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二十多年前，在我讀碩士研究生時，以女性主義理論解讀中國女性文學作品是通用的研究方法。在當年，啃讀各種泊來的西方女性主義理論著作時，內心里也時有疑問升起：除了以女性主義理論解讀女性文學作品之外，是否應該將這些作品還原于當時的發(fā)表現(xiàn)場，梳理出一種基于本土化經驗的女性文學發(fā)展之路？

這些疑問和想法如影隨形伴隨著我，直到今天。這也是我當年寫作博士論文《中國現(xiàn)代女性寫作的發(fā)生（1898-1925）》的動力所在。女性主義理論當然是重要的，但這些理論多半生成于歐美西方國家，并不能完全涵蓋全世界女性處境。研究及梳理中國女性文學，不應該對西方女性主義理論亦步亦趨，而應該有辨析力和主體性。要回到中國歷史語境，從作品本身、歷史語境出發(fā)，去理解中國女性文學的發(fā)展。將女性文學的發(fā)生置于百年時間維度，梳理中國現(xiàn)代以來的女性文學譜系，是本書所渴望探尋的。在本書中，我將現(xiàn)當代女性文學視為一個整體，上編關注一百年來中國女性文學發(fā)展史上的重要現(xiàn)象，下編則關注具體女作家作品，通過對文學現(xiàn)象及作家作品的研讀，希望觸摸中國女性文學譜系的生成與變化軌跡。

一

本書分為上下兩編，共二十章。最早一章寫于2002年，晚近的一篇則寫于2023年。上編第一章到第九章，下編則是第十章到第二十章。

第一章到第四章，主要是從發(fā)生學角度討論現(xiàn)代女性寫作范式的初步形成。第一章《女性知識分子視角的初步形成》，主要聚焦于文學史上第一批女作家，關注她們的知識分子視角如何在創(chuàng)作中初步形成。這里所談的女性知識分子視角，指的是一位女作家以“社會人”而不是以一位“閨秀”的眼光看世界，她們開始有性別視角，她們有意重塑長久以來被歪曲的青年女學生形象，呈現(xiàn)婦女生活的另一種評價體系――婦女的存在以及她們“瑣屑的生活”本身就具有意義。我認為那便是女性文學關于姐妹情誼書寫的源起。

第二章《現(xiàn)代女性寫作敘述范式的初步形成》，是以1917－1925年間的女性作家作品為例，考察女作家對于日記、書信體等形式和自白式表達的使用過程，從這樣的敘述范式角度出發(fā)會看到，對于當時的女性寫作者而言，使用第一人稱、日記與書信形式寫作是需要勇氣的。那些勇敢地進行文本實踐的女作家們：冰心、廬隱、馮沅君，為現(xiàn)代女性寫作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

第三章《重估現(xiàn)代女作家的出現(xiàn)》側重文學史現(xiàn)象，以新文學期刊(1917-1925)為對象考察現(xiàn)代女作家的出現(xiàn)。通過重新爬梳史料，我重點分析冰心、廬隱、凌叔華等人在《晨報》、《小說月報》、《現(xiàn)代評論》等報刊發(fā)表作品的具體歷史語境，進而提出，在女作家成長的過程中，新文學期刊及其主辦者、編輯者的幫助和扶持對女作家的成長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女作者們借助當年的“新媒體”走向社會，走向讀者，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第一代女作家。

第四章《被建構的第一代女作家經典》則主要關注第一代女作家如何進入現(xiàn)代文學史，如何被納入文學正典的敘述中。這一章追溯了陳衡哲、冰心、廬隱、馮沅君、凌叔華等作家作品的成集、出版、評價以及進入《新文學大系》的經歷,我以為，這些對女作家作品的閱讀和評價,既代表了當時社會對女性寫作的理解,也反映著讀者對“新女性”形象的接受。就此,這一章所呈現(xiàn)的是，現(xiàn)代女性寫作發(fā)生史也是新女性被接受的歷史。在現(xiàn)代女作家出現(xiàn)的歷史過程中,男性讀者和批評家們參與(主導)建構了最初解讀女作家作品的歷史——當然,性別的盲視或壓抑也不容忽視。

