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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悲傷和苦難之上,從不缺乏人性的陽光
來源:文匯報 | 遲子建  2020年08月19日08:43
關(guān)鍵詞:遲子建 《煙火漫卷》

對于作家遲子建來說,哈爾濱是一座埋藏著父輩眼淚的城。從1990年從大興安嶺遷居哈爾濱至今,作家在這座城市生活了30年。

寫完《群山之巔》后,這部關(guān)于哈爾濱的長篇,就列入了遲子建的創(chuàng)作計劃中:“無論是素材積累的厚度,還是在情感濃度上,我與哈爾濱已難解難分,很想對它進行一次酣暢淋漓的文學表達?!?/span>

2019年4月,作家開始了《煙火漫卷》的寫作,同年歲末完成初稿。在寫作過程中,遲子建在這座城市發(fā)現(xiàn)了一顆露珠。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哈爾濱這座自開埠起就體現(xiàn)出鮮明包容性的城市中碰撞與融合,“他們在彼此尋找中所呈現(xiàn)的生命經(jīng)緯,是文學的織錦,會吸引我與他們再續(xù)緣分”。

如今,這部長篇開始走向讀者。本報特刊發(fā)遲子建所作《悲傷和苦難之上,從不缺乏人性的陽光》,使讀者得以了解《煙火漫卷》背后的創(chuàng)作歷程。

——編者

 

哈爾濱對于我來說,是一座埋藏著父輩眼淚的城。

埋藏著父輩眼淚的城,在后輩的寫作者眼里,可以是一只血腳印,也可以是一顆露珠。

我十七歲前的行跡,就在連綿的大興安嶺山脈。山脈像長長的看不見的線,日月之光是閃亮的針,把我結(jié)結(jié)實實縫在它的懷抱中。初春的風認識我,我總是小鎮(zhèn)那個早早摘掉圍脖和手套的女孩,所以我的手總是比別的孩子要皴。夏日的溪流認得我,我常去那洗衣裳刷鞋子,將它們晾曬在溪畔草叢,交由太陽這個大功率烘干機,奔向樹林采摘野果??蓯旱臉渲偸菕炱莆业囊律眩晕疑砩系难a丁也比別的女孩多。秋天時凝結(jié)在水洼上的薄冰認得我,它們瑩白的肌膚上有著妖嬈的紋路,被晨曦映照得像一面鑲嵌著花枝的銅鏡,我愛穿著水靴,把它們一個個踩爛,聽著冰的碎裂聲,感覺自己在用腳放爆竹,十分暢快,完全不理會冰的疼痛。冬天生產(chǎn)隊的牛馬認得我,那時上學除了交學費,還得交糞肥,只要發(fā)現(xiàn)公家的牛馬出來拉腳,我就提著糞筐尾隨著??捎袝r你跟了半里地,它們一個糞球都不賞,我便賭氣地團了雪球打牛馬,這時總會遭到車老板的叱罵。所以開學之前,因為糞肥不夠秤,我和鄰居小伙伴曾去牲口棚偷過馬糞。

我少年時代的生活世界就是這樣,在大自然的圍場里,我是它的一個小小生物,與牛馬豬羊、樹木花鳥一樣,感受這世界的風霜雨雪。無邊無際的森林,炊煙裊裊的村落,繁花似錦的原野,縱橫交織的溪流,是城市孩子在電影或畫冊中看到的情景,可它們卻是我的日常生活圖卷。

我對哈爾濱最早的認知,是從父親的回憶中。童年的我懵懂無知,曾鬧出不少笑話。比如看完京劇《沙家浜》,我認定有的地方的人是唱著說話的。比如父親提到城市的公園時,我自作聰明地以為,這是男人才能進的園子。因為我們小鎮(zhèn)的男人談及女人生孩子,不說生男生女,而說生公生母,很自然地把人歸于動物的行列。父親童年不幸,我奶奶去世早,爺爺便把父親從帽兒山,送到哈爾濱的四弟家,而他四弟是在兆麟公園看門的,多子多女,生活拮據(jù)。父親在哈爾濱讀中學時寄宿,他常在酒醉時講他去食堂買飯,不止一次遭遇因家長沒有給他續(xù)上伙食費,而被停伙的情景。貧窮和饑餓的滋味,被父親過早地嘗到了。父親說他功課不錯,小提琴拉得也好,但因家里沒錢供他繼續(xù)求學,中學畢業(yè)后,他沒跟任何人商量,獨自報名來參加大興安嶺的開發(fā)建設(shè)。爺爺?shù)乃牡艿弥@個消息時,父親已在火車站了。父親這一去,直到1986年因病辭世,近三十年沒回過哈爾濱。而他留給我的哈爾濱故事,多半浸透著眼淚。

