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wù)印書館《散原精舍詩》的編選、刊行和版本
說到近代同光體詩人領(lǐng)袖陳三立之詩集，當以商務(wù)印書館（下文簡稱“商務(wù)”）刊行的《散原精舍詩》系列最為重要。商務(wù)版《散原精舍詩》有四種：《散原精舍詩》初集（下文簡稱《初集》）二冊二卷，宣統(tǒng)二年初版，民國三年再版；《散原精舍詩續(xù)集》（下文簡稱《續(xù)集》）三卷，民國十一年初版，與《初集》二卷合刊為四冊，題“散原精舍詩”，后于民國十五年再版；《散原精舍詩別集》（下文簡稱《別集》）一冊不分卷，民國二十年初版；這六卷詩，《初集》由“商務(wù)印書館代印”[1]，其他均由商務(wù)鉛印發(fā)行；該館復(fù)于民國二十五年11月將《初集》《續(xù)集》《別集》合刊五冊，題“散原精舍詩”，標作“國難后第一版”[2]。作為近代中國詩壇的重要領(lǐng)袖，《散原精舍詩》系列的刊行，于陳三立詩壇地位之確立和影響之發(fā)生至關(guān)重要，但至今未見有人論及該集編選、刊行之過程。至于其版本，除劉經(jīng)富《陳三立詩集、文集的版本及其佚詩、佚文》一文提及民國十一年版《散原精舍詩》刪掉了宣統(tǒng)二年《初集》本中詩作四十首之外[3]，未見他人深入探究，尤其是各本孰優(yōu)孰劣，更是無人提及。而坊間出現(xiàn)的各種影印叢書，如《續(xù)修四庫全書》《清代詩文集匯編》《民國詩集叢刊》《民國詩集選刊》《清末民初文獻叢刊》等，收錄《散原精舍詩》所用底本，雖然囊括了我們前面提及的各種版本[4]，但顯然事前未作版本優(yōu)劣之考察。陳三立詩集整理本以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近代文學(xué)叢書》中的《散原精舍詩文集》為代表，其據(jù)為底本者，《初集》為宣統(tǒng)二年本，《續(xù)集》為民國十一年本，《別集》為民國二十五年“國難后第一版”本，是以初版為底本選擇原則。這雖為古籍整理者普遍采用，但于《散原精舍詩》等近代文獻的影印、整理而言卻是一大陷阱。本文擬利用最新披露和發(fā)現(xiàn)的史料，對商務(wù)《散原精舍詩》系列的編選、刊行等予以考述，并通過文字比勘確認諸本之優(yōu)劣，期望以此為標本探究近代文獻生成的復(fù)雜經(jīng)過及樣貌，提醒同道走出初版迷信、客觀評估諸版之價值。
陳三立八十像，《青鶴》第1卷第3期，1932年12月
一、《初集》的編選與刊行
宣統(tǒng)二年版《初集》，收錄陳三立光緒二十七年（1901）至三十四年八年間詩作。關(guān)于此集之編輯，陳三立曾于詩集即將印成的宣統(tǒng)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寫給老友廖樹蘅的信里說：
下走自僑居白下，約得詩千余篇，好事如鄭蘇堪者，挺任選政，而吾鄉(xiāng)李、夏之徒，復(fù)抽資付排印。念此舉便利，有可慰師友間如公輩之欲閱吾近稿者，亦遂聽客之所為。大抵歲杪可竣工，再寄公評論也。[5]
細味此言，編刊之念，大概是受其鄉(xiāng)人“李、夏之徒”的慫恿?！跋摹奔聪木从^，時任復(fù)旦公學(xué)監(jiān)督，常往來于寧、滬之間，是為《初集》刊行奔走最力之人（下文詳述）?！袄睢保裰惾⒐?、宣之際的師友交往，此人大概是李瑞清，光緒三十二年至宣統(tǒng)三年，李瑞清任兩江師范學(xué)堂監(jiān)督，其間曾三次署理江寧提學(xué)使。夏敬觀乃江西新建人，李瑞清為江西臨川人，均是陳三立鄉(xiāng)晚，光緒三十二年至宣統(tǒng)元年間，三人過往頗密[6]。其時陳三立正為江西南潯鐵路奔波，忙得焦頭爛額，似無編刊詩集之心境與余暇，若無“李、夏之徒”慫恿推動，想來此事不會在“己酉春”提上日程[7]。
宣統(tǒng)二年版《散原精舍詩》首頁版式設(shè)計圖，陳三立《與夏敬觀書》附，《夏敬觀師友書札》第3冊，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21年版，第58頁
“選政”付之鄭孝胥，應(yīng)是出于陳三立對鄭孝胥詩歌成就和詩學(xué)眼光的認同。陳、鄭二人同是光緒九年、十二年會試的赴考舉人，目前文獻可見二人較早的一次會面即在光緒十二年會試之前一年十二月七日文廷式招邀的北京義勝居飲席之上，張謇、毛慶蕃、喬樹楠、陳熾等亦在座，洵一時之勝會也[8]。但二人間的詩歌互質(zhì)卻到近十年之后的光緒二十年十二月，其時陳三立居武昌，鄭孝胥在金陵，往來寧、漢之間特別推崇陳三立詩歌的梁鼎芬先是于八日將陳三立、易順鼎等人合刊的《廬山詩錄》送與鄭孝胥閱看，歸漢時又將鄭孝胥詩攜示陳三立，陳三立“嘆為絕手”，鄭孝胥專門在十二月二十九日日記里記下了梁鼎芬來書所述陳氏評語，并補云：“陳，謂陳伯嚴也?！盵9]似頗看重。