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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版《丁玲全集》的錯訛與修訂
來源:《現(xiàn)代中文學刊》 | 王文君、張全之  2024年06月12日09:17

編訂出版作家全集,是推動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重要舉措。近年來,隨著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逐步深入,很多作家的全集得以出版,為讀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很大便利。有些作家全集考訂嚴謹,尊重原作,出版后得到讀者們的信任與好評,如《魯迅全集》《巴金全集》《沈從文全集》等;有些作家全集存在編校質量問題則對閱讀和使用造成較大影響,如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的《汪曾祺全集》存在著不少失收和失校,[1]由三家出版社聯(lián)合出版的38卷本《郭沫若全集》更是存在嚴重的收錄不全問題,[2]甚至有學者專門出版《〈郭沫若全集〉集外散佚詩詞考釋》來收集佚文。河北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的《丁玲全集》是目前丁玲研究者經常使用的版本,但其中存在著錯訛和臆改,影響整體質量,如第4卷收入的小說《一月二十三日》僅十九頁的篇幅,對初版本的刪改達三百多處,收入第7卷的雜文《真》共八百余字,其中出現(xiàn)訛、脫、衍等問題的就有百余字。類似情況在《丁玲全集》中多有出現(xiàn)。

一、字句類錯訛、脫闕現(xiàn)象舉隅

《全集》襲用《文集》的處理,而未對其中疏漏和臆改進行訂正,這一類致誤在《全集》中十分常見。

1.《全集》第3卷的《阿毛姑娘》,第132 頁:“三姐雖比阿毛更懂得離別的悲苦,時常牽著別人的手哭,然而在她臉上,卻時時顯著比她還急,和默默的隱藏不住的高興的笑?!盵10]

這里寫到三姐預備出嫁時的心情“比她還急”是原刊本中“比她媽還急”[11]脫字所致,與后文母女兩人忙于采買相呼應,而《文集》中誤編為“她”,令讀者不知所指,《全集》并未訂正。

2.《全集》第3卷的《水》,第403頁:“退呵欠,人都到下頭去了,下頭打鑼沒有聽見嗎?”

初刊于《北斗》創(chuàng)刊號的小說《水》,其中有一段村民關于水災險情的交流,原刊中的“退,瞎吹”[12]被誤印為“退呵欠”,屬字形相近產生的訛誤,“瞎吹”有胡說、說大話之意,這里是說話者否認了前文關于水退的說法。195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丁玲短篇小說選集》為“退呵欠”添加腳注:“即什么也沒有退的意思”,[13]此注釋被沿用,至今未被訂正。

《憶天山》初收于1939年生活書店出版的小說集《一年》,1984年收入《丁玲文集》第5卷,改動部分不僅加重語氣,也替換了重要概念,《全集》以《文集》版本收入。

4.《全集》第7卷的《什么樣的問題在文藝小組中》,第48頁:“昨天我和婆婆妹妹到邊城去看劃龍船”

丁玲將孩子寄養(yǎng)在常德老家,前文提到妹妹已會說“一口常德話”,參照原刊,這里孩子劃船的地方是地屬常德的“筆架城”[14]較為合理,而“邊城”[15]地屬湘西茶峒,可能是邊城名氣較大而出現(xiàn)的編輯臆改。

5.《全集》第7卷《略談改良平劇》,第33頁:“則應發(fā)揚其優(yōu)點,揚棄其缺點”,原刊為:“剔棄其缺點”,“揚棄”即發(fā)揚與拋棄的統(tǒng)一,與“缺點”搭配不當,《文集》整理致誤;第35頁,“要有感情,要有變化調子,卻不能太歐化”,原刊為:“要有感情,要有變化,調子卻不能太歐化”標點出錯,導致斷句有誤。

6.《全集》第9卷《序〈一年〉》據《文集》版本收入,與1939年生活書店版本對校,百余字序言有多處改動:

生活書店版本:“這集子里都是一年的零碎,本來是替〈西線生活〉寫幾篇的,后來一看,還有幾篇也可放在一道,另出一冊。我的生活不準許我保存原稿,收一集在這里也是一個道理,加上幾個朋友的慫恿,于是就收集了一下子。不敢說是作品,只不過是替服務團記錄一下吧了。所以仍只能作生活實錄讀。編時怱怱,希望讀者原諒?!?/p>

《全集》版本:“這集子里都是一年來的零碎小品,本來為〈西線生活〉寫的幾篇。后來一看,另有幾篇也可放在一道,另出一冊。因為戰(zhàn)時生活不準許我妥善保存原稿,加上幾個朋友的慫恿,于是就收編了這一本集子。不敢說是作品,不過是替服務團的工作寫下一點記錄,所以只能當作生活實錄來讀。編時匆促,希望讀者原諒?!?/p>

此外,《文集》版本的部分脫闕在《全集》整理過程中并未被還原,甚至出現(xiàn)內容被整段刪除的情況。

7.《全集》第3卷《多事之秋》存在較多漏句,第460頁中貼標語兵士遭巡警毆打,吸引了路人的圍觀,缺失關于人潮洶涌的描述:“又擠不進去,剛走上幾步,又被人潮推下去了”,接著汽車向人群中駛來,擁擠中孩子倒地,缺失:“無數的腳在眼睛上變成了大的黑暗。拼命的掙著,沒有用,拼命的叫著,沒有用,而且別的地方也叫起來了?!痹诘?64頁講述新的欺騙政策前,甚至漏掉了關于軍民沖突的整段論述:

數不清的,四處都可以遇到,軍警和群眾的沖突。群眾要聚在一塊,談談東北的事,幾十個人圍著,并不防害什么,而警察,在租界上就是巡捕,卻舞著棍跑過來了,有些群眾只好在棍子底下散開,而傳單卻已經都分在各人的手上了。而口號也在這時吼起來了。好些口號都是又進了一步的。

未完稿《多事之秋》在刊發(fā)后五十多年并未編集,直到1983年被《丁玲集外文選》和《文集》先后收入。袁良駿在編寫《丁玲研究資料》時,將“四十多篇因被捕和戰(zhàn)亂而未能編集的丁玲作品,編成了《丁玲集外文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盵16]《丁玲集外文選》收入的《多事之秋》正是以《北斗》初版本為底本,內容較為完整,因此在能接觸原刊的情況下,[17]《文集》中《多事之秋》的脫闕并非是版本殘缺等客觀因素造成,而是由于整理者的主觀刪改,這些脫闕在《全集》中也未被還原。

8.《全集》第4 卷《陳伯祥》,第100頁,在一起繡花的情節(jié)處缺失:“我擔心他眼睛,就勸他,他像興致很深的沒有聽我的話”;第101頁,在談論女人的情節(jié)處缺失:“我知道他在供給另一個”,末尾也脫闕:“將來也許有機會,還要替他寫一篇”。

