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君自述：從《天涯》到《詩刊》，人詩互證
就文學而言，學院跟“修辭”或“學派”，媒體跟“熱點”，其實都有點錯失“文學的專業(yè)性”這回事。同時，文學內部正在以一種可能主流或整體未察覺到的方式產(chǎn)生并鞏固其專業(yè)或專業(yè)性，比如胡安焉、李娟。總之，文學的專業(yè)性已經(jīng)是很顯在、很重要的時代命題了。在更加極變的當下，世界如何發(fā)生、意義如何生產(chǎn)、經(jīng)驗如何形成，是更加重要的。這可以稱之為流動的當下。而自述剛好契合了用個人、作者自己的態(tài)度與想法應對這個命題。當然，使文學成為文學、使文學生成文學，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所以很期待像自述這樣的“折返跑”給某種可能的未來建立一定的夯土地基。澎湃新聞邀請與文學相關的各行各業(yè)人士，寫作者、翻譯、出版人、文學雜志編輯、平臺方負責人、編劇、讀者等等，通過自述的方式，來談談文學。
李少君在《珞珈詩派》第二輯首發(fā)式上。李少君，詩人、作家，出生于湖南湘鄉(xiāng)，畢業(yè)于武漢大學新聞系，曾任《天涯》雜志主編，現(xiàn)任《詩刊》雜志社主編
回憶我個人的思想歷程，分為兩個階段。1990年代中期是哲學的階段，當時我對人生意義產(chǎn)生了懷疑，也正好認識了張志揚這批人，讀了很多哲學書。在這個過程中，《天涯》創(chuàng)刊?！短煅摹返钠肺环衔业睦砟?，我開始參與《天涯》的工作。我主編《天涯》十年，學者們和批評家們大肆爭論，講的都有道理，又都沒有道理，或者說他們的道理只是一方面的、一個角度的，并不是真理，但是他們個個都相信自己是真理。我回到詩歌和這種情況關系很大。
我后來得出結論，詩歌是最高的，這也是為什么我相較于其他人更堅定地以詩歌為最高目標。我常說，人和動物的區(qū)別就是人能使用文字。動物也有語言，但不會使用文字。人類有了文字，才有文明。最高的文字形式就是詩歌，詩歌最簡潔、最符合我們的審美。人類追求的最高目的就是美，從文字的角度而言，美的象征就是詩。這是我通過人生經(jīng)歷得出的結論。
曾經(jīng)有人問我：為什么小說家、散文家稱之為“家”，而詩人稱之為“人”？我是這樣理解的，詩歌是最突出作者主體性的文學體裁，詩如其人，人如其詩。人詩互證，人詩對應，人詩合一，既是古老的詩人之為人的意義，也是未來詩人得以自立自證的標準和尺度。因為，詩永遠是人之精神印跡和生命證據(jù)。詩，一直最具個人性和獨特性，也證明人之個體性和獨特性。更重要的是，加強內在修養(yǎng)和境界的提升，要成為一個大詩人，要寫出大作品，這一點尤其重要。
詩歌，既是個人情感史、心靈史，也是生活史、社會史。這也是“人詩互證”傳統(tǒng)源遠流長、歷久彌新的原因。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我們需要保衛(wèi)詩歌，需要以詩歌賡續(xù)歷史文脈。
01
人生每個階段我都是認真的、真誠的，最后我自然而然變成今天這樣。大家特別推崇孔子所說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人到了一定年紀慢慢體會。
2014年，我擔任《詩刊》副主編，2019年任主編?！对娍肥恰肮鳌?。從《天涯》到《詩刊》，剛開始有一段時間不太適應。在《天涯》時，想做什么基本都可以做，沒有什么任務交給我們，我們自己決定就行了，只有個人任務要完成。我完全按個人喜好來辦，不管你的名氣多大，我不想發(fā)你的作品就不發(fā)，我不擔心會有什么后果。到了《詩刊》，就不能這樣了：其一、《詩刊》是一個大家關注的地方；其二、基于歷史和地位，《詩刊》一定要完成上面交代的任務。任何人到了《詩刊》，也只能像我這樣主持。