雖難考此時鄭孝胥對陳三立詩作之觀感，但以鄭氏之性情，同意將詩作送與陳三立評閱，已可見其于陳三立詩學(xué)造詣之認可。此時陳、鄭詩歌寫作均已轉(zhuǎn)向宋調(diào)，宜其能互相賞識。一番家國之變后，光緒二十七年，陳三立擬刊行所撰其父寶箴行狀，請鄭孝胥書簽，鄭為書“皇清前湖南巡撫義寧陳公行狀”[10]，可見陳三立對鄭孝胥之看重。光緒二十八年，鄭孝胥《海藏樓詩》在武昌刻成，陳三立在十月寫成的《夜讀鄭蘇龕同年新刊海藏樓詩卷感題》一詩中有“新吟掩抑能盟我”之句[11]，并在與沈瑜慶書柬中贊鄭為“后山復(fù)生”[12]。“能盟我”表明了陳三立對鄭孝胥詩藝的認同。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身在龍州邊防的鄭孝胥寄照片給“子朋、伯嚴”二人[13]?！白优蟆奔搭櫾?，為鄭氏“每見不能去，歡笑輒竟夕”的老友[14]，而陳三立與之同獲寄照之殊榮，亦可見陳氏在鄭孝胥心中之地位。之后幾年中，陳三立曾有幾次將新詩或近稿請鄭孝胥閱看。光緒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于兩江總督端方招集觀賞《華山碑》之座上，當著陳寶琛、楊鐘羲、夏敬觀、李瑞清等人的面，鄭孝胥評陳三立詩為“國朝第一”，這讓陳三立大為惶惑，“疑其推讓異于平日者”[15]。有了這十五年漸趨篤定的相互知賞，當宣統(tǒng)元年準備選刊詩集時，陳三立請小自己七歲的鄭孝胥進行刪選，就絲毫不讓人覺得詫異，而“挺任”一語，似也反映了鄭孝胥在接手此事時的積極。
“選政”工作正式開始于宣統(tǒng)元年四月六日，是日鄭孝胥接到夏敬觀送來的“陳伯嚴詩稿六本”[16]。從三月陳三立致夏敬觀書中“拙稿計已交海藏，約何時選畢”的詢問來看[17]，陳三立當是在是年三月將詩稿六本托夏敬觀轉(zhuǎn)交鄭孝胥進行刪選的。這六本詩稿起自光緒二十六年四月移居金陵，即前引與廖樹蘅書中所謂“下走自僑居白下，約得詩千余篇”也，止于光緒三十四年夏秋之際。陳三立尚有第七本詩稿[18]，系雜錄光緒三十四年秋至宣統(tǒng)元年夏所作詩而成者[19]，此“最后本”在宣統(tǒng)元年五月中旬末由仆人帶給上海夏敬觀，請其轉(zhuǎn)交鄭孝胥[20]，但或許是夏敬觀轉(zhuǎn)交濡滯，鄭孝胥七月一日始得“閱伯嚴詩十五、十六二卷”[21]，此二卷應(yīng)即第七本。
鄭孝胥作于宣統(tǒng)元年四月三十日的《散原精舍詩序》云：“大抵伯嚴之作，至辛丑以后，尤有不可一世之概?！盵22]這話容易讓人以為：《散原精舍詩》起自辛丑（1901），出于鄭孝胥通讀陳三立詩歌之后的決斷。其實不然。最初主張收詩起于辛丑的，大概是梁鼎芬?！督鹆暌笆贰贰啊渡⒃嵩娂贰睏l云，陳三立中年時期（四十八歲之前）的作品“工力勁追漢魏，意境典雅高古”，編選詩集時，“梁鼎芬（節(jié)庵）以為和后來所作，格調(diào)不盡相同，乃建議不必編入集中，以保存同光體詩之面貌”[23]。梁鼎芬是陳三立漢、寧時期最重要的詩友之一，他對陳三立之詩學(xué)造詣甚為欽佩，光緒三十四年九月游金陵時，即寓居陳三立家中[24]，二人當有深談，或即在此時，梁鼎芬表達了他對陳三立詩歌面貌的看法，從而推動了陳三立編集斷自辛丑。當然，目前史料也無從否定在陳三立做此決斷過程中，鄭孝胥起了一定作用，畢竟光緒三十四年至宣統(tǒng)元年三月的一年多時間里，二人過從頗頻，且曾談詩論藝。無論如何，鄭孝胥無疑是認同斷自辛丑的。陳三立本人也沒有什么猶疑，他在宣統(tǒng)元年五月十三日、十七日與夏敬觀兩書討論詩集取名時，不論是提到“江介八年詩”還是提到“江介九年詩”，都是“起光緒辛丑”[25]?？梢娛赵娖鹱孕脸?，陳三立已經(jīng)自覺。但收詩止于光緒三十四年，鄭孝胥的意見大概起到了很大作用。前引陳三立宣統(tǒng)元年五月十三日致書夏敬觀時，對詩集收束于何時仍未確定：“鄙意自辛巳（丑——引者校）起至戊申止，均為光緒時代，似可名為‘江介八年詩’。若加入今歲之作，或稱‘江介九年詩’，何如？”[26]并打算寄上近作詩稿第七本——內(nèi)錄光緒三十四年秋至宣統(tǒng)元年夏之作，請夏敬觀與鄭孝胥商定。當然，在五月十七日交代帶交詩稿第七本的信里，陳三立已經(jīng)有了較為明晰的想法：“選至去年為止似較妥也?！盵27]但顯然還不夠堅定。想來鄭孝胥覺得以半年收束不夠完整，同時認同陳三立“光緒時代”的說法，便也主張舍棄宣統(tǒng)元年春夏之作，于是《初集》遂以《光緒三十四年除夕》一首為殿矣。
陳三立《與夏敬觀書》，黃顯功、嚴峰主編：《夏敬觀友朋書札》第3冊，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21年版，第53頁