《陳伯祥》1936年載《國聞周報》第13卷第22期,同年收入《意外集》,1991年收入《丁玲文集》第7卷時進行較多修改,2001年收入《丁玲全集》?!蛾惒椤返膶懽髋c三年囚禁生活有關,丁玲回憶其寫作狀態(tài):“思索得太多了,我變得很煩燥……在極不安和極焦燥的里面寫下了一些……最不滿意的一個集子”[18]丁玲在濃烈的情感下倉促執(zhí)筆,使得初刊本存在詞義不準、表達口語化等情況,而初版本照收不誤。丁玲離世后,《文集》第7 卷的整理由陳明完成,其后《全集》以《文集》版本為底本編入,將《全集》版本與初刊本對校,文字異動達70多處,上述脫闕處正是“我”與陳伯祥的幾處日常互動,脫闕部分不利于呈現(xiàn)國民黨特務標簽下陳伯祥形象的復雜性。

9.《全集》第3卷《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第164頁末尾脫闕:“越想越覺得有點兒憤慨起來,他本是從來就不容易動氣的人,這天為了冷,殘酷的竟忍心把他那心愛的有肺病的女人來冤枉。若是他真不知道去后悔,那朋友們去責備他有了別的希望,就又連這互相盟誓了又盟誓的,愿生死共之的女人也丟棄了是應該??上В热羲沁@樣,也并不會真的便有人不贊成,而他自己倒又立即翻悔著了?!钡?72頁,“通通忘掉了”后脫闕:“而且那些事是早也不放在她胸懷了的”,“只要那心是屬于她的”后脫闕:“她的一舉一動會影響到他,就暫時也可以,否則,那情感將無稍能松弛的一瞬刻,而結局是難于想象的了”,“她的心像被刀刺下去一樣的痛”后脫闕:“像不知被傷害了什么地方一樣”,第174頁,“她很后悔”前缺失了心理描寫:“在那臉上,她就不能尋出一絲一毫是可以陪著她干一些荒唐的玩意兒的”第176頁,“她深深地回憶那沉醉的情調”前脫闕回憶內容:“而且那不絕的落在眼皮上的吻,還有那嘴唇,膩膩的;那擁抱,瘋狂的;那言語,唉,那言語呀……薇底只想能立即倒下去像從前一樣”等。

《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1928年載于《小說月報》第19卷第12期,1991年收入《丁玲文集》第7卷時發(fā)生多處脫闕,而《全集》據《文集》版本收入。

10.《全集》第3卷《小火輪上》,第223頁,在女教師未收到聘書因屈辱而生出恨意時,刪去了:“一定要什么理由呢?她可以恨她們的?!钡?27頁,在女教師回憶一星期前還收到甜蜜的信時,刪去了對女教師的心理描寫:“并且就是在未宣布前,仍然是很可感謝的在看待著在”,在男人道歉處也脫闕:“為良心的安全起見,他只好來彌補這過錯”。

《小火輪上》發(fā)表于1929年《紅黑》第3期,同年收入光華書局出版的《自殺日記》,1981年編入人民文學出版社《丁玲短篇小說選》,除個別字詞外基本依照初版本整理,但1983年編纂《丁玲文集》第2卷時出現(xiàn)較多詞句刪改,《全集》依據《文集》版本收入。

11.《全集》第4卷《一月二十三日》,第70頁,“兒子忘了她一眼”后脫闕:“一個無言的理會”,“那紅的火”后脫闕:“倏變的火”;第72頁,“也有的棚子是空的”前脫闕:“有的三個,有的四五個”;第73頁,“他們發(fā)現(xiàn)自己又有希望了”前脫闕:“尤其是他們又可以恢復”;第74頁,“拖著破的大鞋”后脫闕:“舞蹈著丑的步武,然而卻是天真”;第75頁,“誰人不知他是靠著他們的”后脫闕:“可是他也設夠了法,當他看著狼狽于伙食的時候,狼狽于顧全顏面的時候。她實在只有用盡了方法壓榨了他的?!?/p>

1936年良友圖書公司出版《意外集》收入小說《一月二十三日》,1983年編入《丁玲文集》第3卷時該作品遭大幅刪改,2001年《丁玲全集》第4卷據《文集》版本收入。

12.《全集》第7卷《材料》,第55頁,“我們要復仇!”后脫闕:“連鄉(xiāng)下老百姓也會笑著說:‘你們中國婦女大大的好,來同皇軍耍子耍子……’”第57頁,文章最后一段段首脫闕:“但我又覺得與其把希望放在說話者都有肯敢于負責”;段尾脫闕:“何況苦的藥片外邊還常常包著一層糖衣”。

《材料》刊載于1941年9月29日《解放日報》文藝副刊,1984年編入《丁玲文集》第4卷時改動較大,2001年《丁玲全集》第7卷據《文集》版本收入。

《文集》的疏漏一部分歸咎于時代所限,相較于新世紀成熟的著作出版體系,《文集》的校注部分可以說是編者陳明的“單打獨斗”,李向東指出:“由王樹芬搜集丁玲的全部作品,陳明進行??保U龑彾ǖ母遄?,再交王樹芬編輯……可以說,這套文集,凡屬于作者一方的工作,基本都由陳明承擔了:看稿子,找照片,加注釋,做說明等等?!盵19]即便如此,陳明的整理速度并未放緩,兩年多時間就將前6卷付梓印刷,[20]其中第5卷的整理甚至只花了一個月。[21]《文集》的貢獻在于及時整理丁玲的文學作品,為后世研究者留存一批珍貴材料,但受限于編纂條件,《文集》的整理也存在不少問題。

此外,《全集》在整理過程中也產生了新的訛誤和疏漏:

13.《全集》第8卷《我所希望于文藝批評的》,第143 頁,“不在背后竊竊私議,打小報告,混淆視聽,危言傷人”原刊為:“微言”,“微言”即含蓄精微的言辭,與“竊竊私議”對應,《全集》校對屬于音近而誤。

14.《全集》第3卷《暑假中》多處脫闕刪改,第79頁,“聽說美姐要回去”前脫闕:“但她剛一放過假”;第80頁寫到武陵中學游藝會的籌備時,脫闕:“而玉子是又只想能不拂朱先生的意而答應下來”;第81頁嘉瑛與承淑和好,缺失嘉瑛倚靠在承淑肩上的情狀描寫:“是在非常忘情于一切的”;第85頁,“不過誰都不忍故意慪著她玩”后脫闕:“怕只有在她也認為不足畏的承淑吧”;第91頁游藝會前的準備中,《全集》寫到:“那留宿在志清房里的梁玉蘭和趙少芳調好嗓音唱《汾河灣》了。”實際上是將兩句雜糅為一句,原刊為:“那留宿在志清房里的梁玉蘭和趙少芳也醒著躺在床上,和臨床的志清閑談著不久,趙少芳又調好聲音在唱《汾河灣》了?!?這與后文嘉瑛送來提嗓子的雞蛋只給趙少芳一人相呼應。第93頁,“覺得既粗,又亂”后脫闕:“心幸喜而沒有學她”;第95 頁,“她微微的覺得有點癢”后脫闕:“并且那呼吸之中”。

