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文學如何進入“文學場”(黃平)

　　閱讀提示

　　網絡作家與批評界的分裂對于雙方都是一種傷害：網絡作家可以在市場中獲得巨大的物質利益，卻難以得到文學界的認同，始終處于一種尷尬的無名狀態(tài)；而批評界則將在互聯網時代被進一步邊緣化

　　網絡文學要進入“文學場”，社會結構的變化所導致的觀念的變化、知識分子的介入，這兩個因素缺一不可

　　網絡文學在可預見的時期內，還是一個自我循環(huán)的文學圈，無法有效地進入“文學場”，改變將是十分緩慢的

　　網絡文學與批評界的分裂

　　我多次參加網絡文學方面的會議，往往一邊坐著文學批評界的各位優(yōu)秀批評家，另一邊坐著幾位著名的網絡作家。批評家這一邊的桌簽“高大上”：北京大學某某教授、復旦大學某某教授……而另一邊的網絡文學作家面前的桌簽，真是五花八門，土豆、西紅柿……眼睛一花，很容易以為這是農業(yè)農村工作會議，但這里的“土豆”和“西紅柿”不再是瓜果蔬菜，而是網絡文學界的著名寫手，他們每個名字的背后，都是數以百萬計的青少年讀者。

　　批評家與網絡作家，分屬不同的符號世界，差異之大正如桌簽所顯示的那樣，雙方的對話注定是艱難的。我們的批評家對于網絡文學是十分陌生的，他們只能將“土豆”與“西紅柿”視為一類，泛泛地談談“蔬菜”的特點，而不是各自的味道。幾乎每次對于網絡文學的討論，最后都變成對網絡的討論，這顯示出我們進入網絡文學的乏力。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批評界處于一種被動的地位，邀請來參加研討會的網絡作家，都不是批評界基于文學標準的選擇，而只是基于網友的點擊量。

　　同樣，網絡作家比教授們帶的研究生還年輕，在這類研討會上也展示著學生一樣的謙遜，不斷地在本子上勾勾畫畫，似乎認真地做著筆記。然而，作家們內心深處，恐怕未必很在乎批評家們的意見，他們真正在乎的是電腦前那些普通網友的意見。他們的文學生命，取決于網友們的點擊和訂閱。

　　這種分化在當下充滿著挑戰(zhàn)性：網絡作家不再像傳統(tǒng)作家一樣依賴于“文學刊物發(fā)表作品—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批評家召開研討會—獲得各類文學獎、入選各類文學選本”這條傳統(tǒng)的文學道路，網絡作家繞開了傳統(tǒng)的文學中介，直接面對普通讀者，網友們說不出深刻的學理，但是一個個普普通通的“贊”，支撐起真實的評價體系。

　　網絡作家與批評界的這種分裂對于雙方都是一種傷害：網絡作家可以在市場中獲得巨大的物質利益，卻難以得到文學界的認同，始終處于一種尷尬的無名狀態(tài)；而批評界則將在互聯網時代被進一步邊緣化。

　　重視社會結構的變化

　　怎么發(fā)揮文學批評對于網絡文學的篩選、評價功能？我們不妨從歷史中汲取智慧。我覺得在此有必要回溯兩類歷史經驗：一類是小說的經典化之路，另一類是通俗小說的經典化之路。

　　無論就世界文學史還是就中國文學史而言，小說一開始的地位并不高。在西方世界中，史詩與戲劇的地位在18世紀之前遠高于小說，西方文學中的“小說”，在18世紀后期才正式得以命名。美國著名學者伊恩·瓦特在《小說的興起》中指出，小說的出現源自以個人主義為特征的社會的建立，而個人主義源自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發(fā)展，社會的實體在市場經濟中不再是家庭、教會與任何集體單位，而是個人。伊恩·瓦特將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視為現代小說的鼻祖，并將小說的基本標準視為“對個人經驗而言是真實而新鮮的”。小說在英語中的對應詞匯novel，其本意也正是新穎的、新奇的。

　　小說在西方剛剛開始出現的時候，也面臨著網絡文學所面對的批評：格調不高。伊恩·瓦特指出，小說在18世紀被認為是一種降低格調的寫作方式，書商取代了過去庇護作家的貴族，古典的文學標準搖搖欲墜。今天被視為經典作家的笛福，當年和網絡文學作家的做法相似，為了經濟利益將小說寫得冗長累贅。當時的編輯很不滿笛福的做法，而且抱怨笛福沒有完整的作品，像網絡作家一樣挖下一個個大坑。不過，隨著以個人主義為重要價值標準的西方現代世界的到來，小說越來越受到歡迎，逐漸取代史詩與戲劇，成為最重要的文學形式，笛福也成為享譽世界的大作家。

