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生活”開拔——從文清麗《我們的“流金歲月”》說開去
在有關“軍旅生活”的書寫中，“軍旅”與“生活”往往是黏合在一起的。又或者說，在有關“軍旅”的書寫中，“生活”總是作為“軍旅”主要人物品格的點綴、試煉而出現?！吧睢钡牟糠?，以正面烘托或反面襯托的方式服務于“軍旅”主題，在作品的整體結構中并不具備獨立性。
在文清麗的筆下，“軍旅生活”內部發(fā)生了某種位移。較前作《向花處》《隱形敵人》以喪偶軍人再婚為主題，將“軍旅”更為徹底地拋向了“生活”的背景，新作《我們的“流金歲月”》因包含更多軍旅生涯的回望而使得“軍旅”與“生活”之間的位移略顯復雜。
小說以一個比較尖銳的問題起筆。在“我”的新書分享會快要結束的時候，有讀者提出小說是否“美化”了“戰(zhàn)友間的那種愛”?！拔摇毕＜揭阅：幕貜徒Y束這場見面會，昔日戰(zhàn)友李湜湜卻在簽名時直呼“我”的名字，指出“我”“貴人多忘事”的同時，發(fā)來了戰(zhàn)友聚會的邀約?！拔摇眱刃牟环?zhàn)友的“訓話”，卻以“抱歉一笑”掩飾不快。不快的化解是從“我”真正走進昔日戰(zhàn)友張一鳴籌辦的“老兵之家”開始的，女兵回憶與現實穿插敘述，造成戰(zhàn)友們內心矛盾的核心事件——張一鳴準考證為何丟失雖然并未真相大白，但戰(zhàn)友之間的猜忌因共同戰(zhàn)友姚紅過早離世，以及“老兵之家”對于戰(zhàn)友情的喚醒而消解。有些孤僻的女作家“我”也重新打開了向戰(zhàn)友傾訴的渴望。
《我們的“流金歲月”》非常典型地體現了文清麗小說直呈、坦率的品性。小說使用第一人稱敘事并不新奇，但值得注意的是，前輩女作家如茹志鵑《百合花》、劉真《長長的流水》等第一人稱敘事作品中有意無意帶出的敘事主語——“我們”，在文清麗的第一人稱敘事中，分裂開來了。
盡管文清麗有著文職軍人這一天然攜帶著崇高氣質的身份，但她并不回避“我們”之間的矛盾，不忌憚表現人物猜疑、嫉妒的情緒?！段覀兊摹傲鹘饸q月”》中張一鳴的準考證丟失成為幾個女兵心中相互質疑的疙瘩，《向花處》直呈林特特喪偶后對“我們”介紹的對象都沒有興趣，“卻在四十八歲找到了條件比我們介紹的都好的總部機關管干部的歐局長，還很快結了婚。這讓我們幾個介紹人心里好不得勁”。
擅長細膩描摹人物內心的作家不在少數，如文清麗這般直接的卻并不多。對比文清麗更早的中短篇小說，如《我愛桃花》《桃之夭夭》《云端》等篇什，《我們的“流金歲月”》雖然也利用對話塑造人物心理，但是用于標識對話的引號卻基本取消了。這使得作為敘事者，同時也是被敘述的“我”更為有效地融為一體，進而創(chuàng)造出一種“心直口快”的敘述聲音。
這種融合無疑使讀者更難將敘述者的聲音與作家本人剝離。對于寫作者來說，這種寫作技術的使用其實是有難度的。所謂難度，并不是指寫作技巧繁復所造成的難度，而是說作者需要克服讀者可能認為“我”即作家本人的閱讀心理。從這個角度看，文清麗并不自矜于文學史中塑造的崇高軍人形象，而更在意軍人所具有的普通人情感的一面。這也難怪，《我們的“流金歲月”》有著一種近乎自我暴露的觀感，她以直白、猶疑、反思的心路歷程呈現了成名作家李曉音的驕矜。
與通過對話直接“說出”人物心理相似的是，文清麗的小說少用象征、隱喻等修辭，這也使得小說更顯直露。即便寫夢，文清麗筆下的夢也與現實有著強烈的對應，并不經過異化、變形等手法?！段覀兊摹傲鹘饸q月”》中，“夢里不是張一鳴考上了軍校，就是她的準考證找到了”；《隱形敵人》中，“他”雖然總是希望再尋新妻，但亡故的前妻卻總是進入他的“夢”里；《向花處》中林特特新婚后也總是夢到過世的前夫劉一煒。