二、副文本類問題、版本誤收現(xiàn)象舉隅

在傳統(tǒng)??睂W中,封面、版權頁等副文本是勘定版本的重要依據,及至新文學的出版整理,注釋、附文等副文本也起著補充正文內容,承載歷史信息的功能,因此確保副文本的內容準確和編輯規(guī)范也是文集編纂的重要原則。

《全集》存在注釋體例不統(tǒng)一的問題。

1.《全集》第4卷的《一個小紅軍的故事》,第268 頁的“搭絆”,[22]原刊腳注為:“扣緊門用的鏈條,由三四個鐵環(huán)串成?!盵23]第276頁的“糟央軍”,[24]原刊腳注為:“指國民黨的中央軍?!盵25]兩者在《全集》中均被刪除,這是沿用《文集》的處理方式。

2.《全集》第5卷《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qū)》,第179頁,“騎兵團東出贊皇與河北軍冀西游擊隊楊秀峰部會合”句后的括號內注釋:“楊秀峰司令原系大學教授,曾在平津教育界服務多年,抗戰(zhàn)后投筆從戎,參加保定行營工作,行營退后,他獨堅留敵后,在冀西一帶樹起抗日旗幟”被移至腳注,并且未注明是原刊內容;第180頁,“在冀南以李任德同志為首成立八路軍別動大隊”句后的括號內注釋:“李任德同志后為國民黨南宮專員劉必達所殺害”被直接刪除;第182頁,“陳再道、王新亭同志組織漳南縱隊”句后的括號內注釋卻被留在原處。

《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qū)》初刊于1944年8 月14至19日的《解放日報》,1950年新華書店出版同名單行本,1980年收入四川人民出版社編選的《到前線去》,正文和注釋均有改動,《文集》和《全集》據《到前線去》版本為底本收入,并未恢復原貌。

《全集》還存在“附”文部分處理方式不一致的問題。

3.《全集》第3卷《某夜》僅收錄正文部分,解釋創(chuàng)作背景的附文以《〈某夜〉附記》為題收入第9卷。

4.《全集》第5卷《冀村之夜》的“附”文部分被刪除:“這篇紀事也許有人認為把游擊隊沒有寫的很好,但須明白:(一)這游擊隊是剛剛組成起來的。(二)組成的份子是學生和舊式軍官。(三)這是抗戰(zhàn)初期的情形。(四)游擊隊是好的,但難免偶爾也有不好的地方?!盵26]原刊中游擊隊與丁玲帶領的西戰(zhàn)團路遇騷擾百姓的潰軍,游擊隊擅自將潰軍繳槍遣散,為了對其行為做出解釋,丁玲在“附”中補充說明游擊隊的組建情況,表明作者的觀點態(tài)度,為宣傳抗戰(zhàn)留下“光明的尾巴”。

《冀村之夜》1939年發(fā)表在《文藝陣地》2卷7期上,同年收入文集《一年》,1980年收入小說集《到前線去》,同年收入《丁玲散文集》時刪減附文,《全集》編纂時也未能恢復。

5.《全集》第5卷《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成立之前》附錄脫闕。該文首次收錄于文集《一年》時,書中除正文外還有三篇附錄,分別是“成立時組織系統(tǒng)表”“現(xiàn)在之組織系統(tǒng)表”“日記一頁”,1980年《到前線去》收入文章時僅保留正文部分和附三的日記,“附一”和“附二”被刪除,《文集》和《全集》均未還原。附文作為正文的補充部分,起著解釋正文或補充說明的作用,作為丁玲有關戰(zhàn)地服務團的架構設想,具有史料價值的附錄應予以保留。

6.《全集》第9卷“序、跋”類目下收入《〈北斗〉一卷二期代郵》和《〈北斗〉二卷三、四期合刊代郵》兩篇,全然誤解了期刊代郵的內涵。代郵是編者與讀者互動,多為編者挑選讀者來信公開予以回復,《中央國術旬刊》設代郵欄目時就申明:“近來有同志們,以尺牘式的稿件,寄到本刊,其中含有問事和討論的條件……這一類的函件,我們就把它登載本欄。并且要盡其所知,作一答案,答復你所問的。”[27]代郵文本形式上以專欄刊出,并非附于其它文章之后,內容上則從讀者來信生發(fā),因此具備獨立意義,并非作為其所在書刊的副文本而存在,不宜收入“序、跋”類。

《全集》也存在多版本誤收的問題。

7.《全集》第9卷的《〈延安文藝研究〉發(fā)刊詞》與第8卷的《重視生活,深入生活——與〈延安文藝研究〉編者的談話》應被視為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

發(fā)表于1984年5月21日《人民日報》的《重視生活,深入生活》是初刊本;作品在被收入同年12月出版的《延安文藝研究》創(chuàng)刊號時,改題為《研究延安文藝,繼承延安文藝傳統(tǒng)》作為發(fā)刊詞,并增加了對延安文藝價值的闡釋和對刊物的寄語,[28]形式上更加貼合發(fā)刊詞體例;后又以《〈延安文藝研究〉發(fā)刊詞》為名編入文集《我在愛情中生長》。參考上述版本演進鏈條,《全集》第8卷以初刊本為底本收入作品,而在編纂第9卷時又將修訂后的發(fā)刊詞版本誤收,[29]丁玲作品存在多個版本形態(tài),哪怕是改動最多的《韋護》等篇目,《全集》在整理時也以單一版本為主,這里卻將同一文本的兩個版本分別收入,可能是編選失誤,容易造成讀者的誤解。

8.丁玲1985年4月4日在西安的演講,《全集》中也收入了兩個“版本”,即第8卷《扎根在人民的土地上——在中國作協(xié)陜西分會座談會上的講話》和同卷的《創(chuàng)作自由及其他》,兩者文后均附有注釋,前者為“吳錦祥根據錄音整理”(以下稱“整理版”),后者為“新華社記者徐士杰記錄”(以下稱“記錄版”),這兩個版本各有獨立的演進鏈條。

(1)“整理版”:以1985年《陜西文學界》第3期為底本收入

(2)“記錄版”:“內參版”→《人民日報》版→《文集》“記錄版”→《全集》“記錄版”

