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當代文學精品·散文卷》：一樹繁花正錦簇
散文是一種具有源遠流長的悠久傳統(tǒng)的文學體裁，歷經(jīng)數(shù)千年中國文人的耕耘、發(fā)展而生生不息。在華廈林立、寸土尺金的香港，上世紀70年代以后的散文，已成為最為繁榮且變幻最多的文學體裁，它在讀者的欣賞需要和接受口味的驅(qū)動下，向著各取所需的方向多樣發(fā)展。入選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香港當代文學精品·散文卷》（以下簡稱《散文卷》）的60多位作家的百來篇散文，作為上世紀90年代香港散文面向內(nèi)地讀者的一種集合亮相，有其不同尋常的意義。它匯集了像司馬長風、徐速、何紫、羅孚、曾敏之、吳羊璧、張文達（林洵）、陶然等已故作家以及董橋、梁錫華、黃國彬、小思等等多年來活躍在香港文壇的散文名家之作，也收進了像王良和、陳德錦、胡燕青、秀實、舒非、陳少華、張開冰等后起之秀的篇什。在入選作者方面，《散文卷》可謂老、中、青三代同堂，名家與新秀一起登臺亮相。從這個意義上說，《散文卷》雖非篇篇“精品”，并且不無遺珠之憾，卻也向讀者提供了檢閱香港散文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本。
一
或許正是由于作者年齡上的差異，《散文卷》入選作品中，青年和中年作者自選的散文往往以寫景狀物的感性小品和詠志抒懷的抒情散文居多，而這些作者中有些人本身即是詩人，如黃國彬、羈魂、胡燕青、王良和、夢如等，因而，其散文難免流露出濃濃的詩化傾向，文中亦多運用詩歌的比喻、象征、夸張甚至“通感”的手法，如：黃國彬的《盛夏過后》中有“新聞和音樂都不聽，只聽蟲聲；并且讓浮上陽臺的玉蘭花香輕觸我的頭發(fā)和頸項”之句﹔張開冰的《桂香的季節(jié)》中也有“桂香揚起滿天的秋意。疏疏的一樹樹枝杈在月影下是幅奇妙的風景，室氣中流溢著化不開的甜味”等句，用的都是詩中常見而散文中少見的“通感”手法，使人讀之如聞花香，如品甘醇。再如王良和的《植物小品三題》也多以寫詩的感覺入文，如寫夏日午后，“清涼的樹陰下，擁著一縷暗香迷糊入眼，一覺醒來，叢叢的氣根仿佛垂落到頭頂。那真是最美麗的錯覺”（《細葉榕》），詩人的浪漫氣質(zhì)于此顯露無遺。類似的例子在《散文卷》中不勝枚舉。
不過，“詩化”傾向終究不是散文的專利。說到底，散文乃文而非詩。散文與其他文體的區(qū)別，正在于散文不必像寫小說那樣挖空心思地虛構(gòu)人物、編織情節(jié)，也不必像吟詩那樣殫精竭慮地捕捉意象、斟詞酌字，更不必像編劇本那樣設(shè)計臺詞、制造懸念。它可以用最普通、最平常的文字，抒寫個人的真性情和真感覺。比如黃國彬的散文《盛夏過后》既有詩意盎然的一面，也有坦露真實性情的一面。沒有刻意修飾的文句，也沒有精心雕琢的詞語，卻以最普通的文字、話家常的口吻，道出了作者“戀家”的中年情懷，隨意而又真率。散文的特點就在于它有一種天然的松弛、真摯、平實和從容。它可以敘事、可以議論，也可以二者合一而夾敘夾議﹔它能夠展露才學、能夠顯示智慧，也能夠二者兼具而文采斐然。
二