父親去世后,1990年我從大興安嶺師范學校,調(diào)轉(zhuǎn)到哈爾濱工作。每次去兆麟公園,我都會憂傷滿懷,想著這曾是父親留下足跡的地方啊,誰能讓他的腳印復(fù)活呢。

初來哈爾濱,我的寫作與這座城市少有關(guān)聯(lián),雖是它的居民,但更像個過客,還是傾情寫我心心念念的故鄉(xiāng)。直到上世紀末我打造《偽滿洲國》,哈爾濱作為這個歷史舞臺的主場景之一,我無法回避,所以開始讀城史,在作品中嘗試建構(gòu)它。但它始終沒有以強悍的主體風貌,在我作品中獨立呈現(xiàn)過。十年過去了,二十年過去了,我在哈爾濱生活日久,了解愈深,自然而然將筆伸向這座城,于是有了《黃雞白酒》《起舞》《白雪烏鴉》《晚安玫瑰》等作品。

熟悉我的讀者朋友知道,我的長篇小說節(jié)奏,通常是四到五年一部。其實寫完《群山之巔》,這部關(guān)于哈爾濱的長篇,就列入我的創(chuàng)作計劃中。無論是素材積累的厚度,還是在情感濃度上,我與哈爾濱已難解難分,很想對它進行一次酣暢淋漓的文學表達。完成《候鳥的勇敢》《燉馬靴》等中短篇小說后,2019年4月,我開始了《煙火漫卷》的寫作。上部與下部的標題,也是從一開始就確定了的——《誰來署名的早晨》與《誰來落幕的夜晚》。寫完上部第二章,我隨中國作協(xié)代表團訪歐,雖然旅途中沒有續(xù)寫,但筆下的人物和故事,一路跟著我漂洋過海,始終在腦海沉浮升騰,歷經(jīng)了另一番風雨的考驗。

我們首站去的是我2000年到訪過的挪威,因為卑爾根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當年歸國后我還寫了個短篇《格里格海的細雨黃昏》。而此次到卑爾根,最令我吃驚的是,這座城市少有變化,幾乎每個標志性建筑物和街道,還都是我記憶中的模樣,甚至是城中心廣場的拼花地磚,一如從前。而在中國,如果你相隔近二十年再去一座城市,熟悉感會蕩然無存,它既說明了中國的飛速發(fā)展,也說明我們?nèi)狈Τ鞘徐`魂。而有老靈魂的城市,一磚一瓦、一木一石都是有情的。在卑爾根海岸,我眼前浮現(xiàn)的是“榆櫻院”的影子,這座小說中的院落,在現(xiàn)實的哈爾濱道外區(qū)不止一處,它們是中華巴洛克風格的老建筑,歷經(jīng)百年,其貌蒼蒼,深藏在現(xiàn)代高樓下,看上去破敗不堪,但每扇窗子和每道回廊,都有故事。它們不像中央大街黃金地段的各式老建筑,被政府全力保護和利用起來。這種半土半洋的建筑,身處百年前哈爾濱大鼠疫發(fā)生地,與這個區(qū)的新聞電影院一樣,是引車賣漿者的樂園,夜夜上演地方戲,演繹著平民的悲喜劇。從這些遺留的歷史建筑上,能看到它固守傳統(tǒng),又不甘于落伍的鮮明痕跡。這種藝術(shù)的掙扎,是城市的掙扎,也是生之掙扎吧。

