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從宇文士及談起

宇文士及是隋朝左衛(wèi)大將軍宇文述之子。風流，帥氣。依仗父親的功勛，被封為新城縣公。文帝楊堅曾把他帶進臥室，交談之后，認為這是個出眾的優(yōu)秀人才。隨后，按照詔令，迎娶楊廣之女南陽公主為妻，拜駙馬都尉。

隋大業(yè)十四年（公元六一八年），李淵在長安稱帝，即唐高祖。當時，宇文士及的妹妹為高祖的昭儀。高祖便派人到黎陽(河南?？h)去見宇文士及。士及暗中派家童前往長安，并捎去一個金環(huán)。高祖大喜：“我曾與士及同朝為官。如今他獻上金環(huán)，是表示要來投奔我的?！庇钗氖考巴侗几咦婧?，進授儀同三司。

唐武德三年(六二○年)，士及隨李世民平定宋金剛，遷秦王府驃騎將軍。翌年，隨秦王平定王世充，擒殺竇建德，進爵郢國公。武德八年，深受李淵父子器重，授檢校侍中，成為宰相，兼任天策府司馬。接著，李淵又把唐朝宗室的女兒作為王室公主嫁給了宇文士及。這樣，宇文士及又成為新王朝的駙馬——這可是歷史上了不得的雙朝駙馬。

李世民繼位后，由于宇文述鎮(zhèn)守西北有功，李世民有意讓士及繼續(xù)管理西北。貞觀元年(公元六二七年)，突厥數(shù)次入侵，宇文士及盛陳兵衛(wèi)，威惠并施。朝廷上下對宇文士及多有稱譽，太宗便召其回朝，任命為右衛(wèi)大將軍，經(jīng)常召入內(nèi)宮，有時交談到半夜方才回家。即使逢休沐日，太宗也會派人馳馬來召。

隋、唐，是緊密相銜且沾些親故關(guān)系的兩個王朝，文帝楊堅、高祖李淵、太宗李世民，都是殺伐歷練、久歷風云的雄主。而宮廷里的斗爭，極其復雜，就連隋唐皇帝父子之間，緊要時刻的博弈都是刺刀見紅的。宇文士及作為隨身近臣，要在幾十年間相繼獲得四個帝王的連續(xù)寵愛，他與這些帝王家是如何相處的呢？

《新唐書》卷一百載，宇文士及“又嘗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佯若不省，徐啖之”。君臣二人可能是交談到深夜，感到餓了，太宗讓士及切開一塊肉，欲吃長安有名的肉夾饃。士及切肉時，油膩染手，順手就用餅子擦拭手掌手指，李世民一個勁地看著他，看他將怎么處理手中這染了油的餅子。宇文士及卻假裝不知道皇上在盯著他，擦凈手后，便將擦手的餅子放進自己嘴里咀嚼……從這個瑣碎細節(jié)可以窺知，宇文士及是怎樣地謹慎小心、精明細致:皇上想吃肉夾饃，這擦手染了油的餅子，隨便亂擱是很失禮的；放在一邊，待后收拾，也不是個良法；遞給圣上吃吧，那就更不像話了……宇文士及也只有對圣上的密切注視“佯若不省”，將沾油的餅子隨意擱進自己嘴里，一直在瞅著他的唐太宗這才遂心如意。《新唐書》里這樣寫，挑明的難道僅僅是尊卑禮儀嗎？其間內(nèi)涵，恐怕是很值得玩味的了。宇文士及擔任右衛(wèi)大將軍七年后，加金紫光祿大夫，難道會是偶然嗎？當他病重時，太宗親自前去探視，流涕不止。貞觀十六年十月丙申（公元六四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士及病逝，追贈左衛(wèi)大將軍，陪葬昭陵。

排有二十四位開國功臣的凌煙閣，是文武重臣跟隨李世民創(chuàng)建大業(yè)的最高徽記。宇文士及鞍前馬后，建功立業(yè)，非同一般，與圣上相處，又那樣地謙和謹慎，可為什么就沒有步入這標志功勛的凌煙閣呢？《唐語林》里，有這樣一則記載：

