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浪漫主義詩學的當代建構——論遲子建小說的思想與審美意義
內(nèi)容提要 遲子建的小說具有個性鮮明的浪漫主義詩學特征。遲子建想象力豐富，特別是其構筑的“北極村”小說，既具有唯善唯美的象征色彩和超現(xiàn)實特性，又具有豐富生動的生活細節(jié)描寫，呈現(xiàn)出濃郁的地域文化氣息和人文關懷精神；其抒情色彩鮮明濃郁，抒情內(nèi)涵、思想和藝術表現(xiàn)都深刻蘊含著中國文化的特點及其審美特征。遲子建小說將中西方的浪漫主義文學傳統(tǒng)融入到本土現(xiàn)實生活中，對中國浪漫主義詩學作當代建構。對遲子建小說具浪漫主義詩學特征的定位關聯(lián)著中國文學理論的民族化建構，遲子建小說立足現(xiàn)實、融合中西的特點也表征著中國當代文學發(fā)展的應有途徑。
關鍵詞 浪漫主義詩學；當代建構；遲子建小說；審美意義
近年來，受社會、歷史、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中國當代文學中具有浪漫主義風格特征的作家作品日漸稀少。但遲子建是一個顯著的例外。遲子建自登上文壇，其作品就以強烈的浪漫色彩而引人注目，而且將這種風格一直延續(xù)至今。她的小說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多次獲得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等獎項，她也是最受讀者歡迎的當代小說家之一。遲子建的成功，與其小說獨特的浪漫主義創(chuàng)作個性密不可分。
一 浪漫主義詩學的現(xiàn)實基石
浪漫主義文學最重要的品質(zhì)特征是想象，也就是對現(xiàn)實具超越性。浪漫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的最大區(qū)別，就是它依靠豐富的想象能力，展現(xiàn)不同于客觀現(xiàn)實的生活面，激發(fā)人們對未知世界的幻想，對現(xiàn)實的有限性和限制力予以超越，從而獲得獨特的思想和藝術魅力。18、19世紀西方浪漫主義文學就是在“他們所賦予想象的重要性上和他們對想象所持有的特殊看法上”［1］而區(qū)別于其他作品。中國經(jīng)典浪漫主義作品屈原的《離騷》、莊子的《逍遙游》、吳承恩的《西游記》等，都以上天入地、橫跨古今的浪漫想象而得到大眾的認可。
遲子建小說的想象力非常豐富，突出代表是她的“北極村”系列小說。遲子建以家鄉(xiāng)為背景，建構了虛構性的“北極村”文學世界，作品包括從《北極村童話》《原始風景》開始一直延續(xù)至今的大多數(shù)中短篇小說及長篇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等。在此藝術世界的創(chuàng)造中，遲子建展現(xiàn)了突出而多元的藝術想象力。這種想象力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是強烈的象征性和唯美唯善色彩?！氨睒O村”世界具有很強的象征性。也就是說，作者不是簡單地將這一世界具象化，而是突出其更具抽象和寬泛意義的象征性。作品展現(xiàn)的世界呈現(xiàn)強烈的單面色彩，無論是自然世界還是生活世界，都具有很強的類同性特點。比如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不以個性見長，人物性格多呈類型化特征。作品中那些精靈般的小女孩、慈祥的老婦人和熱情的中青年女性，都有著溫情善良的品性。她們與遲子建在多部作品中所塑造的、具有忠誠品格的狗等動物形象，共同構成一個美而善的象征世界。
與之相適應，“北極村”世界也不是對現(xiàn)實和人性的客觀再現(xiàn)，而是具有唯美唯善特征。從人性、人心、人情的角度說，它們主要呈現(xiàn)人性的善與人心人情的美好的一面。絕大多數(shù)人物形象都具有淳樸善良的品性，內(nèi)心單純，樂于助人。即使偶爾犯錯，也努力地以各種方式來進行彌補。個別作品雖然也涉及苦難和不幸，但很少進行渲染，只是以它們來凸顯善的意義。從書寫生活的角度來說，則富有唯美色彩。這一具有濃郁東北地方色彩的世界，自然風景盡顯優(yōu)美和寧靜，很少有嘈雜和喧嘩聲，人與自然安寧靜謐地融為一體，生命以自由、自然的狀態(tài)生長著，充滿了溫暖和關懷的柔情，恍如一個美好的童話世界。
其二是顯著的超現(xiàn)實性。這一方面體現(xiàn)在作品內(nèi)容呈現(xiàn)的跨時空特點上。作家書寫時，經(jīng)常將歷史、現(xiàn)實、傳說和民俗文化等融合起來，制造出一個亦真亦幻、亦虛亦實的超時空世界。其中，民間文化的融入是很重要的因素。如《額爾古納河右岸》敘述民族文化歷史，書寫了獨特的施巫術、祈甘霖等薩滿神性文化，將逝者和生者的幾代人生命交織在一起，穿插逝者靈魂護佑、生命輪回等觀念，使小說中的世界充滿了強烈的神秘和神性色彩。此外，作家還在不少作品里著力展示和渲染獨特的民間風俗習慣，甚至圍繞這些風俗來組織故事。如《霧月牛欄》中的“霧月”傳說，《逝川》中的“淚魚”故事和放生習俗，以及《秧歌》里的秧歌和看冰燈風俗，等等。這樣就使作品中的現(xiàn)實世界與遙遠的歷史文化彼此交融，超出生活的具體語境，更富抽象性和空靈色彩，并呈現(xiàn)出真實與虛幻、客觀與想象相交織的特點。另一方面，則呈現(xiàn)為藝術上虛實結合的特點。遲子建作品較多地采用兒童敘述視角，一些作品更是采用智力存在一定短板的兒童的視角。兒童視角中的世界肯定不同于客觀現(xiàn)實世界，智障兒童的思維方式更是異于常人，其所折射出來的世界呈現(xiàn)出強烈的變形特征，從而顯示出非現(xiàn)實性特征。此外，還有不少作品將夢境書寫融入到敘述當中，將現(xiàn)實世界與夢中世界相雜糅，使生活呈現(xiàn)虛實相間的特點。如《北國一片蒼?！肪鸵灾魅斯膲艟硜硪鹜禄貞?，故事整體上則處于現(xiàn)實與追憶、真實與幻想交織的迷蒙狀態(tài)?！吨販夭葺芬彩亲屩魅斯母赣H在夢境中傳達感情，以情感紐帶將現(xiàn)實與夢境融為一體，讓人難辨真?zhèn)巍?/p>
