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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雨書:教師節(jié)特供——導師們
來源:諺云(微信公眾號) | 李雨書  2024年09月10日16:40

俗話說,閉眼投胎,睜眼投師。

在我的人生路上,有幸“閉眼”或“睜眼”,遇到幾位于我而言具有重要意義的導師。

大多數(shù)人的人生,或多或少會有迷茫困惑的時刻。進入北大醫(yī)學部讀書時,我學的不是自己喜歡的專業(yè)。大學一年級剛剛脫離父母管控,我的生活處于初步學習自我管理的、缺乏目標的混亂階段,生活學習都很懶散。由于頭腦不笨,我早就習慣不太努力就成績不錯的學習狀態(tài),偶爾去老師辦公室答個疑,考試就能第一第二。家庭生活方面,爸爸媽媽開明且通情達理,我沒有原生家庭帶來的精神包袱,活得像曹雪芹筆下在蜜糖罐子里長大的賈寶玉一樣,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大一第一學期教高等數(shù)學的賀老師很特別。當時北大在推行電子化教學,要求所有老師由黑板板書教學“升級”為完全使用PPT教學。賀老師認為定理、公式需要親自按步驟推導,才能加深理解記憶,從而達到更好的學習效果;而PPT一頁頁閃過,高濃度信息快速滑過,并不能提升教學質(zhì)量。于是他拒絕使用PPT教學,堅持使用板書推導定理、公式,并要求我們記筆記。為逼賀老師“就范”,院里把他從正教授降為副教授。但賀老師依然故我,并沒有什么用?!敖┏帧绷艘欢螘r間,由于賀老師太受學生歡迎,有關方面只得給他“教復原職”。

我很喜歡橫眉冷對千夫指、威武屈不得的“不識時務”之人。于是,常常和另一位喜愛數(shù)學的女同學,去參加賀老師的辦公室答疑小課。某天下午,我們問完問題準備離開,賀老師叫住我倆,鄭重地說:“我教過不少聰明的女生,但是她們很多人畢業(yè)以后,都選擇回歸家庭,放棄了自己的事業(yè)。我希望你們不要放棄,能在這條路上堅持下去?!?/p>

我當時感覺,從剛進大學就一直蒙在我眼前的紗罩,“嗖”的一聲被抽走了!于是我下決心振作,著手準備轉(zhuǎn)系,換到自己喜歡的專業(yè)去。然后,考到牛津讀博,一直堅持科研道路至今。搞科研道阻且長,每次動念想離開學術界時,我腦中都會響起這段“拷問”,便默默為自己加油打氣。

讀大學期間,我最喜歡物理化學。大學四年級做畢業(yè)設計時,便選在物理藥劑學系劉老師組,做膠束理化性質(zhì)的研究。導師劉老師比我媽媽年輕一歲,對我學業(yè)和生活上的指導無微不至。當時學術大佬將科研項目款挪為私用的情況屢見不鮮,且不少人尚未“觸法”。但劉老師卻對我們耳提面命,諄諄教導:將來建立了自己的組,絕對不可以貪污科研項目基金,要清清白白賺錢。沒過多久,陸續(xù)有教授因此被處理。

日常相處,劉老師還曾教我如何因材施教。她說,組里兩位師姐,一位研究能力強,但意志不堅定;另一位實驗思路普通,但行動力很強。針對這樣的狀況,對于容易退縮的一位,劉老師會鼓勵她去嘗試自己的想法,并一一打消她對每個實驗可行性的疑慮;而對于另一位,劉老師會要求她在嘗試每一個想法前,先把可能面臨的風險提前列出,并確立更全面縝密的實驗方案,而不是一拍腦門就干。

我當時只是一個本科生,有點好奇老師為什么要教我如何帶學生?她對我說,總有一天你會有自己的研究組,你不會永遠是學生。劉老師把她覺得最有用的經(jīng)驗傳遞給我。教育是一個傳承的過程,有匡正的義務。她希望她的每個學生,在未來的科研路上,盡可能少走彎路。

在我赴英留學前,曾在德國留學的劉老師,因為我不愿考北大的研究生而十分郁悶,并千叮嚀萬囑咐,希望我博士畢業(yè)后能夠回國。理由簡單而樸素:國外可能生活水準要高一點,但是異鄉(xiāng)人難有歸屬感,“面貌”的巨大差別,不是熟練說著異鄉(xiāng)話就能抹消的;在他鄉(xiāng)努力奮斗,幾十年間生活狀態(tài)也不會有太大變化,國外地廣人稀,交際甚少,孤獨感隨著年歲漸長,回國以后發(fā)現(xiàn)祖國飛速發(fā)展,歸國的同期生也發(fā)展得很好,心理上的落差是非常大的——在哪里不都是做科研,不如回來為祖國做貢獻。