從卑爾根我看到了“榆櫻院”這類建筑褶皺深處的光華,到了塞爾維亞,我則仿佛相遇了《煙火漫卷》中那些傷痛的人——傷痛又何時分過語言和膚色呢!在塞爾維亞的幾日少見晴天,與塞爾維亞作家的兩場交流活動,也就在陰雨中進行。其中幾位前南老作家,令我肅然起敬。他們樸素得像農(nóng)夫,好像每個人都剛參加完葬禮,臉上彌漫著一股說不出的哀傷。對,是哀傷不是憂傷。憂傷是黎明前的短暫黑暗,哀傷則是夕陽西下后漫長的黑暗。他們對文學的虔敬,對民族命運的憂慮,使得他們的發(fā)言惜字如金,但說出的每句話,又都帶著可貴的文學溫度,那是血淚。這是我參加的各類國際文學論壇中,唯一沒有誰用調(diào)侃和玩世不恭語氣說話、唯一沒有笑聲發(fā)出的座談。窗里的座談氛圍與窗外的冷雨,形成一體??嚯y和尊嚴,是文學的富礦和好品質(zhì),一點不假,安德里奇的《德里納河上的橋》誕生在這片土地,不足為奇。塞爾維亞作家腦海中抹不去對戰(zhàn)爭廢墟的記憶,而我們也抹不掉對這片土地一堆廢墟的記憶。盡管穿城而過的多瑙河在霧雨中,不言不語地向前,但傷痛的記憶依然回流,刻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上。

五月初歸國后,回到書桌前的我,總覺在陰雨中,雖說外面春花爛漫。作家在心靈世界應(yīng)該置身的,就是這樣的天氣吧。我一邊寫長篇,一邊忙公務(wù)。因為籌建黑龍江文學館,館陳內(nèi)容由我牽頭負責,所以幾乎每周都要主持一次會議,和各門類專家梳理從古至今的黑龍江文學史。半年時間,召開了近二十場會,展陳大綱數(shù)易其稿。但無論多累,回到家里,我不忘墾殖這塊長篇園地,它帶給我創(chuàng)作的愉悅和心靈的安寧。

寫累了,我會停頓一兩天,乘公交車或是地鐵,在城區(qū)之間穿行。我起大早去觀察醫(yī)院門診掛號處排隊的人們,到凌晨的哈達果蔬批發(fā)市場去看交易情況,去夜市吃小吃,到花市看花,去舊貨市場了解哪些老器物受歡迎,到天主堂看教徒怎樣做禮拜。當然,我還去新聞電影院看二人轉(zhuǎn),到老會堂音樂廳欣賞演出,尋味道外風味小吃。凡是我作品涉及到的地方,哪怕只是一筆帶過,都要去觸摸一下它的門,或是感受一下它的聲音或氣息。最觸動我的,是在醫(yī)大二院地鐵站看到的情景。從那里上來的乘客,多是看病的或是看護病患者的,他們有的提著裝有醫(yī)學影像片子的白色塑料袋,有的拎著飯盒,大都面色灰黃,無精打采。有的上了地鐵找到座位,立刻就歪頭打盹。在一個與病相關(guān)的站點,感覺是站在命運的交叉口,多少生命就此被病魔吞噬,又有多少生命經(jīng)過救治重獲新生。這個站點的每一盞燈,都像神燈。能夠照耀病患者的燈,必是慈悲的。

長篇寫到三分之二處,我遭遇到一個網(wǎng)上惡帖的攻擊,選擇報案后,雖然心情受到影響,但并未因此停筆。文學確實是晦暗時刻的閃電,有一股穿透陰霾的力量。與此同時,我和同事又馬不停蹄地籌備作協(xié)換屆。但無論多忙,我每天都要把長篇打開,即便一字不寫,也要感受一下它的氣息。

2019年歲末,長篇初稿終于如愿完成了。記得寫完最后一行字時,是午后三點多。抬眼望向窗外,天色灰蒙蒙的。我穿上羽絨服,去了小說中寫到的群力外灘公園。春夏秋季時,來這里跑步和散步的人很多。那時只要天氣好,我會在黃昏時去塑膠跑道,慢跑兩千米。但冬季以后,天寒地凍,灘地風大,我只得在小區(qū)院子散步了。十二月的哈爾濱,太陽落得很早。何況天陰著,落日是沒得看了。公園不見行人,一派荒涼。候鳥遷徙了,但留鳥仍在,尋常的麻雀在光禿禿的樹間飛起落下。它們小小個頭,卻不懼風吹雪打,該有著怎樣強大的心臟啊。