太宗嘗止一樹下，頗嘉之，宇文士及從而頌美之，不容于口。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為誰，意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士及叩頭謝曰：“南衙群官面折廷爭，陛下常不能舉首。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順從，陛下雖貴為天子，亦何聊乎？”意復解。

一代天驕唐太宗，深明自己的歷史位置，故能接受南衙群官的面折庭爭。然而，李世民終究是人而不是神，人性深處必然有著常人的本能與素質(zhì)。面對動輒逆鱗的魏徵，就有過發(fā)自內(nèi)心的煩惱，揚言要殺掉他。宇文士及的戰(zhàn)功是煊赫的，至于縉紳入宮，他深明自己缺少魏徵那樣的膽識氣量，故多擇順應帝王人性本能之所需的“順情”之策——換言之，對于從馬背上奪得了天下的英主，其個人的“馬屁”是可以輕易拍得的嗎？這個并不高深的道理，宇文士及何嘗不曉！殊異之處是宇文士及的深思熟慮、胸有成竹，即便受到意外責斥，也能夠巧為化解，抹平“災星”。能從另一個角度瞅準李世民潛伏于人性深處的弱項，這可就不是一般能臣所能做到的了。

不論是罕見的明君，還是精明的權(quán)臣，伴君如伴虎，確是一句至理名言。這里最引人思忖的，還是李世民的云水襟懷：宇文士及確實不簡單，善于忖度全局，終究有別于以功業(yè)為重的“南衙群官”，也正因為這樣，他很難進入唐太宗開創(chuàng)基業(yè)的嫡系行列，于是，太宗便也對之關(guān)上了通往凌煙閣的大門。良臣與能臣，本質(zhì)上還是有差異的，這樣處理，益發(fā)顯示出唐太宗的精明與果決。

“唯有人心相對時，咫尺之間不能料”，人間最高深的一門學問，恐怕就是歷經(jīng)千余年的宮廷斗爭了。其間遺留下來的斑斑血跡，怵目驚心?！八囆g(shù)所重，為真實。真實所存，在細節(jié)”（孫犁語）?？稍谔铺谂c宇文士及之間流傳下來的相處的細節(jié)，則能夠讓我們看清楚君臣互相交往的音容笑貌，感受到各自心態(tài)體溫的微妙變化。

君臣關(guān)系對于我們俗常百姓來說，仿佛是天上的事情。話說到這里，還是蘇軾的詞作有味：“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忠與奸的博弈

《紅樓夢》第三十六回，寶玉與襲人閑扯，談至濃快時，見襲人不說了，他便笑著說：“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個須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zhàn)，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jié)，竟何如不死的好！”寶玉認為死諫、死戰(zhàn)雖是換來了“生前身后名”，卻使被諫的君王顏面盡失，家中的妻兒難以生存，這是非常愚蠢的行為。這段橫插進來的閑話，有點突兀，乍然一聽是“混賬話”，可細想下去，卻是見仁見智，寓義深沉，也未必次于許多廟堂宏論。

寶玉此話，距秦檜害死岳飛六百多年了，口頭上沒有表示，內(nèi)容是包含著這樁歷史要案的。今天看來，我們覺得岳飛是精忠報國的典型，秦檜是賣國奸臣的樣板，可在南宋時，情況則相當復雜。秦檜前后執(zhí)政十九年，深得高宗寵信。一一四一年殺害了岳飛，一一五五年，秦檜病逝，追贈為申王，謚“忠獻”；開禧二年（公元一二○六年），主戰(zhàn)的寧宗趙擴，追奪秦檜王爵，改謚“謬丑”（傷良蔽賢曰謬，怙威肆行曰丑），下詔追究秦檜的誤國之罪；寶祐二年（公元一二五四年），理宗趙昀才定謚“謬狠”。百余年間幾經(jīng)反復，總算是厘清了忠與奸的界限。

