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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卡達萊的“氣象”
來源:文藝報 | 云也退  2024年07月08日08:35

當?shù)貢r間7月1日,阿爾巴尼亞當代最著名的作家和詩人、首屆布克國際文學獎得主、諾獎熱門候選人伊斯瑪依爾·卡達萊逝世,享年88歲。

卡達萊有一個自己的氣象臺。

“雨夾雪灑落在異國的土地上,打濕了用混凝土鋪就的飛機場跑道、建筑物和人群。它澆灌平原和山丘,在公路黑黑的柏油路面上,閃爍出白光。如果不是秋初,除了剛剛到達這里的將軍之外,任何人都會覺得,這場單調(diào)的雨是一種痛苦的巧合?!?/p>

雨夾雪,秋初,異國的土地,單調(diào)和“痛苦的巧合”。在這種氣象下會發(fā)生怎樣的故事?想必充滿了悲苦惆悵吧?小說的下一句話就揭曉了答案,不出意外,跟戰(zhàn)爭和死亡有關(guān):“為了將在最末一次戰(zhàn)爭中陣亡、散葬在阿爾巴尼亞全國四面八方的軍人的遺骨運回國內(nèi),這位將軍從一個國家來到阿爾巴尼亞?!?/p>

這就是《亡軍的將領》,卡達萊寫成的第一部小說的開頭。那時他26歲,有著超人的成熟。

虛虛實實的措辭

這種成熟,不只是泛泛地稱他敘事中的圓熟感和對故事的精妙構(gòu)思,更是指向他措辭中的狡猾之處:“最末一次戰(zhàn)爭”是指什么?“一個國家”又是指哪個國家?往下讀,不久就會琢磨出來,戰(zhàn)爭指的是1945年結(jié)束的二戰(zhàn),那個國家是意大利??墒?,卡達萊絕不會主動說明這些。他一口咬定,那是“某個國家”,那個國家的千千萬萬的母親,在等待他們喪生在阿爾巴尼亞的兒子歸來。

天氣充當了一個角色,它是清晰而具體的,而國別、年代、人物的身份是模糊的。作家分明在講一件能勾起讀者的記憶和經(jīng)驗的事,但他講的似乎是一件在時空上都比較遙遠的事,甚至可謂一件“奇譚”。故事的發(fā)生地——阿爾巴尼亞,是被一陣初秋的雨夾雪召喚出來的,正有似于被一陣旋風刮跑之前的馬貢多。天氣按照作家的調(diào)遣,把自己調(diào)節(jié)到符合故事格調(diào)的那一檔,仿佛給一臺戲劇配上合適的音樂。在這位將軍出場并明確任務后,天氣再次從他的角度得到坐實:

“出發(fā)之前,他了解了有關(guān)阿爾巴尼亞的許多知識,其中關(guān)于阿爾巴尼亞的氣候,也掌握了一點常識。將軍知道,阿爾巴尼亞秋天陰霾多雨。然而,假如在他讀過的書上,真寫著阿爾巴尼亞秋天陽光充足,氣候干燥,面對這場雨他就不會覺得突然。事情恰恰相反,原因在于他總是覺得,只有在雨中他的使命才能完成?!?/p>

仔細看這段文字,你會發(fā)現(xiàn),到底“書上”關(guān)于秋季阿爾巴尼亞的氣候是怎么寫的,卡達萊是含糊其詞的。故事中這場陰冷的秋雨,到底是常規(guī)還是偶然?將軍所“知道”的事情,究竟是來自他所讀的書呢,還是僅僅來自耳聞?如果是書,那么是什么書?這些書有沒有“權(quán)威性”?作家在此虛虛實實的措辭,真可謂“曲盡其妙”而又滴水不漏。最終,你會意識到這場來路不明的凄風冷雨的虛構(gòu)性,它甚至可以是一場想象出來的、只在心中發(fā)生的雨;它的強力存在,只是要把讀者拽入故事之中,同時很難覺得其中有什么機械生硬之處。