鄭孝胥用時二十余日完成“選政”，效率頗高，但“僅刪十余首”，陳三立認為“非精選可知”[28]（圖1）。從目前輯佚的情況來看，所刪“十余首”，大概即是光緒二十七年“門存倡和”系列之作?！伴T存倡和”活動起于陳三立好友陳銳“辛丑需次白門”感題所藏舊札之作，二陳“彼此旋疊韻至數(shù)十首，海內(nèi)和者殆千數(shù)百首不止”，后陳三立“拈詩中起結(jié)韻，題為‘門存集’”，陳銳輯而刊之[29]。從《門存倡和詩鈔》所錄來看，陳三立前后共作“門存詩”32首，應(yīng)該大部分錄存于詩稿之中，但《初集》僅存其中11首，其他21首全部刊落[30]，這大概是鄭孝胥的“手筆”；而陳三立云“僅刪十余首”，應(yīng)是錄存于詩稿時，他已經(jīng)刪掉了一些勉強之作，畢竟聯(lián)翩疊韻，難免缺乏真情實感之作。
對于詩集的定名，最初陳三立有兩種想法：一種名為“散原精舍詩”，副以“江介八年集”；一種徑稱“江介八年詩”[31]。陳三立在寫給夏敬觀的信里，一直在用“江介八年詩”或“江介九年詩”，似乎對此名情有獨鐘，大概是因為它特別能反映他八九年來的出處、心境吧。不過他也請夏敬觀向鄭孝胥商酌定名，估計最后只稱“散原精舍詩”，一如“海藏樓詩”，是鄭孝胥的意見。
詩集刊行所需資金，由“李、夏之徒”相助，陳三立曾詢問夏敬觀“工本若干”，亦想負擔部分，“不欲偏累”李、夏等人[32]。李瑞清時任兩江師范學(xué)堂監(jiān)督，夏敬觀為復(fù)旦公學(xué)監(jiān)督，二人薪金可觀，生活較為寬裕。而陳三立則窘迫一些，他雖然在李有棻光緒三十三年八月遇難溺亡之后勉強答應(yīng)暫時擔任南潯鐵路總理一職三個月，月薪可達四百元（一說三百），但次年二月應(yīng)允留任總理之后，即聲明不領(lǐng)薪水，到了四月即因“恨無獻替”，捐薪襄助楊文會創(chuàng)辦祇洹精舍了[33]。而陳家子弟如衡恪、隆恪、寅恪等的教育開支，數(shù)額不小，以至家無余資，一直到宣統(tǒng)三年夏，才依靠湘省紳商在首屆南洋勸業(yè)會閉幕之際所捐兩萬元，建成散原別墅，在來到南京十年之后，終于有了自己的房產(chǎn)寓園，此前一直是賃廡而居。所以家用并不寬裕的陳三立雖然想自己承擔一些，但想來夏敬觀不會告訴他“工本若干”。
對于這本詩集，陳三立最擔心的是它的校對，他在五月十七日信中特別囑咐夏敬觀，詩集排印“最須防訛謬”，“校對之人極當留意”，因為他看到“海藏樓本猶不免有錯字”[34]。此“海藏樓本”當指光緒三十二年重印的《海藏樓詩》，是鄭孝胥《海藏樓詩》1949年前諸刊本中唯一的排印本。
由以上梳理可知，在《初集》刊行的過程中，鄭孝胥承擔刪選、定名、定款式等事，并撰序和題寫書名，而夏敬觀主要負責“跑腿”——在陳、鄭之間傳遞詩稿，轉(zhuǎn)達意見，并籌集資費、聯(lián)絡(luò)印刷、安排校對等，是《初集》刊行的功臣。
宣統(tǒng)二年初，《初集》正式鉛印出版。今天我們可以見到兩個不同的本子：一個有牌記，署“宣統(tǒng)二年歲次庚戌孟春之月上海商務(wù)印書館代印”，一個無牌記；前者紙黃而脆薄，后者紙白而綿韌。除此之外，版式、行款、題署、內(nèi)容等均同。前者收藏單位多著錄為宣統(tǒng)二年本，后者則著錄為宣統(tǒng)元年本。前者之著錄自是的當，后者則似有可商榷之處。將無牌記本著錄為宣統(tǒng)元年，應(yīng)是據(jù)鄭孝胥題端所署“宣統(tǒng)己酉”（即宣統(tǒng)元年），但此是鄭氏題寫時間，不能遽斷為刊行時間。民國三年，《初集》曾再版[35]，但未見國內(nèi)外圖書館著錄，我懷疑再版本即此無牌記本，只是將宣統(tǒng)二年本更換了紙張，撤銷了牌記而已。若此無牌記本為宣統(tǒng)元年刊，也要在冬季甚至歲末了[36]，卻在牌記和用紙上與緊挨著的宣統(tǒng)二年本差異如此之大，于情理上說不過去。
《初集》民國三年再版廣告稱“前印千部”[37]，不知是否屬實。因為商務(wù)只是“代印”，發(fā)行銷售之事自然由陳三立本人承擔。陳先是得書數(shù)百部，余下之書寄售在上海四馬路廣智書局和望平街有正書局，單價大洋八角。二家書局聯(lián)合于宣統(tǒng)二年七月二十八日開始在狄葆賢主持的《時報》上為《初集》發(fā)布廣告：“是編為義寧陳伯嚴先生著，專學(xué)宋人，镕鑄萬有，氣象雄渾，意境沉著，有黃河奔流，千里一曲之概。”[38]說明其學(xué)宋取徑，表彰詩歌氣象之闊大。廣智書局同時還在《申報》上刊登了書目廣告，將之與朱祖謀《彊村詞》、李清照《漱玉詞》、溫庭筠等《花間集》等合稱“精刻精?！盵39]。寄售于廣智書局和有正書局的初版《初集》，其售出之數(shù)已不可知，倒是陳三立手中的“數(shù)百部”，至宣統(tǒng)二年十一月“已為人索取將盡，尚多無以應(yīng)”，他請夏敬觀“速告子言”——即陳詩，時在《時報》館任職，又曾于夏敬觀署江蘇提學(xué)使時入幕——“將滬店所存扣留百部或五六十部勿售”，轉(zhuǎn)寄給他，以備取索[40]。
《初集》的贈閱和銷售，使得眾多同輩及年輕一代詩人集中閱讀、了解了八年中陳三立的詩歌作品，涌現(xiàn)出不少題贈之作和評議性言論，這對陳三立詩歌藝術(shù)成就的認同和詩壇地位的確立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41]。