我沿著外灘公園猩紅的塑膠跑道,朝陽明灘大橋方向走去。

這條由一家商業(yè)銀行鋪設(shè)的公益跑道,全長近四公里。最初鋪設(shè)完工后,短短兩三年時間,跑道多處破損,前年不得不鏟掉重鋪。因為塑膠材料有刺鼻的氣味,所以施工那段日子,來此散步的人銳減。為了防止人們踏入未干透的跑道,施工方用馬扎鐵和繩子將跑道區(qū)域攔起來??墒橇轮醒囊粋€傍晚,我去散步時,在塑膠跑道發(fā)現(xiàn)一只死去的燕子。燕子的嗅覺難道與人類不一樣,把刺鼻的氣味當成了芳香劑?它落入塑膠泥潭,翅膀攤開,還是飛翔的姿態(tài),好像要在大地給自己做個美麗標本。而與它相距不遠,則是一只凝然不動的大老鼠——沒想到灘地的老鼠如此肥碩。這家伙看來不甘心死去,劇烈掙扎過,將身下那塊塑膠,攪起大大的旋渦,像是用毛筆畫出的一個逗號,雖說它的結(jié)局是句號。而我一路走過,還看見跑道上落著煙頭、塑料袋、一次性口罩、糖紙、房屋小廣告等,當然更多是樹葉。本不是落葉時節(jié),但那兩日風大,綠的葉子被風劫走,命差的就落在塑膠跑道上,徹底毀了容顏。

無論死去的是燕子還是老鼠,無論它們是天上的精靈還是地上的竊賊,我為每個無辜逝去的生靈痛惜。

我們在保護人不踏入跑道時,沒有想到保護大自然中與我們同生共息的生靈,這一直是人類最大的悲哀。

如今的塑膠跑道早已修復(fù),我迎著冷風走到記憶中燕子和老鼠葬身之地時,哪還看得到一點疤痕?它早以全新的面貌,更韌性的肌理,承載著人們的腳步。去冬雪大,跑道邊緣處有被風刮過來的雪,像是給火焰般的跑道鑲嵌的一道白流蘇。完成一部長篇,多想在冷風中看到一輪金紅的落日啊,可天空把它的果實早早收走了,留給我的是陰郁的云。

2020新年之后,開過作協(xié)換屆會,極度疲憊的我重感冒了,我一路咳嗽著奔回故鄉(xiāng)。每年臘月盡頭,我都要去白雪籠罩的山上給父親上墳,和他說說心里話。那天我一邊給他灑酒和燒紙,一邊告訴他我完成了一部關(guān)于哈爾濱的長篇小說,還告訴他去年是我過得最累的一年,但我挺過來了。父親離開我們?nèi)嗄炅?,但我有了委屈,還是會說給他聽。我總想另一世的父親,一定還在疼著他的女兒。

還記得去年十一月中旬,長篇寫到四分之三時,我從大連參加完東北學會議,乘坐高鐵列車回哈爾濱。透過車窗望著茫茫夜,第一次感覺黑暗是滾滾而來的。一個人的內(nèi)心得多強大,才能抵抗這世上自然的黑暗和我不斷見證的人性黑暗啊。列車經(jīng)過一個小城時,不知什么人在放煙火,沖天而起的斑斕光束,把一個蕭瑟的小城點亮了。但車速太快,煙火很快被甩在身后,前方依然是綿延的黑暗。這不期而至的煙花,催下了我心底的淚水。而在列車上流淚,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2002年初春,愛人車禍罹難,我從哈爾濱乘夜行列車北上奔喪,眼淚流了一路。而這一次,卻仿佛不是因為悲傷和絕望,而是在無邊無際的黑暗中,看到了仿佛地層深處噴涌而出的如花絢麗。這種從綻放就宣告結(jié)束的美好,攝人心魄。所以回到哈爾濱后,我給小說中的一個歷經(jīng)創(chuàng)痛的主人公,放了這樣一場煙火。

我的長篇通常修改兩遍,年后從故鄉(xiāng)回到哈爾濱,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哈爾濱與大多數(shù)省會城市一樣,采取了限制出行措施。我與同事一邊和《黑龍江日報》共同策劃組織“抗疫”專號文章,一邊修改長篇。每日黃昏,站在陽臺暖融融的微光中,望著空蕩蕩的街市,有一種活在虛構(gòu)中的感覺。與此同時,大量讀書,網(wǎng)上觀影。波拉尼奧的《2666》是這期間我讀到的最復(fù)雜的一部書,小說中的每個人似乎都是現(xiàn)代社會“病毒”的潛在攜帶者,充滿了不安、焦慮與恐懼,波拉尼奧對人性的書寫深入骨髓。我唯一不喜歡的地方,是他把罪惡的爆發(fā)點集中在墨西哥,就像中國古典小說寫到情愛悲劇,往往離不開“后花園”一樣。如果人類存在著犯罪的淵藪,那它一定是從心靈世界開始的。

