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不一樣的晚年包拯
嘉祐四年（1059），歐陽修給宋仁宗寫了一篇奏折《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核心內(nèi)容就包拯彈劾了兩位三司使之后，自己被任命為新的三司使一事向皇帝匯報了自己的想法。很有意思的是，透過歐陽修的這篇文章，讀者能看到一個與印象中不一樣的，身處高位的晚年包拯身影，雖不完美，卻更有意思。
歐陽修顧惜包拯的名節(jié)
在北宋，三司是鹽鐵、度支、戶部三個部門的總稱，三司使是掌管三司的最高長官，權(quán)力很大，也會被稱為“計相”，掌控著整個朝廷的財政大權(quán)，三司使的任命對于朝廷來說也是一件大事。
歐陽修文中的結(jié)論是：不適合安排包拯來做這個職務(wù)，核心問題是有損“名節(jié)”，對朝廷、對包拯都不好。
首先，歐陽修談到“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jié)”，注重名節(jié)的人才能夠做到“知廉恥，修禮讓，不利于茍得，不牽于茍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為，而惟義之所守。其立于朝廷，進(jìn)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也”，同時提出如果包拯注重個人名節(jié)的話也應(yīng)該拒絕這個職務(wù)。隨后歐陽修又從朝廷極力建立起來的臺諫制度以及諫官形象等維度來闡釋不適宜用包拯來擔(dān)任三司使，否則將會一定程度破壞臺諫制度?？v觀歐陽修的整篇文章，還是非常顧惜包拯的名節(jié)，也試圖從包拯個人的角度探討其不適合承擔(dān)這項工作的原因，同時對于包拯的個人能力和品德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此外還提出“別加進(jìn)用”、“其不可為者，惟三司使?fàn)枴保簿褪钦f，只要不讓包拯做三司使，干啥都挺好。
但是，歐陽修在這篇文章中也提到了包拯的一些問題，其中“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xué)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于鄉(xiāng)里，晚有直節(jié)，著在朝廷，但其學(xué)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dāng)，其人亦可惜也”，其中“素少學(xué)問”“學(xué)問不深”并非指文化程度，而是指在人情世故上的欠缺。作為千年之后的讀者看這些文字，雖然提到了包拯的不足，但也覺得言之有理，可是不知包拯本人看到這些文字又該做何反應(yīng)呢？
首先來看看包拯自己的態(tài)度，歐陽修的這篇文章呈給仁宗后，包拯“因家居避命，久之乃出”，從包拯最后的行動來看，他并不認(rèn)可歐陽修的建議，對于所謂“名節(jié)”的理解與歐陽修還是有著一定差距。說來也有意思，包拯和歐陽修去世后，雙方的后人也都刻意回避這篇文章。包拯的門人張?zhí)锼庉嫷摹栋⒚C公奏議集》中竟然沒有包拯彈劾張方平、宋祁的奏疏，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認(rèn)為這是張?zhí)锏膯栴}，“遽諱而削其稿,反若拯實有此短”,是“編次之無識”，但如果包拯自己不介意，張?zhí)飼@樣處理嗎？此外，張?zhí)镌凇端喂视揽悼ざ夏怪俱憽罚ǘ蠟榘拮樱┲袑懙馈俺跣⒚C薨,有素丑公之正者,甘辭致唁,因丐為之志,夫人謝曰:‘已委吳奎矣’。既而謂家人云:‘彼之文不足罔公而惑后世,不如卻之之愈也’”。有學(xué)者考證所謂“丑公”應(yīng)該就是歐陽修，想來也是遺憾，如果是歐陽修為包拯書寫墓志銘，說不定中國文學(xué)史又多了一篇華章。反觀歐陽修之子歐陽發(fā)所著記錄歐陽修一生的《先公事跡》，既看不到歐陽修推薦包拯的文字，也看不到歐陽修評論包拯的文字。由此看來，固然歐陽修、包拯生前沒有交惡的文字記錄，但雙方家人是結(jié)下梁子了。
