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的競爭——《松江異聞錄》創(chuàng)作談
一
華東師范大學有兩個校區(qū)，一個是老校區(qū)，另一個是新校區(qū)。從新校區(qū)坐地鐵到老校區(qū)，要坐十五號線到大渡河路轉(zhuǎn)十三號線到金沙江路，一共二十站，五十四分鐘。
假設(shè)有位同學，是不是中文系的無所謂，在地鐵第一站坐下后，無聊地刷手機，刷到了這篇小說，之后一路看到大渡河站。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他幾乎忘記要轉(zhuǎn)車到金沙江路了。這一刻，作為作者我會感到很滿足。
作為一個在大學里教文學的，我深知自己和大師們的差距，比中國足球和阿根廷足球的差距還要大。我想寫的小說，是想試試和抖音競爭。你可能會說這個差距更大啊，忘記介紹了，學校門口的地鐵站信號不佳，短視頻刷不出來。
小說得有人看，才能談其他。我非常尊重有志于“名山事業(yè)”的同仁，空谷幽蘭，雅志高云，這是理想的境界。但從現(xiàn)實出發(fā)，我的看法是，小說首先要把讀者召喚回來。不提那些玄而又玄的文學理論了，就以個人經(jīng)驗而論，我當年讀小說，踏入文學之門，就是因為小說好看。那時候，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在桓仁讀中學。業(yè)余時間面臨四個選擇：游戲廳、臺球廳、錄像廳、圖書館?；叵肫饋恚f幸我在圖書館里借的第一本小說是《基督山伯爵》，萬一當時借的是《芬尼根守靈夜》……你可能覺得大仲馬多俗啊，我讀大仲馬入門，也不影響后來讀喬伊斯。而且想和游戲廳啥的競爭，能承擔此任的作家不多。
我們對于今天的讀者，一廂情愿的誤會在于：我們往往以為讀者是在自己的小說和大師們的小說之間，比如卡夫卡吧，選擇讀哪一本，所以腰封上請評論家寫上一句，此君乃中國的卡夫卡。因此，我在腰封上讀到十個以上卡夫卡了，馬爾克斯、博爾赫斯等等作家更多。然而，讀者真實面對的選擇是：抖音快手加B站、微博知乎朋友圈、酷狗音樂愛奇藝、喜馬拉雅小紅書……最后，還有我們的小說？所以，我在華東師大教創(chuàng)意寫作，開學第一課，我都帶一本《基督山伯爵》。我說同學們，試試能不能寫出類似的故事。寫出來了，咱們再嘮其他的。
二
讀到這里，你可能會覺得我是在提倡網(wǎng)絡(luò)文學，“地鐵讀物”，文學觀何其鄙俗。我有很多網(wǎng)絡(luò)文學作家朋友，從草根作家到大神級的都認識，但坦率講網(wǎng)絡(luò)文學有時走向了另外的極端。在一部分網(wǎng)絡(luò)文學作家那里，有個不好的傾向，就是無條件地迎合讀者，怎么“爽”怎么來。霸道總裁愛上我，或者自己就是霸道總裁，喜歡的小女生感冒了，你一個電話推遲了高考時間……這些東西是心理按摩，不是文學。哪怕一個讀者也沒有，文學也不能降格為爽文，這是基本的底線。
一定要站在某個文學立場上，可能是一種偏執(zhí)。當今，理想的文學，是純文學與類型文學的結(jié)合。怎么結(jié)合，很考驗作者的功夫。在一篇創(chuàng)作談里講這個，似乎在暗示自己做得很好。我自己的創(chuàng)作，結(jié)合得還很笨拙，但這確實是我希望達致的方向：借鑒類型文學的技法，但是比類型文學多一點東西。