二、《續(xù)集》《別集》及縮印合集的編選與刊行
《續(xù)集》由商務(wù)初版于民國十一年10月，居間推動者換成了“商務(wù)五老”之一李宣龔。庚申（1920）六月，陳三立接到商務(wù)“王經(jīng)理”帶來的李宣龔書信一函，大概是談陳三立詩集出版之相關(guān)問題。其時李宣龔剛出任商務(wù)經(jīng)理，當然是代表館方。陳三立遂將詩稿六本交由“王經(jīng)理”轉(zhuǎn)寄李宣龔，并在同時寫給李宣龔的信中談及關(guān)于詩集出版的三個想法：第一，仍擬請鄭孝胥負責刪選；第二，想親自校閱清樣以防訛誤；第三，建議將《初集》一并與《續(xù)集》重印[42]。
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梁啟超藏商務(wù)印書館民國十一年刊本
鄭孝胥再次同意操“選政”，他最遲于庚申八月二日已經(jīng)開始閱看陳三立詩稿[43]，次年二月底，還在“為陳伯嚴刪其詩稿”[44]，具體何時結(jié)束，不得而知，但顯然這次閱選時間較《初集》長很多。在這期間，陳三立每次赴滬上，都會拜訪鄭孝胥，選詩應(yīng)該是他們的重要話題。陳三立自覺這十余年間留存的詩稿，“多敷衍無聊之作，不及刪汰”，當是指入民國后酬和之作太多，所以希望鄭孝胥“能為去取”[45]。鄭孝胥確實刪去了一些，與存世的《散原老人手書詩稿》（圖2）——錄存己未（1919）至丙寅（1926）春七年詩作——相較，民國十一年刊本《續(xù)集》刪去7題：《庸庵尚書于滬上主逸社第二集，適值三月十九日，爰命題為萬壽山懷古，余忝與會，歸而補作》《為?？退髻浌哪飫⒋湎伞贰堆┠锴贰遁镗啪訙瑘蟮迷鴮O，賦記一詩，適庸庵同年至，出示和作，亦次韻寄賀》《庸庵同年來游白下，用前韻賦贈》《寄題曹公亭》《胡宗武、琴初之母汪太夫人六十壽詩》。俞大綱為《散原老人手書詩稿》影印本所作題辭云，此若干篇“汰不入刊本，蓋一時酬答遣興之什，去取間有所經(jīng)界也”[46]。其實極可能是鄭孝胥所刪，原因應(yīng)該略同。但逸社第二集萬壽山懷古之作[47]，中有感激，與他篇不同，不知何以同遭刪汰。
《續(xù)集》詩序仍由鄭孝胥執(zhí)筆，但詩集即將排印完畢時，仍未撰成，陳三立親自作書“催作詩序”[48]，三日前，即壬戌（1922）七月二十八日，李宣龔亦催之。八月三日——此距刊本所署民國十一年10月僅一月之遙，鄭氏始以一日之力成之，此序于陳詩藝術(shù)方面幾無論及，而獨獨強調(diào)了“有重名于天下”的陳三立，其詩“以天下之是非自任”的《春秋》之旨[49]，大概以民國為敵國之鄭孝胥，有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的意味。
陳三立題《青鶴》刊名，《青鶴》第1卷第5期，1933年1月
不過陳三立想親校清樣的意愿似乎未能實現(xiàn)，民國十一年本訛誤之多（下文詳述），令他后來在民國二十四年準備重印詩集時，仍耿耿于懷。但《初集》與《續(xù)集》合并印行的愿望得以實現(xiàn)，《初集》二卷與《續(xù)集》三卷合刊為四冊。但《初集》并非原封不動地予以排印，而是經(jīng)過了陳三立重新審訂，刪去了宣統(tǒng)二年刊本中的40題詩作，其中光緒二十七年所作14題：《檢舊篋得熊鶴村光祿遺墨感題》《窗上見數(shù)蠅賦》《移居》《視女嬰入塾戲為二絕句》《園居即事次韻答義門》《王義門、陶賓南兩塾師各有贈答之什，次韻贅其后》《得熊季廉海上寄書言俄約警報，用前韻》《山行至冷水坑觀姻家卜葬處口占》《和孟樂城北道中感垂楊之作》《月夜同次申、恪士泛小舟尋秦淮盛漲》《竹林寺》《同李刑部、錢拔貢雨花臺游眺》（三首之二）、《十八夜月上，與次申移棹復(fù)成橋，口占二首》《舟夜口號》；光緒二十八年所作4題：《秋旱得雨偶成》《后園晚步》《題松江提督記室云韶詩冊》《除夜》；光緒二十九年所作3題：《九江夜泊》《掃葉樓會餞薌垣藩使二兄解官去江南》《題寄南昌二女士》；光緒三十年所作5題：《正月晦陰雨愁坐，柬季詞、伯弢》《短歌寄楊叔玫，時楊為江西巡撫令入紅十字會觀日俄戰(zhàn)局》《觀日本優(yōu)場雜舞》《題李梅癡太史所畫扇》《中秋夕作》；光緒三十一年所作2題：《聞云秋自永州解兵還居長沙有寄》《中秋夕百花洲水亭玩月》；光緒三十二年所作3題：《晴坐貽劍丞》《頤園觀電光圖畫》《雨中尋青溪》；光緒三十四年所作9題：《端午淮舫集》《小魯至有贈》《袁綬瑜度支奉使過金陵因贈》《張園坐雨》《北極閣訪悟陽道長》《梅庵酒集雞鳴寺》《節(jié)廠、濤園先后來江南，余病中相見，頃節(jié)廠之滬濤園還南昌，賦此寄憶》《西山道中》《江夜見新月》。所刪有口占偶成率易之作，亦有無聊戲筆，還有純?nèi)涣鬟B光景而乏沉思情感的無謂之作，但也有一些作品如《檢舊篋得熊鶴村光祿遺墨感題》《移居》《得熊季廉海上寄書言俄約警報，用前韻》《除夜》《掃葉樓會餞薌垣藩使二兄解官去江南》《節(jié)廠、濤園先后來江南，余病中相見，頃節(jié)廠之滬濤園還南昌，賦此寄憶》等，并非無心無寄托之作，也看不出人事避忌，不知陳三立為何刪去。