劉老師講這話的時候,我還在為馬上就能到牛津大學開始新生活而激動不已,心想最好能留在國外。導師言者諄諄,在下聽者藐藐。

真到牛津讀書,才發(fā)現(xiàn)國外的生活、科研條件,誠如導師所言,并不多好。生活設施水平維持在上世紀80年代,實驗室用的儀器設備也很老舊。英國“脫歐”后,生活質(zhì)量更是一日不如一日。走在市區(qū)主干道上,常被某地區(qū)來的難民抓著胳膊逼著“捐款”。我去實驗室路過的Keble學院、大學自然科學博物館、生物化學系旁的空地上,時不時就有青少年或者流浪漢聚眾吸大麻,整個城市給人的感覺頹喪且日薄西山。回想當年劉老師的囑托,發(fā)覺當時想留在國外的自己淺見無知。

我的牛津大學博士導師,曾以化學系本科第一名的成績畢業(yè)于牛津大學,并在本校完成博士,再到美國加州理工大學做博士后,然后又回到牛津執(zhí)教。導師話密,金句頻仍。英國人又擅長諷刺與幽默,因而針對學校的銳評奇多。譬如,由于自己培養(yǎng)的大部分化學系學生,畢業(yè)后不再從事化學研究或化工產(chǎn)業(yè)工作(薪酬低、工作強度大),所以我導師“吐槽”說,他覺得牛津大學化學系最大的悲哀,是辛辛苦苦培養(yǎng)的化學專業(yè)人才,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留在學術界,其余的全跑去投行、咨詢、保險業(yè)撈錢去了。導師還在我評價牛津大學“不如我想象中完美”時,趁機“補刀”說,牛津大學之所以舉世聞名,不是因為它有多出色,而是因為世界上其他大學、機構比它更拉垮,全靠同行“襯托”!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英式諷刺的精髓就在于,雖然嘴上淬毒,但心里的責任感并不缺位。

我導師雖然天天“吐槽”系里層出不窮的缺點,但卻身體力行地踐行著培養(yǎng)每一個有潛力成為化學家的青年人的使命。我讀博的幾年間,幾乎所有發(fā)郵件聯(lián)系他的、來自世界各地的化學、生物系學生,都能來我們組進行中短期實習。我無法理解這種行為,這些申請人有些來自名不見經(jīng)傳的大學,教育水準堪憂,申請信里甚至還有英文拼寫錯誤。培養(yǎng)這樣基礎薄弱的實習生,很浪費我們的時間精力。等教得差不多能上手干活,這些學生的實習期也結(jié)束了。這種投入與產(chǎn)出完全不成正比的活計,我是斷不會干的。導師卻說,作為牛津大學的教授,除了培養(yǎng)頂尖的精英,也有義務為社會提供優(yōu)質(zhì)的化學科研教育,所以他愿意給任何一個想來實習的學生在牛津交流訪問的機會。

博士一年級結(jié)束,我馬上面臨“開題”考核,十分緊張。導師問我,你認為“開題報告”考核的意義是什么?我說,我覺得它是行業(yè)大佬考核初階研究者,是否具備進入博士階段基本研究水平的考試。導師說,對你而言,“開題”考核,“結(jié)題”考核,畢業(yè)論文答辯,都不應當作“考試”,而應該看成是自己向同專業(yè)從業(yè)者,展示科研成果的最佳時機。他說,讀到博士階段,每個人的課題都十分專精,你就是全世界做這個課題最專業(yè)的專家,即便高階考官也不會比你更了解你的課題;所以你要輕松且自信地去向他們介紹你一年間的科研成果,而不是惴惴不安地擔心萬一考不過怎么辦。

這種心態(tài)的轉(zhuǎn)變,讓我對自己的科研工作信心大增,“開題”報告、“結(jié)題”報告與畢業(yè)答辯,一個個順利通關。

“新冠”疫情期間,我回到國內(nèi)。后來在深圳開始博士后工作,幸運地遇到一位完美的博后導師。

導師年輕,睿智,自律,邏輯清晰,卓有見地,決斷力強且情緒穩(wěn)定,是一位沒有弱點的“六邊形戰(zhàn)士”。他在美國的MIT讀生物及計算機雙學位,隨后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進行合成生物學研究并獲得博士學位,算是業(yè)界精英的標準履歷。隨后,他來到中國加入上海一家知名生物公司,做技術負責人。在生物產(chǎn)業(yè)界的工作經(jīng)歷,使他見證了這一領域的周期性浮沉。在完成一個又一個里程碑式的產(chǎn)業(yè)項目后,他在公司上市前夕離開產(chǎn)業(yè)界,重回學術圈建組,做自己想做的對人類有用的合成生物學研究。

我看到他在Nature Careers上的博士后招聘廣告,立刻發(fā)郵件應征,并迅速商定了工作協(xié)議。但是,由于牛津博士導師挽留我在自己組做研究工作,爸爸也囑我尊重導師安排;權衡多方意見,無奈只得放了博后導師鴿子。又過去了一段時間,我思來想去,還是想到博后導師手下工作,于是在一年后,再次申請他組的博士后職位。我導師竟爽快地收我做弟子,完全不計較前一次的失信行為。換位思考,反求諸己,我無法像他這樣大度。我欽敬導師的胸襟。

