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輩本是蓬蒿人
每有朋友見到我上世紀80年代的相片，總要驚訝地發(fā)問：“徐老師，你怎么也戴過眼鏡的?。俊?/p>
我家世代務農，所以從小就參與農事。從學齡前就開始的挖蚯蚓、抓螃蜞、捕知了以喂鴨，割草以飼兔、羊、豬；到了10歲小學三年級，上學前、放學后更天天與母親一起下田掙工分，農閑時則割草賣到養(yǎng)牛場去，所得尤豐。1968年后，便成了正式的農民，干農活出了名的又快又好。業(yè)余愛好傳統(tǒng)文化尤其是書畫，所以，農閑時便常常去浦西向前輩的名家請謁，同時也就與市區(qū)的一些文藝青年有了接觸。前輩對于后生，當然是不分市郊，一視同仁而有教無類；但市區(qū)的同學，卻時時流露著對我這個“鄉(xiāng)下人”“泥腿子”的鄙夷，尤其好拿我的“浦東話”作為嘲笑的口實——“鄉(xiāng)下人，到上海；上海閑話講勿來，咪西咪西吃咸菜”，便是當年流行于市區(qū)青年口中的對“鄉(xiāng)下人”的鄙視。甚至直到改革開放初期，包括“下只角”在內的幾乎所有市區(qū)居民，“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套房”，依然還是他們堅定不移的立場。
其間，我還刻了“農人”“沙渠長印”等好幾方圖章，蓋效揚補之的“奉勅村梅”，無非是以貧驕人、不甘認命的抗爭，實帶些落魄文人的習氣。
1977年，高考恢復，我意外得中，并于次年春季入學。一時頗有“深山出太陽”的翻身感，及“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揚眉吐氣、得意忘形。為使“當時笑我微賤者，卻來請謁為交歡”，入學前的第一件事，就是趕快到亨得利去配一副眼鏡，雖然不過200度的近視，卻挑了價值不菲的“琇瑯架”。各方面十分節(jié)儉的我，事關身份標識的“門面”，我那時是決不吝嗇的。架上了這副眼鏡，便足以宣示：“我不是一個鄉(xiāng)下的農民，我是一個讀書的知識分子！”
這樣，天天戴著這副眼鏡，像模像樣地成了“知識分子”的大學生、研究生、大學老師，參加各種“知識分子”的活動不再受人歧視；但同時仍要幫助老母親打理責任田、自留地中的農活；農忙時，還要幫妹妹家的責任田插秧、割稻。古代所謂“耕讀傳家”，應該正是如此吧？而我花在“讀”上的時間，大約一周一天；花在“耕”上的時間，卻有一周六天。雖然，干農活是不需要戴眼鏡的，但因為我不再是一個農民，而是一個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干農活就不能不戴著眼鏡；并以為雖起古人而復生，不能舍此而為耕。
不過，平心而論，我這眼鏡，視力上并不特別需要，對鼻梁的壓迫則使我甚感不適。尤其是干農活時，需要擦汗什么的，那種不方便簡直不可言喻。但為了在人前人后裝門面，我只能強忍著種種不適、不方便，直到晚上上床才得以解脫。
這種以“活受罪”為代價的優(yōu)越感持續(xù)到大概1992年才得以徹底地解放，有現(xiàn)存手頭的照片可以證明。1991年秋，遠赴美利堅的蔡星儀兄回國探親，專程來上海看我。得知我家因保稅區(qū)的建設而正在拆遷，便與我一起去鄉(xiāng)下采風并為我留下了在老家的最后攝影，當時還是戴著眼鏡的，顯得文質彬彬。而1992年秋與王朝聞先生的合影，我卻已經摘下眼鏡了，農民的本色無所遁形。
之所以我會摘下眼鏡，主要還不是因為戴了眼鏡不方便、不舒服，而是因為“文化熱”時對傳統(tǒng)文化的質疑和反動，促使我更深入地學習傳統(tǒng)，從而也更加強了我對傳統(tǒng)先進文化的心印堅信不疑！
說起知識階層對農民的鄙視，千百年來都以為倡自孔子?！墩撜Z·衛(wèi)靈公》有云：“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又《子路》“樊遲請學稼”，子曰：“小人哉，樊須也……焉用稼？”論者因此說他是提倡做“學優(yōu)而仕”的知識分子，而極其看不起種地的農民的。竊以為不然。因為，同樣在《論語·子罕》篇中，孔子還說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边@個“鄙事”，在《孟子》和《史記·孔子世家》中有明確的說明，便是“委吏”（倉庫保管員）和“乘田”（牛羊飼養(yǎng)員），而且做得非常安心盡職。為什么他不以“委吏”“乘田”為恥，偏要以農民為恥呢？這顯然是講不通的。