鴉片，在道光年間已造成嚴重災害。清政府內(nèi)部，分為主禁、弛禁兩派，主禁派以王鼎、林則徐為首，弛禁派以穆彰阿、琦善為首。后者勢力強大，道光帝在其間舉棋不定。王鼎曾向道光帝“廷諍”，且用陜西話厲聲詬罵穆彰阿為當朝的嚴嵩、秦檜。道光看不過眼，便以“卿醉矣”為詞，命太監(jiān)扶出大殿。嗣后，道光不再召見王鼎。可憐一個白發(fā)蒼蒼的軍機大臣，天天跪在宮門之外，連“諫諍”的機會也被剝奪。一八四二年六月八日夜里，月涼似水，王鼎五內(nèi)俱焚，含淚向道光帝寫下遺書：“和約不可輕許，惡端不可輕開，穆不可任，林不可棄也?！睂懥T，置夾衣中，自縊于圓明園寓邸。此時，距岳飛被害已七百個春秋。

國逢大劫，御侮之事糾纏最烈。為抵御日本侵略者，張學良、楊虎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發(fā)動了西安事變。王鼎、楊虎城俱為陜西蒲城人。鴉片戰(zhàn)爭在先，王鼎尸諫，針對著病體萎靡的晚清王朝；西安事變之后，楊虎城遇害，是難以治愈的內(nèi)耗痼疾造成的。王鼎“尸諫”，是萬般無奈而含恨自裁；而西安“兵諫”，楊虎城付出了一家四口慘遭殺害的沉重代價。王鼎、楊虎城所要撞擊的，同是那一座冰山樣冷峻的封建陰魂。武死戰(zhàn)，史上常有，文死諫，也時或可見。這兩柱蒲城籍的民族脊梁，顯示著中華民族前行的步伐是多么艱難，又何等堅韌。

吊詭的是，二○○五年夏天，抗戰(zhàn)勝利六十周年的日子一天天臨近，某網(wǎng)站竟然讓網(wǎng)民討論讓秦檜站起來、讓岳飛跪下去的問題（這是挑戰(zhàn)中華民族的道德底線）。十月二十三日，上海一個藝術(shù)館展出秦檜夫婦的站像。秦檜的一個后裔便認為，從前的“跪像是侵犯人權(quán)的違法行為”，新立的站像“體現(xiàn)出現(xiàn)代人類的思想進步”。南京江寧的博物館里，也出現(xiàn)了正襟危坐的秦檜雕像。一個普通人站起、跪下，無關(guān)緊要；而那些進入史冊的名人站起還是跪下，卻為國家的前途命運埋下了沉重的伏筆。愛國賣國，冰炭難容，漢奸站起來之日，難道不是我們這個民族跪下去之時嗎！

報效國家，武將應當在戰(zhàn)場上拼死御敵，文臣應當冒著殺頭的危險向皇帝直言進諫。歷史上最成功的諫諍者，當屬唐時的魏徵，魏徵其人，將“犯顏直諫”推向了歷史的最高峰。其屢次進諫都十分有利于唐帝國的長足發(fā)展，長孫皇后盛贊他為“引禮義抑人主之情”的忠直之士。后繼的狄仁杰、韓愈、海瑞、趙普，都受到魏徵的巨大影響。

回顧現(xiàn)實中盤根錯節(jié)、嚴絲密縫的諫諍條件，孫犁感嘆，“君臣遇合難”，太難了。君主為了江山，能以山海氣量克己容人，是為明君；臣子能不拘于功名，不計身家禍福，直言諫諍，便是良臣。明君的求諫、納諫，良臣的敢諫、善諫，是造化所設(shè)定的極其精微的人事格局。人們多知唐太宗之善于納諫，而忽略其主動求諫之殷；知道魏徵之敢諫，而未知其善諫之工。若是沒有這一對天造地設(shè)的君臣絕配，貞觀盛世的歷史佳話是不可能出現(xiàn)的。