“北極村”小說以豐富的想象力建構了唯美唯善的超現(xiàn)實世界，在此之外，遲子建的另一類作品的想象力也很突出。這些作品以東北大興安嶺地域的真實歷史事件或者社會現(xiàn)實生活為背景，作品主要有《樹下》《偽滿洲國》《白雪烏鴉》《群山之巔》《煙火漫卷》等。它們在浪漫想象程度上也許不及“北極村”系列小說，但卻有著很一致的文學想象方式。比如，它們都善于借助民間文化來營造一種象征性和超現(xiàn)實性。如《偽滿洲國》和《白雪烏鴉》等作品都書寫了神秘的薩滿文化，《群山之巔》展示了民間因果報應思想，《樹下》《白雪烏鴉》書寫了地方民俗等，給這些作品蒙上了較強的神秘氛圍。在思想主題上，它們也都具有明確的善的指向。與“北極村”系列小說相較，它們所反映的生活和人性世界要具更多的現(xiàn)實氣息，如《白雪烏鴉》寫慘烈的瘟疫，直面死亡場景，《樹下》書寫了惡的人性和死亡悲劇，《群山之巔》里人物的生活中也包含罪惡、背叛等內(nèi)容。然而，這些作品的結局大都是背負著罪惡者的懺悔和受害者的諒解。可以說，作品寫人性惡的方面，目的是讓罪惡得到救贖；寫死亡，是為了展示生的價值和善的力量。所以，這些作品的故事雖然場景較為寫實，但其與“北極村”系列小說一樣具有較強的象征、唯美唯善和超現(xiàn)實色彩，蘊含著浪漫主義文學的基本品質(zhì)。
浪漫主義想象構成遲子建小說的顯著特色，但這些想象并非完全虛幻的，也不是封閉和個人化的。它們不僅具有較強的社會性，更具有切實的生活描述，傳達出濃郁的生活氣息。這在其具歷史和現(xiàn)實背景的作品中不需多言，真實的歷史和社會背景與生活的日常寫實性敘述自然而密切地交融在一起。如《煙火漫卷》的主要特點就是展現(xiàn)哈爾濱日常生活中濃郁的“煙火”氣息；《偽滿洲國》《白雪烏鴉》《群山之巔》也都有非常具體的歷史場景刻畫和現(xiàn)實細節(jié)描述，生活和社會色彩自然是尤為突出?！氨睒O村”系列小說也具有同樣特點。這些作品在整體氛圍和思想主旨上具有較強的神秘感和虛幻性，但在具體表達上并不缺乏社會和生活氣息。除了極個別的以兒童為中心作書寫的作品外，絕大多數(shù)作品的人物都是普通大眾，與社會環(huán)境具有較強的統(tǒng)一性。而且，這些作品大都細致地展現(xiàn)了不同人物那家長里短、平常起居的日常生活，描述的筆法細致，生活場景展現(xiàn)得極為真切。最典型的如《臘月宰豬》《清水洗塵》《燈祭》等作品，充分展現(xiàn)了地方小城鎮(zhèn)春節(jié)前后熱鬧而瑣碎的生活場景，可謂事無巨細、纖毫畢現(xiàn)?！肚逅磯m》《逝川》《秧歌》等作品也都具有類似的敘述與描寫特點。
切實日常生活與豐富想象的結合，賦予遲子建小說的另一個特點，即具強烈的地域性和當代性。作品中的想象密切關聯(lián)著地方文化，作品中的自然景觀和生活細節(jié)，更帶有濃郁的東北大興安嶺地區(qū)特點。北極村、松花江、哈爾濱、興安嶺……無數(shù)真實的地名一一對應著地方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從森林、雪地，到薩滿教、鄂溫克民族、偽滿洲國、哈爾濱等，從多個側面透射出這片土地的自然、人文和歷史，以及它所孕育出的個性化人情和人物性格。將這一特點體現(xiàn)得最為突出的是其筆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從面貌、衣著到行為語言，都盡顯豪爽直率又不乏溫情的性格，閃耀著旺盛的生命力量，從精神氣質(zhì)層面?zhèn)鬟_出東北的地域文化特性。當代性的特點與地域性特色密切相關。這些作品內(nèi)容雖然有歷史、現(xiàn)實與想象之別，但都凝結著大興安嶺地區(qū)這片土地的精魂，與當代生活世界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此外，作者的關懷視野也呈現(xiàn)出強烈的當代性色彩。作品描繪的所有人物和故事，傳達的是對當下人物生活的深切關懷和對現(xiàn)實社會問題的鄭重思考。
正如有學者所論：“遲子建的探索目光始終梭巡在民間、在底層、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向上，無限地追求精神的高度；向下，極力地逼近日常的內(nèi)核?！保?］遲子建小說以浪漫主義的想象和象征為重要詩學特點，同時又廣泛地運用細致入微的寫實方法，展現(xiàn)出一個真實與虛幻、寫實與想象相結合的文學世界。浪漫主義是其根本性的精神底蘊，現(xiàn)實關懷和寫實藝術則是其重要基石。比如《額爾古納河右岸》，這是一部具有一定紀實性色彩的作品，講述了在現(xiàn)代化生活的沖擊下，東北大興安嶺地區(qū)一些曾經(jīng)以狩獵為生的民族，不得不改變自己的生存方式，也走向新的文明時代。鄂溫克族的生活變遷是伴隨著中國式現(xiàn)代化進程所必然發(fā)生的，作品書寫與折射的正是這一現(xiàn)實。與此同時，作品的文學世界又富有神秘的地方文化色彩，其自然景觀、人物生活和文化習俗，無一不呈現(xiàn)獨特而濃郁的象征性與浪漫主義的詩學特征。《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也一樣。一方面，作品書寫了烏塘地方如蔣百嫂、周二嫂等多位普通百姓的生存故事，展現(xiàn)了多個家庭的日常生活、情感糾葛，以及那些雖陷入死亡陰影卻表現(xiàn)出韌性生存品質(zhì)的人們，表達出敘述者對地方生活和大眾的深切關懷；另一方面，作品又具有很強的文學象征和精神探索的意義。如作品結尾“永別于清流”部分，通過對獨臂人和云領父子生活的書寫，讓敘述者在“放河燈”的過程中和與有靈性的蝴蝶的相遇中，生發(fā)出對生命的深切感悟，達到一種超現(xiàn)實性的精神的升華。