歐陽修談及包拯參倒兩位三司使時言道“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蹊田奪?！弊钤绯鲎浴蹲髠鳌罚馑际且驗閯e人的牛踩了自己的田地，就把別人的牛給奪走，以此來強調(diào)懲罰或者報復(fù)過重了。包拯參倒的這兩位三司使，是不是也存在著懲罰過重的問題呢？歐陽修似乎并沒有在這個問題上過多探討，只是建議包拯不要接受這個任命就可以避嫌了，位居御史中丞的包拯是不是真正公平、公正地對待被他參倒的兩位三司使呢？我們也不是法官，但至少應(yīng)該了解一下當(dāng)時的歷史情況。
“包青天”也有自己的朋友圈
被包拯彈劾的第一位三司使是張方平（1007-1091）。張方平為官四十多年，在北宋中期也算是一位有作為的大臣，與“三蘇”之間建立的真摯的情感更是文壇的千古佳話，蘇軾在張方平去世時更是以門生之禮為其守喪。張方平曾兩次出任三司使，兩次工作都是很有成果的。據(jù)《宋史》記載“始,方平主計(第一次)，京師有三年糧,馬粟倍之。至是(第二次),馬粟僅足一歲,而糧亦減半。其后未期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作為主管財政的大臣,這個業(yè)績是相當(dāng)漂亮了。
從南宋李燾所著的《續(xù)資治通鑒長編》中可知，包拯彈劾張方平的事情是“身主大計，而乘勢賤買所監(jiān)臨富民邸舍，無廉恥，不可處大位”。當(dāng)時居住在京城的一位富民劉保衡因為開酒作坊，欠了政府的稅款。三司來催錢了，估計這位富民一時沒錢就只好把自己的房子變賣，而張方平趁機就低價買了人家的房子，才讓包拯寫出“乘勢賤買”。包拯彈劾的事情本身的確存在，但是因為這樣的事情就免去張方平的職位，就張方平的工作能力來說有些可惜，在北宋以人治為主的時代，包拯這樣做似乎有些“小題大做”。
包拯彈劾的第二位是宋祁，宋祁在寶元二年（1039）上疏提出的“三冗三費”（三冗為：冗官、冗兵、冗僧；三費為：道場齋醮、多建寺觀、靡費公用），建議國家精兵簡政、節(jié)約開支，就是這樣一位提出節(jié)儉建議的官員，自身生活卻比較奢靡。包拯彈劾其的理由為“祁在益都（四川成都）多游宴,且其兄庠方執(zhí)政,不可任三司”，歸納起來原因就兩點，一是在成都大吃大喝，第二點是其兄宋庠任執(zhí)政，宋祁就應(yīng)該回避，不能擔(dān)任三司使。單看這些理由都沒有問題，但任何事情都是有時代背景的。先說公款吃喝的問題，此前慶歷新政就提出“去冗食”，慶歷新政失敗后，公款大吃大喝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更加嚴(yán)重，宋祁所到的益州又是“喜行樂”的地方（今日之人去成都也依然能夠感受到“喜行樂”的民風(fēng)），宋祁沒能免俗，就被包拯給彈劾了。
但慶歷年間在益州的文彥博也未能免俗，卻沒有聽到一句包拯的建議。之所以提到文彥博，是因為他與包拯同為天圣五年的進(jìn)士，也就是所謂的“同年”，這個關(guān)系在當(dāng)年的官場可是極為重要的關(guān)系。通過《宋史》中《文彥博傳》可以了解，包拯的父親與文彥博的父親本是“同官閣中”，雖然后來包拯的小兒子娶文彥博女兒之時包拯已經(jīng)去世，但兩家的親密關(guān)系是不能忽視的。
