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島嶼讀書
一
最初收到參拍《我在島嶼讀書》的邀請是2022年8月，我第一反應是不想去，我這人好靜，在別人看來熱鬧的事反而讓我有負擔感，年紀越大越是這樣，況且劇組讓我上島的時間是10月6日，預計錄制時間半個月。當時正值國慶黃金周期間，我由北京到成都，好不容易與家人團聚，假如我去拍攝，還要提前做些準備，一個好好的假期就這樣被毀了。
不久制片人顏小可發(fā)來一條很長的微信，語氣懇切，主要講了三點理由，希望我不要拒絕，最打動我的是第二條，“我們很多環(huán)節(jié)都已經設計好了，您突然不來了，我們內容的損失確實非常非常大”。后來與小可接觸很多，發(fā)現他雖然外表瘦弱，實際上是個非常寬容大氣的人。他這樣一說，我也就不能任性，欣然決定前往。
小可這條微信不是拯救了節(jié)目，而是拯救了我，讓我度過了生命中一段最難忘的時光。
除了我，節(jié)目組還邀請了余華、蘇童、葉兆言、程永新等嘉賓。在我眼中，他們不僅是名作家、名編輯，而且都出生在江浙滬一帶，是我眼中的“南方人”，只有我是北方人。后來到了拍攝地，見到歐陽江河和西川兩位詩人，才知道他們邀請作家沒有地域限制，是一檔“面向全國”的節(jié)目。
節(jié)目拍攝定在海南省分界洲島，位于海南這個大島東南方的一個小島，分界的意思，是它的一半屬于陵水黎族自治縣，另一半屬于萬寧市。10月6日我飛三亞，劇組派車來接，沿環(huán)島高速行駛一個多小時到碼頭，換渡船上島，拍攝自此開始。
我是第六個上島的嘉賓，這是個吉利數。余華、蘇童、葉兆言、程永新、西川均早于我上島，歐陽江河則比我來得晚。我把行李在酒店里放下，就匆匆趕到拍攝現場。那時拍攝已經開始，第一場“戲”是在海邊沙灘，拍我們幾個人踢足球。這是我在前采會上提出的建議，我知道余華、蘇童都喜歡踢球，莫言也踢球，至于我，更是組織過一個作家足球隊，叫“慢聯隊”。不成想我來晚了，趕到沙灘時，他們已踢過一輪，全都坐在遮陽傘下休息。看到海灘上一群小學生踢得正歡，我十分腳癢，拉大家起來踢，沒有一個人動，好在蘇童給面子，起來和我踢了一會兒，余華和葉兆言則坐在一旁觀戰(zhàn)，一邊觀戰(zhàn)一邊“評論”，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我雖然踢過球，但從沒踢過沙灘足球，這才知道沙灘足球不好踢，因為沙灘不是平地，而是被踩出了腳窩，坑坑洼洼，跑起來深一腳淺一腳，不能健步如飛，而且很難掌握觸球部位，很容易踢疵。我的第一腳射門，就把球踢到了海里，這腳法，跟中國男足有得一拼?；税胩旃し?，才逐漸把球控制在腳下。
后來我們幾人沿著兩千多米長的海岸線騎自行車，我對余華談起了他的一篇散文，叫《籃球場上踢足球》。文章說的是上世紀80年代末期，他在魯迅文學院學習，在魯院的籃球場上踢足球的事?；@球場本來就不大，還分成打籃球和踢足球兩伙，“最多時有四十來人擁擠在一起，那情景像是打群架一樣亂七八糟”，動不動就有人把足球扔進了籃筐，籃球卻被踢進了球門。但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他們在沈陽踢球的事。他說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期間，馬原忽悠他們去沈陽講課，和遼寧文學院的學生踢了一場球。遼寧文學院也很小，只有一個籃球場，所以比賽也只能在籃球場上進行。他們踢不過學生，于是使出絕招，讓啦啦隊隊長史鐵生去當守門員。史鐵生身有殘疾，坐在輪椅上，往大門（就是籃球支架中間的空隙）里一坐，學生們心存忌憚，再也不敢射門了。