如果說第一至第四章所關注的是1920年代女性寫作發(fā)生之初的變化，那么第五至第九章則聚焦于2010年前后女性寫作的變化。第五章《社會性別意識與新世紀女性寫作的轉型》認為，21世紀女性寫作發(fā)生了寶貴的轉變，女作家大規(guī)模出現(xiàn)，女性寫作者創(chuàng)作出了包括《雙面膠》、《蝸居》、《杜拉拉升職記》等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小說及影視作品；諸多女性寫作者擺脫了私語式和自白式的言說方式而更傾向使用第三人稱，關注并書寫平凡女性；從事評論的女性創(chuàng)作者日益增多，她們在網(wǎng)絡、報刊上實時表達作為女性知識分子的意見。這些之所以稱為變化，當然包含了與100年前女性寫作狀態(tài)的比較，但從更深層面來說，是相對于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女性寫作而言的。

第六章《這個時代不合時宜者》，是以三部小說：《我愛比爾》、《永遠有多遠》、《世紀末的華麗》為例，分析女性作家在時代面前如何思考女性寫作的問題。三部作品都寫于世紀之交，相互之間有著某種細微的“互文性”：三部作品都講述了三個女人的情感生活，她們分別生活在中國的三個重要城市：上海（《我愛比爾》）、北京（《永遠有多遠》）、臺北（《世紀末的華麗》）。女主人公生活場景、性格特征與其身處的三座城市文化緊密相關，但更重要的是，三部作品對所處的時代、所在的城市文化都各有態(tài)度與隱憂，對于馬上到來的“世紀末”各有一番文學表達。這些表達基于王安憶、鐵凝、朱天文的小說家身份，也緣由她們作為女性獨有的感覺與認識，因為她們各自葆有對時代文化的思考，她們的作品及人物才會令人念念難忘。

第七章《社會性別視野與都市情愛故事》，從“愛欲故事的必要空間”“都市書寫的文學慣例”“愛欲故事的推動力”“叢林法則與主體意識”四個方面，討論了女作家在都市愛情故事表達上的深有意味。這一章節(jié)所涉及的文本是多樣的，既包括潘向黎《清水白菜》、金仁順《彼此》，也包括魏微的《化妝》，魯敏的《惹塵?！返取Ｎ以噲D將這些文本與一百年前的愛情小說進行對比閱讀，所思考的是女性在愛情故事里的主體性。

第八章和第九章關注近年來廣泛興起非虛構女性寫作。在我看來，非虛構女性寫作是百年女性文學史上卓有意味的文學現(xiàn)象，如何更深入地理解這一現(xiàn)象的起源與意義，是我一直以來思考的問題。在第八章《新世紀以來的非虛構女性寫作：一種新的女性敘事范式的生成》中，我認為，“中國的女性寫作如何尋找突破的空間，如何在‘個人’與‘社會’、在‘我’與‘世界’之間尋找到恰切的位置？這是自現(xiàn)代文學發(fā)生至今的九十多年的時間里，女性寫作一直要面對的問題?！?010年以來的女性寫作者們進行著非虛構寫作實踐，這些實踐包括如何將個人經驗與社會熱點問題進行緊密結合，勾勒震撼人心、引人深思的“中國之景”；如何通過“有意味的細節(jié)”將個人經驗轉化為集體經驗，使之具有“公共意象”；如何通過強調每一個個體及家庭對社會建設的重要性，進而重構壁壘森嚴的“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如何將文本的性別敘事特點與女性知識分子立場與情懷結合。我的觀點是，非虛構女性寫作文本的大量涌現(xiàn)，意味著中國女性文學藉此形式重新返回了當代社會的公共言說空間。這是十年前寫就的一篇論文，十年后看來，非虛構女性寫作依然有著這樣的特質。

第九章《非虛構寫作與想象鄉(xiāng)土中國的方法》主要著眼于女性非虛構寫作與鄉(xiāng)土中國書寫。主要是從林白的《婦女閑聊錄》與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入手，討論當代女性寫作者以非虛構這一文體想象鄉(xiāng)土中國的方法。之所以選擇這兩部作品，首先在于它們的共性：都是中國當代文學中具有廣泛影響力的作品、都講述了一個村莊的故事、都由女作家創(chuàng)作、都采取非虛構的寫作方式?！秼D女閑聊錄》在出版時被認為是紀錄體長篇小說，而在今天看來則是典型的非虛構作品；《中國在梁莊》則一直被認為是非虛構寫作中的典范之作。我主要從“村莊故事：來自農婦/回鄉(xiāng)女兒的講述”“‘低于大地’的‘閑聊’與致力于‘透視’的‘回鄉(xiāng)’”“問題意識或以‘鄉(xiāng)愁’作為講述方法”這三個方面出發(fā)，從兩部作品的差異入手，討論非虛構寫作對于鄉(xiāng)土中國想象的貢獻，同時也結合其他同類著作，討論非虛構寫作者如何誠實表現(xiàn)所關注的鄉(xiāng)村及農民生活，如何既擺脫啟蒙視角，也不放棄寫作者的主體性。

