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研究空間廣闊
手稿是作家寫作現場的記錄，具有發(fā)生學意義的“祖本”地位，對于作家作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獻意義。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對手稿的研究源遠流長，現代印刷術傳入后，手稿影印為手稿研究帶來了豐富的資源。近年來，手稿和手稿學研究呈現出旺盛勢頭，相關展覽、拍賣、學術會議、專著論文乃至國家社科基金立項等逐年增多，相關理論研究不斷取得新進展。此外，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中國作家手稿研究中心、東北師范大學新文學手稿文獻研究中心等相繼成立，標志著手稿研究的持續(xù)深入。
不斷創(chuàng)新研究理念與方法
當下，中國手稿學研究豐富多彩，手稿整理與出版、手稿拍賣成為市場熱點，手稿展覽時有所見，理論手稿學逐漸起步，應用手稿學研究空前繁榮，手稿學研究課題眾多，手稿收藏和研究機構或建立或加強，手稿學人才隊伍逐步壯大。10月12—13日，由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中國現代文學館聯合主辦的“跨學科視野下的手稿研究——國際手稿學研討會（2024）”在吉林長春召開，與會學者圍繞手稿整理與研究的現狀和前景展開深入討論。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中國作家手稿研究中心教授王錫榮表示，未來手稿學研究既有隱憂，也有可期待的前景。隨著紙質手稿的急劇減少，手稿學研究需要拓展新領域、引入新理念、發(fā)展新方法，探索跨學科融合發(fā)展的新路徑。
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文人”大多也是“墨客”，書家與文士兩個群體基本重合。書文互釋、藝舟雙楫并運是一個重要的批評傳統(tǒng)，且有充足的思想資源、豐富的批評實踐經驗和強大的文化制度保障。東北師范大學新文學手稿文獻研究中心研究員王增寶表示，隨著現代學術體制的形成，書法經歷了從附屬于中國文學到學科獨立并走向美術化的分化過程。近年來，書法界提倡文人書法，而文學界興起的手稿研究亦亟須書法藝術分析的介入，這為藝舟雙楫跨越媒介、恢復深度溝通提供了重要契機。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教授丹尼爾·費瑞通過研究英國詩人托馬斯·斯特爾那斯·艾略特創(chuàng)作的長詩《荒原》手稿，關注到“讀者在創(chuàng)作手稿中的存在”這一問題，從而提出了“閱讀痕跡”的概念。他表示，讀者在手稿上留下痕跡的方式有多種，有些讀者應作者要求發(fā)表意見，另一些則更加積極參與。他們的貢獻可能是建設性的，也可能成為限制因素。因此，手稿研究者必須準備好解讀這些微妙線索，以揭示讀者在文獻創(chuàng)作中的作用及其波動，并評估這些變化所揭示的價值觀變化。
隨著新技術快速發(fā)展，作家們紛紛“棄筆”，鍵盤輸入逐漸取代手寫漢字，手書原稿日益稀缺。因此，名家手稿已成為珍貴文獻中的重要類型，成為傳世的新善本。中國現代文學館保管閱覽部副主任邱俊平提出，名人書信不僅在思想交流、信息傳遞中扮演重要角色，也是研究名人思想發(fā)展、歷史事件和創(chuàng)作活動的珍貴檔案資料。名人書信作為有時間、地點、人物及事件的完整檔案，集知識性、信息性、政治性、文化性、社會性、教育性于一身，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研究者應透過史料表象挖掘文化內涵，再現歷史記憶，賡續(xù)文化血脈，以達到鑒往知來的目的。目前，書信研究仍停留在考證、釋讀、?？睂用?，未來應更加深入挖掘書信中的內涵。
探索數字時代研究新路徑
數字時代給手稿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挑戰(zhàn)，成為與會學者關注的另一個焦點話題。人工智能和人類學者的互補性在手稿分析領域尤為有價值。日本白百合女子大學教授井上隆史認為，人工智能在數據處理方面的優(yōu)勢與人類學者的主觀見解結合時最為有效。人工智能擅長客觀性和規(guī)模，而人類則擅長微觀分析和闡釋。在手稿研究領域，這種合作可以進行更全面的分析，既推動了單個作品的研究，也增強了對文學傳統(tǒng)、作者意圖和文化演變的整體理解。
使用電腦進行創(chuàng)作改變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性質。芬蘭文學協會研究員薩卡利·卡塔加馬基提出，從大型文本和文本版本的角度來看，寫作已經發(fā)生了根本變化。在紙質文本中，常見的是可以追溯的獨立寫作階段。而在電腦上打字時，寫作過程很少被劃分為可以保存在特定文件中的階段，因此版本的概念變得模糊。波蘭盧布林天主教大學教授沃伊切赫·克魯舍夫斯基表示，基于紙質版本建立數字版本，并不等同于紙質版的簡單數字化，而是需要專門為數字化進行重組和改編。數字編輯提供了獨特功能，大大提高了其作為學術研究工具的實用性，但數字編輯中的評注工具與傳統(tǒng)評注工具有很大區(qū)別，因此數字版本工具的準備需要考慮數字媒介的特殊優(yōu)勢和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