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寬容與執(zhí)拗：迂夫司馬光和北宋政治》趙冬梅 著中信出版集團

讀罷趙冬梅教授的新作《寬容與執(zhí)拗：迂夫司馬光和北宋政治》，書中有一句話印象深刻：“曾經(jīng)想過置一方閑章，上刻‘涑水門下走狗’，來表達我對司馬光的景仰?！钡拇_，短短一句話，作者對司馬光的景仰之情，已躍然紙上。

而趙冬梅教授也坦言：“我真正想寫的，不只是司馬光的傳，還有司馬光成長、經(jīng)歷、參與創(chuàng)造的那個時代的傳記?！?/p>

因此，《寬容與執(zhí)拗》不僅是一本個人的成長史，激烈變革時代的思想交鋒史、政治斗爭史，更是一本政壇巨子們互動的歷史。

“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保守派”

生活在千載之前的司馬光（1019—1086年）是個什么樣的人物？作者當然不會忘記提及著名的“司馬光砸缸”的故事。說起來，坊間流傳的“名人少年故事”頗有一些是以訛傳訛，譬如“華盛頓砍櫻桃樹”之類，早已被證偽。少年司馬光究竟有沒有砸過缸，自然也是讀者感興趣的問題。對此，作者的回答是，司馬光“應當”砸過缸。其理由是，宋代文人筆記《冷齋夜話》里的確提到司馬光“以石擊甕，水因穴而迸，兒得不死”，而且作者進一步考證，“司馬光砸缸”的故事應當發(fā)生在公元1025或1026年的洛陽。當時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在洛陽為官，而司馬光不過虛歲七八歲。對于司馬光在自己的著述中從未談到此事這一點，作者也有自己的解釋：“對司馬光而言，‘砸缸’是并且‘只能是’他童年生活的一個片段，一朵小小的浪花，如果司馬光的人生輝煌就停留在‘砸缸’的瞬間，那就真的悲劇了?！?/p>

但司馬光的少年時光絕沒有虛度，書中用了相當大的篇幅，記述了司馬光的家族與出身，“家族團結(jié)，家庭和美，父親嚴肅方正，母親和藹可親，一兄一姐對他愛護有加——這就是司馬光的成長環(huán)境”。這樣的家庭背景對司馬光日后踏上仕途當然有著很大好處。寶元元年（1038年），司馬光考中進士，授官太常寺奉禮郎，這一官銜在北宋文官全部遷轉(zhuǎn)梯級的三十七級里名列第二十九，屬于中層的“京朝官”，這是因為其父司馬池官做得高，可以“蔭補”后代做官，所以“父親司馬池依靠個人奮斗，摸爬滾打了十七年才混到的層級，兒子司馬光不到二十歲靠著老爹的恩蔭身不動、膀不搖就得到了”。顯而易見，身為官二代的司馬光仕途起點就比寒門子弟高得多。

除了這個明顯的“不公平”之外，“正是在父親和周圍師長的影響下”，十七歲的司馬光“對當時政治中最為重要的一些關(guān)系有了清晰而成熟的認識”，寫成了《功名論》一文。在這篇文章里，司馬光直截了當?shù)靥岢?，“愚以為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而這是因為“臣有事業(yè)，君不信任之，則不能成，此自然之道也”。

順便提一句，本書引用的古人文言文極多，但在大多數(shù)地方，作者都會在引述之后以白話文解釋復述，這無疑是一種對讀者“友好”的做法。對于《功名論》這篇文章，作者評價相當高，在其看來，“十七歲的司馬光對君臣關(guān)系理解至透徹，不知要超過多少官場老人”。君主制度的世襲本質(zhì)，就決定了登上皇帝寶座的人在正常情況下也就是中等智力、中等能力的二流人物，而任何一位能攀上高位的文臣武將卻都是一流人物。君弱臣強的現(xiàn)實與皇帝掌握無限權(quán)力之間存在著天然矛盾，當然，強勢的臣子可以“彼可取而代之”，但“謀朝篡位帶來的動蕩乃至戰(zhàn)爭卻會給老百姓帶來災難”。因此司馬光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君主必須信任、依靠賢人君子治理國家，反過來，有能力的政治家也必須獲得皇帝的支持，“得君”方可“行道”。君臣相得，“讓朝代安安穩(wěn)穩(wěn)地持續(xù)下去，天下太平，對大多數(shù)人都有好處”。