　　中國的情況同樣如此，長期以來“詩”與“文”的地位也遠高于小說。據華東師范大學譚帆教授《“小說”考》所考證，明清之前對于小說的理解，大致有以下三種：小說是“小道”，無關政教，此為先秦兩漢時期確立的最早的文類觀念；小說是有別于正史的野史、傳說，這一觀念大致在南北朝時出現；小說作為口頭伎藝名稱，指稱民間發(fā)展起來的“說話”伎藝，這出現于三國時期。直到明清時期，伴隨著通俗小說的興起與繁盛，小說最終確立了“虛構的有關人物故事的特殊文體”這一內涵。晚清的民族危機，更是刺激梁啟超等知識分子以“小說”作為“新民”的工具，即以小說傳播新思想，啟迪民智，救亡圖存，所謂“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小說的地位空前提高，曾經的通俗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等，從“四大奇書”上升為“四大名著”，與唐詩宋詞并列，完成了自身的經典化。

　　縱觀中國與世界的文學發(fā)展歷程，就像《小說的興起》譯者序所闡明的，小說作為一種文學形式，它的產生、發(fā)展、完善，需要一定的社會歷史環(huán)境，而其中的哲學、宗教、經濟、社會階級、科學技術諸種因素都對小說的定型發(fā)揮作用。社會歷史的發(fā)展推動觀念的變化，觀念的變化推動小說的浮沉，今天討論網絡小說進入“文學場”，應該有這份歷史的視野。

　　呼喚知識分子的介入

　　此外，就小說的內部而言，作為亞文類的通俗小說的經典化，對于網絡文學有更為切近的參考。就以金庸為代表的通俗小說為例，其作品的經典化，在文學觀念轉型的背景下，依賴大學、出版社為代表的知識界的介入，在研究論文、文學選本、大學課程、學術研討會等各個方面予以支撐。

　　就大學而言，1994年金庸被北京大學授予名譽教授，1999年被浙江大學聘為文學院院長。北京大學中文系陳平原、嚴家炎在20世紀90年代先后開設了武俠小說研究課程，并各自出版專著《千古文人俠客夢》《金庸小說論稿》，金庸也成了北大博士的論文選題，如宋偉杰博士的《從娛樂行為到烏托邦沖動》。就出版社而言，同樣在1994年，三聯書店推出36冊《金庸作品集》，風行大江南北。就文學選本而言，還是在1994年，北京師范大學王一川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小說卷》，將金庸排在魯迅、沈從文、巴金之后，老舍、郁達夫、張愛玲之前，成為轟動一時的文化事件。而北京大學謝冕、錢理群主編的《中國百年文學經典》，則將《射雕英雄傳》列為“經典”。至于學術會議與研究論文，更是車載斗量，不計其數。

　　綜上所述，網絡文學要進入“文學場”，社會結構的變化所導致的觀念的變化、知識分子的介入，這兩個因素缺一不可。只有具備了這兩個條件，網絡文學才能擺脫目前的文學地位，享有相匹配的成熟的評價體系。就現狀而言，這兩個條件還不成熟，無論是網絡文學作家還是關注網絡文學的批評家，都應該更耐心一些，現在談論網絡文學進入文學場還為時尚早。目前我們的文學觀念還無法接受網絡文學的美學特征，知識分子的介入更是寥寥，網絡文學在可預見的時期內，還是一個自我循環(huán)的文學圈，無法有效地進入文學場。我們討論過往的歷史可以彈指千年，但對于歷史中的我們，這種改變是十分緩慢的。

　　最后也有必要提醒有抱負的網絡作家，不要把一種新文類的經典化視為歷史的必然規(guī)律，小說乃至通俗小說固然有經典化的范例，但更多的是被歷史湮滅的寂然無聲。決定文學之為文學的“文學性”，既是歷史的產物，又不完全是歷史性的，衡量文學作品的思想、語言、結構等要素是普適性的標準，不會因面對網絡文學而降低。要想作品獲得好的評價，首先要將作品寫好，這是最樸素的道理。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