二

在一百年維度上討論女性文學的變化，最終還是要落實到作家作品。本書的下編，主要觀照女作家作品，包括凌叔華、冰心、蕭紅對中國女性文學的影響，鐵凝、周曉楓、魏微、喬葉、魯敏、鄭小瓊等作家的寫作特質。顯然，我并不是對文學史上的每位重要女作家都有論述，我希望從問題意識出發(fā)去理解她們的作品。

第十章《一位現(xiàn)代女作家的誕生》主要聚焦于一百年前凌叔華的寫作，討論現(xiàn)代女子教育對現(xiàn)代女作家的出現(xiàn)的重要意義。通過對凌叔華閱讀、寫作、發(fā)表、成名等歷程的考證，可以看到，大學英文系的學習經歷對她來說意味著世界觀與文學觀的重大改變，現(xiàn)代教育以及現(xiàn)代教育所延展出來的機會深刻影響著閨秀凌叔華最終成長為一位具有現(xiàn)代主體意識和世界意識的女作家。

第十一章《冰心文學形象的構建》中，我討論的是1919到1949年間冰心文學形象的變化，主要聚焦于對冰心的文學評價。在現(xiàn)代文學發(fā)生時期，冰心及其作品以一種既新又舊，既委婉又清澈，既苦悶又溫柔的形式獲得了廣泛意義的認同。這樣的態(tài)度是有關文學風格的：委婉、清麗，也是對冰心作品中承襲才女寫作的某種特點的認同；但同時，冰心又不缺少“新”的思想與理念，她受過新式教育，有著現(xiàn)代的思想，關注社會問題。冰心本人也是“新賢妻良母主義”的愛好者，與當時社會上流行的“賢妻良母主義”頗為相合——從作品到作者，冰心女士都符合當時大讀者群對五四時期青年女性的審美喜好。

特別要說的是，閱讀這些批評家（主要是男性批評家）們的評價時會深切認識到，當女性寫作者進入現(xiàn)代文學評價系統(tǒng)時，其實是在進入以男性為主導的性別審美系統(tǒng)。從1920年代到1930年代，對冰心作品的評價發(fā)生了顯著變化，并非是作品本身發(fā)生了變化，而是讀者及批評者們所在的社會結構和閱讀習慣、審美習慣發(fā)生了變化。新的精神價值、閱讀趣味和對新的女性美的期待，為冰心作品打上了一種新的符碼，這表明，對于女作家作品的閱讀，不再只是對一個文本的接受和喜愛，還蘊含了男性對于女性美、女性品德、女性形象以及女性寫作的看法，意味著不同社會語境下，對同一種類型女性的接受與摒棄。

第十二章《一個作家的重生：關于蕭紅的當代文學影響力》中，我想辨析的是，蕭紅所留下的文學遺產如何滋養(yǎng)當代女性寫作者。這是打通現(xiàn)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一次嘗試。從當代讀者的視角望去，我們會發(fā)現(xiàn)，蕭紅正在以另一種方式在重返人間：“七十年來，尤其是近三十年來，當作為普通讀者的我們談起文學史上的著名原鄉(xiāng)、那最難忘的小城；或者談起現(xiàn)代文學史中最優(yōu)秀的那幾位作家時，也總是會情不自禁地談起她。批評家也似乎對她越來越惦記了，讀到讓人難忘的作品時，他們常常喜歡使用類似的句式來表達：‘他/她讓我想到了蕭紅??’‘這讓我想到蕭紅的《呼蘭河傳》??’”