十七歲就有如此見地，司馬光稱得上是少年老成。而他的仕途，在父親的提攜與恩師（龐籍）的關(guān)照下，也顯得相當順利——直到宋神宗即位，在王安石推動下實施變法，司馬光成為反對派領(lǐng)袖，乃至“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保守派”，并因此去職，退居洛陽十五載，寫成大名鼎鼎的《資治通鑒》，而與漢代司馬遷并稱“史界兩司馬”。不過，對于司馬光著作《資治通鑒》的具體經(jīng)過，全書只給了區(qū)區(qū)一章里的一個小節(jié)，對于一本司馬光的傳記而言，這似乎有些太過簡略了。

完全可以被稱為“改革者”

而對于“王安石變法”，一如作者所言，教科書上為之定性：“為了解決宋朝政府長期存在的積貧積弱的問題，實現(xiàn)富國強兵的目的，宰相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推行了一系列變法措施?！边@次變法所涉范圍很廣，光是知名的新法名目就有“青苗法”，通過國家發(fā)放貸款給農(nóng)民；“保甲法”，編組壯丁進行訓練；“免役法”，農(nóng)民可以選擇交錢代替服徭役，由官府出錢雇人充役等。這些新法自然有其好處，而本書則以司馬光的視角指出其中存在的問題。對“青苗法”，年借款本金隨春秋兩稅歸還，每期取息20%，實際有重達40%的。因此司馬光認為，“雖兼并之家，乘此饑饉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之重”，根本就是“使民負債日重”。對“免役法”，司馬光認為它是免去了富裕地主的勞役，向貧下農(nóng)民斂財，貧下農(nóng)民有力而無錢，也要被迫出錢免役?？偠灾谒抉R光眼里，王安石的各項變法措施，實乃“朝之缺政”，應當全盤否定。這當然顯得有些執(zhí)拗，也是司馬光外號“拗相公”的來歷。

但作者同樣指出，不能因為司馬光反對變法，就認定他是“保守派”。司馬光又何嘗反對過變革？書中提到嘉祐六年（1061年），司馬光向當朝的仁宗皇帝上過三個札子。后人評論，“司馬光輔四朝之規(guī)模，盡見于嘉祐入對之三札”。在其中的《言御臣》與《言揀兵》兩個札子里，司馬光就對北宋當時的官制與兵制提出強烈的批評。以官制論，北宋朝廷已陷入“資歷至上”的陷阱，只要年頭熬得夠，不管水平如何都可以官至高位。以兵制論，“主兵之官，惟務人多”，忽略軍人質(zhì)量。顯而易見，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北宋“冗官”“冗兵”問題。司馬光對前者，提出“十二等分職任差遣”，主張以職位為核心對官僚隊伍進行分層次的管理制度改革；對后者，則提出“養(yǎng)兵之術(shù)，務精不務多”，主張通過選拔淘汰，改變軍隊人多而戰(zhàn)斗力差的問題。總而言之，在作者看來，這幾個札子，體現(xiàn)出司馬光思想中一些最本質(zhì)的東西，其中就包括尊重已經(jīng)建立的制度和傳統(tǒng)，在尊重的基礎(chǔ)上改革弊端。因此作者就說，“司馬光完全可以被稱為‘改革者’”。只不過，司馬光的主張還不足以說服年輕的宋神宗。畢竟只有王安石才“給了神宗解決財政困難、充實國庫、富國而后強兵的具體辦法”。不能不說，這是司馬光的一個悲劇。

與此同時，又如本書前言所言，作者“真正想寫的，不只是司馬光的傳，還有司馬光成長、經(jīng)歷、參與的那個時代的傳記”。這個時代，實際上就是“宋仁宗時代”。作者對此毫不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詞，“在我看來，仁宗朝也許取得了帝制時代儒家政治所能取得的最好成績”“一群有理想有操守的臺諫官員，一個不那么強勢的講道理的皇帝，成就了仁宗朝政治的寬容開放，它讓問題有機會暴露出來，并得到糾正，讓朝政向著更健康的方向發(fā)展”。這在兩千多年的帝制歷史上堪稱一個異數(shù)。司馬光和作為其政治對手的王安石，都是這種寬容政治的產(chǎn)物。

但這樣的寬容政治，在仁宗朝之后便一去不復返了。歸根結(jié)底，“一群有理想有操守的臺諫官員，一個不那么強勢的講道理的皇帝”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范仲淹曾經(jīng)向同朝為官的富弼指出，“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一旦開了惡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指的就是所謂“傳統(tǒng)”的脆弱。恰恰是宋神宗即位后，因變法造成的政見分歧，終于惡性演變成為黨同伐異。作者在書中前言的總結(jié)可謂精到：“寬容的政治培養(yǎng)出不寬容的政治家，最終埋葬了寬容”。

當?shù)闷稹罢伞眱勺?/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