當年球場上的幾個人，余華、莫言、馬原、洪峰、史鐵生等，都創(chuàng)造了文學的奇跡，是文學領域里的普拉蒂尼、貝克漢姆，只是如今“年事已高”，在足球場上早就“掛靴”了。年紀最長的史鐵生，已經駕鶴西游。但不知為什么，作家和足球總是有著很深的淵源，或許足球場上飛奔的日子，能喚起他們身體里潛伏的激情。陳忠實先生說過：“我首先是個球迷，其次才算是個作家?！?994年阿來為看美國世界杯，暫停了《塵埃落定》的寫作。莫言說他和余華他們踢球時只能當門將，筆法天馬行空的他更喜歡靈動華美的拉美球風，一如他喜歡魔幻般的拉美文學，他渴望看到最后一刻定勝負，就像一部小說，直到最后一頁，懸念才能揭曉。
二
分界洲島是一座美麗的小島，島上有一座美麗的小書店，叫分界書店。一座小巧的古厝，紅墻灰瓦，雖體量不大，但瀕海臨風，蔚為一道風景，蘇童稱其為“人間最好的讀書地點”。走進書店木門，滿滿的兩壁書架，里面擺滿中外名著，當然也有“參演”嘉賓的著作。程永新帶我在書店里轉了一圈，最吸引我的，是他帶來的《收獲》舊刊，其中竟有《收獲》創(chuàng)刊號。我問程永新是不是原件，程永新說是原件，我立刻有了朝拜的心，像取文物一樣把它從書架上輕輕取下，輕撫著它的封面，仿佛要接通它內部的電碼?！妒斋@》創(chuàng)刊號封面是由錢君匋先生設計的，五分之四的面積印著褐色的底色，是土地的顏色，暗喻著勞動與收獲，底色上面露著細白邊，下面露著粗白邊，簡潔明快，色塊的上部用標語宋體印著“收獲”這個刊名，典雅而不失力度，封面下方的粗白邊上，用小號的標宋體印著“創(chuàng)刊號”三個字，干凈而素樸，簡潔到了連年份、期號也沒有，翻開雜志，才知道創(chuàng)刊號出版于1957年7月24日。這期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了老舍先生的劇本《茶館》、康濯先生農村題材長篇小說《水滴石穿》、艾蕪工業(yè)題材的長篇小說《百煉成鋼》，代表了文學在新中國這片沃土上的收獲。自此以后，中國文學春種夏耘，都在這份雜志上展示自己的收獲，一直到我眼前的葉兆言、余華、蘇童。
80年代我讀大學時，在期刊閱覽室里貪婪地讀文學期刊，從《收獲》上讀到了余華《一九八六年》《現實一種》《活著》、蘇童《妻妾成群》《罌粟之家》《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葉兆言《花煞》《夜泊秦淮》《棗樹的故事》這些作品，內心的震撼無以言表。那是我沒見過的文學，從題材到敘事方式都與文學史上羅列的作品截然不同。你知道什么叫驚艷嗎？我讀他們作品時的感受就叫驚艷。當時我對同學說起我的感受，有同學說，這些作品沒有定評，還是要讀有定評的作品。但文學作品一旦有了“定評”，就沒有了開放性，成了標準答案，也就失去了文學的意義。我從小喜歡寫作，但我并不喜歡語文課本，因為課本就是標本（怪不得現在的課本都叫“課標”），一經老師闡釋，就變成了“知識”，只能去背誦，而不能去感受，讀者和作者間的交流被掐斷了，文學的創(chuàng)造性也被閹割了。莫言、余華、王安憶、孫甘露、葉兆言、李銳、馬原、蘇童、洪峰、喬良、王朔的作品激發(fā)我對文學的熱愛，重新塑造了我的內心和我的人生。如果沒有他們的作品，如果沒有《收獲》這樣的雜志，我對文學的熱愛或許會打折扣，也許就不會成為今天的我。當然還要感謝我從來沒有見過面的巴金先生，沒有他，就沒有如此特立獨行、又深得我心的《收獲》雜志。從那時起，我的人生目標就是在《收獲》上發(fā)表作品，雖然直到我走上分界洲島，和《收獲》的主編程永新，和我仰慕的葉兆言、余華、蘇童這些作家坐在一起，這個目標依然沒有實現。
