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在練習寫作的路上，我聽聞的愈多，能肯定的就愈少。我明白，話語國度里沒有神，我只敬畏人的堅定。理論家伊格爾頓在《生命的意義是爵士樂團》一書里，主張“最杰出的悲劇，反映了人類對其存在之基本性質的勇氣”，他判定，悲劇的“源頭”，“是古希臘文化中認為生命脆弱、危險到令人惡心的生命觀”。作者置身宛如布滿暗雷之戰(zhàn)區(qū)的現(xiàn)實世界，“虛弱的理性只能斷斷續(xù)續(xù)地穿透世界”，行路艱險，作者為何還能穩(wěn)定創(chuàng)作，為何不放棄直面永無答案的問題？理論家小結，“或許，惟一的答案只存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抗壓性，以及將它們化為藝術的藝術性與深度”。

伊格爾頓在論述時也展現(xiàn)了與所論述的悲劇作者相似的、直面存在的“勇氣”。伊格爾頓想以論述建造的，借巴赫金的話說，是“某種兼表價值和時間的等級范疇”的“絕對過去”。明白這情感認同，我們才能理解他想借過去的片磚塊瓦，安頓一代在話語歷史中佚散的作者亡靈如活體，以虛構的秩序，加贈他們思考的一致性印記。早在歐洲“現(xiàn)代文學”啟動前的遙遠上古，他指認最早的現(xiàn)代主義者：將存有的艱難都“化為藝術的藝術性與深度”的古希臘悲劇作者群。

“虛弱的理性”如何“穿過生命的地雷區(qū)”？理論家堅信混沌過往是必可破譯的，因一切正以對“我”獨具意義的形式持續(xù)下去；伊格爾頓論證：有永恒意義的不是內容，而是能裝載調和內容的活體形式，在自我生命限度內，在對人及其同伴、“我輩”的情感認同下，永不放棄求索、聆聽。這“執(zhí)哲學意義核心的友 誼”或許是獨有人類印記的情誼；不過，即便是這樣的友誼，也難免盲目與虛妄。杰出的虛構總一并指涉杰出的盲域。難以想象的只是：許多在未來我們論證“理 應”發(fā)生的事，可能其實都已發(fā)生過。

我有時想象：萬一在伊格爾頓所描述的上古雷區(qū)里，真存在一位超早熟的、本分的現(xiàn)代主義者，在時空阻隔后，他能否被識見呢？我想，這會非常困難。主要因為那時的藝術展演需要審美機制的龐大資助：沒有任何一位悲劇作者能拒絕向機制自我行銷并通過審查，以獲得向后世傳播的強波器。也因為那時印刷與文本保留技術極端薄弱，這位現(xiàn)代主義者字字句句本衷于心、只面向個人的創(chuàng)作，無論如何更純粹地達到“藝術性與深度”，恐怕都會形同寫在空中或水上。他會是不被“我輩”友誼合歌的失蹤者，雖然，伊格爾頓事關書寫精神性的話語，字字句句都更適于指涉他，而非任何已為人識見的悲劇作者。

我頗想效仿理論家，動用一點后來者的盲視特權，刻意簡省對時代癥狀、地域文化等“后現(xiàn)代情境”的運用，隱沒別具深意的差異，想象當時間過盡，而我必須向外星人說明“文學創(chuàng)作者”是什么時，我也許能說：所謂“文學創(chuàng)作者”是一種奇怪的存有；他屬于人類時間的造物，但就最符合倫理學的角度，他只能期待自己永遠是新人。

他將度過一段摸索期，寫作尚未對他形成準確意義，他將以相對單純的情感，及所能運用的對虛構體裁的理解，嘗試以話語勞作，對他人發(fā)聲。這些帶有他個人素樸的、未盡深思卻再難復制的印記，既是個人的，也是時代的。幸運的話，他將被歸類、認識與解讀，也對自己有更多的參照性理解。更幸運的話，這可能是面向現(xiàn)世之個人創(chuàng)作的真實“源頭”：他會對書寫作為保留或替代記憶之技術存在深深的信任與不信任。悖論始于更廣漠的威脅，面臨取消一切記憶與情感的暴力，暴力的核心是：以存活之姿跟世界和解，通常意味著交出個人的獨特性；而并非人人都能理解的是：比之傷逝，這可能令幸存的生者更憤怒。

于是，所謂“文學創(chuàng)作”可能是這樣的：每種嘗試處理人類回憶或在行使回憶保存技術的寫作，在內里，對作者同時存在著嘲弄與僭越。作者像行走于懸索之上，他惟一依憑的寫作路徑，可能在下一步銷毀他走過的步伐。特別是當他對應隨著亡者消失的過往世界和某種特定生活方式時，他依憑的寫作意義，有種與日俱增的反作用力，即對個人書寫意義的深刻懷疑。最幸運的，他能找到調和上述一切困頓的意義形式，也許，就在歡樂高歌、容其同坐的陌生人群中；或在他意識到自己的痛哭，和寫下的所有話語一樣，極可能穿不透現(xiàn)世時間砌造的靜默無風帶之后。

之后，他可能像“文學創(chuàng)作者”的本質那樣，能聽聞在終將湮滅的宇宙里，惟有在場的他能聽聞的。來自更長久“之后”的我，希望他有勇氣，做好盡責旁聽生，就已存世的一切，把能理解的寫下來，在水上，在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