相形之下，散文比之其他文體更崇尚心態(tài)的從容舒緩和文字的樸實自然，因而感情的流露不能漫無節(jié)制。在一些文壇宿將如巴金、豐子愷、孫犁、汪曾祺、楊絳等人的“老年散文”中，似乎更能使人深切地感受到一種寓深沉豐腴于平淡樸素之中的獨特韻味。香港的老年作家的散文亦然。已故作家司馬長風的《噩夢》、何紫的《臨終人語》、徐速的《過節(jié)》、羅孚的《綠》、翁靈文的《閑章漫談》、曾敏之的《友誼篇》等，雖然所敘述的事情各不相同，但都給人一種從容隨意、平實自然的感覺。相比之下，《噩夢》要算是最波瀾起伏的一篇，寫的是作者50歲那年曾面臨的一場生死考驗。當醫(yī)生在作者身上摸到四個小腫塊，并告訴他不能排除是癌癥的可能性之后，作者真切地描述了自己此后所獨自承受的精神壓力和內(nèi)心折磨。從離開診所時，雙腳如騰云駕霧，頓覺“世界突然像篇謊言”的絕望，到最后醫(yī)生在電話中報告驗血結(jié)果正常，從而帶來“闖過鬼門關(guān)的歡欣”，整個心理變化過程一波三折而又真實自然，如“寬恕傷害我的人”那一節(jié)寫作者夜不能寐，想到要寫遺囑，想到親人和師友，想到“所有血肉相連的人”，甚至“也想起那些蛇一般妒我的人，火一般恨我的人，狼一般傷害我的人！現(xiàn)在我都由衷地寬恕”。像這種抒寫個人的內(nèi)心隱秘情感的文字，在司馬先生的史學專著中肯定是讀不到的。而讀了《噩夢》之后，你會對作者產(chǎn)生由衷的敬意，因為三卷本《中國新文學史》等書正是在他“噩夢”之后得以完成的，你會倍感生命之珍貴可愛。何紫的《臨終人語》，則完全擯棄了“噩夢”式的敘事和抒情，不溫不火地記錄了一位瀕死的友人最后的話語，卻更可看作是作者面對死亡的內(nèi)心獨白，如“我當然不會永生，但這一群朋友會懷念我，就是生的延續(xù)，已經(jīng)很富足了”，以及絕筆之作《不惑》中慨嘆“個人手中的歲月也太有限了”，“那么憑一己之力把自認最在意的事做好，也就很值得安慰”等語，在平淡樸素之中寓有哲理的深沉。這種深沉并非來自劍拔弩張的標語口號，也不屬于空洞做作的無病呻吟，聯(lián)想到作者本人因患肝癌已去世多年，再讀其文便有一種如見其人的親切自然之感。
三
當然，像司馬長風、何紫這樣展示生死關(guān)頭的生命抉擇與內(nèi)心體驗之作，畢竟不是多數(shù)香港散文藝術(shù)的審視焦點。不少作家在關(guān)注個人的內(nèi)心情感世界的同時，更以一種“過來人”身份，注視著他們生活于斯的外部世界的變化，如小思的《遮打花園》、黃繼持的《淺水灣》、慕容羽軍的《濃淡港灣情》、陶然的《記憶中的風景》、阿濃的《村居小品三則》、陳德錦的《田園瑣記》等。與一般純粹摹景狀物的抒情散文不同的是，這些散文溶入了一種歷史和人事變遷的滄桑感。如《遮打花園》，從作者兒時由父親帶領(lǐng)經(jīng)過一排被鐵柵欄圍住、禁止華人入內(nèi)的木球場，“到人人能進去閑游的遮打花園，里面已經(jīng)包含了許多歷史故事。如果說我對這園地情有獨鐘，那就只為我對歷史的演變，有太深的印象了”?！稘獾蹫城椤芬嗍怯蓪Ω蹗u的舊日景觀和人事的回憶，“充分描寫了香港生活的變化軌跡”。