基于中國以前的體制，《詩刊》作為中國作協(xié)的刊物，本身就代表了最高，成了很多人都想爭的“公器”。《天涯》辦得再好，一個學者不在《天涯》發(fā)表沒關系，大家都說你是有個性的雜志，我和你的理念不合，我可以不發(fā)表。但一個詩人沒在《詩刊》發(fā)表過作品，在社會上就沒法混了?！对娍肥侨巳硕枷胍系?，哪怕是反對《詩刊》的人，其實心里也很想上《詩刊》。今天一些罵《詩刊》的人還是會把在《詩刊》發(fā)表過作品當回事的，他還會很津津樂道發(fā)表的事情。
《詩刊》代表著“主流”，“主流”這個詞就是“不約而同”——大家不說但知道代表著什么。我剛到《詩刊》時特別謹慎，注意維持平衡，比如說要考慮刊發(fā)詩人老、中、青的均衡，也要考慮各個地方、各個民族，考慮的東西非常多。
2014年，在我到《詩刊》前，《詩刊》已經(jīng)不是核心刊物。我不是替自己辯護，只是江湖上有個別人特別恨我，想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到我身上。我正好處在《詩刊》主編的位置，很多人會把批評集中到我個人身上，認為我身上反映了中國新詩的狀況。心態(tài)上，我從未將對中國新詩的批評視為對我個人的批評，而是視為對中國現(xiàn)代性的討論。我對這些批評沒有時間、精力和辦法對付，我只能靠自己境界的提升和工作的努力來解決。
02
我不是動不動就改變的編輯，在《天涯》我做了近十年主編，《天涯》封面和所有欄目我都沒動過，一直保持著原來的風格。這幾年，《詩刊》內部沒什么特別調整，因為欄目只是欄目，重要的是怎么編輯它。我剛找到平衡的方式。這兩年，疫情讓我有了轉變，我還是想把自己的新理念貫徹進來。
我現(xiàn)在的方向是通過做專題的方式維持平衡，我準備每年出兩到三個主題性或專題性的專輯，這代表了我美學上的推崇。我會根據(jù)上面的要求，保留主流的部分，通過專輯來彌補具有鋒芒的東西。這樣做平衡。平衡不是靠平庸，是靠對話或者交流，就像你不能靠討好一個人得到認可，只有當你們水平相當，他才會認可你。
我做了“北京大學女詩人詩選”“散文詩”“自然寫作”等專題。當《詩刊》敏銳地感覺到創(chuàng)新的力量、變革的力量出現(xiàn)了，感覺到能提升中國詩歌的力量出現(xiàn)了，《詩刊》就去推動它。以前，楊鍵、雷平陽能夠獲得影響力當然有很多因素，實際上我一直推他們的作品。我現(xiàn)在可能會用主題或者專題的方式來推出這些作品。
《詩刊》推出“北大女詩人”專題，就代表一種預兆，即女性的文學，與男性主導的文學不一樣。至于后面的理論工作，還要更多的人來參與。我認為“女性寫作”是未來的方向，這個趨勢在全球范圍內很明顯。重要的是，這兩年北大的女學生詩歌確實很優(yōu)秀，比如張慧君、楊碧薇、周瓚、康宇辰，她們的才氣擋都擋不住，作者都是有明星氣質的?！氨本┐髮W女詩人詩選”很受歡迎，好幾個出版商約書，編一本北京大學女詩人詩選。
通過專題，我對西方詩歌體制和中國詩歌體制進行了綜合。我在編雜志做對比時發(fā)現(xiàn)了一個現(xiàn)象，西方?jīng)]有那么多文學刊物，西方的詩人是伴隨著一本主題詩集的出版而出名的。比如巴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Veinte Poemas Amor Cancion），這是一本小詩集。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每一本都有很明確的主題，比如《龜島》（Turtle Island）是關于禪宗的，《砌石與寒山詩》（Riprap and Cold Mountain Poems）是對寒山詩的改寫。中國詩歌體制有一個問題：雜志太多，發(fā)表太容易，基本上只要寫就能發(fā)。詩人很少就一個主題深入挖掘，沒有《荒原》（The Waste Land）那樣的作品，這是我們一直對當代詩不滿的原因。我和胡弦說，你專門寫大運河，一本詩集全部寫大運河，寫得好一定會成為你的代表作，單靠一兩首詩肯定不行?！抖浊樵姾鸵皇捉^望的歌》有特別好的詩，也有一般的詩，特別好的那些詩就流傳開了。但如果不是一整本詩集，個別的詩作不會帶來大的沖擊，達不到效果。所以，《詩刊》也專門做主題詩集，沈葦?shù)摹对娊稀?、胡弦的《水調歌頭》、林莉的《跟著一條河流回家》等，證明很成功。
03