魏徵能從一個政敵變?yōu)橹\臣，歸功于李世民的胸襟、眼光，沒有李世民的云水襟懷、用人智慧，歷史就成就不了魏徵。臣下的諫言再正確，皇上若是昏庸無能，除了嫁禍于臣僚之外，還有什么用呢？《資治通鑒》用“君明臣直”來描述李世民與魏徵的關(guān)系，一語破的。

誰忠誰奸，是歷史上長期糾纏的大是大非問題。這事在后人眼里，仿佛是個明白不過的事情，而實際上，每個王朝對忠與奸的辨析與界定，并不那么徑情直遂。翻開史冊看看吧，黑白混淆，指鹿為馬，忠與奸的含義常常是顛來倒去。其根本原因是時勢推移，對忠奸定性的樞紐，往往是決定于當時執(zhí)政者的素質(zhì)（秦檜下世后的謚號變遷，即為顯證）。

武戰(zhàn)文諫，固然含有封建、落后的一面，卻一直屬于愛國主義的主流意識，更多的是表現(xiàn)了中華民族面對絕對權(quán)威、面臨強敵時所表現(xiàn)出來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

時至今日，為了民族的偉大復興，對于“文死諫，武死戰(zhàn)”中“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氣節(jié)與操守，我們還是應當有所繼承的吧。

今上岳陽樓

每讀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就仿佛重新登臨了一次岳陽樓。有一次讀罷，忽然想到：假如不了解滕子京其人，想要真正讀懂《岳陽樓記》，似乎不那么容易。

滕子京名宗諒，小范仲淹一歲，同年舉進士。二人引人注目的交集之處，是在與西夏鏖兵的西北前線。

寶元元年（公元一○三八）秋，李元昊在興慶（今寧夏銀川）稱帝，建大夏國；寶元三年，即對宋朝邊境大舉進犯，攻掠不已。慶歷二年閏九月（公元一○四二年），率軍十萬余眾再次攻宋，宋將葛懷敏率軍抵御，定川寨戰(zhàn)役，雙方直殺得天昏地暗，結(jié)局是葛懷敏與部將曹英等十六人被殺，宋兵損失九千四百余眾，馬六百余匹。李元昊揚言要“親臨渭水，直據(jù)長安”。在這最危急的當口，甘肅涇州（今平?jīng)鰶艽h）知州滕子京鎮(zhèn)守城池，手中兵卒無幾，“乃集農(nóng)民數(shù)千，戎服乘城”，形勢險惡萬狀，范仲淹引環(huán)慶兵也趕來救援?！皶r天陰晦者十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設(shè)牛酒，迎犒士卒，又藉定川戰(zhàn)歿者，哭于佛祠，祭酹之，因厚撫其拏，使各得所欲，于是，士卒感發(fā)增氣，邊民稍安。故仲淹薦宗諒以自代?！碑敃r，韓琦、范仲淹御敵于西北，號令嚴明，人心歸附，朝廷倚以為重，邊民歌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李元昊見宋兵愈挫愈奮，只好于慶歷三年罷兵，上書稱臣，與宋達成和議。

封建機制是詭異復雜的，邊地沙場的許多事情，傳到京都，常常變味。滕子京撫恤遺屬、感發(fā)士氣的壯舉傳到朝廷，梁堅、鄭戩他們卻彈劾滕子京濫用公款，數(shù)量達十六萬貫。范仲淹此時已升遷為參知政事，便為滕子京竭力進行辯護：

臣竊見去年葛懷敏敗后，西州軍官員驚憂，計無所出，涇州無兵，賊已到渭州，宗諒起遣人戶強壯數(shù)千人，入城防守。時值苦寒，軍情愁慘，得宗諒管設(shè)環(huán)慶路，節(jié)次策應，軍馬酒食薪柴并足，眾心大喜。雖未有大功顯，是急難可用之人，所以舉知慶州。如宗諒顯有欺隱入己及乖違大過，臣甘與宗諒同行貶黜。