在做博后的三年期間,我從未見過導師休息。每天高強度工作12小時,周一到周日,全年365天無休。每周五上午,是本組的組會時間,即使“??菔癄€”,我們的組會也不會斷。即便有事,導師也能做到隨時為我們提供科研指導。有段時間,導師周末在駕校學開車,我打電話跟他討論實驗遇到的問題,還能聽到背景里斷斷續(xù)續(xù)的駕校廣播噪音。我個性本來有點散漫,看到比自己靈光,且成功萬倍的前輩如此自律,頓時受到感召,督促自己不敢懈怠。

導師對待科研極其嚴格,一絲不茍。我在深圳這邊的研究所做的課題很小眾,幾乎找不到和我撞題的伙伴。博士導師覺得這個課題很難做成功,可行性不高。不過,博后導師覺得我的思路科學性可行,雖然操作起來定會困難重重,但是值得一試。

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我的博士后第二年一直在收獲陰性結(jié)果,一整年課題的推進進度為0%。我也沒有申請獲批任何基金,全靠導師和組里其他小伙伴申請的科研基金接濟,才能維持研究。換成其他任何一位老師,這樣的課題早就被叫停了。然而,在面臨數(shù)次失敗的時候,我導師也沒有砍掉這個課題。他在每一次看我拿到和自己預期相反的實驗結(jié)果時,都推著我思考出現(xiàn)問題的所有可能性,并要求我設計實驗,一一排除或確認問題的根源。這迫使我仔細地梳理自己的科研知識體系,修正對基礎概念的認知,并厘清最符合邏輯的、能夠解釋所有異常觀察的科學規(guī)律。

在我導師這里,我不可以回答“我不知道”,我只可以回答“我目前沒想明白,我先回去查查,有進展了做PPT發(fā)給您”。而且,他真地會在未來的幾周里,跟進你的思路進展,持續(xù)幫助解決你遇到的每個問題。我說的每一句話,在導師這里都有回響。對我導師而言,即便課題做出來的研究結(jié)果與一開始的假設相反,實驗結(jié)果也是有意義的——這些結(jié)果讓我們離研究背后的真理更近。

科學本就不是追求成功的學科,它只是追求真理的學科,僅此而已。

這和我在牛津的學習生活有很大的不同。在博士期間,我已經(jīng)習慣了面對無法解釋的實驗數(shù)據(jù)說“我不知道”。畢竟科學研究充滿了未知,這很正常。

我的博后導師讓我意識到,無法快速得出結(jié)論的問題,在仔細辨析、查閱資料和頭腦風暴后,是有很大可能獲得破解的。所以,一開始就不應該僅僅滿足于我發(fā)現(xiàn)了一個奇怪的科學現(xiàn)象,而是要不斷地自我質(zhì)詢:為什么會產(chǎn)生這個異常值,它背后的科學原理是什么?正是我導師這種強烈的不滿足感,激起我的科研好奇心,推動著我更為深入地思考遇到的每一個科研“痛點”,在腦中無限咀嚼那些我實驗中遇到的異常觀察。

和我的博后導師一起做科研,讓我體會到鉆研科學問題最本真的快樂。沉浸在快樂中,當初困惑我的研究項目,已然有了“眉目”。

導師們,是我人生的貴人。

在北大,賀老師教我堅持自我,不放棄事業(yè);劉老師教我正直做人,對學生要因材施教,并希望我能學成歸國。

在牛津,博士導師教我學術自信,向我普及教育有兼濟天下的使命。

在深圳,博士后導師悉心培養(yǎng)我對未知的不妥協(xié),給我不懈追求真理的源源動力。

父母對孩子的期待,常常由于“我生的”,便賦予高于其實際能力的企望。而這些頂尖學府與科研機構的導師們所寄予的厚望,卻讓本來陌生、僅能短暫與之相伴的我們,漸漸相信也許自己真有如他們所愿的潛力,能夠為這個世界作出杰出貢獻。導師們認真地對待每一個學生,因為他們太過于清楚,改造世界的重擔是代代相傳的,每一代人只能肩負自己的使命走過一段歷程。

教育最重要的意義,就在于代際間的傳承。

難忘師恩。我的每一位導師,以及他們的教導,都在我身上留下深深印記。我會帶著這印記,在未來的某一天,將這些美好的期待與品格,傳遞給我的每一個學生。

李雨書,出生于山西省陽泉市,5歲隨父母進京。北京大學學士,牛津大學博士。現(xiàn)在中國科學院深圳某研究院,做合成生物化學方向研究的博士后工作。好讀雜書,愛看電影、動漫和學術期刊,偶爾也喜歡寫點隨筆雜文。2018年在牛津大學讀博士期間,與父母一起創(chuàng)辦《諺云》公眾號,并撰寫《牛津日記》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