眾所周知，孔子在《論語》中的一些具體觀點，往往是針對特定的時間、空間、條件、對象而發(fā)的。如《先進》篇中對“聞斯行諸”的提問，對子路的回答是“有父兄在”，對冉有的回答則是“聞斯行之”——原因是子路沖動，所以要約束他的冒失；冉有懦弱，所以要鼓勵他的行動。包括對“仁”的闡釋，有時是有對象的，有時似乎是沒有對象的，在不同的篇章各不相同，有些甚至相去甚遠。明乎此，我們也就不能簡單地看待孔子的“卑農”觀點。
原來，他對農業(yè)、農民的“不屑”，是針對生活在齊魯這塊土地上的學生們而發(fā)的?！岸嗄鼙墒隆钡目鬃樱钪r業(yè)的根本在水利土沃，而齊魯的土地卻非常貧瘠，并不十分適合農業(yè)的發(fā)展。我們看北宋李成的《寒林平野圖》《小寒林圖》等作品描寫齊魯的風光，平疇千里，時有窠石裸露地表，可見其土層之稀薄。在這樣的土地上耕作，必然投入的成本大而收成甚少，所以，“餒在耕”而“焉用稼”！那么，不種地又該干什么呢？第一便是“學而優(yōu)則仕”的讀書，其次便是管仲所發(fā)明、孔子所贊許、子貢所從事的經商。至于今天的山東，致力于開發(fā)地下的煤礦、金礦等資源，以當時的科技水平當然是無法做到的。
事實上，放眼天下，孔子對農業(yè)的重視，對農民的尊重，是更在“委吏”“乘田”、商業(yè)之上而絕不在讀書之下的。在《禮記》中，他多次講到并強調：“君子之所謂義者……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薄昂箴樘煜轮乙病灾^便人（便人即農民，鄭玄注：“辟仁圣之名，云吾便習于此事之人耳”）。”（《表記》）“雖在畎畝之中，事之（禮），圣人已?！保ā吨倌嵫嗑印罚┮庵^安心于田間勞作的農民，與圣人無異！孔子的這一崇農思想，與《尚書·無逸》的直斥“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完全一致，足以證明以農立國的中國，農耕文明正是儒家的文化初心。
孔子之后，如諸葛亮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出師表》），陶淵明的“秉耒歡時務……聊為隴畝民”（《癸卯歲始春……》），蘇軾的“吏民莫作官長看，我是識字耕田夫”（《慶源宣義王丈……》）、“一向便作田舍 翁”（《與章子厚》）、“古之君子……皆素定于畎畝中，非仕而后學者也”（《范文正公集序》），歸有光的“今天下之事，舉歸于名，獨耕者其實存耳”（《守耕說》），吳昌碩的“一耕夫來自田間”（丁巳春仲書十八言聯(lián)），潘天壽的“物質食糧之生產，農民也；精神食糧之生產，文藝工作者也。故從事文藝工作之吾輩，乃一生產精神食糧之老藝丁耳。倘……一味清高風雅，風花雪月，富貴利達，美人香草……實有違反人類創(chuàng)造藝術之本旨”（《聽天閣畫談隨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這里，特別要強調的是蘇軾。在今天的大多數知識分子眼里，他是一位最風雅、最不俗的文化人。殊不知，他長期任職地方，不僅關心農事，與當地的農民相處甚歡，更在貶謫黃州的幾年間，開荒辟地，率妻兒一起從事耕作，成為種莊稼的一把好手！《與章子厚》書中講到：
仆居東坡，作陂種稻。有田五十畝，身耕妻蠶，聊以卒歲。昨日一牛病幾死，牛醫(yī)不識其狀，而老妻識之，曰：“此牛發(fā)豆斑瘡也，法當以青蒿粥啖之?！庇闷溲远?。
今天，屠呦呦以“青蒿素”的發(fā)明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為舉世所知。而早在1000年前，蘇軾的妻子以“青蒿粥”起“幾死”的病牛而回春，又有幾人知曉呢？
五谷不分的知識分子朋友們每與我一起下鄉(xiāng)采風觀光，見到我對各種農作物的如數家珍，輒欽佩不已；我說自己本就是一個農民，他們不以為然，客氣的認為是我的“謙虛”，不客氣的則說我“過分的謙虛就是驕傲”，介于二者之間則認為我是“筆耕硯田”。而無論他們怎么理解，“我是一個農民”實在是我發(fā)自內心的體認。從10歲到43歲，我足足種了三十余年的地，雖然1992年后無地可種，但農民的本質終身不移。
“腳踏實地歸去來，我輩本是蓬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