在本章中，我分析了蕭紅作品與李娟、塞壬、孫惠芬、遲子建作品的相近之處。我們何以在李娟文字中辯認出蕭紅？“在她們的世界里，動物、植物和人都是一樣的世界存在，大自然同是她們書寫的主題，同是她們書寫中帶有意義的光；并且，她們書寫日常生活和大自然時，都會使用一種迷人的“女童”之聲：天真中有莫名的詩意，嬌憨中有無端的悵惘。”塞壬的《下落不明的生活》書寫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奔波，雖沒有蕭紅的天真和天籟般的聲音，但她面對苦難的直接和無畏不得不令人注目而視。另外，通過細讀孫惠芬的作品會發(fā)現(xiàn)，她和蕭紅都將目光定格在東北大地上的農夫農婦，但她們對于人的書寫角度有大不同。年輕的蕭紅對具體人事的理解遜于孫惠芬，而孫惠芬的農村生活經驗比蕭紅豐富，蕭紅仿佛天生對整體性的東西保持敏感，她的意義在于寫出了一個村莊的整體性處境。

也是在這一章中，我分析了遲子建與蕭紅之間的相同與相異。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遲子建書寫了各種各樣的離奇的死亡，同時，她也寫了人的活著：無常、吊詭、卑微、無奈。那是屬于遲子建的“生死場”，與蕭紅的《生死場》不同，它是清晰的和透明的。我認為，蕭紅的人物是蟻子般的死生，經由這些人的混沌存在，蕭紅書寫了人在“物質層面”的“生”與“死”。遲子建則講述了“人的感受層面”上的“生”與“死”。某種層面上，遲子建和蕭紅從共同的黑土地出發(fā)，走向了各自不同的美學方向，到達了各自的美學高度。

第十三、十四章中，我聚焦的是鐵凝的寫作。第十三章《仁義敘事的難度與難局》中，我認為，作為當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四十年間，鐵凝書寫了一系列生活在中國北方冀中平原的鮮活人物：香雪、安然、大芝娘、白大省、安德烈、馬建軍、向喜、向文成以及一批有著豐富內心世界的不起眼的人物，他們身上具有與現(xiàn)代價值體系有所距離的“傳統(tǒng)性”，他們是尚未被“文明”席卷的一群人，都是“仁義”的人。我以為，具有仁義之心的人物使鐵凝的寫作具有了獨特的、歷久彌新的美學意義，他們的存在也顯示了鐵凝寫作系統(tǒng)里的核心價值觀念：“仁義”。當然，具有仁義之心的人物在鐵凝作品中并不直白與明晰，他們是復現(xiàn)的，或潛或隱，需要細讀文本辨認。

第十四章《素樸的與飛揚的》中，我從“樸素的思考”、“女性的自省”、“內面之魅”、“誠與真”、“持續(xù)的成熟”五個層面討論鐵凝小說的美學。我認為，三十多年來，鐵凝作品之于女性寫作的貢獻是在兩個向度完成的。一個向度是她將女性身體進行去魅，進行一次卓有意味的解放，她筆下的女性身體，努力逃離男性視角下的被注視命運，使女性身體回歸女性身體本身；另一個向度的完成則是她將女性視為社會關系的總和，這也意味著，她關于女性生活的作品深具社會性別意識，——并不單向度地理解女性命運，而是多維度、整體性地理解女性之所以成為女性，女性何以成為女性這些問題。

第十五章《“起義的靈魂”》關注的是散文作家周曉楓。這是對中國女性散文寫作有著重要貢獻的作家，她的與眾不同在于沉迷于“破損”，她看到世界的殘缺，對一切完美的人事都保持深度懷疑。無論是人性還是童話，她都選擇站在破損處思考，并向更深暗處推進。她往往看到許多人看不到的細小，比如陰影、暗痕、淚跡。這是心懷善好對世界有極大好奇心的寫作者，她渴望穿越事物外表觸摸其內核。她喜歡面向自己內心，返回到內心深處，與自我爭辯。百轉千回的思考最終投射在她的寫作中，演變成她修辭上的濃烈、黏稠，以及繁復。

在第十六章、十七章、十八章、十九章中，我所關注的是四位七零后女作家魏微、喬葉、廖一梅、魯敏。第十六章《異鄉(xiāng)人》中，我認為魏微小說的敘述人總是流動的，夾雜在一個并不安穩(wěn)的時間和空間里，進而，對故鄉(xiāng)/親情的執(zhí)迷書寫便成為了渴望尋找安穩(wěn)信任以及由此而衍生的親情、愛情的隱喻。異鄉(xiāng)感磨折著每一個人物，也磨折著敘述人，這使魏微的小說遠離了那種甜膩的親情/溫暖小說底色，也使我們得以更逼近她小說內在的核心。魏微不斷地書寫著那個漸變的故鄉(xiāng)和被時代摧毀得面目全非的“小城”，她的文字常常令人重回昨日：我們每一個人，不都是這個飛速旋轉時代的異鄉(xiāng)人？每一個人，內心里都有個他鄉(xiāng)與故鄉(xiāng)。