往往都以氣象做開路先鋒

卡達萊的小說,往往都以氣象做開路先鋒:雨、細雨、霧、雪、陰沉多云,以及寒冷。事實上,阿爾巴尼亞的氣候跟海峽對岸的意大利,尤其是跟以熱那亞為中心的意大利利古里亞地區(qū)比較相似,是比較溫和、四季有充分的陽光的,然而你只看卡達萊的小說,會覺得那里成天朔風陣陣,頗為陰冷。再結(jié)合書中常見的、幾乎要劃破飛機腹部的山尖峭石,更產(chǎn)生了一片兇地的印象。他的另一部讓每個人都會一口氣讀完的小說《破碎的四月》,開篇是這樣:

“他的腳冰涼,每一次,當他一點點地挪動麻木的雙腿,都能聽見自己的鞋底與小鵝卵石摩擦發(fā)出的枯燥而荒涼的聲音。他由衷地覺得荒涼、蕭瑟,過去他從來沒有像這樣趴在一座能觀察到公路的山崖后邊,一動不動地待上這么長的時間。日光漸漸變暗……”

“蕭瑟荒涼”的感覺是來自什么季節(jié)?下一句里就出現(xiàn)了“雪堆”,以及被主人公揣在懷里的槍。一個仇殺故事的氣象布景,幾句話就全部到位。可是你要是看多了卡達萊的小說,也許會覺得有些滑稽:氣象只不過是卡達萊隨意擺弄的符號,為了給故事營造氛圍。但另一方面,卡達萊又不像查爾斯·狄更斯這類19世紀小說家那么有耐心。狄更斯在《荒涼山莊》里對倫敦冬天的泥濘地大做文章,使人不能不注意到氣候的象征意義;而卡達萊僅僅想除凈你對巴爾干這塊多山之地的雜余期待,保留一個簡單而確定的異域印象。

單從氣象符號這一角度而論,卡達萊是一個“傳統(tǒng)”的作家。在你能看到的詞條簡介里,他常常被拔到奧威爾、卡夫卡的高度。你也許會誤以為,他的筆觸也針對現(xiàn)代官僚社會的根本荒謬,或者,他也是反烏托邦的杰出預言家之一。其實不然。在1982年的《夢宮》里,卡達萊描繪了一個敏感而迷茫的年輕人——他在位于某個專制社會中心的陰險機構(gòu)里,在往往是不明所以的情況下,操縱著社會里每個人的夢境。卡達萊與奧威爾、卡夫卡也就是在這種層面上有相似的。就拿卡夫卡的《審判》來說,這個詭異陰森的故事,開頭是這樣的:

“一定是有人誣陷了約瑟夫·K,因為在一個晴朗的早晨,他無緣無故地被捕了。每天八點鐘,女房東的廚娘總會把早餐端來,可是這一天她卻沒有露面……”

一天,約瑟夫·K被兩個闖入家里的陌生人宣布“你被捕了”,他的離奇厄運由此開始。但天氣并無別的暗示,只是“晴朗的早晨”而已??ǚ蚩ǜ緵]有借天氣(以及地理地貌等等)來襯托氛圍的想法。為此,《審判》的故事獲得了一種超越時代、跨越國界的真實感:從它問世時起,一直抵達一個世紀之后當代的每一個讀者之心,你會覺得自己被夢魘纏繞,自己家的門也隨時會被衣著體面、冷若冰霜的陌生人推開。

