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長亮：不事張揚的寫作者
二〇二四年春天，喻長亮中短篇小說集《邊鼓》在武漢出版社出版發(fā)行。喻長亮仍然在不事張揚地寫作，他的寫作在無人關注、無人命名、無人喝彩的當下，穩(wěn)穩(wěn)地又上了一個臺階。他還在固執(zhí)地往前走，至于不被注意，我們不止一次地談過這個話題，在一個喧囂的時代，很多人的寫作事實上就像是沒有寫作一樣無聲無息，你不知道他在哪里，或者誰也不知道誰在哪里，很多人因此寫著寫著就“走失”了，寫著寫著就不見了，但是喻長亮還在寫作，他把自己像一顆釘子一樣砸進去了，砸在他的命運里，而他的命運無疑就是寫作。在此之前，喻長亮還出版過中短篇小說集《鐵塔之上》和長篇小說《漳河岸邊》，在出版業(yè)很不景氣的現(xiàn)在，他已經出版了三部著作，在我看來這本身就不簡單。
翻閱《邊鼓》這部小說集，我重讀了短篇小說《鬧狗》，這篇小說有一種內在的文本生成力量，仿佛小說文本是自動生成的，文字十分強悍，短句頻出，節(jié)奏迅猛，像彈弓彈出的彈丸，像獵槍射出的子彈，他用如此強悍的文字營造出令人驚異的氛圍。那樣一個村子，就像是陷落在某種夢境里，或者就像大片房屋淹于水底，那是只有在小說中才能看到的情景，虛妄的物和虛妄的人，就像是文字里有了聊齋氣息，或者就像是胡安魯爾福的南美村莊。一群群出沒其間的狗，絕對的狗，瘋狂的狗，狗在占領村莊，這是多么可怕的景象。村莊已經凋敝，人們不再種莊稼，都在逃往城鎮(zhèn)，村里只剩下無處可去的劉鋤頭，還有村頭鐵匠鋪老板吳望秋，再就是暴發(fā)戶劉忙生偶爾開著豪車回到村里。人物之間，人與狗之間，滋生出無端的仇恨猜忌爭斗和報復。從劉鋤頭因為忌恨而射殺劉忙生家的土狗開始，演繹出一連串不合常理的事件，劉忙生成為暴發(fā)戶后，養(yǎng)了威猛的藏獒，對老家的土狗很是嫌棄，金錢財富是最高的價值取向，傳統(tǒng)農耕文明的鄉(xiāng)情親情早已蕩然無存。喻長亮的鄉(xiāng)村敘事有很強的沖擊力，冷峻，刻薄，不留余地，我明白，他在嘗試某種東西，所以我不覺得這是一篇寫實小說，而是一篇寓言小說，它不是真實的現(xiàn)實鄉(xiāng)村樣貌，而是虛構的幻想中的鄉(xiāng)村圖景。關于人的敘事在很大篇幅上被狗的敘事所取代，實際上小說中出現(xiàn)的人物并不多，好像一共只有三個人物，劉鋤頭、劉忙生和吳望秋。與其說他們是三個現(xiàn)實當中的人，不如說是三個鬼魂，這也是我在前面指出的小說具有聊齋氣息的原因。當然也可以說他們是夢境當中的幻象，對狗的虐殺，折射出的是人與人之的仇恨，其實也是人與動物的仇恨。與此同時，他筆下的狗是有人性的，看起來是寫狗，實際上也是寫人，人呢，也是有動物性的，看起來是寫人，實際上也是寫狗。三個人身上都有某種動物性，人狗之間已經沒有了邊界，因此這也是一篇令人驚悚的小說，喻長亮顯然是在回望自己的故鄉(xiāng)，書寫自己的故鄉(xiāng)，但是他使用了隱秘的變形手法。當然，也可以說這篇小說是某種觀念化的產物，他依然在留戀詩性的世外桃源式的鄉(xiāng)村，因而他回望故鄉(xiāng)的目光是痛苦的、恐懼的，他其實很擔心故鄉(xiāng)淪為這樣可怕的世界，害怕鄉(xiāng)村空心化荒漠化，害怕人的世界動物化，害怕森林里的叢林法則在人間蔓延。