二 浪漫抒情傳統(tǒng)的當代傳承：“中國知性”的文學表達
18至19世紀西方浪漫主義文學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華茲華斯明確指出：“一切好詩都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保?］法國文學史家朗松也說：“浪漫主義是一種以抒情為主導的文學?！保?］以情感為中心的抒情藝術與浪漫主義文學有著非常密切的關聯(lián)。一方面，抒情能夠最為充分地表達人類對生活的超越和追求。特別是在現(xiàn)代文明之前，人類的生活和情感受到環(huán)境多方面的制約，抒情也就成為人們表達其超越這些限制、追求自由的主要方式。直抒胸臆和借景抒情都具有這樣的效果。如屈原的《天問》、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就是面對無垠天地而發(fā)出的對人生短暫即逝的長嘆，蘊含人類對未知世界的不懈追求；同樣，華茲華斯的《抒情歌謠集》、雪萊的《西風頌》等詩作，也借對大自然的謳歌來表達對資本主義世界的否定和批判；另一方面，文學對豐富感情的抒發(fā)，本就符合文學“以情感人”的特點，故能夠引起人們內(nèi)心深處的感情回應，激發(fā)人們對未知世界的認知渴求。它與浪漫主義文學追求超現(xiàn)實的本質(zhì)特征是高度一致的。所以，中西文學傳統(tǒng)中的浪漫主義文學都與抒情藝術不可分割。無論是“湖畔派”詩歌、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等西方經(jīng)典浪漫主義作品，還是中國浪漫主義文學名著屈原的《離騷》、湯顯祖的《牡丹亭》等，都是如此。特別是中國傳統(tǒng)文學，既因文學體裁中敘事性相對較弱、抒情色彩更強而被學者們稱為“抒情文學”［5］，也因其更關注現(xiàn)實日常而形成了一種含蓄深沉、質(zhì)樸內(nèi)斂的抒情文學特質(zhì)。
遲子建的小說具有濃郁的抒情色彩。這首先體現(xiàn)在其對情感生活的執(zhí)著關注上。遲子建小說里的生活世界豐富多彩，但大多關涉情感倫理。她的作品書寫了各種各樣的情感關系，包括親人之間如祖孫、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也包括朋友、鄰居以及陌生人之間的關系，表達了對善良美好情感和人性的贊美，揭示和否定了丑惡人性。情感內(nèi)涵賦予了這些作品以強烈的抒情底蘊，特別是那些贊美人物美善情感的作品，于細膩微妙的筆觸之下，既傳達出對人性的美好期待，也熔鑄了對生命的強烈關懷之情，如《親親土豆》《白雪的墓園》《清水洗塵》《踏著月光的行板》《重溫草莓》等描述男女美好感情的作品。作品中的主人公或者是夫妻或者是情人，相互之間滿是溫情與愛意，人物的每一個細節(jié)、每一句話語，都蘊含著深深的關愛和溫情，作品也因此蕩漾著抒情的浪花，在情感上呈現(xiàn)出強大的感染力。典型文本如《候鳥的勇敢》，講述候鳥管理員張黑臉與他所愛戀的德秀師傅，以及一群名為東方白鸛的候鳥之間的溫情故事。特別感人的是那對白鸛夫妻，在暴風雪中，雄鳥受傷，雌鸛尋來，最后共同相擁而死。作品以鳥喻人，以鳥襯人，于細節(jié)中充盈著對美好感情的高度認可。再如《踏著月光的行板》，兩位從農(nóng)村到城市務工的年輕夫婦，無法在一起生活，只能約定在火車上匆匆見面，生活雖陰差陽錯地造成他們錯失見面的機會，從中卻折射出兩人之間的真摯感情。借助對“月光”意象的抒情性表達，作品對這種美好的感情作了謳歌。
遲子建的小說除了關注人倫之情，還涉及其他層面的感情，比如人與動物、人與自然之間的感情。遲子建的小說經(jīng)常將動物和自然進行人化書寫，賦予自然以生命，賦予動物以靈性，小說中的自然和動物世界都因此充盈著情感色彩，并與人物具有心靈相通的密切關系。關于這一點，有論者作了很全面的概括：“在她的世界里，不僅花草樹木星星月亮風霜雨雪雞鴨鵝狗都富有靈性可與人交流，甚至魚會流淚（《逝川》），土豆會撒嬌（《親親土豆》）……可以和死去的親人交流（《遙渡相思》《重溫草莓》）……”［6］
遲子建小說書寫對情感的關注還體現(xiàn)在思想與情感的密切交織上。遲子建的不少作品有很深刻的文化和現(xiàn)實性思考，如《額爾古納河右岸》《偽滿洲國》《白雪烏鴉》等作品就深入探討了文明發(fā)展、自然生態(tài)、社會文化變遷等重要問題，部分作品表現(xiàn)出哲學思考的意味。但這些作品遠非哲理性小說，它們的思想蘊含在情感故事之中，抒情是作品用以承載思想的重要方式。典型文本如《額爾古納河右岸》，作品借助鄂溫克族最后一位女性老酋長的視角，以第一人稱敘述，語調(diào)從容而深情。在其對民族歷史的追憶、對民族文化的回顧中，可以看到民族所曾經(jīng)面對的生存困境，以及在現(xiàn)代文明沖擊下不得不作出改變的艱難和窘迫。小說敘述包含著客觀和理性的態(tài)度，而女性特有的深情的敘述話語，以及敘述者情感的高度介入，又傳達出強烈的眷戀和傷懷之情。此外，《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對生命意義的探尋，《白雪烏鴉》對苦難與救贖問題的思考，《偽滿洲國》對重大歷史事件真相所作的深層探究，也都呈現(xiàn)出類似的書寫特點。
