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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抒情童年的自我超越
來源:文學報 | 張育玲  2024年11月28日18:00

《少年鼓王》是一部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湖南鄉(xiāng)村為背景的兒童成長小說。故事以阿喜哥與武京京的“鼓王”之爭為線索,講述這群鄉(xiāng)野少年在爭吵、磨合與互諒中的成長蛻變。小說語言富有詩意,少年的成長浸潤于滄浪河畔的鄉(xiāng)土社會與傳統(tǒng)文化之中,敘事兼具審美性與教育性,生動詮釋了“少年鼓王”意象背后的人性贊歌。成年后的主人公在故事結尾回首往日,那句“每一個善良和聰明的孩子,都是老師心目中的鼓王”再度叩擊人物與讀者的心靈世界,也揭開隱含在童年抒情中的自我超越主旨。

小說中的兩位少年家境懸殊、性格迥異,但都希望被評為“少年鼓王”,摩擦與理解也因此產(chǎn)生。武京京擔心輸給比自己優(yōu)秀的阿喜哥,但又懈怠于學習,幾次三番“耍心眼”,但阿喜哥得知原因后選擇退出比賽,主動與武京京和解。受此觸動,武京京逐漸明白“少年鼓王”榮譽之下要有相配的德行與才能,開始改變往日的懶惰與妒忌,成長為“好孩子”。武京京的轉變構成小說的第一重“自我超越”,即成長主體在外界的影響中生成社會化品格,鼓王競選時的100分便象征了武京京成長儀式的完成。阿喜哥雖然以“好孩子”的形象出場,但并非一成不變的角色,引領他實現(xiàn)自我超越的是形而上的文化。他作為敞開的主體,自覺向長腿爺、李老師、劉春雷、樵老爺?shù)热藢W習傳統(tǒng)知識或民間技藝,在音韻的調(diào)度、筆畫的運作與胡琴的演奏中自我完善。鎮(zhèn)長為阿喜哥系上“第二十屆鴉雀嶺少年鼓王”的紅綬帶時,也將傳統(tǒng)美德與民間文化具象化為這個小小少年,呈現(xiàn)出小說的第二重“自我超越”。同時,當“鼓王”成為男女老少公認的榮譽,當?shù)鼗ü膭?chuàng)造出村莊勞作外的節(jié)慶,當悠揚的胡琴聲回響于山野田園而激蕩在民眾心間時,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也寄寓在新生代的成長中,再度成為維系當代社會共同體的紐帶。以地花鼓為代表的非遺文化得到當代傳承,中華傳統(tǒng)美德經(jīng)由“鼓王”選舉實現(xiàn)創(chuàng)造性轉化,這也是小說在文化意義上完成的最后一重“自我超越”。

在層層遞進的成長之外,《少年鼓王》作為兒童文學,其審美性與教育性之間的張力也燭照出作者童年敘事的隱秘罅隙。當“少年鼓王”的爭奪成為成長主體重塑自我的途徑,將“善良”與“聰明”涂抹為兒童的底色時,兩位少年實際構成該成長敘事的一體兩面。阿喜哥家境貧寒、父親早亡,成熟懂事的他自覺與母親分擔家庭重任,孝親敬長,勤勉好學,是村民公認的“好孩子”。武京京是村主任家的孩子,家境殷實,備受寵愛而稍顯任性頑皮,甚至曾被稱為“壞小子”。依照弗洛伊德的理論,武京京的任性出于兒童本能,對應于心靈的“本我”形態(tài);阿喜哥的懂事受到社會文化系統(tǒng)的影響,對應于“自我”;在這一結構中,“少年鼓王”的榮譽就成為了最重要的力比多變化的表現(xiàn)——“超我”,按照老鼓王的說法,一看人品,二要勤家,三須學優(yōu),四則精藝,反映出社會話語對賢士形象的想象或塑造。武京京向阿喜哥學習,阿喜哥獲得少年鼓王稱號,正是對成長中心靈變化過程的詮釋,即在“本我”與“超我”的拉扯中生成了適應社會生活的“自我”。也就是說,在本地民俗“地花鼓”的感召下,楚地少年成長為繼承中華優(yōu)秀文化的現(xiàn)代主體。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源自西方的成長小說概念落地于中國大地時,根源于風騷傳統(tǒng)的抒情聲音也對其進行重述?!渡倌旯耐酢返慕逃泽w現(xiàn)在兩位少年的成長歷程上,但小說的趣味性與審美性反而蘊藏于童年的游樂與吟詠中,而這些活動又與鄉(xiāng)野風光、民風民俗與古典文化緊密關聯(lián)。正如小說結尾的回首之姿,抒情聲音經(jīng)由風景書寫與地花鼓表演充溢于敘事的血肉中。每每寫及田野,作者便不惜筆墨描摹蔓草鮮花、牛羊遍野、往來種作,男女老少和善相親,鄉(xiāng)土社會怡然自得,少年的游戲與爭吵都被包容進這一抒情聲音中。同時,長腿爺對歷史文化的講述、李老師購買的書籍、少先生的對聯(lián)教學、樵老爺?shù)臅ㄖ?、地花鼓具感染力的唱詞等,無不是古典文化與民間文學的體現(xiàn),它們別有生趣地融入情節(jié)發(fā)展中,形成縈繞在成長主調(diào)上的抒情氣韻。作家曾詩云:“我必須回到我自己/變矮,縮小/在十八歲那年青色的田野/看到小草是無辜的?!保ā恫蝗鐨w去》)在這層意義上,《少年鼓王》正可視為一次對原鄉(xiāng)與童年的回返,其詩性來源于現(xiàn)代社會對鄉(xiāng)野農(nóng)村的懷舊,以及成人對兒童的回憶與想象。鄉(xiāng)土中國以其悠揚的古調(diào)重述成長,生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現(xiàn)代主體,這何嘗不是一種抒情聲音中的“自我”建構。

建立于二元項上的自我成長敘事,回蕩在線性時間中的童年回憶,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并非孤例。孫犁自陳《鐵木前傳》“是我有關童年的回憶,也是我當時思想情感的體現(xiàn)”,那么新世紀作家書寫改革開放初的童年往事,其所攜帶的寓言性也不容忽視。《少年鼓王》調(diào)動“地花鼓”民俗資源,為當代少年建構出“少年鼓王”的主體形象,也提醒著兒童文學向民族文化扎根,從本土環(huán)境里生長。

(《少年鼓王》曾憲紅/著,春風文藝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