從新世紀后整體的寫作潮流來看“生活”得以從“軍旅”浮現的原因，文清麗的寫作或許可以看作日常生活書寫擴大化的結果?！叭請蟆焙汀巴韴蟆笔恰断蚧ㄌ帯分袑α痔靥貎扇握煞虻谋扔鳎环劣脕砀爬ㄎ那妍惖睦斫庵小败娐谩迸c“生活”的分野。“軍旅”——“日報”“莊重大氣，發(fā)出的聲音也具權威性，可是你整天看，是不是也有煩的時候”；“生活”——“晚報”“滿紙煙火氣，你看著就像置身在生活中，有滋有味”。即便如長篇小說《從軍記》，雖意在通過李曉音的成長史輻射部隊文職軍人制度的變革，但推動小說敘事前進的往往是生活中的問題。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軍旅”會徹底從這些人的生活中“撤離”。相反，“軍旅”記憶長久地震蕩在心?！段覀兊摹傲鹘饸q月”》中，“我”的心理從懼怕、反感昔日戰(zhàn)友過分直接的邀請，到回憶、懷念女兵生活，再到認同張一鳴半軍事化管理的“老兵之家”，喚醒了昔日戰(zhàn)友之情，其實是以“流金歲月”再次重鑄自身寫作中打碎的“我們”。另外如《隱形敵人》中，“他”并不是依靠情感的直覺來看待是否可以和葉梅結婚的，而是以軍紀般的律令，來判斷葉梅并非合適的再婚對象。換言之，這個小說中，文清麗并不啟用女作家的性別視角，而是單純地從晚年男性軍人的婚姻經濟理性出發(fā)，再去尋找一個婚姻伙伴。再如我們前面提到的幾個小說中的樸素夢境，映射出的也是人物對待家庭倫理如軍紀一般的自我約束。
再從日常生活書寫潮流中抽身，不難將文清麗的寫作與她的陜西前輩路遙聯系在一起。首先是“進城”主題的延續(xù)性，不論是文清麗的個人經歷，還是《從軍記》的寫作，“從軍”只是進城的一種策略、形式。《從軍記》意欲反映的宏闊歷史畫面與路遙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一脈相承，其他“軍旅”題材作品，或者也可以放置在“進城”之后的延長線上。其次是作品審美風格的相似性，少蘊藉，多直呈，現代主義寫作筆法較少見于二者的作品之中。最后是價值觀念的相似性，不論是路遙筆下人物要“發(fā)展”，還是文清麗筆下人物要“生活”，其實都是自我意識的顯現。共同的矛盾在于，一方面意識到了自身所處環(huán)境對自我意識的禁錮，另一方面又都顯露了對舊有環(huán)境的眷戀。如“地之子”路遙在作品中流露的濃郁鄉(xiāng)土情結，文清麗的《我們的“流金歲月”》也暗暗嵌套了一個歸鄉(xiāng)主題，更無需說《從軍記》本身就是一部書寫“農民軍人”的軍歌。
探得更遠一點來看文清麗的創(chuàng)作，作品主題從“軍旅”向“生活”的位移其實只是創(chuàng)作表面的現象，其寫作的精神實質、審美風格真正連接的是“十七年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tǒng)。新世紀后日常生活書寫蔚為大觀，又呈現出向歷史、改革等宏大題材開掘的取向。女作家由于本身就擅長日常生活書寫，再加上所謂“超越性別”的創(chuàng)作焦慮癥，尤其有意從中開掘。文清麗之外，做出探索的，近有喬葉的《寶水》，遠有鐵凝的《笨花》。在這些作品中，兩種小說話語相互纏繞，一方面，日常生活書寫輻射的內容，陡然宏闊起來；另一方面，對歷史、改革的書寫又細碎、零散，被日常生活化了。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兩種話語的力量是均衡的。如《我們的“流金歲月”》中的“生活”需要“軍旅”的回憶與再現，《寶水》和《笨花》中的日常生活書寫同樣為作者意欲遷移至文本的話語傳統(tǒng)所覆蓋。結果是，女作家在主流的合唱中，開始貢獻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