我把中國的詩歌的發(fā)展分成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向外學習的階段，新詩的現(xiàn)代性本來就是向西方學習來的。
第二個階段是向內尋找的階段，一批有思想的詩人對傳統(tǒng)進行了重新挖掘，產(chǎn)生了“尋根文學”。當時社會面臨的問題是，詩歌的繁榮沒有普及化的基礎，大家都不讀詩，一個人孤零零地讀，怎么可能是偉大的文學時代。偉大建立在量的基礎上，就像金字塔有龐大的基座才有頂尖。
第三個階段，“手機文學”，它開啟了詩歌的“民主化”。隨著網(wǎng)絡、博客、微信、小紅書等的發(fā)展，詩歌的民主化和普及化程度加深。當然早期的互聯(lián)網(wǎng)寫作魚龍混雜，作品也比較稚嫩。
民主是博弈的結果，未必是普遍的民主，而是說，在輿論、智識等方面博弈后的民主。為什么那么多高級知識分子推崇余秀華？因為她濃烈的情感打動了這些高級知識分子。詩歌的“民主化”使大家都能夠辨識出真正偉大的詩歌作品，能夠對特別好的作品達成共識。
民主問題很復雜。為什么杜甫后來成為了中國最具代表性的詩人？這與理學占據(jù)上風有關，理學要尋找一個“形象代言人”。如果后來中國文化不是儒學，不是理學，杜甫也不會被認作主流的詩人。應該說，個人與時代或者詩歌與時代存在內在的一致性，而歷史的內在一致性是很難把握的。
在社會思想層面，T.S.艾略特就像杜甫、韓愈，為什么艾略特成了西方新的現(xiàn)代性的開創(chuàng)者？因為艾略特有一種統(tǒng)合能力。艾略特是虔誠的基督徒，他滿懷抱負和雄心，想重建秩序——建沒建成是另一回事。就文學而言，艾略特不見得是最好的，西方是基督教思想占主流的社會，他的影響力可能和這個有一定的關系。
實際上，博弈后的民主也不是我能促成的。我現(xiàn)在能做的是，以專題或專輯的方式把有創(chuàng)新力量的作品推出來。
現(xiàn)在是第四個階段，類似于盛唐，詩歌界沒有命名，真正的繁榮恰恰是沒什么命名的。盛唐人也沒覺得他們的時代多么偉大，是后人總結和命名了盛唐。初唐有很多爭論，“初唐四杰”之一陳子昂就一直批評主流詩壇。盛唐沒什么詩學爭論，大家各寫各的，偉大的詩就出現(xiàn)了。
04
今天社會的狀況與詩歌的狀況和上世紀八十年代不一樣，我們身處這個變化中，情況還看不太清楚。第三代詩人的高峰已經(jīng)過去了，已沒有多少創(chuàng)造力。從詩歌史來看，第三代寫詩多靠蠻荒之力、才華、青春的力量，整體續(xù)下來的不多，很多詩人的后續(xù)作品明顯不如青春時期的作品。
第三代稍微往后的這一波，比如陳先發(fā)、胡弦等，還處在往上走的狀態(tài)，他們還有潛力和空間。他們都在積累，等待著新的超越。但是，他們面對的困難是多方面的。
更年輕的一代人就類似杜甫，會越寫越成熟。這就有點像“初唐四杰”和盛唐時期詩人的區(qū)別，“初唐四杰”寫詩就是靠青春才華。年輕一代的詩人，一般有較好的學歷、語言、文化修養(yǎng)，只是處在有待完成的狀態(tài)，能不能寫出偉大的作品要另說。
魯迅和曹雪芹在從事寫作前，文學修養(yǎng)已足夠，突破了，寫下偉大的作品。能不能成為魯迅和曹雪芹，這其中有神秘色彩。曹雪芹如果沒有家道中落，很可能就是個花花公子，是個社會文化名流，可能不會下決心寫作。魯迅如果沒有家道中落，可能是個愛好文學的醫(yī)生，也可能不會下決心寫作。包括我自己都能體會到，要不是我被關在家里面，什么都放下了，也寫不出文章。不然，我可能天天去組織活動，沒時間也沒辦法系統(tǒng)思考。
我以前有個觀點，中國現(xiàn)代性實際上發(fā)端于新詩，新詩革命產(chǎn)生了中國的現(xiàn)代性。中國新詩現(xiàn)代化的完成，可能要等中國現(xiàn)代性的完成；反過來說，中國現(xiàn)代性完成了，中國新詩現(xiàn)代化也完成了。就像中國各方面都面臨著各種批評與爭論，中國詩歌也是一樣。只有理順中國現(xiàn)代性的問題，中國詩歌才能達到成熟；反過來說，中國新詩達到了成熟，中國現(xiàn)代性問題也差不多就理順了?，F(xiàn)在中國現(xiàn)代性、中國詩歌還處在爭斗或者糾結的狀態(tài)，有爭論很正常。