其次，遲子建小說的抒情性體現(xiàn)在其豐富而濃郁的抒情藝術上。遲子建的小說廣泛地運用抒情方法。比如，它們多采用與讀者之間拉近距離、平等親切的敘述方式，部分作品更是直接以第一人稱敘述，在平靜溫和的語調(diào)中深藏著敘事者的感情。與此一致，小說基本上都采用散文式的筆法和語調(diào)，語言細致輕靈而富有詩意。小說里在對人物或景物的敘述中，會很自然地穿插一些富有感情色彩的比喻或抒情詞語，從而使得敘述滲透著感情，敘述者的感情融化成為作品的感情。比如《逝川》中對“淚魚”的描寫就廣泛地運用富有感情色彩的比喻：“這種魚被捕上來時雙眼總是流出一串串珠玉般的淚珠，暗紅的尾輕輕擺動，藍幽幽的鱗片泛出馬蘭花色的光澤，柔軟的鰓風箱一樣呼噠呼噠地翕動?！保?］《北國一片蒼?！防镞@樣描述那只具有靈性、為主人舍身而死的狗：“永合了那雙迷人的柔和的雙眸。永逝了那溫存感人的聲音?！保?］還有一些作品，在某些重要的場合，也會采用直抒胸臆般的直接抒情方式。如《群山之巔》的結尾：“一世界的鵝毛大雪，誰又能聽見誰的呼喚！”［9］
遲子建的小說中，對自然意象的描述也富有感情色彩。其小說中的自然意象非常豐富，如月光、風雪、森林、草地等具有濃郁地域特色的意象，在其作品中呈現(xiàn)出多姿多彩的樣貌。它們無一例外地都凝結著敘述者的深情，共同形塑著其動人的抒情文學世界。典型文本如《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結尾對“放河燈”場景的書寫，將生活中的動與靜巧妙交織，傳達出敘述者對生命的深刻感悟，貌似平淡的語調(diào)中蘊含深情，頗有川端康成《雪國》的韻味，其中深藏的是中國傳統(tǒng)美學精神：
雖然那里是沒有光明的，但我覺得它不再是虛空和黑暗的，清流的月光和清風一定在里面蕩漾著。我的心里不再有那種被遺棄的委屈和哀痛，在這個夜晚，天與地完美地銜接到了一起，我確信這清流上的河燈可以一路走到銀河之中……月亮因為升得高了，看上去似乎小了一些，但它的光華卻是越來越動人了。我們才進三山湖景區(qū)，就望見獨臂人像棵漆黑的椴樹一樣，候在月光下。［10］
遲子建小說的抒情書寫中具有很強的現(xiàn)代氣息。比如其小說對美善人性的贊美，就蘊含著現(xiàn)代人文精神；其以和諧為中心的自然生態(tài)觀念以及對物質(zhì)文化的反思，也都與對現(xiàn)代主義的反思思潮有著內(nèi)在的一致性。而其作品在藝術上既廣泛地采用細膩的風景描寫和人物心理描寫，還采用限知的兒童視角，從中皆可看到現(xiàn)代小說技術的影響。然而，從總體上來說，遲子建小說的抒情特征是以本土生活為主體，呈現(xiàn)出強烈的中國文化和現(xiàn)實關懷的特點。
首先，在抒情內(nèi)涵上，遲子建的小說不以個人為中心，不追求西方浪漫主義式的個性自由，而是以群體為中心，致力于表達以善為中心的倫理思想，這是典型的具中國文化色彩的表達方式。比如，遲子建的小說對善與惡關系的表達主要有兩種方式：其一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道德觀念，其二是善惡相生、因果報應的思想。像《群山之巔》《煙火漫卷》《額爾古納河右岸》等作品都敘述了多個善惡糾結的故事，因果報應是推動這些作品敘事的重要動因。同樣，《霧月牛欄》中的寶墜繼父、《樹下》中的七斗等，都是深陷于惡與善的沖突中。這種道德倫理觀念與中國民間文化顯然有著密切關系。再如，我們從遲子建小說對惡的處理方式上也可以看到中國文化的影響印記。遲子建的小說對待惡的行徑，不是采用“冤冤相報”、讓壞人得到懲罰的快意恩仇方式，而是努力地表現(xiàn)出慈悲與寬厚，通過道德力量來對惡人進行感化。她所有作品都采用幾乎相同的方式：塑造富含良善和寬恕精神的正面人物，給曾有惡行的人物鋪設懺悔和自新的道路。這就是遲子建在創(chuàng)作談中明確表示的：“……我特別喜歡讓惡人有一天能良心發(fā)現(xiàn)、自思悔改，因為世界上沒有徹頭徹尾的惡人，他身上總會存留一些善良的東西?！保?1］如果去追蹤遲子建這種處置惡的方式的精神淵源，可以看到它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以德報怨”思想和儒家“仁愛”觀念的深刻關聯(lián)?？鬃釉凇抖Y記》中說過：“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后人對這一思想也有這樣的闡釋，“以德報怨，則天下無不釋之怨矣”［12］?？梢哉f，寬恕和仁愛是中華民族優(yōu)秀倫理思想的重要內(nèi)容，遲子建小說是以小說的形式對其進行當代的闡釋與傳承賡續(xù)。