我只知道自己喜歡這樣的文學，至于什么定評不定評，對我一點也不重要。我讀他們的作品，不是為了考試，而是為自己的內心。我這人有很多缺點，但我有一個優(yōu)點，就是我從不違背自己的內心。寫作要為自己的內心而寫，生活要為自己的內心而活。
在文場“奮戰(zhàn)”多年，我對京津一帶的作家較為熟悉，劉紹棠、張潔、劉心武、馮驥才這些前輩都是忘年之交，與梁曉聲、張承志、劉慶邦、劉恒、莫言、曹文軒、畢淑敏也意氣相投，每次見面都相談甚歡，對于江浙滬一帶作家接觸較少。在我心里，北方作家大多遵循綿密而厚實的現實路線，南方作家則秉持著某種先鋒實驗精神（當然不能一概而論），富于靈性，像水一樣隨物賦形。其實余華、蘇童與北京的關系也非常密切，蘇童畢業(yè)于北師大，余華《活著》就是在永定路附近寫的，距我住的地方非常近（我捧著《活著》一口氣讀完的時候并不知道這一點）。余華、蘇童后來做了北師大教授，更是成了“北京人”，但我還是一直把他們當作南方作家看待，或許這是《收獲》雜志給我留下的烙印太深。
我書房里藏有余華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幾乎所有單行本，包括同一部作品的多種版本。余華的作品時時在手，余華的文字時時入眼，已成我多年的習慣。我當年寫《舊宮殿》，其實是跟在余華和莫言的身后亦步亦趨，但在走進《我在島嶼讀書》這個節(jié)目之前，我應當只見過余華一面，就是在2001年“青創(chuàng)會”上，然而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所以在海灘上見到余華，我以為他會說“初次見面”一類的話，沒想到他說“又見面了”。他竟然還記得我們曾經見過，這令我覺得很溫暖。
文字里的余華是冷酷的，現實中的余華卻明亮而開朗，時常妙語連珠。蘇童也是一樣，他筆下的《妻妾成群》《罌粟之家》，色調那么冰冷幽暗，現實中的他卻是一位寬厚兄長，笑容永遠是那么明媚，仿佛一位陽光少年，永不老去。葉兆言更是溫和得像一個老工人（他年輕時的確當過鉗工），讓人一見如故，沒有生疏感。我喜歡聽余華和蘇童互懟，比相聲更精彩，許多都是“現掛”。他們二人是這檔節(jié)目最重要的“戲骨”，這檔節(jié)目后來能“火”，主要緣于他們的精彩發(fā)揮。江蘇衛(wèi)視真是選對了人，余華、蘇童、葉兆言、程永新相互太熟悉，余華說上世紀80年代后期，程永新帶他們幾乎吃遍了《收獲》雜志社附近的小館子，有朋友去《收獲》，就會看到蘇童、格非、余華三個人整天坐在那里高談闊論，好像《收獲》就是他們的家。
他們的開朗性格，讓我很快融入到節(jié)目中，我也可以大言不慚地與幾位“偶像”談文學，毫無負擔感。我喜歡與他們相處，不僅因為他們都是杰出的寫作者，在文學上各領風騷，更喜歡他們的機智幽默，語言間你來我往，一個人的話會馬上被另一個人接起來，從來不會掉到地上，就像有一次我說，這幾天睡不好，眼袋都掉地上了，蘇童立刻接道：眼袋掉到地上，又撿起來了。
2024年8月，我從上海書展“轉場”到南國書香節(jié)，廣州的活動結束后，一個年輕的讀者交給我一封信，回到酒店開啟信封，發(fā)現這是用鋼筆手寫的很長的信，信中說：“第一次了解到您其實是在《島嶼》，當我看到諸位老師在島嶼上對文學談笑風生、暢所欲言，表現出那種極度灑脫的狀態(tài)之時，一句話脫口而出：‘好希望以后我也能這樣?！?/p>
沒想到我們的胡說海聊，對一個年輕人有這樣的感染力，說不定還會改變他的一生。其實島上相處的日子也令我無比沉醉，因為寫作是一個人的事業(yè)，也是寂寞的事業(yè)，我沒有他們幾位整天泡在《收獲》雜志社高談闊論的經歷，也很少有機會像這樣與幾位我熱愛的作家“同吃同住同勞動（錄制）”，在經意與不經意間，談閱讀，談寫作，談NBA。我想起當年“西園雅集”，蘇軾和蘇轍、黃庭堅、李公麟、米芾、秦觀這一班老友相聚，吟詩賦詞，撫琴唱和，想必也不會一直正襟危坐，像開研討會那樣一本正經，而是正經的不正經的玩笑話一大堆，在談笑中盡享同道相聚之樂，像米芾在《西園雅集圖記》中寫的：“嗟呼！洶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哉？”