如果說，像《遮打花園》《濃淡港灣情》這類散文，大都帶有夾敘夾議的特點的話，胡燕青的《雙層床》、許迪鏘的《父親》、秀實的《父親的晚年》這三篇以記人為主的敘事散文，則以白描手法刻畫了各自不同的“父親”的形象。這三位“父親”皆非財大氣粗、光耀門楣的顯赫之輩，而是薪水微薄、勞碌謀生的普通勞動者：胡文中的“父親”是在鴨寮街擺小攤的；許文中的“父親”則是一輩子在餐廳內(nèi)跑堂的；而秀實文中的“父親”，“半生勞碌，晚年的避風之所只是一間蝸居”。然而，作者卻以深情甚至是滿懷歉疚的筆觸記敘了各自“父親”身上的閃光點：許父從不為別人輕蔑的稱呼而“稍感自卑”，他“從忙碌中獲得滿足。餐廳里事無大小，他都樂意承擔”；秀實之父雖然收入菲薄，生活貧寒，卻愛“搜購舊書，甚至于擯棄其他物質(zhì)上的一般享受”，家中放滿九只大紙箱的“古董”，成了他“遺下來的唯一積蓄”；胡父則把自己對妻子女兒的愛，凝聚在那張他獨自一人支撐起來的雙層紅漆銅床上，以及不慎被床板砸傷腰骨后還強撐著為女兒蒸煮的飯菜上。讀著這些文字樸實無華而情感真摯深厚的記人散文，你真能像胡燕青那樣意識到：“有一種愛是永恒的”。
四
就香港散文作者的類別而言，大體上可分為“士人散文”與“市民散文”兩大類。這兩類散文同樣豐富多彩。在一些香港學者型作者的“士人散文”中，你常常可以體會到一種集機智、靈活、幽默、風趣于一體的藝術(shù)風格。如黃國彬的《書到運時方恨多》，黃維梁的《期待文學強人》，潘銘燊的《熱鬧的寂寞》，陳家春的《說“伊”四則》等。梁錫華在散文創(chuàng)作領(lǐng)域因得之于中外古今學養(yǎng)之豐腴而顯得出入自如，游刃有余，敘事時委婉曲折而露風趣，議論則妙語如珠而不呆板，抒情乃情景交融而蘊詩意。入選《散文卷》的新作《停思坐愛秋霞晚》熔抒情與議論為一爐，其中的比喻生動、形象和奇妙，如“新居像新鞋，往往給人或多或少的不便”，再如“秋日下午五時半過一點，太陽已愁墜山后，慵倦得像給辦公室抖落于行人道上的白領(lǐng)階級”，以及“太陽在西山后落寞一時也必然有轉(zhuǎn)機，它宛如上班族人士下班后經(jīng)英式下午茶的熱力和活力點亮全身細胞，臉面剎那間堆起春花，而紅潤、清朗、俊麗都開得燦爛了”等妙語佳句，在其散文中俯拾皆是，充分體現(xiàn)了梁氏駕馭語言文字的精湛功力。曾任《明報》總編輯的董橋，他的《中年是下午茶》除顯示出作者深厚的學識和機智的文風外，還充滿了一種自嘲婉諷的幽默感。這種幽默感不是靠擺些小噱頭、博人一粲而已，它主要得之于輕松泰然的心態(tài)、大智若愚的智慧和一連串信手拈來的妙喻，如：“中年是下午茶：忘了童年的早餐吃的是稀飯還是饅頭；青年的午餐那些冰糖元蹄蔥爆羊肉都還沒有消化掉；老年的晚餐會是清蒸石斑還是紅燒豆腐也沒主意；至于八十歲以后的宵夜就更渺茫了：一方餅干？一杯牛奶？總之這頓下午茶是攪一杯往事、切一塊鄉(xiāng)愁、榨幾滴希望的下午?！边@段議論，將“中年最是尷尬”的命題闡釋得風趣無比，絕妙無雙。議論性散文寫到這份兒上，真可謂飄逸瀟灑了。
由于版權(quán)等諸方面的原因，《散文卷》未能收進像葉靈鳳、曹聚仁、徐訏、侶倫、劉以鬯、金耀基、石人（梁小中）、項莊、也斯、舒巷城、西西、李默等名家的散文，不免使人有遺珠之憾。但其中收有董橋等人的妙文佳構(gòu)，也夠讓人一飽眼福了。至于入選的散文并非顆顆晶瑩圓潤的珍珠，那也無妨。你盡可以乘興鑒賞一番其中的多重景觀，伸手擷取一些你認為是美麗的珠璣，哪怕是幾個有棱有角的貝殼，那也是大海的無私饋贈。
（作者系同濟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