詩集印成之后，定價二元四角，商務(wù)在民國十一年10月25日《申報》和10月27日《新聞報》上登出告白：“義寧陳伯嚴先生以古文家成詩家，鄭海藏先生初序謂其詩‘越世高談’，有‘自開戶牖’之嘆，當于古人中求之。自己酉迄辛酉所作編為《續(xù)集》，鄭海藏后序又謂其詩中之直筆‘類于春秋’。觀此兩序，可以知先生之詩矣。茲由本館將先生《初》《續(xù)》兩集合并印行，海內(nèi)賢者知必以先睹為快也?！盵50]其時鄭、陳已是文壇公認的兩大詩家，廣告有引鄭序增重之意。
陳三立《〈蒼虬夜課〉評語》，陳曾壽《蒼虬夜課》卷首，民國石印本
陳三立收到新詩集大概在民國壬戌九月二十一日七十生日之前[51]。陳三立七十生日是當時詩壇大事，《申報》簡訊云：“寓公陳伯嚴前日七十壽辰，京滬遺老詩人，均聯(lián)袂來寧祝賀?！盵52]陳寶琛、沈曾植、鄭孝胥、陳衍、陳夔龍、吳慶坻、馮煦、康有為、楊鐘羲、江瀚、吳績凝等同輩，夏敬觀、李宣龔、陳詩、袁思亮、孫雄、周達、黃浚、葉玉麟、吳用威、諸宗元、羅惇曧、左念恒等晚輩，均作詩文以祝。想來商務(wù)亦有以詩集獻壽之想，但不成想此本卻成為諸本中最壞者，或以趕在生日之前印出，工期迫促之故。
盡管這一版問題很大，但仍然于四年后再版，這似乎可以表明陳三立詩集的風(fēng)行程度，不過，此次再版實即重印，詩集中存在的諸多文字訛誤并沒有得到訂正。
十年之后的民國二十年5月，《別集》出版，其時陳三立已經(jīng)移居廬山，又小住九江。《別集》收詩起自民國壬戌，終于庚午（1930）十月，跨度凡八九年，但僅成薄薄一小冊，數(shù)量上已遠遜《初集》《續(xù)集》。陳三立民國十一年、十七年因戒詩，所作合計三十題左右；因連喪妻、子，民國十二年、十三年，也幾乎不作詩。這無疑是《別集》收詩數(shù)量銳減的原因?！秳e集》出版的同時，陳三立還請姻親張劼莊將己巳（1929）十月至庚午十月廬山所作各體詩百余首楷書繕寫，結(jié)集為《匡廬山居詩》，石印若干冊分贈親友，其中所收詩及次序，與《別集》己巳十月至庚午十月部分完全相同，均終結(jié)于《庚午十月朔別廬山》。
民國二十五年11月，商務(wù)復(fù)將陳三立《初集》《續(xù)集》《別集》合刊出版，稱“國難后第一版”（圖3），此“國難”即民國二十一年之“一·二八事變”，商務(wù)在此次日本轟炸中損失慘重，故于事變后出版物中多標“國難”二字以示警醒。這一次重版啟動于民國二十五年，其時陳三立已移居北平，居間者仍是李宣龔。商務(wù)準備采用原本縮印的方式再版，比勘來看，此“原本”指民國十一年刊《初集》《續(xù)集》和民國二十年刊《別集》。為使極可能是有生之年最后一版的詩集成為善本，陳三立于民國丙子（1936）九月二十八日合刊本即將印成之際致書李宣龔，請求印成時先以樣本寄來“再行校閱”，以避免“舊印本訛誤頗多”之弊[53]。商務(wù)同意了他的這一請求，由李宣龔于十一月中旬將樣本五冊寄交。陳三立認為“原本縮印”這一方式“極為妥便”，并于十一月十九日直接將校改過訛誤的自存本寄給李宣龔，以備對照訂正[54]。
盡管是“原本縮印”，國難后這一版《散原精舍詩》除了訂正訛誤之外（詳后），還有許多變化。一是刪去原《初集》《續(xù)集》的鄭孝胥兩序，并以排印字體取代鄭孝胥的題名。撤刪鄭序、鄭字并非出于陳三立之意愿，而是出版方行為[55]。鄭孝胥于民國二十一年3月出任新成立的偽滿洲國國務(wù)總理，淪為民族罪人，牢記“國難”的商務(wù)自然不會保留鄭序、鄭字。二是《別集》部分較民國二十年刊本增補詩作14題，附于《別集》最后，依次為：《拔可寄示晚翠軒遺墨，展誦黯然，綴一絕歸之》（1935）、《題弢庵師與詒書學(xué)政合影》（1935）、《挽弢庵師》（1935）、《蘉庵訪我匡廬山居，得觀所攜桐城姚先生日記》（1932）、《和蒼虬（同心畬、叔明、立之、伯夔、君任作）》（1934）、《題匑庵〈墨謔庼畫隱圖〉》（1936）、《〈上方山圖〉，蘅屬題》（1934）、《蜜蜂畫社〈當代名家畫?！怠罚?931）、《題王啟之〈霜荼閣圖〉》（1932）、《李苦李畫象》（1932）、《題陸丹林〈紅樹室圖〉》（1932）、《靖陶屬題〈昆明艷泛圖〉》（1933）、《蘅至匡山，攜示〈移居圖〉卷，為破戒綴一絕紀之》（1933）、《訒盦至廬山，過我松門別墅，手攜〈填詞圖〉屬題，為破戒綴句以紀因緣》（1933）。民國十九年暫時移居九江之后，陳三立基本處于戒詩狀態(tài)，所作甚少，多為應(yīng)屬之作，亦不存稿。此14題除數(shù)首為陳三立“勉于紙堆中覓得”者外[56]，大多由商務(wù)編輯（或即李宣龔）輯錄自《國聞周報》的《采風(fēng)錄》專欄，此欄被吳宓譽為現(xiàn)代“中國舊體詩之最后逋逃藪”[57]，主持者乃曹蘅。增補的14題詩作中，《蘉庵訪我匡廬山居，得觀所攜桐城姚先生日記》《和蒼虬（同心畬、叔明、立之、伯夔、君任作）》兩篇未見于《國聞周報》，似為陳三立“勉于紙堆中覓得”者。增補詩作排序十分混亂，未能編年（各詩寫作年份見上錄詩題后），大概未經(jīng)陳三立手訂；《蜜蜂畫社〈當代名家畫海〉》一詩系其二子隆恪代作[58]，亦予收錄，可為增補之詩未經(jīng)陳三立手訂之一證。