《鬧狗》這篇小說并不意味著喻長亮的寫作是一種悲觀主義寫作，如何定義他的寫作為時尚早，但他的寫作無疑是正向的，蘊含著無盡的溫情和善意?！洞罂荚诩础穼懥藘蓚€熱愛打籃球、學習成績很一般的高三學生吳擔當和何志平，他們都考不上大學，家道貧苦，好不容易有了招收體育特長生的指標，刻苦練球時一位同學卻因受傷失去了機會。小說寫到了兩個少年之間令人動容的友情，寫到了校長女兒和受傷同學之間真摯的愛情，受傷的同學雖然受到那么大的打擊，但他不是抱怨命運，怨天尤人，而是通過努力，終于改寫了自己的命運。
《邊鼓》以冷靜的筆墨寫了一個鄉(xiāng)鎮(zhèn)文化站，破敗的房屋，一個老人一個年輕人。老人是退休了的老文化站長，年輕人是新文化站長，老文化站長在埋頭寫一本大書，研究地方文化禮儀民俗方言，新文化站長收集整理民間音樂地方戲曲。兩代文化人沉迷于事業(yè)，各有各的難處，比如小站長妻子生病，老站長家人在大城市，獨自留在鄉(xiāng)鎮(zhèn)，生活多有不便，但他們不在乎那些俗世的痛苦，不把那些痛苦放在心上，樂此不疲地專注于自己的工作?？傆猩贁?shù)人在堅持，安于寂寞安于貧困，堅守在人們忽略的地方，堅守在人們不經意的地方。他們自謙地認為，他們的工作不過是在敲邊鼓，然而他們實實在在是在做著至關重要的工作，他們在延續(xù)文脈，延續(xù)地方文脈，延續(xù)民族文脈。
喻長亮以前也在鄉(xiāng)鎮(zhèn)文化站工作過，那種生活他自然很熟悉。他工作過的那個鄉(xiāng)鎮(zhèn)叫雷公鎮(zhèn)，就在白兆山下面。白兆山是唐朝詩人李白住過十年的地方，多年前我和趙金禾去過那里，我們在那里談論寫作，因為那時候喻長亮剛開始愛上文學，他由寫通訊報道轉而嘗試寫小說。這段經歷于他而言可能并不重要，我和趙金禾的寫作也不大可能為他往后的寫作提供多少養(yǎng)分，他一旦進入了寫作這道門，就必須找準自己的方向。
從結構上分析，《邊鼓》的特點是設定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他習慣于把人物放在固定的具有封閉意味的地方，人物也不是太多，不是太多的人物在相對封閉的空間里活動，從而具有某種舞臺效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意為之，他小說中的時空設計的確有舞臺性質，如同戲劇舞臺，通過人物的語言動作呈現(xiàn)人物命運，從而更集中，從而強化文本敘事密度，從而更具戲劇性。他的這一寫作特征在另外多篇小說中也有體現(xiàn)，《邊鼓》里的文化站是這樣，《鬧狗》里的村莊是這樣，《大考在即》里的校園也是這樣。
把他所有的作品放在一起閱讀，他的寫作無疑是一種社會性寫作，而不是私人寫作。這樣說可能并不確切，因為絕大數(shù)人都是社會性寫作，只有極少數(shù)人在進行私人寫作。我對私人寫作沒有深入研究，并非苛求喻長亮也進行私人寫作，我只是希望他能更多地關注自己的內心，從而在更本質的意義上把自己寫出來。
真正把自己寫出來，這可能是喻長亮的主題，當然也是每個寫作者的主題。喻長亮后來調到縣城來了，他在有線電視臺工作，負責辦公室事務，業(yè)余時間成了一名縣城寫作者。中國當下有很多縣城寫作者，有已經從縣城走出來的寫作者，還有依然留在縣城里的寫作者。喻長亮的寫作帶有比較典型的縣城特性，他有寬闊的文學視野，借助閱讀、參加活動能夠更多地看到外面的世界。同時他又有豐富的寫作資源，他的雙腳深深地扎在生活土壤里，因此他從不缺少寫什么，也應該知道怎么寫。但是喻長亮還從來沒有真正寫到自己的身世，這大概是我的猜測，也是我至今尚未在他面前說出來的隱于內心的期待。如果說他寫到了一部分，我覺得應該也很少，可能只是在他的長篇小說《漳河岸邊》里有過某些隱晦的虛化的描寫。