國家強大時，文化魅力也就產(chǎn)生了。國家和人是一樣的，就像人的言與人的行是一致的，國家的文學、文化與國家本身也是一致的。中國古代文明為什么廣受推崇？因為中國全方位的發(fā)展。盛唐時，中國是世界的中心，有那么多外國人在朝廷中任職，他們被中國的文化迷住了。
05
2003年，我提出了“草根性”概念，后來幾年，主要圍繞“草根性”做了一些工作，包括系列評論、編輯詩歌選等等。當時我在《天涯》以相對邊緣的視角觀察中國社會和詩歌的發(fā)展情況，我們也經(jīng)常有批評主流詩壇的沖動，不過沒有表現(xiàn)出來。
“草根性”和中國社會的變化有關，首先是教育的普及化，其次是新媒體的發(fā)展。余秀華之所以能夠出現(xiàn)，正得益于教育的普及化和新媒體的發(fā)展。余秀華雖然沒接受過大學教育，但接受了完整的中學教育。余秀華情感濃烈，情感濃烈與她的身體狀況有關，得不到變成了幻想、想象，讀者第一時間就被打動。
很有意思的是，最初喜歡余秀華的讀者，是一批學歷挺高的、非文學專業(yè)的知識分子。有次北大法學院的微信公眾號發(fā)表了余秀華的詩，準確說是轉載《詩刊》，之前這個公眾號從來沒推過文學，更不要說詩歌。轉載席慕容、汪國真可以理解，余秀華當時還沒出名，說明他們真喜歡余秀華的詩。大家普遍缺愛，突然有個人敢這么表達也挺嚇人的，彌補了人心理上的需求。特別是女性知識分子，我昨天還碰到個人，她說余秀華真厲害，這么大膽，她很羨慕但不敢。
江非、楊鍵、鄭小瓊，他們出道時都屬于底層詩人、草根詩人。江非是農(nóng)民，楊鍵是下崗工人，鄭小瓊是打工妹。只是后來他們進入體制，身份發(fā)生了變化，有的都當上了主席、副主席、文學院院長。這是“草根性”的第一種情況。反倒是黃燈她本身的職業(yè)和身份并不差，有更多的“底層關懷”，有更多的“草根性”。黃燈就生在韓少功現(xiàn)在所住的那個村，她經(jīng)常跑去韓少功家，受韓少功的影響很大。我在《天涯》時還想把黃燈調到《天涯》。這是“草根性”的第二種情況。其實，李白也是草根詩人，他本“隴西布衣”，但作品里有一股野蠻的力量，好像來自蠻荒之地的文學力量。
為什么世紀初的底層詩人、草根詩人更有力量感？那是一個對抗性的時代，有一種緊張感或者對抗性。比如當年的鄭小瓊，她一邊打工一邊寫作，她的作品保留了一種對抗生活的緊張感。陳年喜也是?，F(xiàn)在社會普遍比較固化了，這種詩人已經(jīng)很難出現(xiàn)了。
每個時代都需要“草根性”。個人的情感要轉化成集體的精神，一定有更高的關懷、更大的境界，有大道大義，“草根性”就是“大道大義”?！安莞浴睂ξ膶W非常重要，文學除了關心自己，還關心無窮的遠方和無數(shù)的人們。文學作品一定是渴望交流和傳播的，不然像卡夫卡寫完燒了就行——卡夫卡最初準備把自己的作品燒了，但后來他的作品得到了廣泛的共鳴，兩者并不相同。如果你真的認為文學屬于個人，完全沒必要交流和發(fā)表，從事文學的人一定渴望讀者和知音。
不過，我個人以為，現(xiàn)在還要靠學院的力量，學院有很好的修辭。但是，學院也要有變化，要走向更大的社會、更廣闊的世界。也許年輕的一代人可能會有新的變革性力量，但是他的生活一定要有變化。
06
年輕人總是會把主流的東西當成反面。我當時在《天涯》也是這樣，《天涯》的定位就是“邊緣、先鋒、底層”，F(xiàn)rontiers的英文就有先鋒、前哨、邊緣的意思?！短煅摹返霓k刊理想之一就是文學欄目要盡量地面向新人和先鋒性。我們判斷主流作家肯定把最好的稿子給了《人民文學》《收獲》《當代》，《天涯》是一個新辦的刊物，沒有優(yōu)勢，主流作家的第一考慮不是《收獲》就是《人民文學》。我們的策略就是培養(yǎng)青年詩人和青年作家，葛亮、艾偉、劉亮程、張楚、葉舟、肖江虹，以及現(xiàn)在很多省的作協(xié)主席，比如李曉君、沈念，他們的成名作都發(fā)表在《天涯》上。
我也能理解年輕人把《詩刊》當成自己的對立面。現(xiàn)在我找到了彌補的辦法，來《詩刊》后我就做了120位“90后”詩人選集，后來我開始有意識這么做。我現(xiàn)在主編的《詩刊》，下半月的內容就體現(xiàn)了我當時在《天涯》的辦刊方向，上半月編發(fā)的是相對比較主流的詩歌。2024年上月刊和下月刊合刊后也保留這個規(guī)劃。
