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卷紀念版《高爾基文集》出版

中文版收入作品最全，編委會成員陣容強大

　　8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36年的6月18日，馬克西姆·高爾基先生在莫斯科永久地停止了呼吸。他的作品《母親》《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等在世界范圍內都贏得了各類讀者和各類批評家的廣泛好評，尤其是《海燕》，在中國幾乎婦孺皆知。80年后的201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一次性集中推出二十卷本的豪華版《高爾基文集》，來紀念這位偉大的作家。

　　人民文學出版社于一九八〇年代編輯出版二十卷本《高爾基文集》，是在由夏衍、巴金、戈寶權、韋君宜、葉水夫、孫繩武、陳冰夷、姜椿芳、曹靖華、樓適夷組成的編輯委員會的主持下進行的。這一編選工作聯(lián)系著這些老一代學者自一九二〇年代以來的珍貴文學記憶，凝聚著他們參與現代中國新文化建設的心血，也寄寓著他們讓人類優(yōu)秀文化遺產薪火相傳的美好愿望。如今，在當前的中國，重新出版這套大型文集，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1.高爾基在俄羅斯

　　在莫斯科的白俄羅斯車站廣場，至今矗立著高爾基的紀念像，它的底座上鐫刻著：“偉大的俄羅斯作家馬克西姆·高爾基”。在俄羅斯歷史悠久、影響頗大的《文學報》報頭上，高爾基頭像也和詩人普希金的頭像并列，作為俄羅斯文學的優(yōu)秀代表，每周出現于讀者面前。與此相對應的是，蘇聯(lián)解體以后，俄羅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計劃編輯出版的八十卷本《高爾基全集》仍然在陸續(xù)問世，系列叢書《高爾基：資料與研究》《高爾基檔案》等連續(xù)出版物還在繼續(xù)出版，國際性的“高爾基系列報告會”依舊是每隔兩年如期舉行一次，歷屆學術報告會的論文也隨之結集出版，代表高爾基研究新水平的專題研究著作仍在不斷出現。這一切都表明，人文科學研究并不總是像時局和市場那樣變動頻繁。顯示于俄羅斯高爾基研究領域的，更多的是一種對于民族文學和文化遺產的堅定守護。歲月的流逝和歷史風云的變幻并沒有使人們都像一些與時俱進的評論者那樣，認定高爾基及其作品早已過時，而是依然感覺到他的文學遺產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與藝術價值。

　　2.高爾基在中國

　　高爾基在中國的影響同樣是巨大的。早在一九〇七年，他的作品就被譯介到我國來。五四以后，中國文學界更為重視對高爾基作品的翻譯和研究。魯迅、茅盾、瞿秋白、巴金、郁達夫、柔石、馮雪峰、周揚、夏衍、穆木天等現代中國文壇上成就斐然的人物，都是高爾基作品的譯者，而且，他們大都留下了評價高爾基其人其作的精彩文字。中國文學界歷來有魯迅是“中國的高爾基”之說，這不僅是指他們兩人在本國文學中的地位和作用相當，更主要的是因為他們的創(chuàng)作具有改造國民性、重鑄民族靈魂的相同基本意向。路翎、艾蕪、張?zhí)煲怼⑹Y光慈、夏衍、王西彥等現代作家，也在不同方面受到高爾基創(chuàng)作的直接影響。高爾基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一直延續(xù)到當代。這種影響既有精神、思想和人格層面的，也有具體創(chuàng)作方面的。高曉聲、張賢亮、高行健、喬良、舒婷、梁曉聲、張煒等當代作家，或曾滿懷深情地談到高爾基對自己的震撼與影響，或顯示出和高爾基相近的創(chuàng)作意向與風格，這都充分表明當代中國文學依然受到高爾基思想與文學遺產的滋養(yǎng)。一九八〇年代，在我國新時期文學觀念的歷史性轉換中，理論界重提“文學是人學”這一命題，對于文學的起死回生和復歸本位，起過至關重要的作用。人們當然沒有忘記，最先做出這一精辟概括的正是高爾基。

　　3.高爾基的遺產

　　高爾基去世后，他的思想、創(chuàng)作和人格，依然浸潤著他身后的一代代俄羅斯作家的心靈。他對于提高民族精神文化素質問題的憂心關注，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歷史作用的充分肯定，他關于政治與文化之關系的卓越見解，對民族文化心理條件、道德水準與民族命運之關系的深邃思考，對于思想文化領域中的矛盾的特殊性、規(guī)律性的深刻洞察，等等，都為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中陸續(xù)出現的《靜靜的頓河》《切文古爾鎮(zhèn)》《日瓦戈醫(yī)生》等揭示歷史復雜性的作品提供了思想上、認識上的準備，并在這些作品中獲得了形象的展開。一九五〇年代初期作為當代蘇聯(lián)文學之先聲的“解凍”文學的出現，其實是高爾基一貫堅持的現實主義和人道主義精神得到恢復和重新確認的標志。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代蘇聯(lián)文學中大量涌現的道德題材作品，則是對高爾基所致力的民族文化心態(tài)批判的一種悠遠的呼應。一九八〇年代“回歸文學”中出現的一系列帶有歷史反思色彩的作品，同樣可視為當年高爾基的思考、探索和追尋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