（見《續(xù)資治通鑒·宋紀》）

將為其剖白、辯解的話說到甘愿有禍同當?shù)牡夭?，可見范仲淹對滕子京是何等器重、多么信賴的了。朝廷里斗爭激烈，滕宗諒雖被降職而知虢州，彈劾仍是不斷，仁宗只好又將其徙至岳州——這就是《岳陽樓記》開篇的“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的前后由來。

宋人王辟之說過:“慶歷中，滕子京謫守巴陵，治最為天下第一?！睋Q言之，被貶至岳州的滕子京，敢作敢為、勇于擔當?shù)谋砸廊蝗绻?。至于滕子京具體的重修岳陽樓之事，該如何看待呢？

此樓最早為東吳名將魯肅的閱兵臺，唐時，李白、杜甫他們登樓賦詩，始稱岳陽樓。滕子京在“百廢俱興”之后，發(fā)現(xiàn)此樓年久而破敝，便起了重修之念。這個念頭的形成，并非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草蛇灰線，早就隱伏在滕子京的襟懷深處。周輝在《清波雜志》里記述:“滕子京謫守巴陵，修岳陽樓，或贊其落成，答以‘落甚成？待憑欄大慟數(shù)場！’”曾經(jīng)拼死御敵的滕子京，忠信而遭謗，怨氣填膺。俗謂閔己傷志，不平則鳴，滕子京意欲以重修岳陽樓來發(fā)泄憤懣的情緒，此念頭一直壓抑于心底。待斯樓重修竣工時，滕子京又進一步表示：“山水非有樓觀登覽者不為顯，樓觀非有文字稱記者不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見《上范資政求岳陽樓記書》）。由此可見，重修岳陽樓僅是翻舊為新的一項實體工程，文字記述才能賦岳陽樓以靈魂。重修斯樓與約請范仲淹為之作記的念想，在滕子京心底是同步醞釀著的——他一直想利用這個舊樓重修、邀范為記的機會，為自己當年西北御敵的作為正本清源，打一個翻身仗。

此時的范仲淹，“因以疾請鄧州”。慶歷六年九月十五日晚，他在鄧州衙署仔細讀罷滕子京的來信，踱步出門，披著月光，在新建的花洲書院里思前想后。宋仁宗天圣年間，范在泰州任職，滕為泰州軍事判官，范主持修筑捍海堤時，滕主動加入，襄贊其成。二人同僚二十余年，結(jié)下了深厚的友誼。也正是范仲淹多次向朝廷推薦，滕子京才得到提拔重用。對于滕“豪邁自負，罕受人言”的心性，范是知根知底，相當熟悉的?，F(xiàn)在滕子京被貶于巴陵郡，將著意翻新的岳陽樓視為一碩大酒杯，酒杯里所要斟入的，他又認準了只能是范仲淹所釀的美酒。面對所求的記文，如何下筆，范仲淹可就是很慎重的了。

文中關(guān)于重修此樓的始末，極度簡略，所謂“政通人和”，也是套話。面對滕子京所寄來的《洞庭晚秋圖》，范仲淹慎重擇取了兩幅時令迥異的圖景：一是“淫雨霏霏”“憂讒畏譏”，感極而悲之氣象；一是“春和景明”，把酒臨風、“其喜洋洋”的景致。前者，含蓄地隱喻著當年戰(zhàn)場上、廟堂里廝殺較量的陰郁場面；后者，不就是滕子京所期冀的洗雪冤枉而暢懷得意的景象嗎？文中品不出對滕子京贊許褒揚的味道，卻是滿載著風云激蕩、述志勵友之熱切情愫。文章收尾，時刻縈懷于黎民冷暖的范仲淹認為，人的歡戚悲喜固然產(chǎn)生于個人際遇的毀譽得失，而正當合理的態(tài)度則應當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心曠神怡，寵辱皆忘”的壯美襟懷。這是范仲淹個人情致高遠的博大境界，也是對摯友委婉深情的誘導和規(guī)勸。拳拳心意，依依期待，流漾于字里行間。

