiāng)的記憶，懷揣著占領城市的“野心與狂想”邁向前往北京的單行道。2020年，邱華棟已定居北京二八年，應出版社邀請寫下《北京傳》，在序章《“中國尊”的瞭望》中，他看北京的姿態(tài)已經由站在城市外“眺望”變?yōu)橹蒙碛诒本└邩巧稀安t望”。種種跡象表明，似乎現在再用“闖入者”的狀態(tài)來闡釋邱華棟已經不合時宜，因為事實證明他已經成功地在北京安營扎寨，并成為了這座城市的一部分。但在寫作邏輯上，邱華棟的小說和傳記是一以貫之的。在《哭泣游戲》中，北京被比喻成一個“華美”的“巨型積木”，在《爬著城市玻璃山》中，北京是一座“炫目”的“玻璃山”。“我們”被這樣的“巨大”所吸引而又恐懼被它吞噬，只能不停地向上攀爬，“我們”目光所及是令人眼花繚亂的現代景觀，但玻璃山折射出的卻是一個個缺乏內心的“平面人”。按照安東籬的觀點：“為一座城市寫一本書，某種程度上就相當于撰寫一部人物傳記。一個地方可以獲得某種想象出來的人格特征，乃至獲得某種性別，并成為自身歷史中的一個角色?！?7因此，邱華棟的北京可以從他描寫的北京人上得到印證，人把生存的物理場所和心靈的棲居地都寄托于都市景象上，導致人成為平面人，城市也徒有外表，所以都市呈像得越夸張，反而越襯托出城市和人的扁平?！侗本﹤鳌愤x擇從建筑視角為北京立傳，就巧妙地規(guī)避了對北京人的深度闡釋?！缎蛘隆穼χ袊稹懊琅c力結合的身姿”的描寫、對其標志性意義的強調與《終章》中提出的軟城市、虛擬城市、海綿城市、緊縮城市等“智慧北京”概念，顯示出敘述者對北京作為物質、權力和地位象征的崇拜與癡迷。邱華棟看似在身份上完成了從“闖入者”到“北京人”的蛻變，實際上1980年代后圍繞著民族崛起的“現代性神話”仍然成為他的北京書寫的精神癥結?！侗本﹤鳌返暮笥浉庇^地暴露出邱華棟的寫作心理：“我們這些城市的過客和大地上的短暫棲居者，必須謙遜地對待城市。無論是作為城市的主人，還是過客，我們必將和城市一起生長?！?8這里的“主人”/“過客”二元論直接宣告了邱華棟“占有”行動的失敗，因為他自己都無法完成“北京人”的身份認同。這個舍棄故鄉(xiāng)記憶又沒有建構起此在的精神棲息地的人只能如他所言，是“城市的過客”和“大地上的短暫棲居者”，從這個角度看，那些“巡禮”式的城市物象的展示可以被理解成他作為北京人的一種自我證明。
結 語
在文學生產的場域里，作家應大眾傳媒（出版社）的稿約為城市著書立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支持，或多或少應和了民族文化復興的策略。因此《南京傳》《北京傳》從大歷史的層面由“地方”通達“中國”，都體現出一個共同的“現代民族國家”的認同。不過在抵達路徑上，二者卻存在明顯的分歧。在對城市歷史的建構過程中，葉兆言始終堅持南京的“古都”定位，他的保守主義姿態(tài)在此體現為一種對地方性的堅守，他通過凸顯南京的“個性”使地域文化意識得到了極大強化。邱華棟在展開了細致的“帝都”考古后，最終給北京打上的身份標簽還是“城市”，北京的歷史記憶、市井生活和風土人情最終被全球性塵封于過去。說明同樣面對“古都”，葉兆言更側重“古”的意義，而邱華棟更強調“都”的價值。本文選擇《北京傳》和《南京傳》對讀，正是因為這兩個文本間存在著全球化與地方性的對抗性張力，它們非常鮮明地體現了知識分子在“全球—地方”場域中的兩極選擇。同時，這種分歧也證明了城市傳記并不完全等同于“命題作文”，作家在意識形態(tài)、傳媒市場的規(guī)約下仍具備相對自由的能動性。因此我們有理由期待這種“正在進行時”的新文學體裁能在更多面相上展開它的合理性與豐富性。
注釋：
1 丁帆主編《中國現當代文學制度史》，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466頁。
2 戴錦華：《反英雄時代？》，《書寫文化英雄——世紀之交的文化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頁。
3 “絲路百城傳”是中國外文局及所屬新星出版社、外文出版社為宣介“一帶一路”倡議推出的城市傳記系列叢書，迄今為止，已出版了《上海傳》《哈密傳》《珠海傳》《臨清傳》《漳州傳》《連云港傳》《湖州傳》《威海傳》《紹興傳》《深圳傳》《龍巖傳》《海南島傳》《成都傳》《揚州傳》《中山傳》《煙臺傳》等。
4 陳曉明：《九十年代的歷史本己性和本體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年第12期。
5 葉兆言、何映宇：《葉兆言：南京人立〈南京傳〉》，《新民周刊》2019年第33期。
6 12 34 35 36 48 邱華棟：《北京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529、533、353、461、417、534頁。
7 8 15 [英]彼得·阿克羅伊德：《倫敦傳》，翁海貞等譯，譯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5、233、559頁。
9 王笛：《新文化史、微觀史和大眾文化史——西方有關成果及其對中國史研究的影響》，《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