回到具體的創(chuàng)作上，我在二〇二二年這一年的習作，核心結(jié)構(gòu)都是“解開一個謎”。敬呈在諸君面前的《松江異聞錄》，算是解密色彩最淡的一篇，或者說這篇小說所面對的“謎”，難以有一個明確的謎底。故而小說借鑒的類型，是克蘇魯小說，或許也有《繡春刀》的殘片。這也是在小說中明白告訴讀者的，我借人物之口向洛夫克拉夫特（H.P.Lovecraft）先生致敬，小說中那位“黃平老師”將這個名字翻譯為“黃平愛手藝”。在《松江異聞錄》之后寫的東西，可能在類型化的道路上走得更遠，怎么把一個謎語講得周密，這件事本身就充滿魅力。至于這些小說里比類型文學多一點的東西，作為文學評論者的我，不能煞有介事地分析起自己，我將滿懷敬意地聆聽同仁與讀者的高論。就以《松江異聞錄》這一篇而論，一些有相通的經(jīng)歷相似的感受的師友，在回饋中對于寓意的發(fā)微，可謂目光如電，令我這個作者折服。
我心里最想學習的作家是艾柯，艾柯先生是學院作者的榜樣，《玫瑰之名》是學院小說的典范。學院小說的負面印象，往往充斥著掉書袋的酸腐、教條化的匠氣、自矜而不自知的貧乏、偽飾的虛榮、卑瑣的空虛，這些印象基本上也是對一位平庸的大學老師的印象。上述的毛病如我的小說里都有，如艾柯的小說里都沒有，像《玫瑰之名》這樣的杰作一再證明知識越多越輕盈，而不是我們常見的知識越多越呆滯。艾柯小說最迷人之處，在于展現(xiàn)出這一點：寫作使人自由。
三
最后，匯報一下我一個分析小說的，怎么突然寫起小說來。人到中年，又面臨四個選擇：釣魚、打牌、盤珠子、寫小說。這一次，和少年時一樣，我還是選擇最后一項。不是覺得比前幾項高級，而是前面的我都不會。而且，在寫作《松江異聞錄》那漫長的兩個多月，我去哪里釣魚打牌呢？還是寫小說吧，足不出戶，一張紙一支筆足矣。
抬杠式的反問是：有紙有筆，也可以繼續(xù)寫論文啊。不知道為什么，在那個寂靜的春天，我完成了一篇論文收尾后，發(fā)現(xiàn)對于寫論文這個事，心底一片茫然。如果寫作是一種交流的話，以論文的方式交流，在今天陷入困局。發(fā)表本身，正在取代文章本身，學術(shù)的根基正在遭遇嚴重的侵蝕。如果科研是為了發(fā)表多少篇，而不是發(fā)表的是什么，這個意義在哪里呢？作為人文研究者，我感到自己一點也不人文，而是像龐大的數(shù)字化流水線上的一個節(jié)點，保障隱形的系統(tǒng)之循環(huán)。對了，我那篇論文寫了幾年，是從人文角度反思科學主義，試圖研究以控制論為基座的數(shù)字化時代，人和動物的區(qū)別何在。在越來越科學化的時代，以越來越學科化的方式探討，我很難說清楚區(qū)別何在。
人與動物的區(qū)別或許在于，人有隱秘的激情。激情不是發(fā)情，激情有一種清澈的少年氣，萬物光亮，如夏日午后。抱著《基督山伯爵》興奮地走出縣城圖書館的我，和寫著《松江異聞錄》沉默地坐在上海書房的我，隔著二十多年彼此對望。人到中年，在夢幻泡影之間，通過重新回到文學，感受到自己還活著，而不是一個數(shù)字，這讓人幸福，甚至幸福得有點奢侈。
所以我寫的東西，或許因其庸俗而有一點娛樂色彩，但我不求娛人，而是自娛。以下這一幕或是未來生活的常態(tài)：夜深人靜的上海，老婆抱著女兒熟睡，我光著腳悄聲走到書房，打開臺燈，打開電腦，從抽屜里翻出白天藏好的飲料和餅干，之后打開被命名為“滿紙荒唐言”的文件夾——從那一刻開始，我的主人公將去秦嶺深處解開魯迅遺稿《楊貴妃》之謎；將在遼寧民眾自衛(wèi)軍成立前夕瓦解日本陰陽師的陰謀；將從柏林大學帶著一本神秘的物理學筆記和馬勒《大地之歌》的唱片，來到諜影重重的上海；將從佘山的別墅來到馬橋的腦科學中心，在意識深處穿越到千禧年，解開大學歲月的謎團。在這些緊張的時刻，我不是作者，我是第一個讀者，內(nèi)心激動，屏住呼吸，不知道即將發(fā)生什么。就像我分不清楚，門外那隱秘的腳步聲，是來自日本海軍特別陸戰(zhàn)隊的軍靴，還是來自我太太的拖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