乍然看去，記文是在大幅度描繪登樓望遠的不同景致，而細究下去，立意卻是至為高遠，涵義也很不尋常?？梢栽O(shè)想，此記若是順著滕所希冀的路子而為之鳴冤叫屈，其輕重分量、傳世價值又會怎么樣呢？這篇一字千鈞的記文，后人也無妨視作滕為范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抒懷機遇，而范作為非等閑的知己諍友，又返還他一份極其珍貴的贈言與規(guī)勸——三百二十七個字，襟懷天下，先憂后樂，每個字都無異于一滴醇正的美酒，在中國文壇的上空揮灑出一道輝耀千秋的精神彩虹。

此文精湛，是有賴于范仲淹高深的藝術(shù)造詣，而更為難得的，則是文字背后所延伸著的超乎俗常人生的時代因素。范仲淹胸中自有數(shù)萬甲兵，是屬于“武”的范疇；而《岳陽樓記》的問世，則證實范在“文”的方面也是一位罕有的高手。文武之道滲透于范仲淹身上，施之于戰(zhàn)事在先，形之于文章隨后，從黃河、長江兩地遙為照應，極度巧妙地融匯于兩位朝臣的友誼之中，證實了范仲淹確實是不可多得的一位雄才巨卿。在中國的大地上，洞庭湖不是最浩茫的湖，岳陽樓也不是最高巍的樓，可因為有了《岳陽樓記》，此湖、此樓卻不脛而走，馳名于天下。倘是沒有滕子京的重修與求記，或范滕二人之間也沒有終始不渝的特定友誼為底襯，有關(guān)此湖與此樓的一切話語，恐怕都無從談起。

拙文初成，我邀一位大學同窗先行斧正，他說：初中時讀《岳陽樓記》，先傾情于“自然美”的精彩描繪，對“哲理美”的折服與接納是后來的事；高中時讀“蒼涼悲壯”的《漁家傲·秋思》詞，也還僅視范仲淹為一大文人，對其文治武功的了解，更是后來的事。但長期以來，一直未關(guān)注過岳陽樓的重修者滕子京。修樓寫記之始，滕就認準了范，而范卻參透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精神真諦，內(nèi)在的追求絕高于滕。自滕與范之間，后人可更確切地體認何為“知己”。

《岳陽樓記》是朝野紛爭中形成的一幀精致復雜的文學插頁，是文武之道千里移易、外輔內(nèi)融的巧妙結(jié)晶，也是對天下憂樂進行精神定位的具有體驗性的一次躬身嘗試。近千年來，傾倒在這杯做人與為文高度融合的“美酒”面前的讀者不計其數(shù)，人們注重其間自然美的形象描寫、道義美的哲理警句，也推崇層次與修辭的秀雅雋逸……然而，若是不了解范仲淹、滕子京在那個時代里的特殊際遇及各自的襟懷器識，要深切、細微地理解此文，顯然是有難度的。

更為引人深思的是，當時的文壇領(lǐng)袖歐陽修，小范仲淹十八歲，同朝為官，他對范仲淹是很敬重的。岳陽樓處于湖南洞庭湖畔，醉翁亭在安徽瑯琊山麓，東西相距千里之遙，分別座落于長江兩岸。《醉翁亭記》出自歐陽修，與《岳陽樓記》合起來也就是七百七十個字，詭異的是，范、歐二人享年同為六十六歲，二記又俱成于慶歷六年（公元一○四六年）?！暗赖挛恼碌慕y(tǒng)一，為人與為文的風格統(tǒng)一，才能成為一代文章的模范”（孫犁語）。可能是上天的著意安排吧，《岳陽樓記》與《醉翁亭記》這才見重于當時，推仰于后世，成為散文界稀有的雙璧。

黃河長江，廟堂江湖，文武交集，節(jié)操情義，四海兄弟巧安排，千秋文章依造化，這種罕有的文壇異象，算不算是“天作之合”的一個奇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