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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舊唐書》本傳云：“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后徙河南鞏縣?！倍鸥ψ娓付艑徰浴缎绿茣穫髟疲骸岸艑徰宰直睾?，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兩唐書列傳多舉郡望，此二處亦然，則杜甫郡望似為襄州襄陽縣。然而，杜甫每以“京兆杜甫”自稱，如《祭外祖祖母文》有：“維年月日，外孫滎陽鄭宏之、京兆杜甫，謹以寒食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外王父母之靈?！薄都拦氏鄧搴臃抗摹芬嘤校骸熬S唐廣德元年歲次癸卯，九月辛丑朔，二十二日壬戌，京兆杜甫，敬以醴酒茶藕莼鯽之奠，奉祭故相國清河房公之靈”；則杜甫郡望又似為京兆府。

考察杜甫世系，元稹所撰其墓志《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有：“晉當陽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于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倍鸥κ甯付挪⒛怪尽洞笾芄示┱啄凶佣挪⒛怪俱憽酚校骸澳凶又M并，字惟兼，京兆杜陵人也。漢御史大夫周、晉當陽侯預之后。世世冠族，到于今而稱之。曾祖魚石，隋懷州司功、獲嘉縣令。祖依藝，唐雍州司法、洛州鞏縣令?！倍鸥ξ迨雷娑攀鍤场吨軙穫髟疲骸岸攀鍤匙肿渝觥Ｆ湎?，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祖乾光，齊司徒右長史。父漸，梁邊城太守?！薄对托兆搿窋⑾尻柖攀鲜老翟疲骸爱旉柡钤獎P少子耽，晉涼州刺史；生顧，西海太守；生遜，過江，隨元帝南遷，居襄陽……乾光孫叔毗，周峽州刺史，生廉卿、憑石、安石、魚石、黃石……魚石生依藝，鞏縣令。依藝生審言，膳部員外。審言生閑，武功尉、奉天令。閑生甫，檢校工部員外?！敝T條史料并無抵牾之處，則杜甫世系昭然：先祖為西晉杜預，東晉時衣冠南渡，遷居襄陽，至杜甫五世祖杜叔毘（毗）時轉(zhuǎn)仕北朝，大約因其曾祖父杜依藝出任鞏縣令而定居于鞏縣。

杜氏望出京兆，杜甫先祖杜預亦被視為京兆杜氏?！对托兆搿窋⒕┱锥攀鲜老涤校骸皾h御史大夫周，本居南陽，以豪族徙茂陵；子延年，又徙杜陵。延年孫篤，入后漢文苑傳。篤曾孫畿，河東太守；生恕，弘農(nóng)太守；生元凱，晉荊州刺史、征南大將軍、當陽侯。”《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載略同。那么，杜甫家族祖居地先后有南陽、京兆、襄陽、鞏縣，其郡望應被視為京兆還是襄陽仍有疑義。

唐代杜氏郡望，據(jù)《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有京兆、襄陽、洹水、濮陽四望?！短藉居钣洝穼⒍攀狭袨橹盏奈ㄓ芯┱赘鼗退鐾恋奶煜滦胀献遄V中杜氏郡望有雍州京兆郡與澤州晉昌郡（氏族譜文本見David Johnson, 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77, pp. 217–231）?！对托兆搿妨谐龆攀峡ね芯┱住⑾尻?、中山、濮陽、洹水、陜郡、安德、扶風郿縣、偃師、成都、河東、齊郡、醴泉、河南。檢視四種史料，唯有京兆為四處所共舉之杜氏郡望，而襄陽、洹水、濮陽則為兩處所共舉之郡望。實際上，宰相世系表述杜氏系出時有：“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以封弟叔虞，改封唐氏子孫于杜城，京兆杜陵縣是也。”《元和姓纂》亦有：“祁姓，帝堯裔孫劉累之后，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遷封于杜?！本┱锥帕陮崬槎攀细髦Ч餐瑯伺e的系出之處，襄陽杜氏出自西晉杜預之子杜耽（《元和姓纂》；宰相世系表作杜預子杜尹），洹水杜氏出自曹魏杜畿之子杜寬（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云“狀稱與京兆同承延年后”，亦祖述京兆杜氏），濮陽杜氏出自戰(zhàn)國杜赫之子杜威（《元和姓纂》；宰相世系表），都祖述西周時被封于杜城的京兆杜氏。

因此，襄陽、洹水、濮陽（以及《元和姓纂》所列出的中山、陜郡、安德等）均為杜氏的新望，而襄陽杜氏、洹水杜氏、濮陽杜氏等各支杜氏均以京兆杜陵為其舊望。杜甫以京兆自稱、其叔父杜并墓志銘稱其為京兆杜陵人，是舉其舊望；而《舊唐書》杜甫傳與《新唐書》杜審言傳稱其為襄陽人，則是舉其新望。

然而，在唐人的習慣中，舊望與新望并非隨意并舉。岑仲勉對此論稱：“從嚴義而言，舊望之子孫，不能稱新望；新望之子孫，得稱其舊望；易言之，即人得舉其近祖，亦得舉其遠祖也……同一姓也，分望常多，舉其著，則目為故家，舉其不著，則視同寒畯。”（《韓愈河南河陽人》，《唐人行第錄（外三種）》）唐代郡望具有社會和政治的雙重意義，與地位密切相關，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因此認為，形容唐代博陵崔氏的最好術語是“家系識別”（lineage of identification）：他們因為社會地位承認共同的祖先，而沒有整體一致的身份認同（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Imper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所以，杜甫的郡望被視為舊望京兆抑或新望襄陽，關系著時人對于杜甫家族社會地位的判斷。