三
《我在島嶼讀書》是一檔純談話類節(jié)目，參加者都是真正的作家，沒有流量明星，也不靠任何噱頭，全憑嘉賓們的話語交鋒，在這樣一個浮躁的時代，這樣的節(jié)目設計，還是需要一些膽識的。小可告訴我，投資方原本希望明星加入，但許多明星除了耀眼的光環(huán)什么都沒有，把他們弄到節(jié)目里來，他們尷尬，作家們也尷尬。當然并不是所有演員、明星都是如此。電影演員中，陳沖的文字我是喜歡的，她2024年出版的自傳體散文集《貓魚》，文字是那么優(yōu)美，色調是那么深沉，如一卷構圖精雅的老膠片，在靜默的轉動中，一格一格地閃回她曾經的歲月。歷史學家羅新說：“《貓魚》是高水準的自傳體散文集”，我看到有粉絲在陳沖的微博留言中說：“在中國的女演員當中，陳沖的文字表達和敘述能力就是天花板”，這些評價都不為過。電影導演中，我最喜歡陳凱歌的文字，他2001年出版《少年凱歌》，文字間帶著難掩的痛意，將一個少年13歲到20歲的生命軌跡如畫卷般緩緩攤開，仿佛是中國版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假如這檔節(jié)目組請來陳道明、姜文、陳沖這些有深度的演員則另當別論，假如要邀請那些分不清周秦漢唐的流量小鮮肉來“參演”以博眼球，對這檔節(jié)目來說，那不是傷害，而是一場災難。
好在節(jié)目組頂住了壓力，電視臺頂住了壓力，沒有邀請任何一位明星，只請了莫言、葉兆言、余華、蘇童、西川、歐陽江河這些“老戲骨”，無須任何偽飾，全憑本色出演，連服裝和化妝都十分簡省，余華就穿著他在小攤上買的一條沙灘褲出鏡。節(jié)目一季十二集，每集只有一個大致的主題，沒有固定腳本，全憑臨場發(fā)揮，而這檔節(jié)目之所以好看，憑借的正是幾位作家的臨場發(fā)揮。他們如狙擊手一般，用射擊專業(yè)術語說，叫有意瞄準，無意射擊——長時間的閱讀、思考，就是有意識的瞄準，他們脫口而出的話語，則是無意的射擊。長時間的靜默、潛伏，決定了他們百發(fā)百中、彈無虛發(fā)。
除了歐陽江河比我年長12歲，葉兆言比我年長11歲，余華、蘇童、西川與我均為上世紀60年代生人——他們三人均生于60年代初，我出生于60年代末，但成長、閱讀的軌跡基本重合。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我們這一代或者兩代人，誰都無法逃出時代強加給我們的規(guī)定性成長。但精神生活的貧瘠，反而激發(fā)了我們對于讀書的渴望。余華、蘇童、西川他們讀過的那些“內部參考，不得外傳”的“黃皮書”“灰皮書”（即“文革”后期印制的只供“內部參考”的外國學術和文學名著），我也讀過一些（有些至今還存在我的書架上）。2023年，在珠海東澳錄制《我在島嶼讀書》第二季時，阿來說他年輕時在鄉(xiāng)下看到當地人把報紙當成壁紙糊墻，他就趴在墻上讀報，從低處往高處讀，最后站在床上歪著脖子讀糊在頂棚的報紙。出生在那個“特殊年代”的我們愛惜字紙若此，異曲而同工。