1985年4月21日,徐士杰的記錄刊登于新華社《國內動態(tài)清樣》第903期上,習仲勛批示后轉給曹禺,并希望丁玲修改后發(fā)表,但丁玲對前來交涉的秦川“十分冷淡,以一種拒人千里之外的口氣,很生硬地說,我不修改,也不發(fā)表!”[30]直到6月24日刊登在《人民日報》上,“大概是按新華社內參稿編發(fā)的”。[31]新華社《國內動態(tài)清樣》系內參難以獲得,但《1981—1985文藝通報選編》收入的《習仲勛同志的一個批示》,附上批示文章《丁玲同志在西安談文藝創(chuàng)作自由等問題》,證實了“內參版”的存在?!皟葏妗痹缬凇度嗣袢請蟆钒?,應為初版本,兩者的異文主要是關于遇羅錦的部分,前者為:“遇羅錦這個人走了點錯路。但文字不錯,文章有好有壞?!抖炖锏耐挕肥呛玫?,《春天里的童話》不好。不好的作品應該挨批……遇羅錦最近到西藏去寫東西,她若能真正在西藏部隊里待上兩年……”[32]刊登在《人民日報》時刪除了關于遇羅錦其人的負面評價,并且訂正了作品名稱的錯誤,[33]如果王增如論述屬實,那么從“內參版”到《人民日報》版的刪改則由他人做出?!度返摹坝涗洶妗币浴度嗣袢請蟆钒鏋榈妆臼杖?,但刪除了文前的說明性文字:“著名作家丁玲最近在西安就當前我國文藝界一些問題,對記者談了她的看法,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34]實際上淡化了記錄者存在的痕跡。

李美皆注意到兩個版本的差異,并指出其后存在著“兩個丁玲”的精神矛盾,[35]但李美皆將“記錄版”完全等同于丁玲的表達,卻忽視了記錄者對文本的介入?!坝涗洶妗焙汀罢戆妗钡恼撌鲰樞虿⒉灰恢?,“記錄版”先討論創(chuàng)作自由,再談論民族傳統(tǒng)與中國氣派,而在“整理版”中則是先論述“民族傳統(tǒng)和向外國學習”,再講“創(chuàng)作自由”,并包含現(xiàn)場問答部分。[36]相較于錄音整理對演講現(xiàn)場的忠實,記錄者在“歸納”時提高了“創(chuàng)作自由”討論的優(yōu)先級,而在內容層面上,對比“整理版”,“記錄版”更傾向于否認出現(xiàn)了行政干預過多的情況,[37]提倡廣場文學而貶抑小院文學[38]等,這些改動都使得文章更符合穩(wěn)定劇協(xié)、影協(xié)選舉失控[39]的政治需要。

《全集》以《文集》版本為底本收入,沒有注釋或說明解釋兩者的關聯(lián),甚至模糊“記錄版”的生成路徑,容易使讀者將前后文章觀點的不一致性歸結于作者,但這種相互矛盾并非來自于丁玲,相反,正如G·托馬斯·坦瑟勒所言由于文本具有社會性和公共性,作者“不能完全控制出現(xiàn)在出版文本中的最終形式”,[40]尤其當文本為政治目的所挪用時,他人意圖對文本的滲入難以避免,丁玲“始終沒有修改那篇稿子”[41]卻默許作品的發(fā)表,“不過是認可自己無力阻止的東西”,[42]或許正因為此,《人民日報》和王增如的《丁玲辦〈中國〉》都將記錄者徐士杰視為作者。至于演講稿是否收入作家文集的問題,部分學者以是否經過審閱作為標準,但即便是“為演講筆錄稿正名”[43]的魏建、周文和凌孟華[44]等人,強調的也是筆錄稿有助于還原演講現(xiàn)場感,因此刪改凝縮的“記錄版”并無理由收入《全集》正文,如需保留其史料價值可以列入附文部分并加以注釋。

三、《丁玲著作編年》勘誤

《全集》在第12卷末尾處附有《丁玲著作編年》,搜羅整理丁玲作品的創(chuàng)作信息和出版線索,為讀者的檢索參考提供方便,但編年工程繁瑣,內容龐雜,難免出現(xiàn)錯訛遺漏。

1.《無題》首刊于“《文學雜志》”而非《全集》所標注的“《文學》雜志”,前者是北方左聯(lián)機關刊物,當鄭振鐸得知后,特意將籌辦的刊物改為《文學》以示區(qū)別。[45]

2.《楊伍城》初收于《一年》時,標題即為“楊伍城(我的第二個小鬼)”,副題并非是收入《丁玲文集》時所另加。

3.《一顆沒有出膛的槍彈》《文藝在蘇區(qū)》《東村事件》首次刊載于“《解放》”而非“《解放周刊》”??赡苁菍⒊霭嫔绾涂锩Q相混淆的緣故,《解放》依托于共產黨新聞機關“解放周刊社”,1941年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出版后,《解放》??顺鰵v史舞臺。

4.《沉痛地告別過去,勇敢地面向未來》并非如《全集》所說于1980 年12 月10 日刊載,而是1980年12月11日刊發(fā)于《人民日報》。

5.《戰(zhàn)地》半月刊終刊的1卷第6期發(fā)行時間為1938年6月5日而非《全集》所說的7月5 日,且并未刊載《〈河內一郎〉后記》,丁玲與《戰(zhàn)地》的關系也存在一樁公案,據張元珂考證《戰(zhàn)地》最初以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名義創(chuàng)刊,后來發(fā)展為舒群控制的獨立刊物,丁玲申明劃清關系:“武漢《戰(zhàn)地》是由舒群一手操辦的,丁僅是掛名主編,并沒參與實際的編輯活動,但后來在武漢出版的《戰(zhàn)地》違背了丁的初心。丁覺得‘受了欺騙’,非?!畱崙俊薄46]因此《戰(zhàn)地》的終刊不可能刊載丁玲文章,這段錯誤信息也模糊了兩者的關系。

四、改變原意的修改

《文集》在編纂過程中還出現(xiàn)了編輯本位意識代替原作本位意識的情況,編者的不當刪改影響作品思想的表達,甚至造成對作者意圖的扭曲,這類編輯越界的情況在《全集》中并未被校正,因此單列一節(jié),以期引起研究者注意。