其次，在一些與情感密切關聯(lián)的思想層面，遲子建的小說也蘊含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思想，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其生命觀。遲子建的小說比較多地寫到生命的逝去，特別是親人的逝去，這體現(xiàn)出其對生命的珍重態(tài)度，也使不少作品呈現(xiàn)出較強的感傷色彩。然而，遲子建的小說雖感傷但不絕望，其中關于死亡包括親人死亡的書寫，表現(xiàn)得痛苦卻有節(jié)制，表達的是達觀和平靜的生命態(tài)度。比如《親親土豆》中，深情的妻子對丈夫的去世并沒有過分地悲哀，而是將其作為一種自然的分別，所以在分享豐收的喜悅時，妻子將丈夫完全當作在場者：“雪后疲憊的陽光掙扎著將觸角伸向土豆的間隙，使整座墳洋溢著一股溫馨的豐收氣息。李愛杰欣慰地看著那座墳，想著銀河燦爛的時分，秦山在那里會一眼認出他家的土豆地嗎？他還會聞到那股土豆花的特殊香氣嗎？”［13］再如《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敘述者遭遇愛人去世的不幸，她不是一味地痛苦，而是努力以自己的方式進行排遣。其方式之一是借助于各種“鬼故事”以得到逝者與生者精神相通的心理暗示，從而獲得精神上的慰藉（包括給去世的丈夫命名為“魔術師”，其所具有的神秘莫測內(nèi)涵的寓意中，也傳達出類似的意圖效果）；方式之二是借助于對生命苦難的更深體驗，也就是深入地體察底層人的艱辛，認識到生命的有限性和死亡本就屬于生命的一部分，以大眾生命的堅韌和頑強來激勵與安慰自己。這一點，就像遲子建在愛人意外離世不久后創(chuàng)作《候鳥的勇敢》時的感受：“可在我眼里，它的去向，如此燦爛，并非不吉，誰最終不是向著夕陽去呢，時間長短而已。因為八九十年，在宇宙的時間中，不過一瞬?！保?4］對于生命來說，燦爛遠比長度更重要。這種透著從容和豁達的大視野背后，是人靈相通、自然一體的世界觀，從中可以看到莊子“齊死生，同人我”的道家思想印記，更與中國民間文化及中華民族生命哲學有著深刻關聯(lián)。
遲子建小說中的自然觀念也是如此。遲子建“北極村”系列小說中意圖構造生命自然生長、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世界，在現(xiàn)實題材作品中表達對傳統(tǒng)倫理的懷念和對物質(zhì)文化的否定，蘊含的是以和諧與平衡為核心理念的自然觀念，以及對單向發(fā)展主義思想的批判性反思。雖然不能說這些思想觀念完全來自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但它們與中國傳統(tǒng)的“天人合一”“和諧”自然觀有著內(nèi)在一致性，也極為匹配當前的一些社會現(xiàn)實。隨著高科技的快速發(fā)展，人類的生活質(zhì)量有了很大提高，但與此同時，人類的生存處境也存在巨大的隱患。如果作無節(jié)制、無約束地單向度發(fā)展，自然環(huán)境和人文倫理都有可能遭受到嚴重損害，進而導致人類陷入自毀困境。遲子建帶有生態(tài)詩學意味的文學書寫，與新時代中國式現(xiàn)代化發(fā)展所要求的重視生態(tài)人文的科學發(fā)展觀，是有著內(nèi)在的一致性的。
第三，遲子建小說的抒情藝術也密切地關聯(lián)著現(xiàn)實生活和中國審美傳統(tǒng)。這方面表現(xiàn)得最為突出的是其小說情感都緊扣人物命運，蘊含對人物的深切同情和關懷。如前所述，作家的“自我”較多地介入小說敘述當中，敘述者的感情與人物感情形成“共情”效果，并將這些感情落實到具體現(xiàn)實生活環(huán)境和人物深層心理世界中，因此，作品雖然情感充盈，但卻并不濫情，而是盡顯真摯和真誠，富有感人的力量。同樣，小說的故事構架方式也體現(xiàn)出較為充分的中國傳統(tǒng)小說敘事特點。其故事結構普遍單純明晰，很少作曲折的敘事轉(zhuǎn)換和運用敘事技巧，這是對中國小說的故事性和通俗性傳統(tǒng)的繼承。至于其作品中常見的對各種地方民俗和傳說故事的講述，則可以從中看到中國民間文化的影響。此外，遲子建小說的抒情方式也有如此特點。遲子建小說很少采用直接抒情的方式，而是多將感情融入生活細節(jié)中，含蓄蘊藉地表達感情。包括作品中人物的情感表達，也很少作盡情的宣泄，而是帶著有形或無形的節(jié)制，掩藏在生活表層的背后。比如《候鳥的勇敢》，雖然美麗而深情的東方白鸛夫妻在風雪中死去，但張黑臉和德秀師傅卻度過了劫難，他們掩埋了東方白鸛并為之憑吊。雖然兩人前路未明，但相互之間愛的溫情還是賦予了作品一絲暖色，令人依稀感受到對未來的希望。同樣，《白雪烏鴉》盡管書寫了慘烈的鼠疫災難，但結尾卻描述了一片白雪消融、春回大地的景象，給人以生命重生的可期待之感。包括《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這樣書寫沉重悲情的作品也是這樣。它的敘述始終沉靜內(nèi)斂，偶有幽默語調(diào)，既傳達自然和達觀的生命態(tài)度，也構筑“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美學風格，從中可見中國抒情文學傳統(tǒng)的影響。而且，這一影響還體現(xiàn)在一些具體的抒情方法上。如前所述，遲子建小說的抒情藝術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將作家情感充分地滲透到所書寫的對象之上，讓那些原本與人類情感并不相通的動植物也都飽含感情色彩。這很容易讓我們想到王國維對中國“有我之境”抒情文學傳統(tǒng)的概括：“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15］也讓人想到中國文學理論原典《文心雕龍》所概括的：“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保?6］所以，遲子建小說抒情藝術的底蘊其實是中國審美文化，是含蓄、感傷與堅實現(xiàn)實性的融合。
三 中國本土綻放的浪漫之花
從前文所述可見，遲子建小說的浪漫主義特點具有很強的獨特性，它既不同于18、19世紀的西方浪漫主義文學，又與中國20世紀在西方文學影響下產(chǎn)生的郭沫若、郁達夫等人筆下的政治浪漫主義和感傷浪漫主義有著較大差別。正因為此，評論界在討論遲子建小說時往往含糊其辭，很少明確以“浪漫主義”來對其審美特征進行定位［17］。