有唐一代，“京兆杜氏”通常并不指稱所有以京兆杜陵為舊望的各支杜氏?！对托兆搿放c《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均將京兆杜氏與舊望為京兆的襄陽杜氏、洹水杜氏、濮陽杜氏分列。盡管同樣承自杜預，曾經(jīng)衣冠南渡、出仕南朝的襄陽杜氏，在唐代并不被時人視為京兆杜氏；后者往往特指未曾南渡、而始終居于關中的一支杜氏。此支杜氏在各支杜氏中，在魏晉南北朝位望最為尊崇，柳芳《姓系論》分列高門時列有：“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在唐代同樣最為煊赫，宰相世系表所列杜氏宰相11人，此支杜氏即有8人：杜如晦、杜淹、杜元穎、杜審權、杜讓能、杜黃裳、杜佑、杜悰（宰相世系表以杜佑、杜悰為襄陽杜氏，但此支杜氏實亦為京兆杜氏，見《元和姓纂》）。

因此，杜甫常以舊望京兆而非新望襄陽自舉，正因為京兆相較于襄陽，是杜氏更為顯赫的郡望。并非始終居于關中的杜氏仍以京兆郡望自舉、甚至被他人以京兆稱呼，杜甫一族遠非孤例。例如杜兼出自洹水杜氏（《唐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志銘》；宰相世系表），其高祖父杜志靜為其叔父杜正倫嗣子，杜正倫兩唐書本傳均謂其為相州洹水人；然而杜兼《舊唐書》本傳卻云其是京兆人。杜兼與杜甫的情況大致可以類比：杜兼、杜甫均以京兆為舊望；杜兼出自洹水杜氏，杜甫出自襄陽杜氏，為其新望；杜兼一族因其曾祖父杜僑出任懷州長史而遷居于懷州（《唐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志銘》），杜甫一族因其曾祖杜依藝出任鞏縣令而遷居于鞏縣，則此二族自新望分別又有遷徙；杜甫以更為顯赫的舊望京兆自舉，杜兼更是在《舊唐書》本傳中獲得了“京兆人”身份的認可。在杜兼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盡管“京兆杜氏”在唐人眼中通常僅指稱最為顯赫的、始終居于京兆的杜氏，但這并非涇渭分明的判分：出自京兆杜氏分支的襄陽、洹水、濮陽等各支杜氏，盡管郡望通常會被時人系于襄陽、洹水、濮陽，但也有被系于京兆的可能。

至此，關于杜甫的郡望已可得到清晰的結(jié)論：杜甫舊望京兆，新望襄陽，二者并不矛盾。京兆杜氏相比于襄陽杜氏更為顯赫，因此杜甫以舊望京兆而非新望襄陽自舉。杜甫一族在時人眼中當為襄陽杜氏，但杜甫自稱“京兆杜甫”、杜甫叔父杜并在墓志中被稱為京兆人，雖為美稱，卻并非冒稱。唐人攀附本姓之顯赫郡望，并不局限于如杜甫一族這樣，確有舊望京兆可以祖述的情況。如《史通》所云：“爰乃近古，其言多偽。至于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為己邑。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則加之京邑，始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p>

不惟如此，唐人攀附的對象甚至不局限于如京兆杜氏這樣，在魏晉南北朝時即世代簪纓的望族。例如，韓愈舊望潁川、新望陳留（《元和姓纂》），然而《舊唐書》本傳卻云其是昌黎人、《新唐書》本傳云其是鄧州南陽人，韓愈墓志稱其為“昌黎韓先生”（《韓文公墓志銘》），韓愈于其文中自稱“昌黎韓愈”之例更是俯拾皆是（如《孟東野失子》、《送陸歙州參序》、《瘞破硯文》等）。岑仲勉認為：“唐初宰相，南陽有韓瑗，迄乎中葉，昌黎為盛（可參姓纂），正所謂門閥之間，賢者不免，依附稱謂，初不必為愈諱矣。”（《韓愈河南河陽人》，《唐人行第錄（外三種）》）所論甚是。而昌黎韓氏并非如京兆杜氏這樣在唐代以前即位望尊崇的世家大族。如真正出自昌黎韓氏的玄宗朝宰相韓休，反而在墓志銘中被強調(diào)“公諱休，字良士，其先潁川人也?！保ā洞筇乒侍由賻熧洆P州大都督昌黎韓府君墓志銘并序》）正如京兆之于杜氏，潁川為韓氏最著之郡望。以潁川為舊望、以昌黎為新望的韓休特舉潁川；而以潁川為舊望、以陳留為新望的韓愈卻不舉潁川而舉其實與其無關的昌黎，可見唐人郡望攀附之選擇，不僅與該士族歷史的輝煌有關，亦與其成員近期是否獲得顯赫的政治地位密切相關。

不過，到了宋代，唐代以新望區(qū)分士族顯赫與否的標準已經(jīng)不再重要。例如，宋人查籥《杜御史莘老行狀》記敘杜甫裔孫杜莘老世系云：“公諱莘老，字起莘，姓杜氏，其先京兆杜陵人。唐工部郎甫自蜀如衡湘，其子宗文、宗武實從。宗文子復還蜀，居眉之青神……宕渠守石翼以師禮延致，乃自眉徙居恭之江津中。”在唐人眼中代表著位望高下的京兆杜氏和襄陽杜氏的區(qū)分，在宋人眼中已經(jīng)不再重要。在行狀的敘述中，此支杜氏祖述京兆杜陵，近貫眉州青神縣，對于唐人頗為重要的在魏晉南北朝曾經(jīng)遷居襄陽而產(chǎn)生的襄陽新望已不被提及。中古中國以郡望來“別貴賤，分士庶”（柳芳《姓系論》）的傳統(tǒng)，隨著門閥大族的消亡漸漸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