1.《全集》第3卷《多事之秋》寫到“九一八事變”后的上海情況:“中國政府,是聾子,聽不見那些在殘殺奸虐之下的慘叫;是瞎子,看不見血流成河,染紅了的東北;中國的民眾,像一群善良的羔羊,在刺刀,監(jiān)獄的暴力底下,不準他們起來,不準他們抵抗?!盵47] 但參照1932年《北斗》初刊本,丁玲不僅沒有指認群眾的善良秉性,反而是將其形容為“一群無知的羊”,[48]不是因為有人“不準”而是因為自身的未覺醒狀態(tài)而主動屈身事人:“屈伏在壓力底下,不懂得起來,不懂得抵抗”,[49]改動將問題化歸為民眾高漲的愛國熱情和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之間的沖突,這與作者意圖相違背,丁玲在《多事之秋》中強調學生運動喚醒民眾的重要性,高呼:“怎么救中國!五四的時代到了。五卅的時代到了?!盵50]仍然以思想啟蒙的路徑鼓吹革命,具有明顯的轉型期色彩,但《全集》將文章中國民性批判剔除,代之以對蔣介石政府的政治批判。

2.《全集》第5卷《西安雜談》,第100 頁,“這里充分的看出了我們,對西安環(huán)境的不熟悉,工作的疏忽”之后刪除了:“尤其看出的是,當局者對救亡的宣傳工作之扶掖和愛護。這實在是值得贊仰的。”第102頁,“西安各群眾團體幫助了我們開展工作,西安的行政負責者也給了我們許多精神上的鼓勵和物質的援助”之后刪除了:“如蔣鼎文主任,孫蔚如主席,和胡宗南軍長等。”

《西安雜談》初收于1939年生活書店出版的文集《一年》,1980年編入《到前線去》時刪除:“如蔣鼎文主任,孫蔚如主席,和胡宗南軍長等,使我們在西安期間得以完成我們的任務”,《文集》雖恢復:“使我們在西安期間得以完成我們的任務”,但仍然刪除對國民黨軍官的點名答謝,《全集》不僅沿用此處理,還刪除了對當局者宣傳救亡的贊揚語句。

3.《全集》第5卷《冀村之夜》,第73頁,刪除六位同志準備前去與潰軍交涉時西垣先生的話語:“但我清清楚楚聽到,當他們六個已走到大門口時,那位跟在他們后邊的西垣先生卻說:‘……就犧牲點色相也不要緊的……’”[51]

《冀村之夜》發(fā)表于1939 年《文藝陣地》2卷7期,同年收入文集《一年》,在1980年收入小說集《到前線去》時就已做出刪減,這段改動在《文集》和《全集》中都未被恢復。要理解這段處理的影響,首先應注意到作為游擊隊軍師的西垣先生和作為西戰(zhàn)團領隊的“我”之間的意見分歧,分歧根源則是對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理解上。雷加回憶:“當時,什么是統(tǒng)一戰(zhàn)線,誰也不大懂得。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不管是軍事隊還是政治隊,都設立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這門新課?!ǘ×帷P者注)更沒有想到冀村之夜也是一場對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考驗?!盵52]這批潰軍本是應該團結的對象,但游擊隊卻擅自繳械遣散,以致西戰(zhàn)團和游擊隊分路而行。如何理解并維護統(tǒng)一戰(zhàn)線成為革命隊伍內部的矛盾,但作者通過內聚焦敘事,從“我”的有限視野出發(fā)講述冀村之夜,遮蔽了西垣先生和司令遣散潰軍的處理細節(jié),弱化隊伍內部的觀念沖突,以盡量減少關于革命隊伍的負面報道,丁玲甚至在文章刊出時以附文的形式為游擊隊形象做出解釋和辯護,這正是丁玲直言不諱的文學家脾性和顧全大局的宣傳需要之間的沖突與妥協(xié)。整理者進一步將西垣先生的發(fā)言刪除,或許是出于凈化革命隊伍,純潔黨性的考慮,是整理者為保護丁玲而對敏感問題做出的保守處理,卻不利于表現(xiàn)革命工作的復雜性,也不利于表現(xiàn)作品豐富的文本內涵。

4.《全集》第5卷的《關于自衛(wèi)隊的感言》,第89頁,刪除了動員老百姓時遇到的困難情形:“但里邊有些情形是并不好的。譬如每村的村長就沒有辦法繳出那末多壯丁,幸喜開始時曾經宣布過每人有五十元的安家費。不過后來以經費困難而免掉了”[53]《全集》代之以:“我們黨主張發(fā)動群眾,全民抗戰(zhàn),爭取勝利。這一正確的主張,得到廣大山西人民的擁護。但有個別的村落,動員工作不仔細,宣傳解釋不深入”[54]《全集》用“現(xiàn)在抗戰(zhàn)時期,在共產黨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原則下”代替初版本的“并且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原則下”。

《關于自衛(wèi)隊的感言》初收于1939年生活書店出版的短篇小說集《一年》,1984年《丁玲文集》第4卷,做出較多改動,《全集》據《文集》版本收入。編者的改動突出了黨在抗戰(zhàn)中的領導地位,同時將負面情況視為革命中的個別案例,能通過黨的宣傳動員解決。這不僅是用后設的政治立場重寫歷史現(xiàn)場,也是政治語體對丁玲作品的滲透,以概念式的政論腔調代替了丁玲的言說。

《文集》的部分修改涉及對作品政治傾向的調整,這或許并非偶然,而是有意修飾丁玲的政治形象,強化其黨性和革命性。編者陳明對原作政治立場的修改調整,反映出整理者的意識形態(tài)焦慮,洗刷冤屈的個體需求和嚴正的組織紀律之間的張力關系貫穿于丁玲平反和恢復名譽的始終,[55]或許正是這種矛盾處境催生了親屬陳明對“蓋棺定論”的執(zhí)念,在丁玲后事的處理上,陳明四處奔波為丁玲爭取更公正的評價,甚至為維護丁玲的名譽和形象試圖打破紀律和規(guī)定,[56]因此在編訂整理所謂“定本”[57]時,有時也會違背理性公允的史家規(guī)范,抱有“政治上給她整整容”[58]的意圖,以維護丁玲整體形象為導向而修改作品。

五、期待一套新的《丁玲全集》

全集編纂的時間往往距離作品首次見刊的時間較遠,作品容易出現(xiàn)流傳變異或作者改寫的現(xiàn)象,因此編者在整理時負有厘清版本、勘校異文之責。處理多版本的常見方法有:一是以初刊本或初版本為主,注重呈現(xiàn)作品的原始樣貌,正如魯迅所說:“出屁股,銜手指的照相,當然是惹人發(fā)笑的,但自有嬰年的天真,決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盵59]這也有利于呈現(xiàn)文本在歷史文化環(huán)境中組織生成的過程,挖掘作品背后的文化史社會史意義;二是以體現(xiàn)作家意志的定本為基礎編纂,但并非所有的修訂本都能收入全集,受意識形態(tài)影響的刪減改寫部分反而應該予以整理還原,雖然作品出版后便已經脫離作者的闡釋,但作家對過往作品的修訂也展現(xiàn)其藝術追求,因此以改定本編入全集也是對于作家意志的尊重,除此之外,手稿研究、版本流變與匯校本研究等方法也對全集編纂具有啟示意義。