總體來說，現(xiàn)在這個時代的對抗性沒有以前那么強了。以前整個社會相對封閉，突然有一種撕裂，對抗性就比較強?，F(xiàn)在很平靜，也有選擇的自由，我不喜歡我就換一種生活環(huán)境。也不排除若干年后回過頭看，現(xiàn)在恰恰是憋著默默努力的時代，很多人在積累在沉淀，等下一個階段突然爆發(fā)。歷史上大的事件產(chǎn)生前一般都風平浪靜，比如法國大革命爆發(fā)前。
年輕一代的好處是，能夠在良好的基礎上進行整合、統(tǒng)合。從今人的眼光來看，杜甫視為榜樣的詩人都不如他。杜甫苦學“陰何”，就是陰鏗和何遜，現(xiàn)在幾乎沒有人知道陰鏗和何遜，他評價李白寫得像陰鏗，他自己認為這是很高的評價。
先積累，再不斷自我超越?，F(xiàn)在需要的不是開拓新的題材，而是要達致新的感覺與思想，獲得新的消化能力和統(tǒng)合能力，也只有真正強大的心智才能整理如此龐雜的材料或者現(xiàn)象。如果完成了這個過程，可能會產(chǎn)生一種新的詩學觀，乃至于一種新的價值觀。
07
我現(xiàn)在老談詩教，對詩歌的推崇近乎宗教，投身生活，生活就會回報你。我寫海南的詩歌大都是現(xiàn)在寫的，到北京后寫的，在海南時我寫不出來，當時覺得辛苦?？嚯y，現(xiàn)在反而有了詩意。這就是歷史邏輯的特點。歷史無情，但時間能凈化，能解脫所有苦難的人。
詩教關注的更多的是精神問題、心靈問題。我之前說過，我經(jīng)歷過哲學和社會學兩個階段，現(xiàn)在我覺得心靈的、精神的階段更有普遍意義，更能得到認同或共鳴。偉大的詩歌，就像《唐詩三百首》里的一些詩歌，在幾百年、幾千年之后還會打動讀者。可以想象我們這個時代的爭論在歷史上也都有過，李白、蘇軾都卷入過很多重大的政治爭論。一些歷史上的爭論，慢慢就變成專業(yè)問題，未必有人會記得。但是心靈范圍的內容（他們的文學作品）關涉到文明史，關系到人類普遍感覺、感受、思想，可能會更長久。
中國古代文化中，文史哲是不分家的，詩教作為最基本的教育方式。孔子認為，《詩經(jīng)》恰好包含了一些他認可的價值觀，他把《詩經(jīng)》排在第一位。為什么杜甫那么被推崇？第一，他的詩好；第二，他最符合儒家理想，忠心愛國、忍辱負重、犧牲自我。
而從個人的角度而言，詩教是一種修養(yǎng)，其中蘊含著的價值觀具有宗教的作用。馬修·阿諾德有個類似的觀點，在“后神學時代”，詩歌可能會成為一種準宗教。中國本來沒有宗教，這一點就更突出。詩教就是關于人生修煉或者境界提升的一種思想哲學。
我特別認可“境界說”，“境界說”能夠讓你不斷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馮友蘭特別欣賞“境界”這個詞，我理解境界其實就是一個人的心靈品位或者精神等級。當你身處一樓時，你看到的事物是有限的，到了二三樓，“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境界越高，看到的越多，包含的越多。
里爾克提出“詩是經(jīng)驗”，所謂經(jīng)驗就是沉淀的情感，經(jīng)驗沒有情感是記不住的。舉個例子，你肯定不記得多少小學同學，因為情感沒有沉淀，交集不夠。只有當你喜歡他、討厭他，你對他有更深刻的情感，經(jīng)驗才能變成經(jīng)驗。沒有情感的經(jīng)驗不會成為經(jīng)驗，沉淀了情感的經(jīng)驗才能成為經(jīng)驗。我們就從“詩言情”過渡到了“詩言志”?！霸娧灾尽笔蔷竦臉藴省?/p>
為什么歷史上那些偉大著作能夠永恒地流傳下去，這些著作蘊含的不是一般的情感而是精神。情感和精神是不一樣的?！爸尽笔抢硐?、價值，是大道、大義，它才能成為精神。作品如果只有情，可以打動人，可能會流傳，但不能跨越時代。每個時代的人都有情感，但要成為精神性的存在，一定超越了個人的情感，像古人所說的天地境界。
疫情期間，我天天在家讀書，和莊子、老子、蘇東坡、李白對話。他們的精神力量是一般的文學作品做不到的，要達到他們的狀態(tài)，一定要把情感轉化為精神性的力量，這種精神性的力量可以穿越任何時代。
08