相反,《亡軍的將領》的首要趣味在于排出一臺精彩的戲劇??ㄟ_萊的絕大多數(shù)小說都是如此:它們講一個個發(fā)生在各個年代、各個地方的故事,創(chuàng)造出一個個與我們所處的世界有一定距離的平行世界?!锻鲕姷膶㈩I》的故事發(fā)生在1950年代;《石頭城紀事》發(fā)生在1940年代;《阿伽門農(nóng)的女兒》發(fā)生在1970年代;《破碎的四月》和《H檔案》則發(fā)生在1930年代:一個是講家族仇殺,另一個講美國民宿學家在阿爾巴尼亞對種族問題的考察,兩者構(gòu)成了奇妙的互文。這些故事的地點都在阿爾巴尼亞,但被一層卡達萊式的氣象所包裹,就仿佛一個神秘離奇的王國,懸浮在現(xiàn)實可見的低空中一般。

五花八門的故事

另一些故事,就如同具備儒勒·凡爾納的能力那樣,把人們帶去周游世界古今。《金字塔》帶人去往法老的年代,《長城》帶人去往帝制中國,《雨鼓》帶人去往15世紀奧斯曼帝國大軍和阿爾巴尼亞人交鋒的現(xiàn)場。從文字發(fā)明以來的所有時代,都可能被卡達萊書寫出來:從法老王建造大金字塔,到1980年代阿爾巴尼亞關(guān)于恩維爾·霍查后繼者的爭論,再到東歐劇變后發(fā)生在西歐的諸多“歷史終結(jié)”后的事件……

但是,毫不奇怪的是,這些五花八門的故事無一不會激發(fā)現(xiàn)代人的熟悉感,使其感覺到它們不僅是“平行宇宙”,而且是“平行現(xiàn)實”。因為它們不是過往幾個世紀里的作家寫的,而是一個早早找到講故事的密鑰、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一舉成名的東歐小說家寫的。

仍然以《亡軍的將領》為例:將軍通過外交途徑,到異國去挖掘陣亡人的尸骨,消息一傳十十傳百,當?shù)氐母鞣N人也順藤摸瓜找了過來,拜托將軍和他的“工作組”,請他們“順帶”找找自家孩子的骨頭。

這符合邏輯的荒謬催生了小說里各種滑稽場面。在第四章,堂堂將軍家的客廳里來了一位陌生人,過了幾天又來了兩位。漸漸地來人越來越多,客廳變成一個門診所。到了雨天,連門外的院子里都站上人。所有人都不認識將軍,將軍又不能攆走他們。他們來打聽自家親人的下落。這些人不懂“外交禮儀”,只知道人心肉長。

這樣的故事,難道不會引起最切近的聯(lián)想嗎?你想要找什么人,就得去那個最“合理”的地方:你想要找一只丟失的寵物,就會想到去寵物店張貼啟事;你想要給孩子找對象,就得奔相親角;你怎么也聯(lián)系不上自己的家人,會情不自禁地想到警察局,想到醫(yī)院。到頭來,你甚至會覺得,正是這樣的機構(gòu)和目的地扣留了你想要找的對象:相親角扎扎實實地欠你一個兒媳婦。

一次次修改作品

《亡軍的將領》最初發(fā)表于1962年5月。那年是蘇聯(lián)“解凍”,在之前的文藝政策下難以發(fā)表的文學作品趁機大量見光。卡達萊的這部小說,刊登在《11月8日》雜志上。這雜志的名稱類似于中國的《十月》,11月8日是阿爾巴尼亞共產(chǎn)黨成立的日子??l(fā)的小說是不完全的,只有24頁,9個章節(jié),后來在1963年正式出版成書。1992年,中國讀者讀到的《亡軍的將領》的中譯本,是鄭恩波先生根據(jù)1967年的版本翻譯過來的。小說結(jié)尾標明了寫作日期:1962-1966。

一次次修改作品,是卡達萊的一個特點,也是他在一個特定的社會制度下、適應不同時局的需要所做的應對。1966年時他三十歲,不知道對初版做了怎樣的改動。但可以肯定的是,四年后《亡軍的將領》法文譯本出版,他也做過改動——他知道自己要被推往西方了,西方讀者會更加想看到“鐵幕”那邊的情況(1970年也是索爾仁尼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年份),因此,一些模糊曖昧的信息不妨傳達得更明白一些,不妨讓西方讀者同時愛上他講述的故事,和他所展現(xiàn)出的、把“內(nèi)幕消息”偷偷傳遞出去的機智形象。