“國難后第一版”《散原精舍詩》合刊本五冊定價三元二角，出版后，商務(wù)在《新聞報》《大公報》《申報》《時報》上都登有廣告：“散原老人之詩，如長江大河，包羅萬象，今之昌黎、山谷也。茲將其匡廬山居諸詩，并成五冊，重槧出版，以饜海內(nèi)知好之望。且老人比歲善病，戒詩有年矣。頃又覓得近作若干首，附印卷末，尤為難得。世之講求詩學(xué)者，誠宜人手一編，作為津梁，以窺涯涘也?！盵59]除了宣揚近作難得外，已經(jīng)以昌黎、山谷來比擬陳三立在舊詩壇的地位和成就，這應(yīng)該反映了當時詩壇對陳三立的定位。
陳三立題姚惜抱先生文稿，《姚惜抱先生文稿》，商務(wù)印書館1935年版
總之，商務(wù)先后刊行了四種《散原精舍詩》，貫穿陳三立詩藝成熟和變化的后半生，是陳氏詩壇地位確立的功臣，可謂大詩人與出版機構(gòu)結(jié)盟的典范。當然，《散原精舍詩》能進入商務(wù)，除了陳三立本身的詩歌成就和地位外，夏敬觀、李宣龔、鄭孝胥等人的推助亦是重要原因。三人都是陳三立的重要詩友、同光體代表詩人，并且都與商務(wù)有極為密切的關(guān)系，夏任撰述，鄭為董事，李為直接經(jīng)營者。如此看來，《散原精舍詩》在商務(wù)出版，似乎冥冥中有“天命”在。
三、商務(wù)《散原精舍詩》諸本的文字差異
商務(wù)出版的四種《散原精舍詩》，裝幀形式上的區(qū)別無關(guān)宏旨，可以暫時不去討論，至于文字方面的正誤，則不容無視。筆者對勘了四種版本的《散原精舍詩》，發(fā)現(xiàn)諸本間頗有文字差異，現(xiàn)分別列表分析如下。先看《初集》部分：
表1 《初集》宣統(tǒng)二年本、民國十一年本、民國二十五年本正誤表
對校之后，我們發(fā)現(xiàn)在陳三立詩歌的《初集》部分，即光緒二十七年至三十四年所作的654題詩作中，三種商務(wù)版本共有47處文字差異：其中宣統(tǒng)二年本正確28處，正確率為60%；民國十一年本正確20處，正確率僅43%；而以民國十一年本為底本縮印的民國二十五年“國難后第一版”，因改正了底本的11處錯誤，正確率提高到了66%。
再來看《續(xù)集》部分。
表2 《續(xù)集》民國十一年本、民國二十五年本正誤表
在《續(xù)集》部分，也即宣統(tǒng)元年至民國十年共13年所作的877題詩歌中，民國十一年本與民國二十五年本相較，共有31處異文，前者正確僅5處，正確率只有16%，后者正確29處，正確率高達94%。
最后的《別集》部分異文較少。
表3 《別集》民國二十年本、民國二十五年本正誤表
《別集》部分的290題詩作中，民國二十年本與二十五年本相較，僅檢出2處文字差異，民國二十五年本均確。
如此看來，商務(wù)《散原精舍詩》系列，民國二十五年“國難后第一版”質(zhì)量最高，不論是《初集》《續(xù)集》還是《別集》部分，文字訛誤最少，這主要得力于“原本縮印”并進行校改，其刊本頁面上字里行間錯字挖改之跡十分清晰。而民國十一年本問題最多，除了表中所舉大量錯訛之處外，還有諸多粗疏之表現(xiàn)，如《初集》部分卷上首頁“散原精舍詩卷上”下未標起訖時間，卷下首頁“散原精舍詩卷下”下則標有“起乙巳訖戊申”數(shù)字；又如《初集》宣統(tǒng)二年本在“廟社”“國家”“西巡”“朝廷”“先侍郎”“賜壽”“廷謀”等詞前，均空一格，以示崇敬，民國十一年本卷上第46頁前均無空格，但之后又空格如宣統(tǒng)本。
上述表格呈現(xiàn)的是四種詩集不同版本互勘校正的情況，實際上還存在諸本皆誤需要通過“理?！庇喺那闆r，也即宣統(tǒng)本《初集》錯訛而民國十一年本、民國二十五年本仍之，或者民國十一年本《續(xù)集》、民國二十年本《別集》錯訛而民國二十五年本未予訂正的情況。為全面展示商務(wù)《散原精舍詩》諸本的文字正訛面貌，筆者也據(jù)?？彼茫斜矸治鋈缦?。
表4 商務(wù)《散原精舍詩》諸本同誤表
由上表可知，民國二十五年本至少還存在如上48處文字錯訛。當然，這是諸本共同的錯誤。不過，“無錯不成書”，在商務(wù)所刊《散原精舍詩》四種本子中，民國二十五年本無疑是最好的本子，可謂后出轉(zhuǎn)精，最值得憑信。
整體來看，上述四表呈現(xiàn)的商務(wù)《散原精舍詩》四個本子的211處訛字，其訛誤類型其實很單一：約91%以上的訛字屬于形近而訛，如“暝”訛作“瞑”、“苕”訛作“茗”、“飲（飲）”訛作“余（餘）”、“唳”訛作“淚（淚）”，尤其是宣統(tǒng)二年本《初集》、民國二十年本《別集》和民國二十五年縮印本，幾乎全部是形近而訛。只有民國十一年《初集》《續(xù)集》合刊本，有十余處別樣的訛誤，如“少壯慕奇節(jié)”之“奇節(jié)”訛作“其節(jié)”、“九逝騷魂當月落”之“九逝”訛作“九死”，當是音近而誤；“一舸江湖各自還”之“江湖”訛作“江河”、“吟嘯接花晨”之“吟嘯”訛作“呼嘯”，或是習(xí)用而誤；而“自然病驥蹶塵埃”之“病驥”訛作“病哭”、“橋頭鴻雁字”之“橋頭”訛作“橋發(fā)”、“老懷真覺黃農(nóng)沒”之“真覺”訛作“真處”、“柯條鵲鷇馴”之“鵲鷇”訛作“霰鷇”等，則有點匪夷所思。這些別樣的訛誤，再次證明民國十一年本排印和?？敝质?。