二月改過一稿,放了一個月,四月再改二稿,這部長篇如今要離開我,走向讀者了。在小說家的世界中,總是發(fā)生著一場又一場的告別,那是與筆下人物無聲的告別。在告別之際,我要衷心感謝《煙火漫卷》中的每個人物,每個生靈,是他們伴我度過又一個嚴冬。

我在哈爾濱生活了三十年,關(guān)于這座城市的文學書寫,現(xiàn)當代都涌現(xiàn)了許多優(yōu)秀作家,我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小小的參與者。任何一塊地理概念的區(qū)域,無論它是城市還是鄉(xiāng)村,都是所有文學寫作者的共同資源。這點作家不能像某些低等動物那樣,以野蠻的撒尿方式圈占文學領(lǐng)地,因為沒有任何一塊文學領(lǐng)地是私人的。無論是黑龍江還是哈爾濱,它的文學與它的經(jīng)濟一樣,是所有樂于來此書寫和開拓的人們的共同財富。

在埋藏著父輩眼淚的城市,我發(fā)現(xiàn)的是一顆露珠。

我對小說中寫到的經(jīng)營“愛心護送”車的人,做過艱難采訪,因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shù)人是拒絕的。當然也有我在現(xiàn)實中尋不到的影子,但在我對這座城市歷史的回溯中,追蹤到的人物。像猶太人謝普蓮娜、俄裔工程師伊格納維奇、日本戰(zhàn)俘、民間畫師等等,他們是百年前這片土地的青春面孔,如今他們的后輩,無論猶太后裔、戰(zhàn)爭遺孤還是退休獄警,與孤獨的老人、傷痛的少年、懷揣夢想的異鄉(xiāng)人,甚至城郊的趕馬人等等,在哈爾濱共同迎來早晨、送別夜晚。當我告別這些人物時,感覺他們似乎還有沒說完的話。這讓我想起四年前到群力新居的次日,是新年的早晨,我走向北陽臺時,迎接我的除了新年的陽光,還有一只站在窗外的鷹!這森林草原的動物為何出現(xiàn)在城市?它是迷路了、受傷了還是因為饑餓?它有話要說與一個孤獨的房屋主人嗎?我有無窮的疑問。當我返身取相機,想拍下它的那刻,機警孤傲的它張開翅膀,朝著天空飛去。一個浪跡天涯的精靈,一定有著一肚子的故事。這只鷹和我在塑膠跑道遇見的死去的燕子,合二為一,成了小說中雀鷹的化身。

小說總要結(jié)束,但現(xiàn)實從未有尾聲。哈爾濱這座自開埠起就體現(xiàn)出鮮明包容性的城市,無論是城里人還是城外人,他們的碰撞與融合,他們在彼此尋找中所呈現(xiàn)的生命經(jīng)緯,是文學的織錦,會吸引我與他們再續(xù)緣分。

我偏愛格里格、肖邦、斯美塔那、西貝柳斯這些民族樂派的大師,在他們的音樂里,你能聽到他們身后祖國的山河之音,看到挪威的山巒,波蘭的大地,捷克的河流,芬蘭的天空。音樂家和作家在呈現(xiàn)大千世界時,也許只是山巒里山妖的一聲歌唱,大地上人民的一聲嘆息,天空中歸鳥的一聲呢喃,以及河流的一聲嗚咽。但這每一個細小之音匯聚成流時,聲勢就大了。這樣的民族之音,歡樂中沉浸著悲傷,光榮里有苦難的淚痕。而悲傷和苦難之上,從不缺乏人性的陽光。就像我們此時身處的世界,在新冠肺炎的陰影中,如此動蕩如此寂靜,但大地一定會在不久的將來,敞開溫暖寬厚的懷抱,給我們勞作的自由。

毫無疑問,經(jīng)歷煉獄,回春后的大地一定會生機勃發(fā),煙火依然如歌漫卷。

(作者為著名作家?!稛熁鹇怼芳磳⒂扇嗣裎膶W出版社出版)