10 11 24 25 26 27 葉兆言：《南京傳》，譯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4、48、3—4、32、360、302
13[法]雅克·勒高夫：《歷史與記憶》，方仁杰、倪復生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6頁。
14 “鐘表時間”是雅克·勒高夫提出的眾多時間形式中的一種，它是以時鐘作為計時系統(tǒng)基準的時間。中世紀新式計時機械的發(fā)明對社會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阿克羅伊德也有類似的看法，《倫敦傳》寫道：“14世紀那些首先把大立鐘陳列在家里的富裕倫敦人，正位于倫敦捕捉并推銷時間之進程的起點?！庇捎凇扮姳頃r間”的準確性和易于操控性，歐洲人們終于有史以來擺脫了以“年”和“日”為周期的計時方式，改用“小時”作為支配日常生活的標準單位。
16 何平：《城市傳記何以可能？——以葉兆言〈南京傳〉為例》，《當代文壇》2022年第2期。
17 俞金堯：《歷史學：時間的科學》，《江海學刊》2013年第1期。
18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增訂版），吳叡人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4頁。
19 參見胡適《傳記文學》，《胡適傳記作品全編》（第4卷），耿志云、李國彤主編，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00頁。
20 童慶炳：《“歷史3”——歷史題材文學創(chuàng)作的歷史真實》，《人文雜志》2005年第5期。
21 28 趙白生：《傳記文學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4、5—6頁。
22 楊國政、趙白生主編《傳記文學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28頁。
23 [英]E.H.卡爾：《歷史是什么》，陳恒澤，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90頁。
29 30 31 葉兆言：《儀鳳之門》，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125、218、306頁。
32 [法]鮑贊巴克·索爾萊斯：《觀看，書寫：建筑與文學的對話》，姜丹丹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143頁。
33 史念海：《中國古都和文化》，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3頁。
37 邱華棟：《手上的星光》，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6年版，第2頁。
38 陳競、李敬澤：《文學的求真與行動》，《文學報》2010年12月9日。
39 凱蒂：《彼得·阿克羅伊德談寫作及倫敦》，《東方早報》2016年8月28日。
40 張光芒：《文化認同與江蘇小說的審美選擇》，《小說評論》2007年第3期。
41 葉兆言：《舊影秦淮》，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62頁。
42 [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現代晚期的自我與社會》，趙旭文等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第86頁。
43 葉兆言：《煙雨秦淮》，南方日報出版社2002年版，第1頁。
44 參見朱士嘉《中國地方志的起源、特征及其史料價值》，《史學史資料》1979年第2期。朱士嘉對我國古代地方志的定義是“一種由官方組織的”、對“特定區(qū)域”內“地理、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等各方面情況的綜合記錄。
45 丁帆：《中國鄉(xiāng)土小說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頁。
46 邱華棟：《前進》，《作家》1996年第6期。
47 [澳]安東籬：《說揚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國城市》，李霞譯，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頁。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
[本期責編：鐘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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