然而就是這個粗疏的民國十一年本，從版本?？钡慕嵌葋碚f也不是毫無價值，它畢竟糾正了宣統(tǒng)二年本《初集》的十余處訛字，如“屺上”正作“圯上”、“頦唾”正作“咳唾”、“圮”、“插血”正作“歃血”、“幽研”正作“幽妍”、“向敏”正作“向歆”等。特別有意思的是“龜魚依棹撥明月”一句，宣統(tǒng)二年本《初集》作“潑明月”，當年初讀時，我甚至覺得這個“潑”字用得別有意境——龜魚泛起水花，潑向映在水中的天上明月，很有一種調(diào)皮的童趣，亦可見詩人之童心，待見到民國十一年本的“撥明月”，才豁然領(lǐng)悟到“撥”字與“依棹”呼應(yīng)，體會到詩人煉字的匠心——字非孤行，妙在句中。
以上對陳三立《散原精舍詩》系列詩集的?？?，似乎可以說明這樣一個道理：同一作品集的不同版本或有精粗之分，初版不必迷信，后出者往往轉(zhuǎn)精，但也可能問題多多，不過即使問題最多的本子，或許也有它獨到的價值。而僅僅通過比對文字之差異來確認用字之正誤，有失之拘泥之嫌；在反復(fù)閱讀體味之后，用理校法發(fā)現(xiàn)并訂正訛誤，是一種更能考驗人、更高級的文本?？敝?。由此可見，版本是一個復(fù)雜的問題，不但不能簡單地以先后定尊卑，亦不能簡單地以精粗嚴去??；而文本?？币膊皇羌氈聦蔽谋炯纯纱蠊Ω娉芍?，完美呈現(xiàn)有賴于我們對文本的長期沉潛。
版本看似一個靜止的物性問題，其實不然?！渡⒃嵩姟返纳虅?wù)諸本，刊行之后，用紙如何、印制怎樣、錯訛多寡等，均成定局，其復(fù)雜性主要體現(xiàn)于彼此的對照之中，而其根源，則植于諸版生成的動態(tài)流程里。如同上文所梳理的，陳三立詩集每一版的樣貌，取決于陳氏本人的心境（出版第一部詩集與出版全集自是不同）、刪定人、?？闭摺r間倉促與否、時代氛圍等。靜止的版本牽系的其實是變動的人事，這是我們考察版本時必須要留意的。
注釋：
[1] 宣統(tǒng)二年本《散原精舍詩》牌記上明確標明“宣統(tǒng)二年歲次庚戌孟春之月上海商務(wù)印書館代印”，顯然與擁有版權(quán)的“發(fā)行”不同，此集只是商務(wù)“代印”業(yè)務(wù)中的一種而已。但畢竟與商務(wù)有關(guān)，為了稱說方便，筆者仍將其視作商務(wù)系列之一。
[2] 陳三立：《散原精舍詩》第5冊，商務(wù)印書館1936年版，封三。
[3] 劉經(jīng)富：《陳三立詩集、文集的版本及其佚詩、佚文》，《文史》2005年第2期。其實更早提及此點的是陳乃乾，他1951年2月14日日記云，“‘散原詩’前后兩刊不同，別為文記之”，并于18日“手寫散原刪余詩八葉”（虞坤林整理：《陳乃乾日記》，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184頁），但其所“別為文”，《陳乃乾文集》（虞坤林整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版）中未見。
[4] 《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57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僅收《初集》，宣統(tǒng)二年本；《清代詩文集匯編》第77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所收《初集》為宣統(tǒng)二年本、《續(xù)集》為民國十五年本、《別集》為民國二十年本；《民國詩集叢刊》第43—44冊［（臺灣）文聽閣圖書有限公司2009年版］所收為民國二十五年“國難后第一版”合刊本；《民國詩集選刊》第79—81冊（廣陵書社2017年版）所收《初集》為宣統(tǒng)二年本、《續(xù)集》為民國十一年本、《別集》為民國二十年本；《清末民初文獻叢刊》（朝華出版社2018年版）所收《初集》《續(xù)集》為民國十一年本，《別集》為民國二十年本。
[5] 陳三立：《與廖樹蘅書（十四）》，陳三立著，李開軍點校：《散原精舍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166頁。
[6] 參見李開軍：《陳三立年譜長編》，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715—890頁；陳誼：《夏敬觀年譜》，黃山書社2007年版，第24—48頁；肖鵬：《清道人年譜長編》，中華書局2022年版，第159—254頁。