我現(xiàn)在經(jīng)常遭受各種攻擊，我對別人開玩笑說：你想想看，在古代寫首詩，要不就被流放，要不就被砍頭，我們現(xiàn)在只是被罵，還能繼續(xù)寫，還能做我們想做的事情，很幸福了。所以，重點還是熱愛生活，真誠生活。我當時投身《天涯》，關心“三農(nóng)問題”，關心生態(tài)問題，關心WTO，都是很真誠的。我真的認為，這些問題會對國家、對整個世界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
從更長的歷史看，歷史本身有其內在的規(guī)律和邏輯，不會因個別人有所改變。我們的爭論其實可以有，其實也可以沒有。中國歷史上有多少樓臺，最后有文字記載的只有四大名樓。只有文字，只要有詩歌，黃鶴樓可以不斷地被燒，不斷地重建。這就是文明。詩在，黃鶴樓就在。
我最近去紹興蘭亭，就是王羲之寫《蘭亭集序》的地方。據(jù)說，唐太宗特別喜歡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把真跡帶去陪葬了?？茖W技術受限尚不能進入墓地，也不知道到底有沒有，所有在世的《蘭亭集序》都是臨摹的。清康熙帝特別推崇《蘭亭集序》，就臨摹了《蘭亭集序》，并在蘭亭刻了碑?？滴醯膶O子乾隆也特別推崇，爺爺立過了，乾隆不敢僭越，就在蘭亭刻碑上寫了另一首詩。這說明，詩或者文字是高于所有東西的。但你要親身經(jīng)歷過，才能達到這種境界，否則只擁有純粹的思想、純粹的理念。
陳寅恪提出“詩史互證”。詩，往往比歷史更真實。陳寅恪說：“中國詩雖短，卻包括時間、人事、地理三點”，他說《唐史》里許多想當然，錯誤甚多，時、地、人的關系混雜不清，難下結論。唐詩卻是清楚地談到時、地、人，談到人的感情、關系，融成一氣。故詩有史之意義。杜甫詩就被譽為“詩史”。
明末王夫之在家國大變之際，藏于深山，系統(tǒng)地對傳統(tǒng)詩歌審美做過梳理總結，在強調“情景交融”的基礎上，提出“情、景、事”三者交融，他說：“一時、一事、一情，僅構此四十字，廣可萬里，長可千年矣。”誠哉此言！詩歌，既是個人情感史、心靈史，也是生活史、社會史。這也是“人詩互證”傳統(tǒng)源遠流長、歷久彌新的原因。
09
1995年，韓少功創(chuàng)辦《天涯》雜志，當時我是他的兼職編輯，編的第一個欄目就是關于詩歌的。1996年《天涯》第四期專門編發(fā)了“詩歌精選”，每年一期“詩歌精選”保持到現(xiàn)在。我不太關注已經(jīng)成名的詩人，關注同齡人。我編的第一期“詩歌精選”選的十位詩人都是同齡人或者比我年齡更小的：陳先發(fā)、楊鍵、侯馬、伊沙、臧棣、小海、凌越。凌越那時可能未從華東政法大學畢業(yè)。
第二期推出了多多的專輯。多多出走海外之后，我是在大陸第一個推出他的詩歌的。當時國內讀不到多多的詩，我看他在海外寫的一批詩很驚訝，就向韓少功推薦。韓少功說可以，但最好配篇評論，好多人不了解多多的情況。我約了黃燦然寫了評論。
在我看來，多多、昌耀等代表了中國當代詩歌的最高水平。我一直認為，多多是當代詩里成就最高的詩人之一，這個判斷從沒有變過，一以貫之。從詩意上來說，當代沒有人寫得比多多更好?，F(xiàn)在我還選多多，2021年的“屈原詩歌獎”，我第一個就投給了多多。多多性格很怪，但他有自己的堅守，一直堅持著自己的生活方式，很特別，其他人還真做不到。
多多是后來來海南的。當時他在荷蘭，跟我說想回來找個工作，我就找了耿占春和萌萌，他們去和海南大學校長說，這樣他就來海南大學當外籍教授了。多多來海南后，有一批詩人開始匯聚在海南，多多、耿占春、徐敬亞、王小妮等，詩歌活動也多起來了。
第三期、第四期的“詩歌精選”推出了雷平陽、江非、辰水等年輕詩人，我主動組稿約和自然來稿中選的，雷平陽最著名的詩基本都發(fā)在了《天涯》。
因為《天涯》議題涉及政治、經(jīng)濟、法律、生態(tài)和文化等，我曾和很多教授、專家都有聯(lián)系，以致文學界曾有一個說法，說要找不到人，問李少君，沒有他不認識的。當然這個有些夸大，但當時和全國文史哲等各學科的學者都有一些聯(lián)絡。我也因此經(jīng)常參加國際國內的各種研討會、座談會和論壇，包括亞歐人民論壇、世界和平大會等，也寫過不少這方面的文章。