與對遲子建小說的認知最直接地相關聯(lián)的是對“浪漫主義”概念的認知，內(nèi)在層面則涉及到中國當代文論的民族性建設問題。“浪漫主義”的概念來自于西方文學，具有很強的歷史必然性。因為現(xiàn)代中國是在長期封閉之后才得以開放，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新生和發(fā)展離不開向西方文學的借鑒和學習。但是，中國文學的發(fā)展不可能一直依賴于借鑒，對文學理論的理解和應用也不能始終停留在原始層面。正如有學者所說，中國文學要走向真正獨立，必須包括兩個因素：其一是“以中國文化為本位，才有可能找準中國文學的位置，‘找到中國言說方式的立腳點’”［18］，即與民族文學傳統(tǒng)密切關聯(lián)，對傳統(tǒng)文學進行現(xiàn)代化更新和改造，進而實現(xiàn)融匯中西方文學資源的目標；其二是對西方文學和文藝理論進行有益的借鑒，將它們?nèi)谌氲綄ΜF(xiàn)實生活的表達中，使之化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所以，有理論家的闡釋頗有道理：“中國文論建設的基點，一是拋棄對外來理論的過分倚重，重歸中國文學實踐；二是堅持民族化方向，回到中國語境，充分吸納中國傳統(tǒng)文論遺產(chǎn)；三是認識、處理好外部研究與內(nèi)部研究的關系問題，建構二者辯證統(tǒng)一的研究范式?！保?9］也就是說，對文學理論和概念的理解和應用，不能完全依賴和襲用西方文學傳統(tǒng)，而是應該結合中國文學傳統(tǒng)予以融匯和統(tǒng)一。
具體到本文涉及的“浪漫主義”這一文學概念，中國古典文學雖然沒有在字面上運用“浪漫主義”一詞，但“浪漫主義”作為一種詩學品質(zhì)，從《詩經(jīng)》《楚辭》開始的中國古典文學中就有非常普遍的存在。而且，也有多位作家和批評家對相關理論進行過深入的闡釋。如劉勰《文心雕龍》提出的“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華而不墜其實”［20］，如李贄、湯顯祖、袁枚等人的“主情論”“唯情論”“性靈說”，特別是湯顯祖對文學的理解“世總為情，情生詩歌，而行于神”［21］，“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22］。凡此種種，都是對浪漫主義文學理論的深入思考。無論是從文學品質(zhì)還是從理論內(nèi)涵上說，中西浪漫主義文學都既有著基本的一致性，又呈現(xiàn)出各自的個性特征。所以，我們運用“浪漫主義”概念，如果不是指稱作為18至19世紀西方文學思潮意義上的“浪漫主義”，而是將其作為一個詩學概念和審美范疇，就完全沒有必要拘泥于西方文學理論，而是應該結合中國的文學歷史，將其建立在與中國文學理論相關聯(lián)的基礎上［23］。
事實上，正如美國學者韋勒克對“現(xiàn)實主義”概念的評述，“現(xiàn)實主義作為一個時代性概念，是一個不斷調(diào)整的概念，是一種理想的典型，它可能并不能在任何一部作品中得到徹底的實現(xiàn)，而在每一部具體的作品中又肯定會同各種不同的特征，過去時代的遺留，對未來的期望，以及各種獨具的特點結合起來”［24］，在西方文學歷史上，“浪漫主義”“現(xiàn)實主義”概念都是有著不確定性的，是處在不斷發(fā)展和變化中的［25］。特別是在當下的全球化時代，文化交流廣泛而深入，文學創(chuàng)作必然呈現(xiàn)出更豐富的交融特征和多元品質(zhì)。優(yōu)秀作家會更廣泛地吸收多元文化資源，其創(chuàng)作也會呈現(xiàn)出與傳統(tǒng)文學不同的個性特質(zhì)。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顯然不應該將對“浪漫主義”的理解拘泥在18、19世紀的西方文學時期，也應該充分認識到遲子建小說具有浪漫主義的基本詩學品質(zhì)。
由此，可以更加明確地闡析遲子建浪漫主義小說的創(chuàng)造性貢獻和價值。遲子建的小說以中國文化思想為潛在源泉，立足于本土現(xiàn)實生活和民間文化，兼具現(xiàn)代西方浪漫主義傳統(tǒng)氣息，形成了自己的鮮明個性，對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之美作了有機融合?？梢哉f，多元傳統(tǒng)是遲子建小說創(chuàng)造性的內(nèi)在源泉，對當代生活的深刻理解是其創(chuàng)造性的觸發(fā)點，而獨特的生命感悟和藝術表達是其創(chuàng)造性的生動呈現(xiàn)。遲子建小說既是對傳統(tǒng)浪漫主義的拓展和創(chuàng)新，也是文學世界性的當下交匯，它閃耀著中國浪漫主義詩學之美，是在中國土地上所誕生的文學精靈。
正因為如此，遲子建浪漫主義小說對當代中國讀者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它對善的倫理追求與和諧自然的生命態(tài)度，是悠久文化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回響，也非常切合有著悠久歷史的中國“詩教”審美傳統(tǒng)［26］，在物質(zhì)文化盛行的當代中國社會，這些作品呈現(xiàn)出不同于流俗的思想魅力，也能讓大眾產(chǎn)生心靈的共鳴。同時，遲子建小說描繪的大多是普通大眾的日常生活，內(nèi)容平實細致，很容易令人產(chǎn)生親切感和熟悉感。小說簡潔的故事與敘事結構，含蓄深情的表達，以及富有地域文化特征的超現(xiàn)實想象，都既能呼應大眾的審美習慣，又具有現(xiàn)代審美的新奇吸引力。以《額爾古納河右岸》為代表的“北極村”文學世界，是作家卓越的想象力和地域文化靈性的巧妙交融，是當代中國文學中具有獨特個性魅力的一個存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候鳥的勇敢》等作品也是將中國抒情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生活、作家個人生活經(jīng)歷和生命體驗融于一體的優(yōu)秀作品。