值得討論的是《文集》的特殊性。重返文壇的丁玲一方面文藝事務纏身,尤其是主編《中國》時事務繁雜,另一方面身體每況愈下,眼疾加重,只能“少讀多寫”。[60]陳明在自傳中解釋過校勘《文集》的情況:“80年代的時候,湖南人民出版社再三要出她的文集,在丁玲生前出了6集。這6集都經過我的校改。我對丁玲說,你過去寫的文章,主要是到延安之前的文章,有些句子太歐化,不適合青年人閱讀,是不是改一改?丁玲同意了。于是我就一篇一篇的校改,校改完一篇,就拿給她看,她認可了,我再交給她的秘書王增如謄清。她有些講話錄音,人家整理的,拿來也是我校對,有一些講話錄音改動比較多,但有一個原則,不改變她的原意,改過后也同樣要交給丁玲自己過目?!盵61]這些細節(jié)傳遞出兩個信息:其一,改動是陳明做出的,經由丁玲同意后定稿,從程序上看這與作家自行修改形成的定本有差異;其二,以不改變丁玲的原意為標準修改,但如何理解原意卻又依據陳明的判斷,如在遺作《魍魎世界》末尾的補寫,已經無從詢問這是否符合丁玲意愿,因此《文集》與其說是作家的改定本,毋寧說是經作家同意的陳明修改本。

陳明曾講述校閱修改的重點:“一個是丁玲到延安之前寫的文章,里面歐化的句子太多,讀起來別扭,不好懂,不利于青年讀者閱讀;第二個,有些文章是解放前出版的,或者有錯訛,或者被國民黨檢查時刪改過?!盵62]如果說后者的改動尚存在客觀緣由,希望通過校訂去除政治因素對作品原貌的遮蔽,那么前者的修改將有損《文集》對作品真實樣貌的呈現(xiàn)。陳明對丁玲作品中早期的歐化表達評價不高,在校后記中曾說:“談到丁玲作品的文字,她開始寫作的時候,在文字方面似乎沒有作很多準備,有不少的地方不合語法規(guī)范,但仍能得到當時的編輯和讀者的歡迎,我想這可能是由于她對人物內心刻劃的委婉、細致與豐富,而不是她的歐化的、有時又夾著湖南土語、并且顯得有些拖泥帶水的文字。”[63]陳明認為作品內容的豐富掩蓋了語言的弊病,語言問題成為丁玲早期作品的缺陷,因此更推崇丁玲接近群眾后樸實的口語寫作。這一語言偏好,導致《文集》將“早晏”[64]改為“早晚”,[65]“洋火”[66]改為“火柴”,[67]并將音譯詞規(guī)范化,如《從夜晚到天亮》中的“環(huán)珴玲”和“披霞娜”[68]在《文集》中直接被“小提琴”和“鋼琴”[69]替代等,剔除歐化語和方言以達到的語言“潔凈”。但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第二代新文學作家的丁玲,歐化語體和口語是其早期文學語言的重要資源,[70] 正是“無拘無束的造句方式和極其鋪張的歐化語句”構成了作者“大膽而細密”的早期文風,[71]陳明的修改使得部分語句變得簡潔精煉,反而不利于作品風格的原樣呈現(xiàn),如《莎菲女士的日記》寫到莎菲對凌吉士的復雜欲念,初刊本為:“想起那落在我發(fā)際的吻來,真又使我悔恨到想哭了!我豈不是把我獻給他來玩弄來比擬到賣笑的姊妹中去!然而這又都任他只能把責備來加上我自己使我更難受的……”[72]在收入《文集》時被刪改為:“想起那落在我發(fā)際的吻來,真使我悔恨到想哭了!我豈不是把我獻給他任他來玩弄來比擬到賣笑的姊妹中去!這只能責備我自己使我更難受……”[73]原刊中的“真又使”和“這又都”說明情境的重復性,雖然只集中書寫一次,但暗示了莎菲曾多次陷入情智交戰(zhàn)的痛苦中,情感更加濃烈,《文集》則將作品中反復敘事的結構刪除。改動語言也會使得作品變形,李陀指認語言習用與作家主體之間存在著密切關系,[74]那么對于解放前丁玲作品語言的改動是否有損于丁玲形象的豐富性?

作為生活伴侶的陳明,對丁玲晚年事業(yè)的幫助不言而喻,有時甚至可以視為作家意志的代言者,[75]即便如此也不能替代作家的自我言說。作家伴侶和文集編者的雙重身份,使得陳明容易陷入忠于史實還是維護親者的兩難情境?!段募返木幾胧俏膶W界和出版界的重要工程,但因其受整理者思想理念的干預,相較于作者自行修訂整理的定本,《文集》更適合作為特定環(huán)境下產生的修訂版本,而不應該作為《全集》編輯的基礎。

從2001年至今,《丁玲全集》出版已有二十余年。這期間丁玲研究在版本、???、輯佚、考據等方面取得重要進展,[76]編輯出版一套內容更加完備、版本更為可靠、校訂更為規(guī)范的《丁玲全集》顯得非常必要的,也是眾多丁玲研究者和讀者的期待。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的性別與階級關系研究”(20BZW143)前期成果〕

注釋:

1 參見徐強、劉雨:《〈汪曾祺全集〉系年辨正——兼論若干篇章的文獻意義》,《文藝評論》2011 年第1 期,徐強:《〈汪曾祺全集〉補遺及考論》,《東吳學術》2012 年第3 期等文章。

2 相關研究參見魏建:《郭沫若佚作與〈郭沫若全集〉》,《文學評論》2010 年第2 期,蔡震:關于《〈郭沫若全集〉的考察》,《郭沫若學刊》2013 年第1期等文章。

3 《丁玲文集》出版工作從1983年開始到1995年完成,中間分兩個階段:1983年至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完成前6卷出版,為丁玲生前所出,后4卷因丁玲離世、出版社經濟效益等問題延誤,自1991 年起由湖南文藝出版社接力出版續(xù)卷。

4 蔣祖林:《來信照登》,《新文學史料》1995 年第1 期。

5 龔明德:《丁玲日記的“整理”》,《昨日書香》,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2 年,第297 頁。

6 金宏宇:《中國現(xiàn)代文學辨?zhèn)闻小?,《長江學術》2016 年第2 期。

7 袁洪權:《開明版〈胡也頻選集〉序言的“隱秘事實”——胡也頻“濟南之行”史實梳考》,《文藝理論與批評》2017 年第2 期。該刊同期發(fā)表了李向東的商榷論文,李向東指出文章的刪改是在1980年11 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丁玲散文集》時做出的,不僅“刪去了誤解張默生的那段話,同時,在校長送來路費處加了‘甘冒風險’四個字”,“1984年此文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丁玲文集》第五卷時,有個別文字的改動,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的《丁玲全集》,基本沿襲了這個版本。”參見李向東:《“探秘”與歷史敘述——也談胡也頻的“濟南之行”并與袁洪權商榷》,《文藝理論與批評》2017 年第2 期。