“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這是中國人世世代代顛撲不破的精神信條。如今中國經歷了四十多年的高速發(fā)展，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精神世界沒有提升，相反卻日趨淺薄化、庸俗化，在故宮博物院工作的我感觸猶深。因為我所見的大多數游客，皆對后宮那點事兒感興趣，對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文物精品視若無睹，對故宮所蘊藏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更是捍格不入。庸俗電視劇、短視頻的橫行，對這塊土地上延續(xù)了幾千年的讀書傳統(tǒng)無疑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在視頻時代成長下的一代人，普遍缺乏老輩中國人基本的中國文化根基訓練，“無法從經典文本本身去體察中國文化的素養(yǎng)與基礎”，對于文字之美、文學之雅更是感到淡漠和生疏。
當今世界的競爭，歸根到底是文化的競爭，文化決定了一個國家、民族的創(chuàng)造力，而這創(chuàng)造力的淵源，正是這個國家民族是否有深厚的文化根脈，猶如一株老樹，根越深，枝就越茂。反過來，“娛樂至死”帶來的快感將導致我們民族的文化精神不斷下行，最終有可能毀了我們這個曾經締造了偉大文明的國度。當然，短視頻平臺是器，不是道，將如此多的意義附加給它，也是它的不可承受之重，關鍵依舊在于能否以中華文化（包括文學）的深厚與雅致、溫情與人性，去“形塑”中國人的精神，通過視頻平臺的影響力，把國人的視線引回到文本的世界中，找到滋養(yǎng)我們精神的真正的糧食，而不是糧食的代用品。一如文學，是許多門類藝術的“源”。引導眾人認清本末，或許便是《我在島嶼讀書》這檔視頻節(jié)目的意義所在。
四
蘇童說他讀大學時，宿舍樓里只有水房的電燈晚上不熄，他就搬把椅子到水房，在夜里讀塞林格《麥田里的守望者》。他還回憶了他炎熱的夏天躲在蚊帳里讀《赫索格》的那份癡迷。馬爾克斯、博爾赫斯、卡爾維諾、川端康成影響了他們的寫作，他們的寫作又影響了我的寫作。文學的傳統(tǒng)就這樣借助文字接力式地傳遞下去。余華的《現實一種》、莫言的《檀香刑》對血腥與暴力的極致化描寫曾令我深深迷戀，我把它們運用到《舊宮殿》中。我將閹割的過程描寫得入木三分，以至于一個女讀者對我說：“連我都覺得疼了?！蔽以诠?jié)目里說，后來我不寫這么冷酷的東西了，生命還是需要溫暖，需要力量，魯迅作品的色調表面看是冷的，但它們的背后是暖的，所以他在《藥》的終結處，在犧牲者的墳墓上，加了一個代表希望的花環(huán)。后來我發(fā)覺自己說得不夠嚴謹，仿佛是在責備余華和莫言過于冷酷，其實全無此意。他們是我最喜歡的作家，因為他們的文學世界無比豐富，充滿了意外和不確定性，永遠不能一概而論。更重要的是，他們像魯迅一樣，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這需要非凡的勇氣、洞察力和責任感。我深知，不敢直面黑暗，就不可能迎來光明。
好在他們是寬厚的，對于我的“失言”，他們毫不介意，正像余華筆下的巴金，“是一個在精神上勇敢的人”，也是“一個在生活中溫和的人”。對于像我這樣“進步”很慢的作家，余華、蘇童、葉兆言幾位兄長也沒有絲毫的傲慢與偏見。我們每天錄制結束，一起下小館子喝啤酒，胡謅八扯。當酒過三巡，菜過五味，臉上呈現出醬紅色，思想的火花才開始四處亂撞。我們騎自行車返回酒店的路上，一對年輕的情侶認出了余華，要與他一起合影。在東澳島，可域度假村內漁·海鮮餐廳，服務員居然認出了余華，拿書來請余華簽名。他們是啟迪心靈的明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驕傲，能與他們同行，哪怕只有短短幾日，于我已足夠幸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