遲子建的創(chuàng)作既得益于作家個人的生活體驗，又得益于作家與自己生活和文化的深切聯(lián)系。遲子建曾這樣表達過：“我想我傾注了童年的生活體驗和青春的那種浸透著憂傷的浪漫，它的故事充滿了哀愁?！保?7］可以說，遲子建成長過程中形成的美好記憶、廣袤無垠的大興安嶺自然世界，是滋育遲子建浪漫主義小說的重要源泉。而遲子建對文學創(chuàng)作也有很強的自覺意識，她既充分認可并努力深化自己從家鄉(xiāng)生活和民族文化中獲得的滋養(yǎng)，又積極追求并始終遵循內(nèi)心世界的精神需求，始終堅持為自己生長的土地和民眾來寫作。與此同時，遲子建又有著非常廣泛而深入的現(xiàn)代文學閱讀經(jīng)驗，對屠格涅夫、契訶夫、川端康成、蕭紅等作家尤為喜愛且推崇，從其小說的浪漫主義詩學風格中可以隱約看到這些作家的影響印記［28］。這種既立足本土又富有開放性的文學姿態(tài)，是遲子建的藝術個性和文學才華得以充分發(fā)揮的重要原因。
從中國當代文學史角度看，遲子建的創(chuàng)作與其發(fā)展方向有著高度的契合性。如前所述，中國當代文學作為中華民族的文學，必須融入到本土現(xiàn)實和文化傳統(tǒng)中。只有將深廣的民族文化和文學傳統(tǒng)作為深厚資源，并將其滲透到現(xiàn)實表現(xiàn)和關注中，它才能建立起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精神思想和藝術個性，走向獨立和成熟。在這方面，最重要的不是尋求理論的“正宗”與概念的“純粹”，而是需要作多元文化的借鑒及與現(xiàn)實的融匯。以浪漫主義文學為例，郭沫若的《女神》和郁達夫的《沉淪》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最初階段的創(chuàng)作高峰。此后，以沈從文的《邊城》、蕭紅的《呼蘭河傳》、艾青的《北方》為代表的現(xiàn)代文學，以孫犁的《鐵木前傳》、曲波的《林海雪原》、張承志的《黑駿馬》、莫言的《紅高粱》為代表的當代文學，在結合中國文學傳統(tǒng)、將西方浪漫主義文學融入呈現(xiàn)現(xiàn)實生活方面，作了不同方向的深化和超越。對于魯迅的作品也許不宜以“浪漫主義”來認知，但《社戲》《故鄉(xiāng)》《在酒樓上》等作品也融合了中國傳統(tǒng)浪漫主義文學的不少因素，呈現(xiàn)出一定的浪漫主義文學品質(zhì)，對后來的創(chuàng)作者極富啟迪性。遲子建小說既是對這一傳統(tǒng)的繼承，也顯示出自己鮮明的個性特征。
當然，這并非說遲子建的創(chuàng)作業(yè)已臻于完美?；蛘邷蚀_地說，具浪漫主義詩學特征的遲子建的小說，其實也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浪漫主義小說的某些內(nèi)在困境與發(fā)展難題。首先，從文學史上看，浪漫主義小說的最大缺點就是容易模式化。吳承恩的《西游記》盡管想象力豐富，但其中有著頗多雷同的故事情節(jié)，西方作家如夏多布里昂、雨果等著名浪漫主義作家的小說也因為明顯的二元對立模式，在藝術上存在著單調(diào)與模式化的缺陷［29］。如何將浪漫主義詩學品格與豐富的思想及對生活的現(xiàn)實性書寫結合起來，值得深入探討。其次，不少傳統(tǒng)浪漫主義文學作品存在情感有余、思想不足的缺陷。如何克服浪漫主義文學與生活之間所存在的距離，特別是如何讓浪漫主義文學作品能融入更為深刻且豐富的思想，這是其在未來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一個重要前提。這其中，如何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文學資源作當代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真正地展現(xiàn)中國思想和審美文化的個性特色，是難度最大且最為重要的課題之一。中國傳統(tǒng)哲學內(nèi)涵豐富而深邃，提供的是與西方哲學不同的思維及認知方式，如果能夠使其充分地對接社會現(xiàn)實并作文學性的呈現(xiàn)，這無論是在思想層面還是在審美層面都將極具意義。討論遲子建小說的浪漫主義詩學品格，所涉及的問題其實對整個中國當代作家的創(chuàng)作都具有啟示意義。中國當代文學已逾七十年，也已取得不容小覷的創(chuàng)作佳績，中華民族也正在步入偉大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新時代，作家和文學理論家們須秉持強烈的民族文化自覺與開拓創(chuàng)新意識，方能創(chuàng)造出新時代文學的輝煌一頁。新時代呼喚文藝高峰，也必將鑄就文藝高峰，對此我們拭目以待。
注釋
［1］利里安·弗斯特：《浪漫主義》，李今譯，第52頁，昆侖出版社1989年版。