即使如此，我與詩人的交往和對詩歌的關注從未間斷，只是有一段時間去寫小說和隨筆了。1996年，我能夠在《天涯》一開欄目就編發(fā)詩歌，也與一直跟陳先發(fā)、伊沙、侯馬、西渡、臧棣、凌越等保持聯(lián)系有關。我詩歌閱讀量很大，交往的詩人會把詩集寄給我。有一段時間大家不太寫詩；第一是大學畢業(yè)剛參加工作，要熟悉工作，還有成家立業(yè)的壓力；第二是一個人有段時間不寫很正常，創(chuàng)作靈感和高潮不會一直持續(xù)，是一陣一陣地，不寫并不意味著沒有在讀、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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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后，國人對社會急劇的兩極分化都有切身感受。那時大量工人下崗，突然都沒工作了，有的被迫“下?！?，有的做非法生意。農(nóng)民的生活狀況也很糟糕，肥料等上漲，種地不僅不賺錢，還會虧本，不少農(nóng)民被迫到城里打工養(yǎng)活自己，這就是“三農(nóng)問題”。由此，中國知識分子開始關注底層問題。
以我家為例，我父親原來在政府機關工作，待遇并不如工廠。八十年代初，我家比較困難，父親身體不太好，三兄弟年齡相近，都在讀書。姑媽家在國有大企業(yè)工作，條件比較好，是我們當時特別羨慕的。1990年代后，姑媽家經(jīng)歷了下崗失業(yè)，生活水平急劇下降，越來越糟。
貧富差距愈演愈烈，知識分子最早敏銳地察覺到貧富差距問題。蔡翔在《上海文學》當主編，后來又去上海大學任教，他比較早地注意到工人和他的生活差距越來越大，感到良心不安，他原來在工廠工作，所以認識很多工人。蔡翔是較早公開討論這個問題的知識分子，寫了《底層》這篇文章。海南作為開放的特區(qū)，貧富懸殊比別的地方更大，1990年代初海南的房子就有一萬多塊錢一平米的，當時北京、上海也就上千，我們在海南更能體會到這種差距。
客觀地講，我們討論底層寫作與社會現(xiàn)狀有一定的關系，應該呼吁大家關注底層，但不能讓社會破裂或崩盤，按照當時說法，就是要維持社會的穩(wěn)定。社會真的發(fā)生了動亂，對大家都不好。
為什么當時《天涯》的影響那么大？是因為把出于知識分子立場感受到的社會問題都提出來了，“三農(nóng)問題”、生態(tài)問題、貧富差距問題等。《天涯》是比較早討論生態(tài)問題的。有段時間，有些地方為了掙錢，建化工廠，水源被污染，犧牲了大家的健康。后來中央發(fā)現(xiàn)生態(tài)問題，開始整頓。當時討論這些問題的出發(fā)點是讀書人本能的良心不安，或者說對這些問題的負罪感，希望引起整個社會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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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天涯》不久，我進入社會學的階段，關注社會問題。我積極主動地參與過社會活動，比如給農(nóng)民辦班。同時我開始大量地閱讀社會學、經(jīng)濟學的書籍，甚至比較系統(tǒng)地讀過包括討論憲法、刑法、名譽侵權的法律書籍。我也是較早關注生態(tài)問題的，寫了大量隨筆討論生態(tài)問題，這也是為什么有人把我視為自然作家。
《天涯》組織過很多知識分子討論生態(tài)問題，包括汪暉、黃平、王曉明、陳思和、蘇童、格非、戴錦華。當時《天涯》參與過很多重大的討論，比如說關于加入WTO，雖然中央決定要加入WTO，但反對的聲音也挺大，《天涯》把支持和反對的意見都刊登了。
社會學有個問題，雙方的意見理論上都可以自圓其說。關于加入WTO的討論，當時有兩派意見。一派是右派的思想，右派認為太好了，加入WTO就進入了世界體系，開始真正地向西方學習，變得和西方一模一樣。另一派是左派的思想，左派認為不能加入WTO，加入后就會被西方綁架，淪為新的殖民國家。