8 朱正:《丁玲“開會”之于魯迅一文的遭遇》,《魯迅研究月刊》2007 年第1 期。

9 龔明德:《“建平”應為“建屏”》,《有些事,要弄清楚》,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61 頁。

10 丁玲:《阿毛姑娘》,張炯主編,蔣祖林、王中忱副主編:《丁玲全集》(第3 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132 頁。

11 丁玲:《阿毛姑娘》,《小說月報》1928 年第19 卷第7 期。

12 丁玲:《水》,《北斗》1931 年創(chuàng)刊號。

13 丁玲:《水》,《丁玲短篇小說選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 年,第277 頁。

14 丁玲:《什么樣的問題在文藝小組中》,《中國文藝》第1 卷第1 期。

15 丁玲:《什么樣的問題在文藝小組中》,張炯主編,蔣祖林、王中忱副主編:《丁玲全集》(第7 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48 頁。

16 袁良駿:《丁玲同志印象記》,《中國》編輯部編:《丁玲紀念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372 頁。

17 可以推測是袁良駿發(fā)現(xiàn)載有稿件的《北斗》原刊后,據此收入《丁玲集外文選》,而陳明在初刊本基礎上將作品校改后收入《文集》。陳明經袁良駿接觸過《北斗》原刊,見陳明在序言中的描述:“(袁良駿——筆者注)從圖書館、檔案館以及一些單位的資料室等處,發(fā)現(xiàn)了一些我們還能記得但卻已找不到的稿件和發(fā)表這些稿件的刊物?!保ㄔ简E編:《丁玲集外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年,第1 頁。)

18 丁玲:《自序》,《意外集》,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6 年,第2-3 頁。

19 李向東:《關于〈丁玲文集〉的出版經過》,《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2007 年第3 期。

20 參考李向東的研究:“那年夏天(1982 年——筆者注),丁玲陳明去往大連療養(yǎng)、講學,其間,陳明就帶上湖南拿來的稿子,開始校勘了”,參見李向東:《關于〈丁玲文集〉的出版經過》,《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2007 年第3 期。

21 參考丁玲年譜,1983 年11 月22 日,“囑秘書致胡真信,說明《丁玲文集》第4 卷稿??蓖戤?,已交王樹芬,5 卷稿正在抓緊校閱,力爭12 月完工”(第697 頁),1983 年12 月17 日,“下午王樹芬來,取走文集第5 卷稿,計50 萬字?!保ǖ?01 頁),詳見王增如、李向東編著:《丁玲年譜長編》(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年。

22 丁玲:《一個小紅軍的故事》,張炯主編,蔣祖林、王中忱副主編:《丁玲全集》(第4 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268 頁。

23 丁玲:《一個小紅軍的故事》,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1956 年版,第9 頁。

24 丁玲:《一個小紅軍的故事》,張炯主編,蔣祖林、王中忱副主編:《丁玲全集》(第4 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276 頁。

25 丁玲:《一個小紅軍的故事》,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1956 年版,第13 頁。

26 丁玲:《冀村之夜》,《文藝陣地》第2 卷第7 期。

27 軫:《本刊添設代郵欄的意義》,《中央國術旬刊》1930 年第10 期。

28 發(fā)刊詞版本與《人民日報》版本相比,主要的差異在于前者多出如下兩段話:“延安是革命的圣地,革命的搖籃,革命落腳點和出發(fā)點。黨中央在那里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壓在他們頭上的三座大山,奪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領導人民群眾在長期革命實踐斗爭中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同志的文藝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币约啊瓣兾魇≈匾曆影参乃嚨难芯抗ぷ?,成立延安文藝研究學會,創(chuàng)辦《延安文藝研究》刊物,這是很有意義的事情。希望通過對于延安文藝的研究,能夠展示當年延安文藝的輝煌成果,總結經驗和教訓,在新的歷史時期,繼承和發(fā)揚延安文藝革命傳統(tǒng)和革命作風。這是革命文藝工作者的責任,也是全國人民的共同期望?!背酥?,還有一些表述上的改動。

29 《丁玲文集》第8 卷同樣將兩個版本都誤收。

30 王增如:《丁玲辦〈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年,第162 頁。

31 王增如:《丁玲辦〈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年,第162-163 頁。

32 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局編:《1981-1985 文藝通報選編》,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6 年,第92頁。習仲勛看過《國內動態(tài)清樣》版文章后寫作批示,并將文章與批示轉載至內部讀物《文藝通報》第58 期(1985 年5 月14 日),因此推測《文藝通報》與《國內動態(tài)清樣》為同一版本,但未見后者,聊備一說。

33 《人民日報》原文為:“遇羅錦的文章有好有壞?!兑粋€冬天的童話》是好的,《春天的童話》不好?!隽_錦最近到部隊去寫東西,她若能真正在部隊里呆上兩年,把視野擴大,深入生活,那她還是有希望的?!眳⒁娦焓拷埽骸抖×嵴勎乃噭?chuàng)作自由等問題》,《人民日報》1985 年6 月24 日。

34 徐士杰:《丁玲談文藝創(chuàng)作自由等問題》,《人民日報》1985 年6 月24 日。

35 李美皆:《丁玲一次講話的兩個版本》,《文學自由談》2012 年第6 期。

36 丁玲:《扎根在人民的土地上——在中國作協(xié)陜西分會座談會上的講話》,張炯主編,蔣祖林、王中忱副主編:《丁玲全集》(第8 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472-484 頁。

37 《創(chuàng)作自由及其他》寫到:“這兩年有那么多的新人新作涌現(xiàn),而且有不少是很好的作品,很有希望的作家。行政干預過多,不可能出現(xiàn)這種局面?!保ǘ×幔骸秳?chuàng)作自由及其他》,張炯主編,蔣祖林、王中忱副主編:《丁玲全集》(第8 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485 頁)但這實際上是將觀眾提問部分丁玲對近年創(chuàng)作狀況的評價和演講部分“創(chuàng)作自由”的相關內容“縫合”而成,丁玲并未說明兩者之間存在關聯(lián),“記錄版”中的反推邏輯或為他人所加。相較于“記錄版”的否認,“錄音版”認為存在行政干預過多的情況:“行政干涉,可能有的地方、有的時候做得過了頭”(丁玲:《扎根在人民的土地上——在中國作協(xié)陜西分會座談會上的講話》,張炯主編,蔣祖林、王中忱副主編:《丁玲全集》(第8 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479 頁。)