［2］楊姿：《抒情性：走在文學的回鄉(xiāng)路上——略論遲子建小說創(chuàng)作的當下意義》，《文學評論》2014年第5期。
［3］華茲華斯：《抒情歌謠集序言》，曹葆華譯，王春元、錢中文主編：《英國作家論文學》，第16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5年版。
［4］朗松：《法國文學史》，《歐美古典作家論現(xiàn)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二），第239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
［5］參見陳世驤《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tǒng)——陳世驤中國古典文學論集》，張暉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5年版；王文生《中國文學思想體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6］韓春燕：《神性與魔性：遲子建〈群山之巔〉的魅性世界》，《當代作家評論》2015年第6期。
［7］［13］遲子建：《親親土豆》，第123頁，第17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
［8］遲子建：《北國一片蒼茫》，第88—8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版。
［9］ 遲子建：《群山之巔》，第32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
［10］遲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第93頁，江蘇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
［11］張英：《溫情的力量》，《文學的力量》，第302頁，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12］孫希旦：《禮記集解》（下），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第1240頁，中華書局2022年版。
［14］遲子建：《〈候鳥的勇敢〉后記：漸行漸遠的夕陽》，《收獲》2018年第2期。
［15］王國維：《人間詞話》，李夢生譯評：《人間詞話全譯釋評》，第6頁，中華書局2018年版。
［16］劉勰：《文心雕龍·神思》，周振甫譯：《文心雕龍今譯》，第248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
［17］在中國知網(wǎng)中，評論遲子建小說創(chuàng)作的論文數(shù)量達到1000多篇，但以“浪漫主義”對其進行界定的只有寥寥數(shù)篇。
［18］王齊洲：《本體闡釋 路在何方——對“強制闡釋論”的冷思考》，《江漢論壇》2017年第2期。
［19］張江：《當代西方文論若干問題辨識——兼及中國文論重建》，《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5期。
［20］劉勰：《文心雕龍·辨騷》，周振甫譯：《文心雕龍今譯》，第46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
［21］［22］湯顯祖：《耳伯麻姑游詩序》，徐朔方箋校：《湯顯祖詩文集》（下），第1050頁，第109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3］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有學者深入辨析了中國和西方浪漫主義的區(qū)別及文化背景，參見羅鋼、陳莊《東西方浪漫主義文藝思想的幾點比較研究》，《中國比較文學》1985年第1期。
［24］韋勒克：《批評的諸種概念》，丁泓、余徵譯，第241頁，四川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
［25］韋勒克在《文學史上浪漫主義的概念》一文中細致梳理了歐洲浪漫主義思潮的內(nèi)在差異性，參見R.韋勒克《文學思潮和文學運動的概念》，劉象愚選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
［26］方長安：《中國詩教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轉(zhuǎn)化及其當代傳承》，《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3期。
［27］遲子建：《〈樹下〉自序》，《樹下》，第1頁，北岳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28］遲子建在訪談中表示“只有川端康成作品真正代表了東方精神”，“《雪國》是絕唱”，參見文能、遲子建《暢飲天河之水——遲子建訪談錄》，《花城》1998年第1期；另參見遲子建《那些不死的魂靈啊》，《遲子建散文》，第16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
［29］參見劉春芳《浪漫主義——二元對立模式的情感延伸》，《河北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