北宋時期另一位不輸包拯的諫官唐介曾經(jīng)彈劾文彥博，最后仁宗讓其與文彥博當(dāng)面對質(zhì)。宋仁宗雖不滿唐介，但也必須承認(rèn)“介（唐介）言奎（吳奎）、拯（包拯）皆陰結(jié)文彥博，今觀此奏,則非誣也”。說起來，就是包拯處事并不公道，宋祁公款吃喝就舉報，文彥博的事就當(dāng)沒看見。
不僅如此，據(jù)《宋登科記考》中所記錄的仁宗天圣五年登榜的153人中，包拯僅彈劾過保州通判石待舉和江東提點刑獄令狐挺，對于其他同年從未批評過，可以這樣說，位居高位的同年，包拯一個都沒有彈劾過，看來人家包公處事還是很“有分寸”的。
包拯因孝敬父母，29歲高中后本可以為官，但堅持照顧父母而拒絕任職，一直到父母去世后三年，39歲才出來任職。但包拯26年的職場生涯升遷25次，去世前位及執(zhí)政的行列，應(yīng)該說在其個人能力絕對優(yōu)秀、宋仁宗對其極其欣賞的前提下，如果沒有這些位居高位的同年的鼎力支持，這樣的升遷恐怕也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在普通官員需要三年一提拔的時候，包拯幾乎一年一提，有時甚至一年提升兩次，這也難怪歐陽修在文中直言“命下之日，中外喧然”。
北宋理學(xué)大家邵雍之孫邵博所寫《邵氏聞見后錄》卷十九中言道：“宋子京（宋祁）罷守成都，故事當(dāng)為執(zhí)政，未至，宰相以兩地見次，盡以他人充之。……言者又論蜀人不安其奢侈，遂止為鄭州，望國門不得入，久之再為翰林承旨。未幾，不幸訃至成都，士民哭于其祠者數(shù)千人。謂‘不安其奢侈’者誣矣。宰相，韓魏公（韓琦，包拯同年）也。言者，包孝肅（包拯）也。然子京先有‘碧云漫有三年信，明月長為兩地愁’之句，竟不至兩地，悲憤而沒，世以為讖云?！鄙鄄┰谖闹忻鞔_提出，就是因為宰相韓琦和御史中丞包拯共同努力才使得宋祁沒能成為三司使，還要誣陷他“不安其奢侈”。看來歐陽修所提出的問題，當(dāng)年還有不少人也是看到了。
宋庠執(zhí)政，宋祁就不能當(dāng)三司使了嗎？理論上說，宋朝有避親制度，宋庠執(zhí)政，宋祁的確不能進(jìn)入中樞機構(gòu)，但是宋仁宗時相關(guān)制度執(zhí)行起來并不那么嚴(yán)格，同在二府的一些官員也是有著姻親關(guān)系的，比如：晏殊是曾與范仲淹共同推行新政的富弼的老丈人，程戡的四女兒嫁給了文彥博的大公子文恭祖，他們都在二府，但也沒見包拯去彈劾。這樣一看，包拯彈劾宋祁的這個理由的確有些牽強了。
宋史學(xué)者漆俠先生早在1952年撰文時談道：“包拯的主張雖然可以肯定，但是它的進(jìn)步作用是極其有限的。在對官僚機構(gòu)的改革上，他沒有像比他稍前的范仲淹有那一套細(xì)密的計劃；在社會經(jīng)濟(jì)、政治、軍事等全盤改革上，他更遠(yuǎn)遠(yuǎn)落后于比他稍晚的王安石”。梁啟超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談到過：“中國于各種學(xué)問中,惟史學(xué)為最發(fā)達(dá);史學(xué)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為最發(fā)達(dá)?！睅浊曛?，中國人在史書中所讀到的東西遠(yuǎn)遠(yuǎn)比戲臺上所看到的內(nèi)容更生動、更豐滿、更能夠了解每一個獨特的個體的成長路徑，中國人真正的戲劇應(yīng)該隱藏在史書之中。真正的包拯并不是一位整日在開封府忙于斷案的包青天，他也有著自己的政治抱負(fù)、自己的朋友圈，也有著一位普通鄉(xiāng)村青年從基層官員一步步走向朝廷重臣的心路歷程，只不過，這些都不曾在戲曲舞臺上呈現(xiàn)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