我和喻長亮很熟悉，我們曾經一起在縣城里寫作，我們還曾經是同事，他對我講述過他的父親母親哥哥和妹妹，那些講述分別發(fā)生在縣城里的某個白天或夜晚，發(fā)生在縣城里的街道河邊或某個房間。那些講述是平靜的，卻浸透人世間的苦難凄涼和不幸，那是他原生家庭的隱私。他經歷過那樣的人生，那是常人無法承受的。將喻長亮的個人生活和他的寫作關聯(lián)起來看，他并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而是一個堅強的樂觀主義者，他的身世于文學而言，是一座豐富的寶藏。我堅持認為，他什么時候開始寫自己的故事，那么什么時候他的寫作就將出現(xiàn)完全不一樣的面貌。他可能此時還不想觸碰，畢竟那種觸碰也需要勇氣。
童年記憶是文學最重要的來處，我們實在沒有必要舍近求遠，去寫那些只是聽說過的事物，去寫那些二手的甚至三手的題材，當然那些東西不是不能寫，可是我們難道不是有更重要的寶藏嗎？然而我們面臨的困境又是什么呢？我們往往不敢真正打開自己，或者不知道怎樣打開自己，所謂“近鄉(xiāng)情更怯”，說的既是故鄉(xiāng)，也是我們自己。一個作家，終其一生都在寫他的童年，都在寫他的故鄉(xiāng)，故鄉(xiāng)是地理意義上的故鄉(xiāng)，也是精神意義上的故鄉(xiāng)。
我去過喻長亮的老家，那是漳河岸邊一個安靜的小村子。在喻長亮已經出版的這三本書中，時時處處都能看到他在書寫漳河，書寫漳河岸邊的村子。他也正是在漳河岸邊的小村子里出生、長大的，從他的講述中，可以將他還原成漳河岸邊許許多多鄉(xiāng)村少年的形象，貧困、貪玩、調皮。他還有個很粗暴的父親，如果他有什么事情做錯了，或者不能讓父親滿意，他可能會遭到父親的毆打，可是在他成年之后，當他講述這些往事的時候，他仍然對自己的父親懷著愛，懷著深切的悲憫。這些往事對一個寫作者是珍貴的，這些過往的經歷盡管在歲月里沉睡，但是總有一天將被喚醒，這便是他作為一個作家的宿命，童年記憶一定會被反復書寫。
前不久，在我寫這篇隨想的早幾天，喻長亮給我發(fā)來一張照片，那是他兒子被評為年度先進工作者的獎狀。他妻子熱衷于閱讀紅樓夢，自己動手將書中的人物關系畫成圖表。這是他現(xiàn)在的家庭，平凡，安寧，幸福。他忙于事務性工作，寫作，每天早晨堅持背誦唐詩。喻長亮的中年因此是充實的，圓滿的。但也是殘忍的，他的父親母親哥哥妹妹，他至親的人都已先后離他而去，如此慘痛。有時我想，他的現(xiàn)有家庭或許對他的原生家庭是一種救贖補償和安慰，而文學，他從不曾放棄的寫作，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救贖補償和安慰。
有位作家以自己作為例證，堅稱文學是勢利的。他所說到的勢利，是指如果你獲得成功，那么你所有的作品都會被追捧，你所有的經歷都會被稱頌被傳揚，被當作好故事加以演繹。而如果你沒有獲得成功，那么你注定被遮蔽，被忽略，被冷眼相看。這種說法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事實，況且那位作家自己就是例子。但是成功就那么重要嗎？難道不能有不以成功為目標的寫作存在嗎？喻長亮同時還是縣城里的作協(xié)主席，除了寫作，還要組織文學活動，純粹的文學義工，甚至不得不做些吃力不討好的事情，這些都是他的日常，縱然陰晴不定的文學氛圍，也必將是不變的文學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