38 “錄音版”號召廣場文學但沒有貶抑小院文學的價值,“記錄版”則對小院文學的評價更為負面:“不難設想,我們的作家如果離開了四化、改革的沸騰生活,而只關心小院、小街、小窗里的瑣事,那他的創(chuàng)作自由恐怕只能是狹小天地里的自由?!眳⒁姸×幔骸秳?chuàng)作自由及其他》,張炯主編,蔣祖林、王中忱副主編:《丁玲全集》(第8 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485 頁。

39 王增如:《丁玲辦〈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年,第161-162 頁。

40 [美]G·托馬斯·坦瑟勒:《??痹怼?,蘇杰編譯:《西方??睂W論著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226 頁。

41 王增如:《丁玲辦〈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年,第161-162 頁。

42 [美]G·托馬斯·坦瑟勒:《??痹怼?,蘇杰編譯:《西方??睂W論著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226 頁。

43 魏建、周文:《〈上海文藝之一瞥〉的謎團及其國外版本》,《魯迅研究月刊》2014 年第7 期。

44 凌孟華:《郭沫若集外演講記錄稿〈寫作經驗談〉敘論》,《郭沫若學刊》2018 年第1 期。

45 王志之:《魯迅印象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39 頁。

46 張元珂:《1979 年前后丁玲的言行、心態(tài)及若干史實——以一封書信為中心》,《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 年第8 期。

47 丁玲:《多事之秋》,張炯主編,蔣祖林、王中忱副主編:《丁玲全集》(第3 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451 頁。

48、49、50 彬芷:《多事之秋》,《北斗》1932 年第2卷第3、4 期合刊。

51 丁玲:《冀村之夜》,《文藝陣地》1939 年第2 卷第7 期。

52 雷加:《戰(zhàn)士形象——記丁玲在前線》,《四十年間——雷加回憶錄》,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20 年,第67-68 頁。

53 丁玲:《關于自衛(wèi)隊的感言》,《一年》,重慶:生活書店出版,1939 年,第103 頁。

54 丁玲:《關于自衛(wèi)隊的感言》,張炯主編,蔣祖林、王中忱副主編:《丁玲全集》(第5 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89 頁。

55 參見解志熙關于丁玲平反問題的分析,解志熙:《與革命相向而行——〈丁玲傳〉及革命文藝的現(xiàn)代性序論》,《文藝爭鳴》2014 年第8 期。

56 陳明在治喪委員會名單、悼詞內容、治喪形式等方面都積極爭取,并多次提議破格為丁玲遺體覆蓋黨旗但遭到拒絕。陳明指出:“為什么要開追悼會?主要是因為她身上的污點沒擦干凈,為什么要求給丁玲覆蓋黨旗?就是為了堵住一些人的嘴。否則人家又會造謠,造謠的人有權,就成了真理。請中央全面考慮問題,大家都按黨的原則辦事?!眳⒁娡踉鋈纾骸稛o奈的涅槃》,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年,第95 頁。

57 此項說法源于編輯王樹芬給陳明的信:“王樹芬也在1983 年3 月16 日寫給陳明的信中說:‘您校訂得非常細致,看來,這部文集,可稱得上是丁玲同志作品的定本。尤其看了您為《從夜晚到天亮》所作的注釋,這對了解創(chuàng)作背景及有關史料,十分重要,特別是對研究工作者更有價值。’”論文此處沿用該說法,并非認為《文集》符合版本學標準的“定本”,而是強調《文集》作為丁玲平反后的第一次也是丁玲生前的最后一次全集整理出版工作,對于其后丁玲作品的出版事業(yè)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58 王增如:《無奈的涅槃》,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年,第82 頁。

59 魯迅:《集外集序言》,《芒種》1935 年創(chuàng)刊號。

60 完整內容為:“最近眼疾白內障突變,左眼的視力只有零點二,不能看書。她對我說,‘這樣也好,我就少讀多寫,我不再寫那些雜文章,我的工作要簡單些了?!眳⒁婈惷鳎骸抖×峒捌鋭?chuàng)作——〈丁玲文集〉校后記》,《丁玲文集》(第6 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681 頁。

61 陳明口述,查振科、李向東整理:《我與丁玲五十年——陳明回憶錄》,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 年,第289 頁。

62 李向東:《關于〈丁玲文集〉的出版經過》,《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2007 年第3 期。

63 陳明:《丁玲及其創(chuàng)作——〈丁玲文集〉校后記》,《丁玲文集》(第6 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679 頁。

64 丁玲:《小火輪上》,《紅黑》1929 年第3 期。

65 丁玲:《小火輪上》,《丁玲文集》(第2 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222 頁。

66 丁玲:《一個小紅軍的故事》,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1956 年,第9 頁。

67 丁玲:《一個小紅軍的故事》,《丁玲文集》(第3 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272 頁。

68 彬芷:《從夜晚到天亮》,《微音月刊》1931 年第1卷第3 期。

69 丁玲:《從夜晚到天亮》,《丁玲文集》(第2 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311 頁。

70 張衛(wèi)中:《丁玲在現(xiàn)代文學語言建設中的意義》,《文藝理論與批評》2012 年第2 期。

71 畢玲薔:《從文學語言的角度看丁玲文學風格的形成與發(fā)展》,《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0 期。

72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小說月報》1928 年第19 卷第2 期。

73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丁玲文集》(第2 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69 頁。

74 李陀:《汪曾祺與現(xiàn)代漢語寫作——兼談毛文體》,《花城》1998 年第5 期。

75 “丁玲活著的時候,就沒有對外界隱瞞我修改她的文章,她曾經對人說過:你們知不知道,我家里還有個‘改家’。這個‘改家’說的就是我?!眳⒁婈惷骺谑?,查振科、李向東整理:《我與丁玲五十年》,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 年,第290 頁。李向東評價丁玲與陳明的合作關系:“她晚年的作品,幾乎全部經過他的修改?!?參見李向東:《后記》,陳明口述,查振科、李向東整理:《我與丁玲五十年》,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 年,第330 頁。

76 諸如劉濤:《丁玲論瞿秋白的一篇佚文》,《魯迅研究月刊》2012 年第4 期;王增如:《丁玲未完成的小說手稿〈堂姐〉》,《新文學史料》2022 年第4 期;王增如:《丁玲〈母親〉第三部殘稿探析》,《現(xiàn)代中文學刊》2019 年第6 期;陳揚:《〈我在霞村的時候〉的版本與修改》,《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5 年第2 期;梁爽、梁向陽:《丁玲1985 年4月延安之行詳考》,《現(xiàn)代中文學刊》2020 年第4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