此章末尾，特意附錄了關于魏微最新長篇《煙霞里》的評論《我們時代平凡女性的史詩——讀魏微<煙霞里>》。這部長篇是魏微文學寫作美學的集大成之作，其中有魏微一以貫之的美學追求，有她人到中年后對于世事的洞徹理解。某種意義上，《煙霞里》是一位中年女性的生活感慨，是作家寫下的關于我們時代平凡女性生活的優(yōu)美之詩，飽含女性聲音、女性視角、女性氣質。這是獨屬于當代中國女性的長河小說，是百年女性文學發(fā)展史上的長篇代表作品。

第十七章《空間美學、女性視角與新鄉(xiāng)村故事的講法》中，我主要關注喬葉獲得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寶水》。這部作品書寫了鄉(xiāng)土中國的巨大變革，同時也以敏銳的女性視角展開敘事，寫出了鄉(xiāng)村女性的困境、覺醒、成長、蛻變。我從“鄉(xiāng)村書寫里的風景美學”“總體性視野與鄉(xiāng)村之變”“反復、點染與鄉(xiāng)村女性故事的真實呈現(xiàn)”三個角度分析這部小說之于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意義。構建新的鄉(xiāng)村美學是《寶水》的起點，小說所著意描繪的是中國村莊里的新倫理建設，新生活建設；小說家所致力于的，是在人與人的廣泛關系中觀察時代變化，展現(xiàn)人尤其是女性在這一場巨變中的主體性和能動性?！秾毸窡o論對中國鄉(xiāng)土小說還是中國女性文學都具有深遠意義。

第十八章《先鋒氣質與詩意生活——廖一梅論》中，我從“在愛欲的無盡深淵里”“眾聲雜糅”“文學性或反大眾”“個人性與普遍性”等方面分析這位七零后戲劇作家的開拓性貢獻，她如實寫下那些疑問、努力、掙扎、糾纏、迷戀和痛苦，以此確認自我的存在。那些在舞臺上痛苦獨語的人物，那大自然里稀缺的“犀?！?，那經歷風雨存留至今的“琥珀”，都是廖一梅把自己從泥地里拔起來后建造的詩意世界。當她的主人公開口說話，當這個弱的、偏執(zhí)的、不屈不撓地堅持自我的人開始表達，你會發(fā)現(xiàn)其中包含有她對狂躁現(xiàn)實的抵抗，一種不屈不撓的對平庸生活的超越。——作為時代眾聲中的獨語者，廖一梅的劇作有著這個時代藝術作品稀缺的尖銳和鋒芒，她的劇作追求具有寶貴的個人性、文學性、詩意特質，也具有了這個時代一位藝術家應有的先鋒精神。

第十九章《“不規(guī)矩”的敘述人》對魯敏的創(chuàng)作進行了整體性分析。魯敏是視角獨特、興趣駁雜的小說家。某種意義上，她筆下的大多數(shù)人物是“越界者”與“脫軌者”，他們渴望著一個脫離“常規(guī)”的世界。作為小說家，魯敏熱衷于對暗疾“顯微”的書寫, 很多人物都出現(xiàn)了某種“暗疾”：窺視欲、皮膚病、莫明其妙的眩暈、嘔吐、說謊。她的人物于暗疾處脫軌,也于暗疾處渴望重生。這是一位因對人與人之間關系不懈探求而脫穎而出的寫作者。這是十五年前寫的評論，今天看來，這些評價用在長篇小說《金色河流》里也是成立的。

第二十章《工廠、勞動與女性：鄭小瓊的文學世界》，所關注的是鄭小瓊的詩歌，在我看來，她的詩中有一位并不屈服的女性工人形象——這個女性主體觸覺靈敏，她既看到作為故鄉(xiāng)的農村在現(xiàn)代化城市面前的衰弱，也看到一個機器化時代個人力量的被吞沒；而在社會學層面，作為書寫者的鄭小瓊本人便是打工妹，作為打工者的漂泊生涯和經歷使鄭小瓊成為我們時代能真正表達工人感受的書寫者。作為文學/社會學主體的鄭小瓊及其詩歌充分表明，在當代中國一個復雜而具有異質性的女工形象正在形成。