但是,成功地在西方確立了名聲后,卡達萊刪除了阿爾巴尼亞語原作中一些情節(jié)。他在初版中曾寫有一個橋段:將軍因為戀上一位妓女,給一名下級軍官下跪。而1970年后,這個情節(jié)就被刪除了??ㄟ_萊擅長的調(diào)侃,也去掉了不少。因為在西方的受關(guān)注,他在國內(nèi)遭到嫉妒,他的小說也更容易被檢舉出“有不合適的內(nèi)容”。恩維爾·霍查雖然是個有文人氣質(zhì)的獨權(quán)者,對卡達萊頗有愛惜,但他夫人比他強硬得多——后者在1970年代中期,曾迫使卡達萊寫公開信,承認自己的某些作品是犯了錯誤的。

《亡軍的將領》里的高潮,是兩位將軍夜里“紙上談兵”,在想象中布陣,用言語交鋒,復原那場已成往事的戰(zhàn)爭。他們是真正的“亡軍的將領”,從意識的深處驅(qū)遣出無數(shù)兵丁的幽魂。然而可惜的是,卡達萊也在自己的名聲走向世界時刪掉了它。如果我們看到的中文版,不是來自鄭恩波翻譯的1967年版本,而是來自晚一些年代的版本,或是其他語言的譯本,那么我們將看到一本有本質(zhì)上不同的小說。

探討了個人與政治的關(guān)系

這段被他本人刪除的情節(jié),也許源于茨威格《象棋的故事》的啟發(fā),但也會讓我想到春秋時代,墨翟和公輸般就地演繹攻防的精彩一幕。實際上,卡達萊的諸多小說里都活躍著古往今來許多故事的影子:越是《破碎的四月》這種已經(jīng)被他高度“本土化”的仇殺故事,越是浮現(xiàn)出古希臘神話的原型之影。在那些神話中,有兩種是卡達萊最喜歡的:一就是有關(guān)家族世仇;二則是關(guān)于一個人接近權(quán)力時,他所感受到的陶醉、腐化和恐懼。

《夢宮》的力量就與此密切相關(guān),《金字塔》《長城》《三孔橋》等等也都如是??ㄟ_萊的小說,即便“架空”性再強,也都探討了個人與政治之間的關(guān)系。并不是指時事政治或黨派政治,而是最廣義的政治,即團體和個人如何操縱他人并對其行使權(quán)力。在《雨鼓》中,奧斯曼軍隊的總督帕夏,是實際掌握權(quán)力的人,也是距離君主最近的人。君主遠在伊斯坦布爾,但在戰(zhàn)敗撤退的時候,帕夏,在被女人、仆人、下屬、將軍簇擁了整整一本書后,主動結(jié)束了自己生命。最高權(quán)力仿佛一直是架在他脖子上的屠刀,他不能仿佛它不存在一樣行事。

士兵紛紛死去,帕夏的一場場獨白充滿了宿命的味道??ㄟ_萊所寫的每個人都不自由,一出場就感知到了命運的召喚?!队旯摹返闹饕獢⑹氯耸擒婈犂锏氖饭?,他的行走和見聞帶起了整部小說的節(jié)奏。他受命給本次遠征和圍城戰(zhàn)書寫一份官方記錄,他可以經(jīng)常見到總督和其他軍事要員,了解軍機要務。總督聽任他把自己的一言一行,軍隊的一舉一動,都記錄下來。史官穿行于戰(zhàn)場,卻又游離在戰(zhàn)爭之外,在如雨的矢石、恐怖的炮彈之間安然穿梭。這是一個不死者,為小說家所創(chuàng)造,同時寄托了他的自我期許。因為我們知道只有兩種人可以不死:一種是已死之人,如《亡軍的將領》中的士兵;另一種,是死神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