回過頭來看很有意思，雙方的預想都沒有實現(xiàn)。第一，中國加入WTO后，可以說是最大的受益國，變得強大了。在加入WTO之前，中國還是發(fā)展中國家，現(xiàn)在GDP增長了無數(shù)倍，接近發(fā)達國家。右派的理論沒有實現(xiàn)，黨和國家更加自信了，更不可能和西方國家一致。左派的觀點也沒有實現(xiàn)，中國不僅沒有淪為殖民地國家，現(xiàn)在還擁有了話語主導權。
我以杯子為例，我們倆坐在這里討論，從你的角度看，杯子上是有字的；從我的角度看，杯子上是沒字的。我們相信自己所看見的，一直爭論這個杯子上有沒有字，你認為有，我認為沒有，但實際上我們都沒有看到全貌。這種社會學的爭論是有問題的，短期內你的觀點可能會占上風，但也可能會反轉，我的觀點也有可能壓倒你?，F(xiàn)在社會中的爭論就是這樣，一會左一會右，一會東一會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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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一代可能更喜歡西方，遲早還是會返回中國文化。年輕人有逆反心理，可能以前越喜歡的，有段時間就越反叛它，但最終會回過頭來。就像現(xiàn)在美國“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已經(jīng)成為美國精神的代表，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基本上成了最主流的美國詩人，因為他曾經(jīng)反叛給主流增加了新鮮的事物。沒有反叛就沒有加里·斯奈德。
但根本性的東西很難改變，因為所有人自小都沉淀過詩教的基礎。我們年輕時也一樣，有段時間幾乎不看中國書，看的全是外國小說，就像有段時間熱衷吃西餐，上了年紀后還是吃中餐。我以前每次出國差不多都待了半個月、一個月，吃西餐，剛開始還很新鮮，感覺西餐味道很好，吃到最后天天找中餐館，實在吃不慣西餐。文化就像這樣。只要從小讀的是中文，學的是唐詩，就打下了基本的底子，我不擔心“中國性”的匱乏。
當時很多人想獲得西方的認可，但是觀念會隨著時代發(fā)生變化。隨著中國變得強大，我那一代就不再滿足于西方標準，不再滿足于獲得西方認可，我們重新尋找中國性的命題和內容。今天年輕一代普遍修辭能力很強，但是能不能成為魯迅或者曹雪芹，有神秘的力量主導，或者說一種你說不清的時代的力量。這需要一個過程。
外國詩歌也是中國詩歌的傳統(tǒng)；簡言之，用中文表述就是中國詩歌。只要被翻譯成中文，這些外國詩歌就能成為中文、中國文學的一部分。經(jīng)過卞之琳、穆旦的翻譯、改造，這些外國詩歌已經(jīng)被轉換和吸收，就像翻譯的佛教經(jīng)典成了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一樣。
青年詩人了解西方后可能會更了解中國。好的東西是比較出來的。一個女孩，你印象不錯，另有一個女孩，你能比較出誰更漂亮，三個女孩，你也能比較出誰更漂亮。文化也是，剛開始是西方文化這個女孩，你覺得她好，等第二種文化、第三種文化，你才能比較出誰更如何。當然你有真的雄心和抱負，渴望成為大詩人，你就有這個問題的自覺。我不擔心，我相信年輕一代會解決這個問題。
現(xiàn)在，西方漢學界還在尋找熱點，目前受西方漢學界歡迎的，比如鄭小瓊。西方漢學界認為，中國還是世界工廠，“中國制造”很重要。還有北島等詩人，有政治標簽，符合西方的需要。但與之相比，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解決自己的問題，我們讀詩寫詩，是希望獲得一種精神的提升，所以首先是個人的問題，其次才是外在的影響，比如獲得讀者、市場還有所謂國內外的認同，如果沒有這個，可以說就失去了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