《新的女性寫作時代正在來臨》是本書的結語部分，寫于2022年，是我閱讀近二十年女性散文之后的理解?！斑@些作品使我認識到，獨屬于我們時代的新的女性散文美學正在生成。首先，新的女性散文美學首先指的是固有的女性散文寫作風格和樣態(tài)正在被打破，隨筆體及心情文字只是女性散文寫作的一種形式，這些作品散見于公眾號里，擁有大量普通讀者。另一方面，當代散文作家們也在嘗試將更多的表現(xiàn)形式引入散文寫作中，比如內心獨白、紀實、戲劇化、蒙太奇手法等。”在這一章里，我提到了當代散文寫作的趨向，“一種趨向指的是對內心隱秘持續(xù)開掘的‘內窺鏡式’書寫方式，另一種趨向則指的是來自邊地或邊疆視野的表達。無論哪一種趨向，這些作品都是和更廣大的女性在一起、感同身受，以獨具女性氣質的方式言說我們的命運。事實上，也正是在這種深具探索精神的寫作中，我們看到了那些以往不容易看見的女性生存，聽到了那些以往不容易聽到的女性之聲，這對已有的女性散文固定寫作風格構成了強有力顛覆。當然，還要提到寫作者構成的多樣性，在我們讀到的作品里，一些作家是久已成名的散文作家，而另一些作家則只是文壇新手或‘素人’，她們中很多人只是剛剛拿起筆，而這里所收錄的作品甚至還只是她們的唯一作品，但是，也已足夠驚艷，我希望用選本的方式使更多讀者認識她們。新的媒介方式給了女性更為廣闊的寫作舞臺，為什么不寫下去？——當越來越多的女性拿起筆，當越來越多的普通女性寫下她們的日常所見和所得，那是真正的女性寫作之光，那是真正的女性散文寫作的崛起?！?/p>

三

近年來，關于女性情誼的作品持續(xù)被翻譯引進，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圖書出版市場的重要景觀，比如埃萊娜·費蘭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角田光代的《對岸的她》，波伏瓦的《形影不離》，它們共同構成了有關女性友誼的世界文學地圖。這些在我們當下生活中引起熱議的作品，幾乎都是出自國外作家，那么，中國作家如何重塑女性情誼，如何書寫屬于中國女性自己的故事？以“女性情誼”為視點，重新思考中國女性生活和生存，將會為當代女性寫作帶來怎樣的可能？這是值得重新思考和面對的，這是本書之所以以“重塑姐妹情誼”為題目的原因，這固然是一種梳理，但更是一種期盼。

在中國現(xiàn)代女性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關于女性情誼書寫的傳統(tǒng)。近一百年前，《棄婦》（石評梅）里，表哥對“我”訴說他之所以想離婚，原因在于這是無愛的、束縛的婚姻。為此，他想離家出走。盡管“我”可以理解表哥講述的痛苦，但最終，她卻無法認同表哥決然的離婚方式。因為在石評梅眼中，這些不懂“愛情”、小腳的棄婦們，不是男人愛情悲劇的制造者，而是受害者。這樣的理解，代表了石評梅那一代作家對女性情誼的思考，代表了她要和小腳女人“在一起”的立場。對被拋棄婦女形象的關注，也出現(xiàn)在冰心、廬隱、袁昌英、蘇雪林、馮沅君的筆下。當這些女作家在作品中講述小腳女人時，她們并不是在講述與自己不相干的女人，她們書寫的，其實正是她們的母親。換言之，當現(xiàn)代女作家們獲得表達權時，她們首先要寫下的是，那些邊緣處生活的女性故事，我以為，這是至為深切的女性情誼的表達，也是中國女性寫作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要特別提到社會性別意識這一概念，它是本書的關鍵詞，也是我進行文學研究的重要立場。社會性別這一概念并不是新生事物，它從70年代創(chuàng)立到今日已成為日益壯大的女性主義學術和理論的核心，在其它人文學科運用廣泛。與先前研究者們使用的性別視角相比，它更強調性別身份的“社會性”，換言之，它關注兩性社會關系的復雜構成，認為男性和女性之間的社會性別差異取決于多方面的因素，包括意識形態(tài)、歷史、宗教、種族、經濟和文化等等，同時，它也關注性別內部的分化，由于階級、階層以及民族國家身份的不同導致的女性之間的利益差異。