[7][22] 鄭孝胥：《散原精舍詩序》，《散原精舍詩文集》，第1530頁，第1530頁。
[8][9][12][13][16][21][43][44][48] 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85頁，第464頁，第849頁，第940頁，第1193頁，第1204頁，第1840頁，第1864頁，第1923頁。
[10] 陳三立：《皇授光祿大夫頭品頂戴賞戴花翎原任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湖南巡撫先府君行狀》，清光緒刻本。
[11] 陳三立：《夜讀鄭蘇龕同年新刊海藏樓詩卷感題》，《散原精舍詩文集》，第53頁。
[14] 鄭孝胥：《哭顧五子朋》，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點校：《海藏樓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頁。
[15] 沈瑜慶：《弢公聽水第二齋落成，同默園、又點作詩見憶。昨伯嚴書來，言陪赴白門宴集，蘇戡于陶齋坐間評其詩為“國朝第一”，若疑其推讓異于平日者。余方有官謗，未敢置辭，還質(zhì)弢公，當有品第》，沈瑜慶著，盧為峰點校：《濤園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頁。
[17][18][19][20][25][26][27][28][31][32][34][40] 陳三立：《與夏敬觀書》，黃顯功、嚴峰主編：《夏敬觀友朋書札》第3冊，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21年版，第59頁，第59頁，第54頁，第56頁，第53、58頁，第53—54頁，第56頁，第53頁，第58頁，第57頁，第56—57頁，第52頁。
[23] 石三友：《金陵野史》，江蘇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9頁。
[24][33] 參見李開軍：《陳三立年譜長編》，第829—830頁，第809—812頁。
[29] 陳銳：《抱碧齋集·七言律》詩前題記，《抱碧齋集》，曾亞蘭點校：《白香亭詩集·抱碧齋集》，岳麓書社2012年版，第70頁。
[30] 此21首已收入《散原精舍詩文集》，第1199—1207頁。
[35][37] 《時報》1914年10月8日。
[36] 是年七月一日，鄭孝胥還在閱看陳三立詩稿，參見《鄭孝胥日記》，第1204頁。
[38] 參見《時報》1910年9月1、4、10、17日。
[39] 參見《申報》1910年11月21、23、26日。
[41] 參見李開軍：《清末民初閱讀和批評中的散原詩歌》，李德強編：《清代詩學(xué)文獻整理與研究》，上海大學(xué)出版社2016年版，第260—300頁。
[42][45] 陳三立：《致李宣龔（二）》，吳建偉：《陳三立致李宣龔、曹經(jīng)沅函札簡釋》，《文獻》2018年第3期。
[46] 俞大綱：《題辭》，《散原精舍詩集（散原老人手書詩稿）》卷首，（臺灣）中華書局1961年版。
[47] 此詩見《散原精舍詩文集》，第1222頁。
[49] 鄭孝胥：《散原詩集序》，《散原精舍詩文集》，第1531頁。
[50] 參見《申報》1922年10月25日；《新聞報》1922年10月27日。
[51] 莫棠《散原精舍詩續(xù)集識語》：“壬戌九月二十一日在秣陵，適散原七十初度，相與稱祝，越五日，散原過逆旅，贈此本?！绷簡⒊渡⒃嵩娛钟洝罚骸熬旁禄?，同人集科學(xué)社為伯嚴壽，而滬上適以此書至?！保ā蛾惾⒛曜V長編》，第1268頁）
[52] 《申報》1922年11月12日。
[53][56] 陳三立：《致李宣龔（六）》，《陳三立致李宣龔、曹經(jīng)沅函札簡釋》。
[54] 陳三立：《致李宣龔（五）》，《陳三立致李宣龔、曹經(jīng)沅函札簡釋》。
[55] 吳宓《讀散原精舍詩筆記》轉(zhuǎn)錄陳寅恪言：“鄭孝胥序，乃商務(wù)印書館恐犯時忌所刪去?！保▍菍W(xué)昭整理：《吳宓詩話》，商務(wù)印書館2005年版，第284頁）
[57] 吳宓：《空軒詩話》，《吳宓詩話》，第254頁。
[58] 陳小從：《同照閣詩本事拾零》，陳隆恪著，張求會整理：《同照閣詩集》，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424頁。
[59] 參見《新聞報》《大公報》1937年2月19日；《申報》《時報》1937年2月20日。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xué)基金一般項目“陳三立詩藝發(fā)微”（批準號：22B ZW124）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