從社會性別意識出發(fā)，我也想到“姐妹情誼”書寫的另一個層面，女性如何書寫她/他者，如何理解她/他者的生活。我以為，精英視角是今天寫作者應該警惕的，要看見無數(shù)的她，要看到更遠方的那些女性的生活，看到那些女性不為人知的痛苦和困難，這是今天中國女性寫作應該有的重要面向，也才會傳達出真正的女性聲音、女性立場和女性精神。這是本書重要的研究視點。

今天，女性話題前所未有的廣受關注，代表了我們社會的開放和進步。也讓身處其中的我意識到，作為學者，不能囿于書齋而應該走向更廣闊天地，與社會同呼吸，因此，從2019年開始，我編纂了中國第一部女性文學年選，到今年已經持續(xù)五年，年選深受讀者歡迎，從2023年起，女性文學年選分為了女性小說年選和女性散文年選。從2021年起，我開始和自己的研究生團隊一起主辦“持微火者·女性文學好書榜”，持續(xù)推動女性文學的發(fā)展，扶持青年女作家的創(chuàng)作；我主編的女性文學主題書《光》也將在2024年3月與讀者見面。

也是從2020年開始，我在《十月》雜志每年主持新女性寫作專輯，也涵蓋了女性勞動者、女性情誼的主題，2024年起，《花城》則持續(xù)開始主持“新女性寫作專欄”，是提倡與以往有所區(qū)別的新女性寫作，是致力于呼喚新的女性寫作美學的出現(xiàn)，也是呼喚作家們寫下中國女性自己的故事。所謂寫下中國女性自己的故事，指的是關于當下女性的生活的呈現(xiàn)，也包括如何理解當下中國女性生活中面臨的問題，比如如何理解母職，如何理解婚姻，理解妻子身份、母親身份與女性身份的關系，既不制造女性身份焦慮，但也要直面女性生活中切實的困難與難局。之所以特別提及這些與女性文學研究相關的工作，是因為希望在現(xiàn)實層面推動中國女性文學圖譜的生成，也是與我關于百年女性文學譜系的思考相關，我以為，這一文學譜系是在不斷生成中，還遠沒有達到完成。也因此，重塑姐妹情誼，也只是我的理想愿景。

為什么要持續(xù)不斷地進行女性文學研究呢，正如我在新女性寫作專輯的導言中所說，作為研究者，對女性身份的關注、對女性視角的強調，是為了追求平等。女性文學研究從不是為了關閉和排斥，而是為了更好地打開和理解，這個世界豐富、蕪雜、遼遠、闊大，它不應該是男女對峙、涇渭分明。事實上，它是富有彈性的、開放的，多元的，充滿生機和可能。

四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本書各章節(jié)文字的寫作時間跨度有二十年，這些文字之于我，有特別的紀念意義，二十年間我經歷了博士畢業(yè)，去博士后流動站工作，在天津師范大學工作九年，之后再回歸母校北京師范大學的種種變動；二十年間，我對女性生活、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學的理解也發(fā)生著顯著變化。坦率說，本書中的某些章節(jié)在今天的我看來，確有青澀之處。是將最初的論文修改還是真實呈現(xiàn)我作為一位研究者的變化？我決定以當年發(fā)表的版本結集，誠實面對二十年來我對女性寫作、女性文學的理解軌跡。

要特別提及的是，本書中的各個章節(jié)，曾在不同期刊發(fā)表，也有被選刊轉載，在此，特別向《新華文摘》《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及原發(fā)刊物《文藝研究》《南開學報（哲社版）》《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文藝爭鳴》《南方文壇》《當代作家評論》《天津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致謝，感謝諸位編輯老師，他們的刊發(fā)和肯定對一位年輕學人而言是溫暖而有力的激勵。

特別致謝本叢書主編劉勇教授、李怡教授和李浴洋老師的工作，使我有機會從譜系學角度深度思考百年女性文學的發(fā)展。感謝本書責任編輯，文化出版社的劉利健老師，沒有她的辛苦工作，就沒有此書的如期出版。感謝我的博士研究生馬思鈺、張?zhí)煊疃煌瑢W，她們?yōu)榇藭遄隽俗屑毜男Ｓ啞?/p>

特別感謝家人的陪伴和支持。

2024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